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

轻重的地方。说白了，用公共资金为自己“搞政绩”，从而拉选民争捐款。比如，最着名的一个案例，阿拉斯加州两个议员极力推动一个两亿两千多万美元的“特殊专款”，要给一个只有50　个人的孤岛造一座桥，这事后来成了笑谈，称其为“哪儿也不到的桥”。
各种调查都表明，earmark　的现象近年来在美国议会中剧增。根据一个叫“公民抵制政府浪费”组织的数据，1995　年国会里只有　1439　起　earmark，到　2005　年，已经窜到了　13997起。
earmark算不算“腐败”，这实际上涉及到民主的一个核心问题：被选举出来的官员到底代表谁是仅仅代表那些选举了他的人，还是整个公共利益如果是公共利益，那么民主的要害不仅仅在其“代表性”，而在于对于公共利益是什么的“理性判断”，但是如果加入这种主观的分析和思考，这种主观性的限度又何在代议民主制中的“代议”二字又如何保证局部利益既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也可能成为它的障碍。当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一再担忧的“派系问题”，就是如何把局部利益控制在整体利益之下。
earmark虽然是美国政治中近些年才猖獗起来的现象，但是没有earmark的形式却有earmark　的实质的“特殊利益”却始终存在。英语中“猪肉桶”这个词porkbarrel，也是指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瓜分公共资源这个“猪肉桶”，以争取选票或者政治捐款。比如，很多人认为“农业补贴”，就是一块“猪肉”。波士顿地区花了一百四十多亿的一个交通改善项目俗称“大坑”，也常常被认为是“猪肉”的典型。
“耳朵上的记号”也好，“猪肉桶”也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具有了专业性，这就是美国普遍的“游说集团”现象。华盛顿周围，逡巡着一大批专业的游说集团，类似充斥北京的各地各企业的“办事处”。游说集团代表着某行业某集团或者某地区的利益，努力从参众两院中“挤钱”。本来，这也的确是帮助议员们“倾听民情”“接近基层”的机会，是民主制度里宝贵的传统之一，但是，如前所说，局部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把握不好，就因小失大。专业化了的游说集团，甚至可以凭其与国会的关系建立“猪肉”市场，“拍卖”其政治资源，所以在局部利益游说集团议员的三角关系之间，出现前述的两个腐败案例，也就不足为奇了。earmark　现象近　10　年的猛增，也和游说集团的商业化趋势相关。有人干脆说，earmark　成了游说集团的“自动提款机”。
两起重大腐败案，加上“哪也不到的桥”这样的笑话，美国　earmark　改革的呼声也日趋强烈。
由于各方压力，2006　年国会中的　earmark　大幅下降。2007　年　1　月　5　日，众议院通过改革议案，规定所有所有的　earmark　都必须公开标明倡议议员姓名用途成本，议员也必须证实自己与此　earmark　没有利益相关性，宗旨就是提高　earmark　的透明性。
当然了，有些乐于为自己的选民“请命”议员还是不服气。对于他们来说，我为我的选民争取利益，何罪之有一个伊利诺州的女议员就说，她“还将为自己的选区而斗争”。看来，一个政治家太死心眼了也不行，因为你对你的选民“负责”，很可能就是对更广大选民的“不负责任”。
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几年以前，我一个哥大的博士同学突然宣布不读了，问他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做一个地铁售票员”。听了之后，我大笑，一个常青腾大学的博士生，辍学转当地铁售票员我完全把他说的话当成一个笑话了。
直到前些天，目睹了　7百万纽约人因为　3万交通工人罢工，在寒冷的清晨步行几个小时去上班上学，才渐渐明白我那个同学所说的话，很可能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现实的计划。
一个纽约公交工人平均年工资为　6万　3千美元，同时还享有终生医疗保险养老保险，55岁就可以退休拿养老金。而且，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所以抱的基本是铁饭碗，不可能被随便解雇。这个待遇的分量是什么呢要知道，美国人的年家庭平均收入为　4万　5千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成人都是纽约公交工人的话，那么这在美国就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家庭了。同时，美国人平均的退休年龄是　65岁。哥大一般的系院里，刚受雇佣的年轻教授一般年收入是　4到　6万美元之间――而且要当一个教授，要接受　10年左右的高等教育训练，这个过程的艰辛不说，竞争惨烈难找工作不说，往往还要使在读学生背上一屁股债务――难怪我的同学要“明智”地转行去做地铁工人了。
纽约公交工人活得这么爽，为什么还要罢工呢这部分当然是因为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不用去非洲，就让他们到中国来旅游一圈，看看中国沿海一些血汗工厂的打工妹或者国企倒霉的下岗工人，估计他们肯定会死死抱住自己的岗位，给啥也不换了。然而，更重要的，当然是美国工会的势力。
美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工会，一般按行业组织，比如汽车工人工会，服务行业工会，甚至分得更细，理发员工会，清洁工工会，保姆工会等等。当然，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工会之间对成员的竞争也很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每一个行业会出现一个或几个较大的工会，其他的小工会，作为子工会，加入这些大的母工会。这些小工会与母工会有一些协商庇护资助关系，但小工会有自己的董事会财政来源，所以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工人加入工会是自愿的，条件是交成员年费，好处当然是工会会出面和雇佣者协商劳工合同，就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等等与雇佣者讨价还价。谈拢了，当然好。谈不拢，工会可以号召工人弟兄们起来罢工示威。如果这个工会的号召力足够强，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某个行业或某个工厂搞瘫痪，雇佣者当然得给工会“面子”了。对于政治家来说，由于工会在左右工人的选票方面的号召力，它同样是一个“大爷”，也得罪不起。正是因为工会在左右经济政治方面的“势力”，美国工人的待遇在有工会以来，一直在“扶摇直上”。社会地位另论的话，就“舒服”程度来说，在美国做一个“蓝领工人”，的确是非常“舒服”的职业。比如，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很容易注意到，美国的建筑施工速度非常慢，与中国一年一栋高楼的速度完全无法相比――这也难怪，美国建筑工人　8点上班，5点下班，上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下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午饭吃它两个小时，五年能盖好一栋楼就不错了。
又比如，美国普通的白领，根本请不起保姆甚至“小时工”，许多女人选择做家庭主妇，辞职在家带孩子，往往不是“兴趣”使然，而是实在请不起保姆。再比如，一般的中国人会注意到，美国的“空中小姐”远远不如中国的“空中小姐”年轻漂亮，很多根本不修边幅的老大妈还“赖”在“空中小姐”的职位上，这其实也与美国工会对“空中工人”的保护相关，这种保护使年龄歧视外貌歧视很难发生。
这次带领纽约地铁工人“闹事”的，就是美国“交通工人工会”的纽约子工会“地方　100”。
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他们的合同是与纽约州政府的“都市交通局”签订的。05年12月，上一个合同到期，新的合同进入协商阶段。正是在这个关头，“地方　100”与“都市交通局”爆发了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经过漫长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一定妥协和共识，然而，在养老金的问题上，谈判被卡住了：“都市交通局”提出，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必须抽取收入的　6作为自己的养老金筹款，这比现有合同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而“地方　100”坚称它不会“出卖”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坚决不妥协。
于是，2005年　12月　20日凌晨　3点，“地方　100”宣布罢工，地铁公车系统陷入瘫痪。
这是纽约交通工人　25年来的第一次罢工，时逢寒冷的冬天，对于依赖公交系统的　7百万纽约市民来说，罢工无疑是“雪上加霜”。以后的三天，成了“长征”的三天，人们在零下几度的天气里，迎着寒风，一步一步向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学校“挺进”。如果说第一天大家还有点“新鲜感”，还有种走路的“振奋”的话，到第三天，人们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有的“群众”干脆在接受采访时说：“把那些工会的人给抓起来，扔到监狱去，就这么办算了”
在所有这些愤怒的人中，纽约市长布鲁伯格无疑是最生气的。在他看来，谈不拢再接着谈啊，你罢什么工啊。他在　20号的声明中说：　交通工人工会将他们的私利摆在了公共利益之上，这不但是对公共服务这个概念的羞辱，而且是通过让这个城市给他们下跪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根据纽约州的泰勒法，公共行业的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举动。布鲁伯格抓住这个法律上的“辫子”，敦促法院对工会做出处罚。
众所周知，在这个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养老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欧洲近几年的工人罢工，也往往与养老金问题相关。这次纽约公交系统在养老金问题上双方爆发冲突，并不出人意料。在“地方　100”看来，这次妥协，可能是将来工人福利进一步被侵蚀的开端。对“都市交通局”来说，交通工人的待遇已经比其他公共行业的从业人员警察公立学校的教师消防员要高了，55岁就开始领退休金在私营行业也是闻所未闻。对白领阶层来说，交养老金的份额就不是百分之四百分之六的问题，全国平均而言，白领阶层对自己养老金的贡献率为　32左右。更重要的是，长远地看，按照现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可以推算出“都市交通局”在　2009年将要背上　10亿美元的赤字。“如果一个巨浪即将打过来，你要在这个巨浪到来之前就闪开，而不是等它打到你之后才开始闪避”。
纽约的舆论越来越“一边倒”，甚至连“地方　100”的母工会“全美交通工人工会”都宣布他们不支持罢工，并敦促工人立刻返回岗位，同时法院也开始传唤“地方　100”的领导人，在这种形式下，“地方　100”结束了罢工，三天之后就回到了谈判桌。
这次罢工，“地方　100”和“都市交通局”两败俱伤，所以一回到谈判桌，双方“口气”都软了不少。几天之后，双方达成了新的协议。“都市交通局”不再要求提高工人对养老金的贡献率，但是双方同意工人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要提高　1。5。同时，作为补偿，“都市交通局”会部分返还工人已提交的养老金，使每个工人能得到　8000美元左右的现金收入。当然，这只是双方高层达成的协议，对工会来说，它还需要得到几万工人的投票批准，对于“都市交通局”来说，也需要董事会的批准。协议能否获得通过，仍然是一个悬念。
在这整个“戏剧”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小人物”的命运随意地拍板钉钉。“都市交通局”不能随意决定其员工的工资待遇，必须与工会定期协商，决定合同内容；市长不能随意下令逮捕谁，只能“督促”法院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干预州内事物，只能象征性地表示关注；甚至“地方　100”工会本身也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他们只是代表工人协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
其次是工会的势力。没有人任何人能任意鱼肉“小人物”，恰恰与工会强大的势力相关。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给予劳动者政治上的声音，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就美国的某些行业来说，这种保护有时候已走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在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对劳动力的过度保护，已经削弱了美国许多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在日本同行面前的节节败退，最近开始大量裁员和关闭工厂。通用的市场眼光固然有失误，美国汽车行业的“军事化的”强大工会也令其喘不过气来。据通用公司声称，在他们每一辆汽车价格中，有　1500美元是用来付其员工和退休员工的养老金。中国的轻工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全面“霸占”，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对工人缺乏保护美国对工人过度保护的结果。
正是因此，美国竟然出现了工人自发地抵制工会势力的奇特现象：许多工人自发地打出了“我们要工作，不要工会”的口号。美国工人的“工会加入率”也连年持续下跌，从战后的　33下跌到今天的　12左右。
众所周知，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然而，同样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是，政治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在一个协商性的政治里，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为所欲为。“地方　100”工会最大的教训恐怕也在这里，煽动群情激愤等固然姿态华美，然而当它滑出法律的轨道，为了一个团体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时，这种华美也就沦为小题大做的滑稽了。毕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争取更多的利益，有别于一个真正的弱势群体扞卫自身的基本权利，因而也缺乏广泛的社会呼应。这已经不是一个高呼“失去的只有锁链，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时代了，更务实的做法是回到谈判桌前，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失去的只有　1。5的医疗保险，赢得的却是整整　7　百万人的安宁。
金融危机里的左中右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对这次总统大选有什么直接影响的话，”一个时事评论员写道，“就是结束了麦凯恩的竞选。”本来　9　月初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共和党选情已经出现转机，民调显示奥巴马和麦凯恩支持率不相上下，但一场金融危机的巨浪打过来，共和党选情立刻回冷，麦凯恩与奥巴马的支持率开始节节拉开。
奥巴马当然知道如何将这场金融危机打成选举牌。在最近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他慷慨激昂地控诉道：正是麦凯恩支持的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去管制化的市场至上论，导致了目前的华尔街危机。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反映到最近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
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左翼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是：是金融界的贪婪共和党的自由市场至上的原则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正是基于这个理解，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才对最初的政府救市方案进行了否决，“凭什么我们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甚至有些左翼评论员不无幸灾乐祸地就此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认为这场危机恰好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和必然崩溃。
右翼则对左翼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与左翼那种“都怪银行家”的论调相反，右翼更倾向于“都怪那些超前消费买房的穷人”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源在于次贷危机，而所谓“次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银行给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贷款买房。有些人不名一文，却大摇大摆地到银行要求贷款买房，银行则抱着“反正房子会涨价”的心态给他们进行抵押贷款。
两方谁对谁错呢我想来想去，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奥巴马“都怪共和党都怪去管制化”
的说法，在我看来不过是政客一贯的混淆视听。其实不管政治派别如何，大家基本能达成共识的一点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起源是次贷危机，而当年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主张放松对穷人贷款限制的，恰恰是民主党政府和国会代表。1977　年卡特政府批准1990　年代克林顿政府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等贷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　年，当时还在共和党控制之下的国会曾经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众所周知，最近的金融危机第一声“号角”，就是两房大规模亏损吹响的。也就是说，民主党一直在推动房地产贷款按照福利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运作，所以恰恰是政府干预市场而不是“全盘自由主义”埋下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祸根。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银行家的贪婪”肯定也通过金融杠杆将这种潜在的危机放大了数倍。
为了尽快将次贷兑现，华尔街精明绝顶的银行家们将次贷“包装”成优质证券，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一个接一个环节地往下传，直到穷人付不起房贷的消息传来大家发现次贷它就是“次”
贷怎么包装乌鸡也变不了金凤凰为止。等次贷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倒下，全球金融危机也就为时不远了。这其中的关键是次贷的证券化，而在次贷的证券化过程中，可以说“华尔街的贪婪”功不可没。
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正是因此，把这场危机打成选举牌，变成政党相互攻击的武器，是件可悲的事情。大难临头，解决问题最紧要，化悲痛为棍棒却似乎不大光彩。“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这种说法固然颇煽情，但一个人身无分文却要买车买房，不贪得无厌吗泡沫破灭的时候，大家气愤填膺。泡沫高涨的时候，大家不也都“同去同去”了吗要我说，贪婪的银行家固然可恶，但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银行家。
公民社会篇至少还有记忆前一段去伦敦旅行，看了一个据说“近来最轰动伦敦的”话剧，名字叫“弗罗斯特尼克松”。
该剧是对　1977　年一场电视访谈半写实半虚构的舞台重构，访谈者是英国脱口秀主持人弗罗斯特，被访谈者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虽然　1977年水门事件已经过去了　5　年，尼克松也下台了3年，但是尼克松从来没有真正坦然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弗罗斯特，一个当时事业正在走下坡路的节目支持人，雄心勃勃地想迫使尼克松在该访谈中承认错误，从而实现他自己商业上的突破，尼克松自己当然步步为营，将弗罗斯特的提问转化为自我辩护的机会。但是最后，在智囊团的帮助下，弗罗斯特还是“战胜”了尼克松，使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总统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缴械投降。
这个话剧的主题，用最简洁的话来说就是：不忘记，不原谅。
不但尼克松下台　3　年之后不能原谅他的过错，哪怕他下台　30　多年后的今天，这样一个戏剧的出台上演和观众的热烈反应，重申了这种“不忘记不原谅”。
无独有仨。最近一年我就看了另外两个主题类似的电影，一个是　2006　年赢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晚安，好运”，另一个是　03　年底出品的记录片“战争的迷雾”。前者是通过一个新闻主播穆罗和麦卡锡的对峙，声讨　50　年代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后者是通过对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的访谈，再次反思　60　年代的越战。
令我震动的与其说是这些文艺作品本身，不如说是西方政治文化中公众对政治家过错“耿耿于怀”的态度。尼克松　30　年前的错误约翰逊政府　40　年前的错误麦卡锡　50　年前的错误，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公众的记忆中消失。虽然尼克松麦克那马拉麦卡锡在世时就都受到了政治的舆论的惩罚，他们并没有因此得到救赎，几十年来人们从来没有忘记向已经落入“井底“的他们不断扔新的“石头”。
就尼克松来说，水门事件之前，尼克松几乎可以被列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推行东西阵营之间的“缓和”外交，和苏联一同协商军备削减，推进和中国的外交，着手结束越南战争，国内政策上制定一系列有关环保劳工保护社会保障的开明政策，深得人心，这也是为什么　1972　年的总统选举中，尼克松能够在　50　州中的　49　个州赢得胜利，以罕见的绝对优势重新当选。
然而水门丑闻将这一切粉碎。
对许多习惯领导特权的人来说，美国总统――这个据说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对竞选对手进行窃听，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丑闻。在同一时代的中国文革里，还几亿人受到窃听相互窃听窃听完了如发现反动言论还劳动改造甚至人头落地呢。但是美国社会没有这种“宽容”，也懒得对尼克松来个“三七开”，支持率的自由落体弹劾的压力甚至入狱的威胁，迅速将尼克松抛入历史的垃圾堆，用“弗罗斯特尼克松”这个话剧结尾的一句话来说：下台以后，尼克松一直极力扳回他的形象，但是没有用，到今天他唯一的遗产，就是让所有的政治丑闻后面多了“门”这个字眼。
“不忘记不原谅”的表现，是各类文化产品中反思主题反反复复的出现。拿水门事件来说，电影尼克松迪克所有总统的人我的美国同胞都有对水门事件的再现和反思，电视片辛普森x　档案福图拉马爱家男人什么都不信星期六现场秀中也都有反映水门事件的剧情，至于歌曲迪克完全是个屁眼美丽的可怜虫，一看标题就知道有多么寒碜尼克松。当然，文化产业对政治错误最不依不饶的典型，还是越战的“文化工业”。且不说书籍电视歌曲漫画等，就拿电影一项来说，作品就已经汗牛充栋。奥利弗斯通的越战三部曲野战排生于七月四日天与地是最信手沾来的例子，现代启示录逐鹿者杀戮场同样经典，至于不太经典的，比如越战突击队草莓宣言归乡越南血战史越战家书早安越南前进高棉汉堡高地等等更是不计其数。
可以看出，在人类天生的健忘倾向面前，西方的文化产业主动承担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传载记忆的责任。面对权力我们可能手无寸铁，但是至少还有记忆。相比之下，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集体记忆呢越战之中美国阵亡士兵不到六万，就引起了如此波澜壮阔的文化后果，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亡成千上百万，我们有几个电影反映那些苦难与麦卡锡主义时代接近的但迫害程度惨烈得多的中国“反右”，又引起了多少文化上的回音面对血流成河的土改镇反文革四清，我们的奥利弗斯通在哪里我们的晚安，好运
战争的迷雾弗罗斯特尼克松在哪里显然不在上海宝贝里，或者大话西游
里，或者无极和遍地尽是黄金甲里。权力固然封锁了记忆，但是社会本身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诉说的冲动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的黑暗的冲动
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于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历史的伤疤”；对于哪怕映射这一伤疤的文艺作品，我们涂抹着西方解构主义荒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口红的嘴巴又说，“这种宏大叙事是多么的土气”。但是，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事实上，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去包裹怯懦时，它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弗罗斯特晚安迷雾这样的作品集中出现在这几年，绝非巧合。显然，这些作品的编剧导演都或多或少有影射当代政治尤其是伊战的企图。弗罗斯特中对窃听的讽刺，暗合美国政府伊战以来的“反恐”窃听政策；晚安好运中对“恐共症”的批判，也可以被理解为对　911　以来“恐穆斯林症”的影射；而迷雾对战争的反思，几乎就是对伊战的直接批评。也许，历史的妙处正在于此：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事件，还可以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
就这样被你笑话“为了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国会刚刚批准通过了一个法案，该法案提议在美墨的　2000　英里的边境修建一条长达　700　英里隔离墙。你看，这就是让布什总统做数学的后果自从布什在八国首脑会谈中说脏话这个事情被抖露之后，很多人觉得受到了冒犯，说实话，你们觉得受到冒犯了吗我倒觉得布什吃黄油卷饼的吃相才真正让人受到冒犯呢”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十一点半，美国　nbc　一个叫“深夜秀”的电视节目中，一个下巴很长的男人，又在对布什的嘲讽中，开始了他一天一次的脱口秀节目。
这个几乎每天晚上总能整出几个“布什笑话”的节目主持人，叫　jay　leno。当然，他不是唯一一个讲“布什笑话”的电视主持人，其他几个最着名的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比如，daivdletterman， connon　obrien；　jon　stewart，stephen　colbert，bill　maher，每天也在马不停蹄地调侃布什。在美国的“脱口秀”界混，不讲布什笑话，就跟去竞选世界小姐却不肯穿泳装一样，根本不可能赢得民心。
如果我是美国总统，可能都不敢打开电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节目，成天拿自己开涮。随便打开一个台，骂自己的。换一个台，又是骂自己的。再换一个台，还是骂自己的。
不但不敢看电视，杂志报纸也不敢随便翻。今天新闻发布会上犯了一个语法错误，三年后报纸上的漫画还在说这事。明天民意调查降了两个百分点了，后天整个媒体都在幸灾乐祸地瞎起哄。
就是不看电视报纸，人家还可能跑到你家里来调侃你。今年4月份的白宫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脱口秀主持人　stephen　colbert　作为发言代表之一，干脆指着布什的鼻子嘲讽了近半个小时。他说，“据说最小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按照这个说法，我们美国已经帮助伊拉克建立了最好的政府”。他还说，“总统先生，现在报纸上说你的支持率才32，别理那些老说瓶子半空着的人，其实，瓶子哪里是半空的，三分之二都是空的”。
布什能怎么办呢既不能派人把他给抓起来，也不能说人家“太简单，有时候幼稚”，只有坐在台下跟着别人傻笑，被打碎了牙还得往肚子里吞。
关于布什的笑话，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嘲笑他　的智商和文化水　准的。比如，　davidletterman　的笑话，“今天白宫传来了好消息，说布什总统已经通过了年度的身体检查。不过目前，大脑检查方面还没有消息”。一类是骂他的外交政策的，尤其伊战政策的。比如，还是　david letterman　的笑话，“本周初，布什悄悄潜入伊拉克进行访问，不过我说，要不我们也悄悄潜出伊拉克怎么样”还有一类是骂他的国内政策的，比如骂他面对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反应过于迟缓。conan　obrien　的笑话，“今天是卡特里娜飓风一周年纪念，也是布什总统发现这个飓风半周年纪念”。甚至有一类笑话，完全是调侃他的私生活，“劳拉布什这个周末跟克林顿在一起开一个会。布什说，他对此没什么意见，那我们等着瞧吧，等她反穿着裙子神色慌张地回来时，看布什还会不会这么想”。
面对这种排山倒海的开涮，如果说布什有什么可以聊以自慰的，就是他不是唯一被调侃的政治家。克林顿，戈尔，切尼克里也都时不时被各类媒体拎出来，油煎煮炸。布什实在是气不过的时候，可以看看别人，尤其是他的竞争对手如何被调侃，也算是出一口恶气。
要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个泱泱大国首脑，成天被一帮戏子当芙蓉姐姐拿来开涮，连老婆孩子都不放过，成何体统这天下还不乱套了。其实，说这话的人扭头看看美国，戏子们成天拿政治家开涮，天也没有塌下来，地也没有陷进去，布什从　2000　到2004　年被笑话了4年，到了总统大选的时候，还是照样给选上去。把牛鬼蛇神放出来，其实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事。观念的市场里，有各种各样极端的声音，但只要没有国家机器的压制或者煽动，老百姓的意见，总会通过一番摇摆，回归中庸之道。相反，把牛鬼蛇神死死关进盒子里不让透气，民意反而像个不断升温却没有出气口的高压锅一样，慢慢凝聚越来越危险的压力。
从另一方面来说，“戏子们”对政治家们极尽打击调侃之能事，也未必就是在实话实说，也有商业上哗众取宠的需要。不笑话政治家笑话谁呀，老百姓就爱看这个。你权力比别人大，挣的比别人多，走到哪里都有人前呼后拥，还有无数的小实习生跟你献殷勤，不损你损谁。
后来我就渐渐琢磨出一个道理，一个开放社会和不开放社会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政治家，乃至一般的公众人物，是不是足够“皮厚”。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说，我当然是希望政治家们很皮厚。有笑话听的好处就不说了，关键是，在一个指着总统的鼻子骂都不会关进监狱的社会里，普通人会有更大的安全感，而安全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我这两天读大明王朝纪事，里面有个细节，说是徐达的夫人张氏跟朱元璋的夫人马氏顺嘴说了一句话：“都是穷人过来的，我家现在可不如你家”。这话被朱元璋听到，气急败坏，派人把张氏给杀了。
这事让我觉得，朱元璋这人，显然不够皮厚。被这么小小地酸一下，就把人给砍了。他要皮厚一点，就会少一个人头事实上，依此类推，会少很多人头落地。所以说，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让我选择住在明朝还是今天，我会一个箭步冲向后者，并且死死把住门框不肯撒手。
怎样保护弱势群体山西黑窑事件曝光之后，关于弱势群体的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心。有人说黑窑事件反映了“原始资本主义的黑暗”，有人说它反映了人性的沉沦，有人说它是地方治理危机的表现但是不管人们从黑窑事件中看到了什么，大家都异口同声认为，这个可以被成为国耻的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制度的问题。
在一个以社会主义立国的国家里出现奴工，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制度生病了。
如何给制度治病也许有人会说刹住市场改革的车轮，或者加强政府监管的力度，或者撤掉一批地方官员的职务这些都不无道理，但是在我看来，保护弱势群体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增强弱势群体的“自组织”能力。
如果我们留心山西奴工获救的报道，我们读到的是“媒体曝光”“惊动中央”“领导指示”“警察出动”“网民愤慨”唯一缺失的，反而是那些奴工自己的声音。但是仔细想来，当各级官员地方警官媒体记者甚至普通网民都争先恐后地“代表”弱势群体时，难道能有谁比弱势群体更能代表它自己
我来讲一个哈佛大学清洁工的故事吧。
去年九月我刚到哈佛时，路过学校的一栋楼，看到一堆人站在门口大呼小叫。凑近一看，原来是一个游行示威，抗议哈佛大学解雇一个清洁工。
回家以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是这么回事：06　年　6　月底，哈佛大学一个叫桑特利保尔的清洁工在工作时间晕倒在走廊的沙发上。7　月初，哈佛设施管理处以“上班睡觉”的名义解雇了他。事实上，保尔之前一段时间已经有晕厥的病史，在保尔向哈佛出具自己的病历之后，哈佛坚持解雇保尔。
保尔这时候怎么办呢他是一个标准的“弱势群体”：清洁工本来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何况他是一个连英语都不会说的海地移民，而且他所面临的对手是世界头号名校哈佛大学。
保尔找到了他的“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地方分部。
seiu　立即对哈佛大学发出了抗议。在哈佛没有做出恰当回应之后，seiu　一边将此案提交劳工仲裁，一边积极组织游行示威。我那天碰到的，恰好是最大的一次游行。值得指出的是，那场游行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工会成员，还有不少哈佛的教授和学生。一个叫“学生劳工行动”
的学生组织尤其配合　seiu，在校内动员学生并且给校报组织发稿。这个组织几年前也曾经为提高校内清洁工的工资而抗议示威过。
出于好奇，后来我跟踪了相关报道。
在工会学生的压力下，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市市政府也做出了反应。9　月　25　日，坎布里奇市议会全票通过决议，支持保尔先生的权利主张，呼吁哈佛大学重新雇佣保尔，并且补偿他的工资和医药费损失。有立法委员干脆直接批评哈佛大学“根本没有实践它在课堂上教育学生的道理。”
哈佛大学迫于压力不得不跟　seiu　以及保尔本人展开谈判，谈判结果是：保尔　10　月之后恢复上班，过去　4个月的工资以及医疗费用由哈佛补偿。可以说，在一个无权无势的海地清洁工　pk　有钱有势的哈佛大学的案例中，清洁工保尔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保尔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几个“要素”：第一，独立工会的及时帮助――这里说的工会，不是高高在上的与政府界限模糊的工人门都找不着的工会，而是“外来民工”一个电话它就会开始行动的工会；第二，哈佛大学内部学生劳工组织的对外部工会的接应；以上两个条件都基于社会群体结社的自由。第三，集会的自由――seiu　组织的几次游行示威对于吸引公众关注给哈佛施压起到了重大作用；第四，对劳工呼吁有灵敏反应的地方政府。
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一个独立工会和它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可以说，不是政府，不是警察局，不是媒体，不是网民，而是　seiu　这个独立工会，让保尔这“四两”拨动了哈佛这“千斤”。
与山西黑窑里那数以百计的奴工相比，一个美国“民工”的被解雇几乎可以说是“鸡毛蒜皮”。
既然“鸡毛蒜皮”都可以动员出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资源，一个有着强大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又怎么会对“现代奴隶”这样的滔天罪行坐视不管呢
其实并不需要等到“惊动党中央”，并不需要几百个绝望的父母苦苦哀求冷漠的公安人员，也并不需要因此否定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只需要“如果工人有自己的独立工会”里的那个“如果”。
对于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来说，最强大的资源就是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弱者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政府允许他们保护自己。
可悲的是，很多时候社会的这种自组织能力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阉割。民间劳工　ngo受到打压劳工活动带头人被捕民间维权人士被说成是“外国势力操纵的黑手”工厂独立选举的工会被破坏等等当社会的自组织力被政治和资本的力量联手瓦解，今天出现这样的奴工场景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让一个自由人和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拔河，被绑的人摔得鼻青脸肿，难道有什么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社会各界”当初从来不曾为弱势群体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努力甚至默许对这种努力的打压，今天我们是否真的有资格感到愤怒也许我们更应该感到的是羞耻，而不是愤怒，因为当初的沉默已经使我们不知不觉成了这个罪行链条中的环节之一。
从问题到议题一个社会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会成为政治家面前的议题。比如，中国的农业税赋问题城市流民收容遣送问题就有幸成为了政治议题，从而得到解决，但是高考分数歧视制度电信垄断公款吃喝等等情况，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是问题，但是却似乎没有成为迫在眉睫的政治议题，因此近期也无望得到解决。
一个“问题”在众多“问题”中脱颖而出，上升为一个“议题”，背后往往有一个政治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常常依靠政治家的“慧眼”这样一些随机性的东西，但在美国，政治家如果没有这个“慧眼”，各种社会力量就逼你打开这只“慧眼”。
最近“全球变暖”问题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一个例子。
奥尔森有一本名着叫集体行动的逻辑，其中心思想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
当一件事情受益者人数越多，由于“搭便车”心理，人们主动去做这件事情的动力就越弱。按照这个逻辑，“全球变暖”这样的问题，是最不可能变成政治议题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全球有　60　多亿的“和尚”，谁也不愿意去主动“挑水”。
事实上，许多国家的确采取这种“和尚”态度。比如，虽然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的国家并且据分析将在　2010　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国，但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中国一再重申二氧化碳减排主要应该是发达国家的义务，中国对此不做具体限排承诺。美国的布什政府也一直持这种推诿态度，在全球已经有　169　个国家加入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之后，美国仍然拒绝加入，不对排污量进行强制性设限。
但是最近，事情正在起变化。
首先是布什自己在　07　年的国情咨文中第一次提到了全球变暖问题，并明确倡议美国在未来10　年之内减少汽油使用量　20，从而减少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次，国会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目前国会里与全球变暖相关的议案有十几个，其中要求对美国排污量强制性设限“气候监督与创新法案”最显眼。最后，参选　08　年总统竞选的几位热门候选人希拉里奥巴马麦克凯等等也纷纷在全球变暖问题上表态，争先恐后表达自己解决该问题的决心。虽然并不是每个议题都会带来问题的解决，但是从政治过程上来说，一个问题变成一个热门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
那么，全球变暖在美国政治中从问题到议题，这中间有什么力量在推动
先看“问题”是什么。科学家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全球正在变暖，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这种变暖趋势是由于工业时代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增加造成的。据统计，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　20个最热的年份，19　个都是在　1980　年之后。2006　年是美国记录上最热的一年。2007　年　1月是记录上全球最热的　1　月。科学家警告说，如果全球照此速度持续变暖，到　2100　年，全球气温将升高　3。2　到　7。1　华氏度，融化的冰山将使海平面将上升　7　到　23　英寸。可以想象，照此发展，几百年后，农业生产将受到毁灭性影响，抬高的水位将淹没沿海城市，飓风海啸也将越来越频繁。总而言之，地球如果失去冬天，人类也就走向了毁灭。
这样严重的前景，如果政治家不去面对它，那么整个社会就要动员起来，“逼迫”他们去面对它。
在这方面，美国社会近来最显眼的一个动作，就是去年的记录片难以面对的真相。这个记录片由前副总统戈尔参演，获两项奥斯卡提名，戈尔本人也因此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该电影将全球变暖从一个“隐隐约约”的问题，变成美国的一个“客厅话题”。电影放映之后，戈尔又发起了“气候工程”项目，训练了　1000　个志愿者在全国巡回讲演，提高社会的气候意识，这些讲演者包括卡麦隆迪亚兹这样的电影明星保证一年要做　10　个这样的演讲。
虽然真相一片出尽风头，无数草根组织却一直在为此默默行动：美国　30　多个青年组织发起了一个“校园气候挑战”的活动，目标就是首先在他们的校园里争取“清洁能源”；一群科学家开创了一个“气候变化博客”，专门向大众普及相关知识；老牌环保组织“扞卫环境”最近将“全球变暖”作为其核心活动内容；86个基督教领袖发起了“基督教气候动议”，要求国会管制二氧化碳排放；一个民间组织正在筹划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气候示威”，预期在今年　4月举行；新闻媒体相关报道层出不穷，仅时代杂志，2000　年以来就有四期封面故事是关于全球变暖问题；甚至连那些排污主体，一些大公司，也在没有政府“胁迫”的情况下，主动加入相关行动比如，包括　gebp　美国分公司在内的十个知名企业发起了一个名叫“行动呼吁”的活动，主动给自己的企业排污设限，与此同时，沃马特商场开始安装风力发电机，汇丰银行开始往“绿色投资”方面倾斜等等。
正是因为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行动，民意开始觉醒，06　年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87的民众认为政府应该鼓励或者规定二氧化碳减排，58的民众认为政府做的太少了。民意至此，政府已经无力违拗。虽然联邦政府仍然拒绝用法律的手段限排二氧化碳，但它已经开始通过科研投资政策倾斜来引导控制排污，同时，鉴于美国联邦体制里的“上下分权”，美国已经有　358　个市长签订“美国市长气候保护协定”，“我行我素”地在自己的城市适用京都议定书。
可以看出，全球变暖在美国从一个社会问题变成一个政治议题，并不是因为政治家“独具慧眼”，而是因为民间团体新闻媒体科学界基层政府企业教会等等草根社会风起云涌的行动。一句话，因为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虽然中国是排污大国，对全球变暖“贡献”
越来越大，我却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会有大学生组织自己的“校园气候挑战”会有知名企业联合行动主动限排二氧化碳会有无数媒体争相报道全球变暖主题，从而将这个社会问题变成我国的政治议题。“和尚们”可以永远互相推诿下去，但是当抬高的水位开始淹没城市时，它可不分太平洋东岸西岸。
他人瓦上霜如果有　40　万人在你家门口被打死被强暴被迫害，你会感到什么呢如果你有正义感，肯定会对施暴者感到愤怒，会有帮助弱者的冲动，或至少为自己不能帮助他们而羞愧。
但是如果这　40　万人是在万里迢迢之外呢远到非洲呢确切地说，远到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苏丹达富尔呢
也许你不会有任何感觉。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2003　年初开始到现在，据联合国的数据，苏丹的武装冲突已经导致了　40　万人的丧生，其中无数死亡并不是武装冲突本身的结果，而是由苏丹政府支持的加宁韦德组织针对达富尔地区的非阿拉伯平民的袭击所致。世界上主要的媒体和国际组织；都将达富尔危机定性为“屠杀”和“种族清洗”。
而我们大多数人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但是，如果仔细去深想的话，你也许会有些许不安：难道你家门口的那　40　万人，生命比达富尔的那　40　万人更宝贵难道我们能够仅仅用“看不见”去为自己的冷漠辩护可悲的是，在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所谓“看不见”其实仅仅是选择性失明而已。
的确有人感到了这样的不安，所以我们才看到在美国，这个同样距达富尔万里迢迢的地方，竟然有成千上万人在吃饭睡觉娱乐之外为达富尔人的命运奔走呼吁。不但要扫自家的“门前雪”，还要去管他人的“瓦上霜”。
为达富尔呼吁的组织里，最有号召力的莫过于“拯救达富尔联盟”。它　2004　年　6　月成立，由　160　多个非政府组织结盟组成，目的是提高美国社会对于达富尔危机的认识程度敦促政府采取更多的干预行动。2006　年　1　月，该联盟发起了“为达富尔发出　100　万个声音”的行动，号召　100　万个人给布什总统发明信片，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行动。6月底该活动结束，第　100　万个签名的人是希拉里克林顿。
“联盟”还与其他组织合作，于　2006　年　4　月底在华盛顿举行了“拯救达富尔”示威，要求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救援行动。这次示威集会中有很多政界要人，也有乔治克鲁尼这样的电影明星，但最重要的是，10　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其他组织团体也在积极行动。比如“屠杀干预网络”，致力于动员群众给本地的国会代表施压，“提高政治家对屠杀保持沉默的成本”。它给政治家的“达富尔表现”建立了一个打分系统，并积极支持经济团体对苏丹撤资，批评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支持力度不够，最近又发起了“询问候选人”活动，“逼迫”2008　年总统候选人们在达富尔问题上表态。再比如“学生立即行动”组织，主要通过学生的力量来给政治家施压。2005　年　11　月，他们通过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的政治捐款人施压，加速了国会“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
的通过；2006　年　4　月　28　日，850　个学生参与了“学生游说日”活动，和国会代表举行会谈；同时学生们还成功推动了　30　所大学和　8　个州断绝与苏丹的投资关系。其他像“大屠杀纪念馆”“人权观察”“伊斯兰救援”等等组织，都纷纷采取了行动。
表现达富尔主题的文艺作品也开始出现。流行美剧“急诊室”“白宫群英”“第七天堂”，都有与达富尔相关的剧情，反映达富尔危机的电影音乐漫画图书纷纷出台。
去年　12　月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62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把阻止达富尔屠杀当作优先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其重要性仅次于伊拉克问题。来自民间的这种压力强化了美国政府对达富尔危机的干预态度。从去年　8　月“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到布什政府对冲突双方的几次调停，从公开谴责苏丹政府到对苏丹政府实行经济制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政府对民间压力的呼应。
当然，仅用“心地善良”来解释美国社会这种去扫他人“瓦上霜”的“非理性”行为是不够的。这种风起云涌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大程度是活跃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的表现，而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热情。就算民间能够自发地迸发高度热情，这种热情的“可持续发展”，往往要依靠民间团体的机构力量。10　万人为了远方的痛苦聚集到白宫前，绝不可能是谁一挥胳膊就能实现的，只有公民社会发达的组织资源才能让一盘散沙的社会在必要时迅速“凝结”起来，并且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意”给人们冷却下去的激情加温。当然，发达的公民团体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政治自由政策导向一定经济水平长期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一句话，美好的人性源于美好的制度。
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迸发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与当年的卢旺达屠杀有关。1994　年卢旺达有　50100　万人被屠杀，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干预。美国社会始终对当初的沉默不能释怀，一定意义上，这次面对达富尔的危机反应激烈，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赎罪”的一种努力。
在所有的杀人武器中，沉默无疑是最有效的。当苏丹总统巴希尔用主权论将联合国维和部队描述成“殖民主义势力”时，他是在试图给人类的恻隐之心划一个国界。而当那　10　万个人站在广场上为远方的痛苦呐喊时，他们仅仅是在表达人类最天然的同情心，他们是在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无法用选择性失明为冷漠辩护的时代，我们只能做一个世界公民。
哗众取宠主义如果我想证明文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果，我一定会端出杰瑞斯布林格秀。
这是美国的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杰瑞斯布林格。管它叫“谈话节目”，显然是一种美化，因为这节目的大部分内容是嚎叫和斗殴。
听听这节目的标题，你就知道它大概是怎么回事了：“我和我妹睡了”，　你不是孩子的爸爸”，“我其实是个妓女”，“我和你最好的朋友上床了”，“为了吸毒，我抛弃了自己的孩子”一般来说，这节目的典型程序是这样的，一个“有肮脏秘密”的人　a，把被她欺骗的人　b　请到演播室，向他坦白自己的秘密，比如，“你其实不是孩子的爸爸”，b　往往勃然大怒。两人架还没吵完呢，第三者　c，也就是孩子的亲爸爸，突然也出现在演播室里，b　和　c　于是扭作一团。这时候保安　d，跑出来拉架。观众在台下起哄，大喊：“杰瑞杰瑞杰瑞”或者骂abc，“婊子婊子婊子”“草包草包草包”有时候台上的人被观众激怒，又会跑到观众席上揪住某个喊得特别来劲的　e　开打。
你看，最后，b　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