走下坡路的男人

”可怜的姑娘！”只要看到诺玛从窗前经过，看到她破旧的外套和脚下一双男人的大鞋子，妈妈便总要这么感慨。她们是高中同学，诺玛曾是班里的尖子生，毕业典礼上代表学生发过言。她那时很用功，也很乖巧，现在也一样。酒不是她的，她只是爱吃冰淇淋，酒是她丈夫的。她丈夫是兽医，从战场上回来，跛得很厉害。
总是仔细观察大人让我挺早熟的，或者说，有时我会很明显的”与众不同”，要么就是”这孩子有点怪怪的”。1959年7月的时候，我搬去和奶奶住，她一眼便看出来了。当然，她开始只说了些表面的事，比如说我皮包骨头、弱不禁风。但她还有点尖酸地说，我有个坏习惯，总是用眼睛盯着她，还说我是个长了一双大耳朵的”小茶壶”，她从没见过这么爱偷听大人话的孩子。
我之所以要住到奶奶家，是因为那年三月，妈妈的肺病加剧了。大伙都觉得挺意外。熟人都觉得她的病不会严重到哪儿去，其实并非如此。政府出资的x光体检发现，妈妈有肺结核。妈妈脸色灰白、神情忧郁地收拾好东西，准备住到外地的疗养院。
到学年快结束的将近一个月时间，爸爸一个人照看家，还有我。他身材瘦高，性格忧郁，像根耸拉着叶子的野草。爸爸结婚很晚，却很适应家庭生活。我不太喜欢他。
妈妈生病不在家，爸爸心怀抑郁。他拿根破铅笔给她写很长的信，字迹潦草，难于辨认。后来，我不在家了，他每周都去看妈妈。他心肠太软，多愁善感，谁摘下帽子，谁家的猫死了，他都会眼泪汪汪的。他跟他妈、就是我奶奶布拉德利不太一样，他没她那么果断，也没那么硬的心肠。
他那么多的兄弟姐妹也没有。这个老太太挺坚决，没把携带责任意识与实干精神的细胞遗传给笨拙的子女。她的孩子一个个生意失败、婚姻破裂，一次次经受失败与灾难，即便往好的说，也总是一次次的战略退却。我父亲算是例外，其他孩子的事业与生活都不稳定。
妈妈从他们身上，也没看到什么可资补救的希望。他们太爱喝酒，说话吵闹，养的孩子也没什么教养，像些堕落的魔鬼，毫无礼数。妈妈总有无数的例子教育我，怕我以后也成那样的人。”你吃东西像猪一样，”她会这么说，”跟那个表弟埃尔文一模一样”，或者跟爸爸说，”你没好好管教他，他会变得跟莫里的小儿子一样说话没礼貌。”
布拉德利奶奶身处在不幸与悲惨的家族中心，如磐石一般。各种问题摊在她门口。我堂妹克丽丝达16岁，肚子被人搞大，不知道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谁，也没法指个罪犯逃逸的方向出来，让大伙声讨。她被送到奶奶家，生下了孩子。厄尔尼叔叔在奶奶家的农场戒了酒。埃德叔叔也跑到奶奶家躲了好几个月，为的是躲避几个买了他预制的、可以自行组装的农用飞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