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

”有时候台上的人被观众激怒，又会跑到观众席上揪住某个喊得特别来劲的　e　开打。
你看，最后，b　打　a，c　打　b，d　打　bc，abc　再打　e。整个斯布林格秀，就是一团混战。
所有人打得喊得像吸了毒一样　high　的时候，无数电视屏幕前面的观众，也看得如痴如醉。
就这么一个“秀”，在美国一播就是十几年。电视导航把它评为“美国最差”电视节目。
多么生动的反面教材啊，国内有人肯定会说，你们不是要低俗文化吗不是要自由化吗这就是自由化的恶果。
如果整个美国也就一个杰瑞斯布林格秀，也就罢了，但事实上，美国还有无数类似的节目，它们只是“欲最差而不得”而已。比如　maury　povich　show；　jenny　jones　show；还有一些法官审判秀，都是温和版的斯布林格秀。另一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　fear　factor，有一个程序是让参赛者吃恶心的东西，这周是鹿睾丸，下周是活蟑螂，再下周是老鼠粥。还有一个约会节目，the　fifth　wheel，总是节目还没演几分钟，电视上就充满了大腿屁股乳房。还有一些摔跤秀警察抓人秀，都一样垃圾。
这些节目，虽然形式不同，赢取收视率的原理都大同小异：耸人听闻，哗众取宠，刺激神经，用英语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sensationalism”我把它翻译成“感官刺激主义”。
对“感官刺激主义”的泛滥，有识之士们自然痛心疾首。堕落啊，恶俗啊，文化快餐时代人文主义沦丧啊，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啊，这些我们经常从崔永元张承志嘴里听到的词汇，在美国评论圈里也屡见不鲜。
有识之士责怪电视制片人，制片人责怪观众。谁让观众爱看呢节目再滥，收视率不在这儿摆着嘛要知道，斯布林格本人可并不欣赏自己的节目。他公然跟人说，这个秀很变态，他基本不看。他自己是个“正常人”。法律系毕业，曾任辛辛那提市市长。在斯布林格秀之外，还主持一个正统的政治广播节目。据说在考虑竞选参议员。
“感官刺激主义”是文化市场化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激烈竞争要求文化产品制造者不断突破底线无论从好的方面，还是从坏的方面。
但是，如果说自由是一枚硬币的话，你不可能只得到它的一面。自由是阳光雨露，它可以养育出玫瑰，也可以养育出罂粟。如果为了给文化消毒而消灭自由，也就是为了消灭罂粟而消灭阳光雨露，那玫瑰也必将不保。别忘了，美国的文化土壤养育出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但是同一片土壤，也养育出了许多优秀的电视节目以及世界上最丰富的电影音乐美术产品。在某种意义上，百老汇剧院里上演的那些经典音乐剧，和斯布林格秀的那些镜头，是同一个母亲的两个孩子。同理，在中国的一些年代，不会有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但是也不会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
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既是罂粟，何不把它除掉。问题是，文化产品中的罂粟可不像植物界的罂粟这么清晰可辨，你的罂粟可能是他人的玫瑰。怎么办要么让一个人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整个社会，要么让社会通过自身的免疫力抵抗文化的病毒。
就拿斯布林格秀来说，根本不用政府严令禁止，大部分美国人，提到这个秀都是叹气摇头。
人民群众又不是傻子，又不是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就算群众有时候把它当一个笑话来看，这也不意味着他们只有看笑话的能力和兴趣。就不许群众偶尔看看变态秀逗逗乐，同时也偶尔听听莫扎特陶冶情操
事实上，“感官刺激主义”横行这么多年，并没有搞垮美国的精神文明。文化艺术照样繁荣昌盛。相反，“感官刺激主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反而黔驴技穷，让人麻木。麻木之后的人们，还是想回归细腻回归美感，回归智慧。政府与其花时间精力去打击它，不如让它放任自流，让民众自己看穿它唾弃它。自由的尽头，会有洪水猛兽，那又怎么样走近了看，不就是几只不堪一击的小老鼠么。
斯布林格自己就说，这就是个电视节目而已，又不是西方文明的末日。你也可以用痛心疾首的语气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尽头，就是这个样子也可以用如释重负的语气说，原来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尽头，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
大学向左，草根向右以前跟国内的朋友聊天，他说：我很欣赏美国那些敢于批评布什政府的左翼知识分子，因为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做一个左派需要非凡的勇气我立刻纠正他，你说错了，在美国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在高校里，做一个左派是非常时尚的事情，做一个右派才需要真正的勇气。
先从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说起吧。
今年10月，哥大一个共和党学生组织邀请了一个叫约翰吉尔克里斯特的人来演讲。这个吉尔克里斯特，是“民兵”组织的发起人。这个组织专门招募志愿者，在美墨边境巡逻，阻挡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入境。近年来非法移民问题是美国的一个热点问题――右翼势力倾向严格禁止非法移民入境，左翼主张更宽松的政策。吉尔克里斯特来哥大讲演，无非是来宣传他在移民问题上的右翼主张。
本来这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校园活动吧。不，让你个老右来放毒，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演讲之前，该活动的广告就被撕扯涂抹。演讲那天，很多学生在讲演厅门口示威，身着　3k　党白大褂讥讽“民兵”组织。主持人一开讲，就有人不断起哄喝倒彩，有的人干脆背对讲台示威。
等吉尔克里斯特开讲时，一群学生干脆冲上讲台，砸桌子椅子，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最后吉尔克里斯特不得不仓惶逃走，示威学生们则高喊着胜利的口号打出一条横幅：没有非法的人。
这个情形虽然极端，但却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高校校园里的左右势力处境：左翼趾高气扬，右翼垂头丧气。
这里先停顿一下，说说在当代美国的“左”“右”含义。这个分野有三个方面，第一，外交事务上，一般右翼倾向于扩张性外交，传播美国价值，强化美国地位，支持伊战；第二，经济事务上，右翼一般主张自由贸易，削减福利，削弱工会；第三，在社会文化上，右翼一般是“保守”的代名词，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婚姻，反对非法移民入境等。而左翼则主张外交上的收缩经济上的政府干预，社会文化上的开放。因为文化上的分野，一般右翼也被称为“保守派”，左翼也被成为“自由派”。但是实际上，右翼倾向文化保守的同时主张经济的自由化，左翼主张文化自由的同时又主张经济的控制，严格来说还真说不清谁比谁更拥护真正的自由。
就美国整个社会来说，左右选民势力是大致相当的，但在高校里，却左右比例悬殊。2005年的一个调查表明，美国高校里　72的教师是“左翼自由派”，15是“右翼保守派”。从党派来说，50的教师支持民主党，11支持共和党。这一失衡在一流高校中尤其显着：87倾向于左翼自由，13倾向于右翼保守。而且，左右翼力量的变化，越来越向左翼倾斜。
1984　年调查时，高校老师还只有　39是左翼自由派。
所以我才说在美国的高校里面，做一个左派，哪需要什么勇气，简直就是随波逐流。
上面的数据与我个人的经验感受相符。我在哥大认识的所有教授同学――只要我知道政治主张的，都是“左翼自由派”。课堂上教授骂布什，老师乐呵呵，学生笑嘻嘻，皆大欢喜。走在校园里，动不动看见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学生助教要求工会化的示威反对共和党某某人来校演讲的示威――全都是左翼的声音。如果你在哥大做老师，还胆敢支持布什，就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简直比作贼还要心虚。
当然也有人跳出来反抗。
一些右翼团体抗议说，一个缺乏多样化声音的校园，是不健康的。对于那些十八九岁的孩子来说，没有倾听过不同意见之间真正的辩论就被稀里糊涂灌输了一个观念，也是不公平的。
an bloom　早在　1987　年就写过一本书，叫美国头脑的封闭，批评美国高校里泛滥的文化相对主义最后导致了是非不分。前年加州洛山机分校的一个小孩　ben　shapiro　干脆写了一本书，叫洗脑，批判学校里教授们清一色的声音。david　horowitz，一个右翼活动家，办了一个网站“校园观察”，督促学校里的言论自由，他还出版了一本书教授们：
美国　101　个最危险的学者，专门“揭发”那些死硬的极左派。同时，一些校外的右翼组织，大量向高校砸钱，试图在学生中培养右翼势力。但是，这些斗争不过是老鼠斗大象而已，根本无力改变校园的“颜色”。
其实，左翼占领大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从　30　年代开始，就一直如此。60　年代的民权运动中，校园里的新左派就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伊战背景下崛起的左翼势力，估计只能叫“新新左派”了。大学代有才人出，左派后浪推前浪。高校这样远离经济基础的象牙塔，是政治浪漫主义的温床。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关系，本来就有点象一个娇妻和一个憨夫的关系：她负责点菜，他负责买单。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整个高校都左倾，但是越是远离经济基础的院系，就越左倾：人文院系　81教师是自由左翼；社会科学75；工程学院　51；商学院　49。
里根上台以来，保守主义势力在美国的重新崛起，但是当草根社会在悄悄右转的时候，高校却一直在稳步左转。直到今天，一个幽灵，左的幽灵，在大学校园的上空游荡。
虽然按照美国的谱系，我自己的政治观念算是中间偏左，但是我非常反感美国高校里这种“妖魔化右翼”的氛围。人家吉尔克里斯特反对非法移民怎么了，还不让说话了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什么地干活说到底，对自由的压制，不仅仅来自于政府，也可以来自于舆论。一个人在舆论当中噤若寒蝉，就算那个人不是我，就算那个舆论代表了我，就算是在高校这样的“精英”机构，也仍然让我不安，因为对自由的威胁，不管来自政府还是舆论，都是对真实的威胁的开始。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消费者权益”这个词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尤其在伪劣产品盛行的当代中国。相比之下，“消费者责任”这个词却似乎令人感到陌生。“消费者责任”消费者的责任不就是交钱吗大多数人也许会这么说。
在美国，有一批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但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社会行为。当你明知某些产品服务来自于血汗工厂或者它们的生产过程严重破坏环境残害动物有悖伦理时仍然去购买它，那么你就是“不负责任的消费者”――就算你交了钱。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动物保护主义朝穿皮草大衣的人身上泼颜料。就近举一个中国的例子，就是某些反日爱国主义者们的“抵制日货”行为。
问题是，在一个生产和消费已经被割裂的经济体系里，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产品是“清白”的呢
就算我们知道，又为什么要在乎这些产品中的“政治社会内涵”呢
我想说说今天坐地铁时看到的一个广告。
坐在波士顿的地铁里，我对面贴着一个大广告，一杯浓浓的咖啡上倒映着一个拉美农民的笑脸，下面是一行字：“a　good　cup　of　coffee　starts　with　the　farmers”一杯好的咖啡从农民开始。旁边是公司名称：equal　exchange平等交易。公司名称下面是一个词组：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来。
“fairly traded”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泛泛的自夸，而是一个专门术语。这个术语的含义，得从西方的“咖啡公平交易运动”fair　trade　coffee　campaign说起。
众所周知，美国人爱喝咖啡，目前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咖啡是被美国人喝了。而咖啡的主要生产国不是美国，而是哥伦比亚哥斯达迪加墨西哥巴西等穷国。我们在星巴克买一杯tte”
要三四块美元，但是如果按照市场价格，再刨去中间商的利润，拉美农民卖一磅咖啡豆才拿到　40　美分左右。由于这个价格，许多咖啡农一年下来才　600　美元左右的收入，往往入不敷出。
“咖啡公平交易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由美国一些劳工　ngo　和“有责任心的消费者”
共同推动。由于他们的努力，美国从　90　年代末起建立了“公平交易证书”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加入这个体系的咖啡进口商必须以　1。26　美元一磅的价格，绕过中间商，直接从咖啡农合作社手中购买咖啡。与此同时，一个叫　transfair　usa　的独立公证机构，给该进口公司颁发公平交易证书。1。26　美元一磅的价格，是以前收入的三倍左右，由此受益的咖啡农收入明显提高，摆脱了极端贫困。对于咖啡进口商来说，它花远远高于市场价的价钱收购咖啡，有什么好处呢可以说，几乎没有――除了象“equal　exchange”那样，在他们的广告里打上小小的一行字：fairly　traded公平地交易而来。
然而，与经济学家的“完全理性人”假定不同，道义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中是有一席之地的。很多有“消费责任感”的消费者宁愿花稍高的价格购买“清白”的产品，而不愿花稍低的价格买“肮脏”的产品，而对商家来说，一部分经济损失所换取的道义形象最终可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这也是为什么“咖啡公平交易运动”能够成长迅速。就拿美国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来说，2001年它刚加入“公平交易证书”体系时，其购买的“公平咖啡”一年不到一百万吨，但是到　2005　年时，已经达到了一千一百万吨。这些咖啡明确打出“公平地交易而来”的标签，同时也以更高的价格销售，星巴克之所以能够连年加码购买这些咖啡，正说明了大量“有责任感”的消费者存在。
许多其他的咖啡进口商，也纷纷大量购买“公平咖啡”。从　1999　年“公平交易证书制度”在美国开始实行到　2005　年，已经有七千四百万吨咖啡在这个体系下完成交易，穷国的农民由此受益的总额为六千万美元。与此同时，“公平交易证书”制度也在向巧克力茶大米水果等其他初级产品扩展。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公平交易”fair　trade越来越成为一种与“自由交易”free　trade相对应的一种制衡性市场力量。
“消费者行动主义”consumer　activism不是一种全新的事物。用集体购买力来表达政治意见改善社会状况，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早在南北战争以前，就有一些废奴活动家组织“自由产品商店”，只卖自由民生产的产品。上个世纪　30　年代的时候，为了反对日本侵华，美国就已经有了“抵制日货”运动。现在，在这个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许多美国消费者“喝水不忘挖井人”，“喝咖啡不忘种咖啡人”，是对这种“消费者行动主义”传统的延续。实际上，“咖啡公平交易”运动只是更大的“公平交易”运动中的一支，与之呼应的，还有“反对服装制品血汗工厂”运动等等――其中有一些运动，针对的恰恰是保护中国东南沿海一些血汗工厂里的“打工仔”和“打工妹”。
许多人观察美国社会时，容易强调其霸权主义商业主义的一面，却不大重视这个国家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完全社会自发的为万里之外的拉美农民中国民工权利而斗争的“公平交易运动”正是这个“理想主义”传统的一个小小注释。当然，“理想主义”要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基础的，比如　ngo　的高度发达，比如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过，对这些运动的效果不能过高估计。毕竟，商家也好，消费者也好，主要是“经济人”――他们可以为“公平咖啡”付稍高的价格，但是不可能高到“亏本”或者“无法承受”的地步。就拿星巴克来说，“公平咖啡”仍然只占其咖啡总购买量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价格差大多转嫁给了消费者。如果让完全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来判断，他甚至可以批评说，“公开交易证书”体制实际上是扰乱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从而破坏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但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不可能因为价格信号而一夜完成，传统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环境资源禀赋政治条件信息成本等等都可能顽强地抵制价格信号，这就决定了经济的转型会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给相对脆弱的初级产品生产者适当的道义帮助，虽然不一定是最“理性”的“经济行为”，却可能是最“道义”的“社会行为”。毕竟，在一个我喝的咖啡可能是一个哥伦比亚农民生产的你开发的软件用户可能是一个英国学者他生产的牛仔裤将要被一个乌克兰大学生穿上的全球化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道义联系也应当与经济联系的强化相适应。
每次在中国听见熟人朋友说“中国什么都便宜”，“雇一个保姆才　xx　钱”，“按摩一个小时才xx　钱”，“买一斤蔬菜才　xx　钱”，我都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从消费者“利益”的角度来说，当然很高兴。但是从“消费者责任”的角度来说，我又深感不安。有时候，我会感到奇怪，当爱国愤青们对“购买日货就是支持日本军国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而热血沸腾时，为什么这个国家里没有更多的消费者，对更显然的“消费贼　br 任”，比如抵制本国的血汗工厂，抵制某些企业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呼吁改善那些给我们盖房子修马路的民工的生存条件，表现出同样的激情
控制石油的什么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些身影：他们个子矮小粗壮，长着一张印第安人的脸孔，表情谦恭平和，眼神恭顺而茫然，出现在各类餐馆拥挤的餐桌前负责端茶倒水，或者在超市冰柜附近负责搬运冷冻食品这是一个典型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形象。他们忙忙碌碌，然而沉默寡言，勤劳俭朴，然而停留在社会最底层。他们无处不在，却又似乎根本不存在，像影子一样飘忽在人们的视线里。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影子”，从今年年初开始，突然走出荫影，在美国的政界主流媒体发出他们的声音。
今年五一，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涌现在美国　70　多个城市的街头，摇旗呐喊，争取合法劳动的权利。对于美国这个不庆祝劳动节的国家，这一天万人涌动的“盛况”，无疑具有一种讽刺性。
“大熔炉”里的“铁疙瘩”
据统计，美国当前有　1200　万左右的非法移民，大部分来自拉丁美洲，其中大多数是从美墨边境偷渡过来的墨西哥人。这些人从事餐饮服务冷冻肉类的包装采摘加工农产品等工作。虽然没有“户口”及任何档案记录，但多年以来，政府对这个“公开的秘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有些法律的执行成本太高，而且美国社会也需要廉价劳动力。所以，很多非法移民在美国已生活了几十年，却与美国社会相安无事。
然而，近几年来，美国政府闭着的那只眼睛突然打开。那些本来与美国主流社会井水不犯河水的拉美移民，被推进了公众视线，甚至成为众矢之的。
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　9。11　之后的国家安全考虑。美墨边境，监控向来比较薄弱混乱，可能会被恐怖分子乘虚而入，所以政府社会各界都要求加强管理。但是，更根本的，还是非法移民对美国社会本身带来的冲击。
按理说，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不应该对移民潮大惊小怪，但是，这些年　à美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速度，的确有些触目惊心。就拿墨西哥来说，70　年代末的时候，墨西哥人潜入美国的速度还是一年　5　万人左右，到　80　年代的时候，已变成了一年　20　万左右，90　年代的时候，则平均一年涌入　50　万。照这个速度下去，整个墨西哥都要搬到美国来了。
拉美非法移民对美国社会构成的冲击是多方面的。经济上而言，一个普遍的担忧是这些廉价劳动力会抢走美国本地人尤其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缺乏高级技能的美国人的就业机会，或至少通过竞争，压低了美国人的工资。哈佛大学的教授　borjas　的研究表明，从　1980　年到　2000　年，移民压低了美国人工资　3，对于那些高中没毕业的底层，这一压低幅度，则高达　8。同时，这些非法移民虽然不交税，他们的出生在美国的孩子却可以在美国上公立学校，他们也可以得到一定的医疗服务，也就是说，他们大量占用了美国纳税人上缴的税收。德州的一个参议员声称，德州这一个州一年花在非法移民家庭上的教育和医疗开支，就达到了　10　亿美元。
从社会文化上而言，美国人也担心　à美人的大量涌入，会给美国造成一个文化分裂的社会。事实上，根据美国　2002　年的人口调查，现在拉美裔的美国人已达　3800　万，已超越黑人，成为美国第二大“民族”。其中墨西哥裔，又占拉美裔的三分之二。这些人在进入美国之后，往往自成一体，封闭在自己的社区里，既不学英语，也不溶入美国社会，形成了美国这个“大熔炉”里熔不掉的一块铁疙瘩。
抗议示威可能效果不大正是因为上述因素，美国在非法移民面前越来越不安。面对鱼贯而入的非法移民，地处美墨边境的新墨西哥州和亚里桑那州，2005　年　8　月干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1　月，总统布什倡议强化边境管理，最终导致了　12　月，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个强硬的反非法移民法案，这个法案的内容包括：在美墨边境修建一条　698　英里的“隔离墙”驱逐所有非法移民严惩那些雇佣非法移民的雇主等等。
这个法案引起了非法移民社区的轩然大波。在很多人看来，这样一个法案，是对非法移民与美国社会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个“既成事实”的无视和轻蔑。虽然这一千多万移民是“非法”的，但是他们很多人已在美国生活多年，遵纪守法，勤俭节约，通过诚实的劳动给社会作出很大贡献，把这些人从美国社会中“连根拔起”，既不现实，也不道德。
出于对“既成事实”的尊重，2006　年　3　月，参议院中的温和派院提出了一个更现实理性的法案：一方面强化对美墨边境的管理，限制移民潮的进一步涌入，但是另一方面，也给目前已在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办暂时的工作许可证，并有条件地渐进地给他们提供一个成为美国公民的渠道。应该说，这一提案和总统布什的想法不谋而合，也合乎广大非法移民的要求。
然而，由于部分强硬的共和党员的反对，这个提案在参议院没有通过。这就导致了从　3月底开始非法移民风起云涌的抗议示威。五一的全国性游行示威，是这个社会运动的一个高潮篇章。
这样的抗议示威，是否能推动美国境内非法移民的“合法化”进程有专家预测，效果可能不大。最重要的，就是美国最广大的本土选民，对非法移民持有漠然甚至敌视的态度。
无数的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欢迎外国人来抢他们的饭碗。对于国会议员来说，政治压力是来自那些反对非法移民的本地选民，而不是“手无寸票”的非法移民。更何况今年是国会选举年，这一压力分外显着。
“南北柏林墙”仍在生长其实，美国民众对非法移民的排斥，固然有“经济理性”在起作用，但同时不能不说也有种族歧视的成分。非法移民固然抢走一部分饭碗，但是，一个国家的工作总量并不是固定的，非法移民通过提供便宜的劳动力提高了雇主的利润率，从而也提高了雇主的追加投资率，相应地，也增加了就业空间。
哈佛教授的研究成果，经过对资本利润率影响的调整，最后结论是，非法移民对高中以上学历的美国人的工资收入没有影响，就是对高中以下学历者的工资水平的压低程度，也小于　5。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干脆就表明非法移民对美国任何阶层的收入都没有负面影响。
就算　borjas　的研究成果是对的，普通美国民众真的对一小撮高中以下学历的人不到　5的收入水平那么在意吗还是，他们的潜意识里，其实是不希望那些矮小的长着印第安人脸孔的不说英语的人频频出现在他们的社区里联想到美国　1882　年的“排华法案”，1965年以前对亚洲移民的明文限制，应当说，美国移民政策里面的种族主义幽灵，还没有完全消失。
从更深的角度来说，这次非法移民的大行动，不过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劳资不平衡的一个反映。今天我们已习惯“地球村”这样的说法了，但是，资本的自由商品的自由，并不等于劳动力的自由。华尔街大亨的资本，可以任意到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并不能任意地跑到发达国家打工。冷战之后东西柏林墙倒塌了，但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南北柏林墙却在生长。一个墨西哥人悄悄潜入美国，的确是违法美国法律的，但是，当美国一个小时的工资相当于墨西哥两天的工资，他的选择，也是人之常情。
何况他不偷不抢，纯粹是在美国最底层，那些几乎没有美国人愿意干的职业当中，挣一份血汗钱而已。如果说他有什么错的话，唯一的错，不过是当年不幸生在了墨西哥而已。
无法将主张强加于人不幸的是，非法移民的这次大游行，虽然鼓舞了非法移民的士气，但也激起了保守势力的反弹。着名的反非法移民组织“the　miniutemen　project”的一个领导人，干脆说：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外国人，竟敢跑到我们的大街上挥舞外国的国旗游行示威，藐视我们的法律，这是彻头彻尾的暴民统治。
他的表达方式虽然极端，但是代表了很多右翼美国人的心声。别说右翼美国人，就是合法移民，比如很多中国留学生，对非法移民的上街游行，也颇有微辞。在一个留美学生的论坛上，一个中国学生愤愤地写道：“我们这些年辛辛苦苦地考托福　gre，读书找工作交税，老老实实排队等绿卡，凭什么他们偷渡来的，还要抢在我们前面拿绿卡”
另一方面，右翼毕竟只是美国社会当中的一支力量。移民问题，正如美国社会的其他问题，还是要在美国充满权力制衡的政治框架中寻求解决方案。就非法移民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治当中诸多力量的博弈：参议院的温和派和众议院的强硬派之间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共和党内部之间联邦与州之间不同种族之间立法机构与白宫之间选民与政治家之间，都有不同的立场，但都无法将自身的主张强加到对方身上，只有通过不断的周旋牵制谈判，政策才有可能出台。也正是因此，非法移民政策暂时卡在了国会的喉咙，只能等“秋后算帐”了。
控制石油的什么在美国的反伊战游行示威中，最流行的一个标语牌恐怕是“no　blood　for　oil”了不能为了石油而流血。虽然布什和克莱尔早就声明“这场战争和石油毫无关系”，基本上人们把这话当笑话来听：不为石油为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找不到，难道美国还真就是为了给伊拉克人民输入自由民主美国还真成了雷锋不成
这种提问的逻辑其实不完全合理。假设――仅仅是假设――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输入自由民主，这其实与美国的利益也不矛盾，甚至大大促进美国的利益：一方面，许多国际关系的研究表明，“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把伊拉克给民主化了，对于美国的国际安全是一件大好事；另一方面，如果把伊拉克给“自由化”了，改造成自由市场经济，会大大降低跨国公司与伊拉克之间商贸往来的“交易成本”，尤其对美国那些大的石油公司有利。所以给伊拉克输入民主自由，和强化美国在中东的商业政治利益很大程度上是一件事，为什么一说到“输入自由民主”，就立刻要认为是“理想主义”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强化美国在中东的政治经济利益，难道就一定意味着伊拉克人利益受损也不见得，假设――仅仅是假设――美国真的成功地给伊拉克输入了自由民主，一方面美国强化了其利益，一方面当地人享受了自由民主制度，这不是一种双赢的情形二战以后的日本不正是如此
当然，到目前为止，由于伊拉克内部错综复杂的宗教族群冲突，实际情况恰恰是“双输”：伊拉克人没能享受到“自由民主”，美国的“利益”也很难说得到了强化――政治上，因为这场战争，美国在国际上被空前孤立，11　月中期选举中，共和党的全面溃退也标志了布什政府打伊战的政治代价；商业上，由于战乱和政治斗争，到目前为止，英美那些大的石油公司还是无法真正进入伊拉克。
现在，让我们来假设――同样仅仅是假设，虽然很多人都将它认定为事实――美国打伊拉克完全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控制伊拉克石油的产量
控制伊拉克石油的价格控制伊拉克石油的出口国方向控制伊拉克石油的开发权甚至，控制伊拉克石油的所有权以前在一个朋友的博客上看到一句话，我很欣赏，他说：我不在乎别人的观点是不是和我的一致，甚至不在于别人的观点是不是愚蠢，我在乎别人的观点是不是“独立思考”的结果。我想所谓的“独立思考”就是指，当你拥有一个观点的时候，是通过你自己掌握的信息独立做出的判断，而不是因为一百个人里面有九十九个这样说了所以人云亦云地这样说。那么，我想请问那些认为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的朋友，你们是否独立思考过这句话的确切含义，以及，有什么论据支持这个观点
别着急，不是说美国打伊拉克一定不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我只是说，必须搞清楚这句话的确切含义。
显然，控制伊拉克石油的“所有权“这一条不可能。虽然美军一占领伊拉克就直接去“保卫”
石油部的举动成了全世界的笑料，但距离萨达姆下台已经有些年头了，好像也没见美军把伊拉克油田抢到自己的名下。就算将来伊拉克局势稳定下来，exxonshell　这样的大石油公司要开始“争夺“伊拉克石油的“开发权”，也必须通过竞价购买的市场交易方式。
控制伊拉克石油的“开发权”，这话有一定道理。许多伊战的批评者都认为英美政府打伊拉克，其实是在为　exxonmobile，shell，bp　这样的美英石油公司开路。军国主义开道，资本家挣钱，这似乎也非常合乎我们所习惯的“阶级分析”逻辑。但是，这个说法的可疑之处在于，就算布什政府把　exxon　当大爷当舅舅伺候，都　21　世纪了，又不是　19　世纪，给资本家开道还非要通过打仗通过打仗来打开市场，成本太高了，美国这么几百亿几百亿美元地往伊战砸钱，真要是为了取悦几个石油大佬，不如把这钱直接通过减税补贴的形式分给他们得了，可能投入产出更划算。而且，以美国的霸权主义地位，通过联合国搞一个协议，说取消制裁的条件就是打开市场不就行了美国政府又不是没跟萨达姆合作过，“第二次握手”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非要打仗正给石油制裁给折腾得焦头烂额的萨达姆没准求之不得呢，用我们中国，或者印度，或者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眼光来看，不就是个“引进外资”吗，越多越好啊。
那么，控制伊拉克石油的出口量和出口方向呢比如，“强迫”伊拉克多往美国出口石油，少往美国的经济政治对手出口，从而一方面保证自己的经济发动机能量，一方面牵制对手。
这个说法同样可疑。和平年代石油卖给谁不卖给谁几乎都是靠各个国家的购买力决定，很难想象伊拉克出台一个政策说“我只卖油给那谁谁谁，就不卖给那谁谁谁”，行动上也没有这个迹象。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伊拉克石油的依赖性并不强，就拿　2005　年　11　月来说，美国的进口石油里面，只有16。3来自于中东，而伊拉克在其中又只占　26。现在国际石油出产国很多元化，就算伊拉克完全停止对美国石油的出口，这个缺口也可以通过其他国家补回来。难道美国非要为这百分之四左右的石油进口量打一仗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举着“no　blood　for　oil”的人当中，很多一方面严厉斥责政府为了“拥有石油”而打仗，另一方面却享受着“石油文明”带来的各种好处不肯放弃，该买　suv　买　suv，该　24　小时开空调　24小时开空调，其状态犹如左右手互博。
控制伊拉克石油的产量，从而达到左右石油价格的目的，这还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美国如果要控制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以操控价格，你说是要让它涨价还是跌价呢有的人可能会说：
涨价这样美国政府所服务的石油大佬渔利啊。有的人可能会说：跌价这样有利于执政党争取选民。反正无论涨价跌价，都可以用倒推法说成是美国政府的叵测居心。再说了，美国怎么“控制”伊拉克石油的产量呢打电话给　exxon　或者　shell　让它们减产人家可不是对政府言听计从的国企。拿枪比着石油部下达指示人家伊拉克也好歹有一个民选政府和议会。
当然了，危机时刻美国拿枪比着伊拉克让它增产或者减产，也不是没有可能。更重要的是，伊拉克一国的石油产量对国际油价的长期影响力有限，它少生产点其他国家可以多生产点，市场的总体供求关系未必会因为伊拉克而改变。
照你这么说，你可能会说，美国打伊拉克跟石油没有关系了。当然不是这样。美国打伊拉克显然跟维护它在国际政治中的“老大”地位有关：敌对的政治势力与巨大的石油收入相结合，容易形成对美国的挑战。现在委内瑞拉伊朗甚至俄罗斯为什么敢于动不动跟美国叫板
滚滚而来的石油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些“威胁者”中，拿伊拉克开刀显然最顺手。
其次，在中东安插一个亲美政权，也有利于维持石油体系长远的稳定与开放――可以牵制opec　不随便发“小姐脾气”，增进国际石油安全。你可能会说，你看，还是回到了石油不是
美国不还是为了石油去打的仗我想提醒大家的是，石油安全不仅仅是美国人的石油安全，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石油安全。虽然美国自身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但如果石油价格失控，刚刚起飞的中国也就被斩断了翅膀。
敌人的权利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个老师说：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其实不是看多数人，而是看少数人，比如残疾人，同性恋，外来移民，他们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要我说，还有一个更过硬的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敌人”落到它的手里之后，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
对目前的美国来说，它的敌人最集中的地方，莫过于关塔那摩监狱了。那里先后关押着　911以来美军抓获的　700　来个“恐怖分子嫌疑人”。莫罕默德卡塔米，可能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
卡塔米，据说是　911　事件中的“第　20　个劫机犯”。2001　年　8　月　4　日，卡塔米从阿联酋飞往美国，在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机场降落。当时，911事件的一个主要劫机犯阿塔就在机场门口接机等他。但是，由于卡塔米不会英文，只有单程机票，而且对自己到美国来干嘛支支吾吾，海关人员把他当作非法移民遣送回了阿联酋。在一个被截取的恐怖分子电话中，911袭击的组织者之一也称卡塔米是“最后那个人”。据说，911行动中，其它三个飞机都有5个劫机犯，只有飞往白宫的那架飞机是　4　个劫机犯，其中缺席的那个人，就是卡塔米。
后来，2001　年　12　月，美国在攻打阿富汗时俘获了卡塔米，并把他押送到了美军的关塔那摩监狱审讯。之后的几年，他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里，接受讯问。
2006　年　3　月　3　日，时代周刊公布了从　2002　年底到　2003　年初的卡塔米审讯记录，其中曝光了审讯过程中的种种“虐行”，其中包括：让他扮狗羞辱他长时间审讯不让睡觉用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姿态长时间拷住强迫喂食降低房间温度并不断向他泼冷水在他耳边长时间放特别吵的音乐据称，卡塔米的待遇在关塔那摩是一个普遍现象。无独有偶，2003　年底　2004　年初，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待战俘的照片文件曝光于各大媒体，举世轰动，可以说让美国的国际声誉沾上了难以洗刷的污点。
无论是阿布监狱的照片，还是关塔那摩的记录，都表明“敌人”落入美国手里之后，人权受到了严重侵害，但是，是不是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美国的“人权”概念根本经不起推敲，不过是一个用来敲打它国的大棒呢如果得出这个结论，只能说观察者只关注了“美军虐俘”这个现象，却没有关注在虐俘现象曝光之后，美国社会及政界对这个现象的反应。
我们都知道，对于一辆长期在路上的车来说，遇上或大或小的交通险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交通险况是否最终会酿成人命关天的悲剧，还要取决于车里的很多危机应对设置，比如，刹车是否灵敏，车内乘客是否系安全带，车内的充气口袋会否及时弹开，等等等等。阿布监狱和关塔那摩的虐俘行为，可以说是美国这辆“自由号街车”遇到的“险情”，这个“险情”
的出现，说明美国的人权状况还存在严重的缺陷。但是，从美国社会各界对反应和行动来看，这辆汽车的刹车安全带充气口袋系统又是非常可靠，在汽车从“自由线路”滑向“野蛮线路”之前来了个紧急刹车，及时避免了更大的危险。
媒体民间社团的力量，可以说是“刹车”系统，立法系统的制约，可以说安全带装置，而独立的司法力量，则是充气装置。所有这些避险机制及时启动，最后的结果是，虽然布什政府这个“司机”开错路线几乎翻车，车里的美国人民受到惊吓，最后还是有惊无险。
美国的媒体在报道政府的这些“丑闻”时，可以说是争先恐后。04　年初阿布监狱丑闻最先的报道者中，有美国　cbs　电视台的“新闻　60　分”节目，纽约客杂志也进行了长篇报道。
之后美国各个媒体掀起了声讨美国政府的热潮，04　年起，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
等详细报道了监狱里的审讯技术以及关押犯的悲惨状态，并呼吁政府尽早关闭关塔那摩监狱。
时代周刊干脆发表了几十页的卡塔米审讯日志。
与此同时，各个民间的人权组织也开始积极行动，扞卫“敌人的权利”。其中最着名的是纽约的“人权观察”，它对关塔那摩的囚犯状况做长期的跟踪调查，推出了系统的调查报告。“宪法权利中心”这个组织不但给卡塔米这样的人提供律师帮助，而且协助受害者积极参与对美国政府相关人员的起诉。与关塔那摩相关的书籍音乐话剧电视片游行示威纷纷出现，高校教会电台电视台对关塔那摩的讨论层出不穷，批评的声音占绝对优势。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立法机关开始有了反应。“反虐俘”最着名的代表，是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克凯。他说，“为了赢得这场反恐战争，我们不仅仅需要军事上的胜利，而且需要价值观念上的胜利，虐俘让我们在价值观念上损失重大”。2005　年　10　月，参议院以压倒优势通过反对虐俘的法案，“禁止对战俘使用残酷的不人道的和污辱性的审讯手段”。压力之下，布什政府于　12　月签署同意了这个法案，以示“美国政府反对虐待，尊重国际法规”。
司法的力量同样不可忽视。从　03　年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就开始接手相关诉讼。04　年判决关塔那摩在押犯有权通过程序挑战他们的被关押状态。2006　年　6　月，最高法院判决关塔那摩在押犯确系日内瓦协议的保护范围，同时还判决，政府不能另设行政军事委员会来审判犯人，审判必须通过常规法庭或者军事法庭，再次限制了行政力量对司法力量的干涉。
其实，即使是布什政府，也从来没有公开提倡过“虐俘”。要知道最早开始启动调查阿布监狱虐俘行为的，是军方自己，而不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对某些温和的“刑讯逼供”，布什政府可能曾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后来，随着各种社会压力的增强，他们不得不一再站出来表态反对“虐俘”。事实上，布什政府也的确有为难之处。一方面要从准恐怖分子嘴里“榨”
出有用信息，另一方面还要对他们“和颜悦色”。如果另一次　911　发生，需要负责的可不是纽约时报或者“人权观察”，而是美国政府。可能令某些官员想不通的是，对卡塔米这样的“准恐怖分子”大声放音乐都被指责为“虐俘”，与此同时，某些伊斯兰极端组织正在砍下象博格这样无辜美国人的头颅。
然而，正如麦克凯所说：“我们是比我们的敌人更好的人”。文明社会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这个标准下，阿布监狱的　17　个虐俘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其中有两个美国士兵，甚至被判处了　10　年和　3　年的徒刑。美国驻伊的总指挥官桑切斯也称，是阿布监狱丑闻导致他“被迫退休”。与此同时，关塔那摩的囚犯正在一批批地被释放，就是卡塔米，据国防部的最新消息说，由于他曾经经受的“虐待”，美国很可能无法起诉他。甚至相反，一些被释放的关塔那摩囚犯，开始反过来寻求起诉美国政府中的相关人员。
固然，关塔那摩的荫影仍然没有完全清除，美国社会仍然在为“敌人的权利”进一步斗争。然而，已有的这些斗争至少表明，关塔那摩那　700　来个人的痛苦并没有白白承受。他们的痛苦，已经被美国社会转化为强化其人权保障机制的信号，以防止更多这样的痛苦。泱泱大国的运转，政府不可荩 不出错，重要的是这个政府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是否承认它，是否改正它，是否在一个更大政治框架中受到制约。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能否容忍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践踏人权――不仅仅是“我们”的人权，而且是“敌人”的人权――归根结底，人权是人类的权利，不仅仅属于“我们”或者“他们”。
民主现实主义翻开报纸，又是一则伊拉克的坏消息：巴格达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46　人死亡，104　人受伤某种意义上，这种新闻已经不是新闻了――天天都能读到的新闻叫什么新闻哪天打开报纸没有发现伊拉克的死人消息，那才是新闻呢。
伊拉克到底怎么了地球人都在思考。
查尔斯克劳桑莫，美国一个保守派政治评论家，曾经这样反击那些反伊战的人：自由派老说多边国际行动更道德，我就奇怪了，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告诉我们，解放两千五百万被压迫的人这件事不道德呢
姑且不论美国打伊拉克是不是的确为了“解放”被压迫的伊拉克人――对于许多“天真”地这样地认为的人，恐怕会有类似的困惑：别人好心好意去解放你，你咋就不从呢
问题是，好的东西，就可以强加于人么伊拉克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难题，而且是一个道德难题。如果一个病人拒绝吃药，你可以出于道义劝他，甚至强行灌药，但是灌药的过程中把这人打得遍体鳞伤，打出来的病比本来得的病还重，这还合乎道义吗
2004年，克劳桑莫提出一个概念：民主现实主义。其核心主张就是美国应该公开实行“单边政治”，主动出击传播民主制度，而不是扭扭捏捏寻找什么“国际共识”。与其浪费时间去寻找并不存在的共识，他说，不如大刀阔斧地单干“扁兔崽子”antison　of　bitch　policy。
然而，就是右翼政治学家福山，都批评这个“民主现实主义”的政治主张“奇怪地脱离现实”。
归根结底，不同的眼睛看到的“现实”不同。克劳桑莫看到的是那些“流氓国家”的流氓行径，而福山看到的――以及我们现在每天翻报纸看到的――是伊拉克一天又死了多少多少人。
06　年　12　月　6　号，美国众议院任命的“伊拉克研究小组”发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提出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方案”。其核心主张无非是两条：第一，美军不能无限期地留在伊拉克，美国政府应该给伊拉克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自己加紧解决宗教种族冲突，否则美军就应该在2008　年开始撤军；第二，建立中东地区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尤其应当把伊朗和叙利亚拉进谈判桌，进行地区对话。
派系团结加地区对话当然是好事。但是，这些主张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假定对方――伊拉克也好，伊朗叙利亚也好――是一个理性的统一的既有对话意愿又有相应行动能力的实体。
不幸的是，不理性不统一缺乏对话意愿更缺乏行动能力，恰恰是中东方面的“现实”。伊拉克已经被宗教派系斗争折腾得遍体鳞伤，至于伊朗，看美国出丑本来就不亦乐乎，人家有什么兴趣跟你真心实意地对话
美国政治学家杰克施奈德近年来写了两本书：从投票到暴力和选上去打。这两本书针对的，恰恰是冷战结束以后这个令人痛心的现实：在许多国家，民主化进程与种族宗教冲突激化并驾齐驱。苏联民主化以后，车臣地区烽火连绵。南斯拉夫民主化以后，各种族打得让人眼花缭乱。布隆迪　1993　年刚实现第一次和平选举，第二年就发生了图西族和胡图族的种族仇杀。施奈德承认，正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指出的，“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但是，“转型过程中的民主化国家”却是滋生暴力冲突的温床。在他看来，90　年代之后激增的种族民族冲突恰恰是民主化本身的结果：为了赢得选票，无数政客不惜煽动本来不存在或者较微弱的种族仇恨。换句话说，民主化“制造”了派系冲突。
说种族民族冲突完全是“民主化进程”制造的，当然不公平，事实上，专制者同样会“制造”
种族宗教矛盾。比如布隆迪，在民主化之前两个种族本来就相互砍杀。但是，说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却不无道理。如果说民主化的“西方文化条件”已经在现实面前不攻自破――毕竟，不少儒教文化国家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民主化的经济条件也令人生疑――美国从英国殖民者手里夺得政权实行雏形的选举时，人均　gdp　恐怕比现在许多专制国家要低得多。但是，民主化的“国家认同条件”却一次次地得到历史地印证：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基本一致的“国家认同”，民主化不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可能带来很多新问题。
如果说专制时代还可能一个“大流氓”镇住无数“小流氓”，民主化过程中则有可能出现“群氓乱舞”。
这当然不是说，一个多民族专制国家就别指望民主化了，事实上，即使根据施奈德的统计，和平实现民主化的多种族国家比血流成河地渡到民主的国家要更多。但是伊拉克这样的例子又的确告诉我们，在一个种族裂痕很深的社会，民主化有一个“社会准备”的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公共领域在意识形态上与政治煽动家相抗衡，如果没有一定的民权运动作为民主化的基础，如果没有种族调和甚至同化的政策相配合，民主化很可能被煽动成多数对少数的暴政甚至内战。毕竟，真正的民主化，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的变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社会形态的转型。在崇扬民主价值的同时，对民主化进程中的陷阱保持警觉，才是真正的“民主现实主义”。今天伊拉克的乱象，恰恰是“民主理想主义”的后果。俗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就是给人灌药，也不能把人给灌得一命呜呼。
美国大选贵不贵花数十亿美元买来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物有所值随着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落幕，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每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