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

功能 和 功能！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余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群儿从之纷如也，久之衡文者，贡余于京师。乡人之在京师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戴《送萧端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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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5）
这位以司马迁自诩，遍游燕赵齐鲁、三吴八闽，搜访南明遗事，立志续史的戴名世，“既穷而游，多愤世嫉俗之论，以是积学之士皆慕其才，与之交，而驰声利挟权势者，则畏其口而忌其能”。（徐宗亮语）看来，不是他不了解这个社会，而是这个社会根本不能接纳他。于是，得罪了有权有势和有银两者，自然也就制造了不少明里暗里的反对派。
反对派的存在，也许并不可怕，反对派加之小人，那就没好日子过。都说中国地大而物不博，但是，就小人而言，这东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却从来不感紧缺，随时随地，不请自到。孔夫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应该是“三人行必有小人”才对。小人之厉害，在于他全天候的精神抖擞，眼睛盯着你不放的同时，鼻子还不停地嗅着上面的动静。
我估计那个跳出来陷害戴名世的御史赵申乔，一抓住他书中的把柄，二抓住他备受世俗訾议的恶名声，三抓住康熙要杀人的血腥欲望，于是，一纸奏书，呈送到主子面前。
“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参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精华？祈饬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
康熙御批：“这所参事情，该部严察，审明具奏。”（《圣祖仁皇帝实录》）
戴名世的《南山集》的“罪状”，说来可笑，在书中有关南明政权史实部分材料，引用了桐城另一位也曾是翰林和侍读学士的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书中所记南明事，用南明年号，而戴名世转录到自己文集中时，不知道他是马虎了呢？还是相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未作更改。或者，在他这个另类文人内心深处，存有一点叫板之意。于是，偏偏被一心找碴的赵申乔抓住，这个想吃人血馒头的小人，以“所作书内，将本朝年号销除，将永历年号写入等类大逆不道之语”参奏上去。小人之狡狯，就在于他抓住康熙狭隘的种族禁忌心理，激怒之下，把戴名世送上断头台，而赵申乔因此案立了大功，擢为户部尚书。
这次《南山集》文字狱，牵连到已死多年的方孝标，牵连到作序的方苞、方正玉、汪灏等人，牵连到出版社，印刷厂，发行人，投资商，以及藏有此书者，知情不报者，和处置不力的地方官员。最为恐怖可怕者，牵连到戴、方两族大批宗亲姻眷，一概治罪，那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杀得整个桐城地区，血雨腥风，昏天黑地。
按当时康熙批准的屠杀范围：
“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不分异性、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查出送部，律斩立决。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其十五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查出照例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据雍正元年的刑部题参）
总计死于非命者，应有三百多人，流放黑龙江的宁古塔，拨与乌喇、白都诺等外安c，活着受罪者，当有四百来人。康熙这次《南山集》一案，遭波及者将近千人之数。时隔数个世纪，重述这段血泪往事，犹感心悸。
戴名世固然为他的笔误，横遭惨祸，其实对统治者来说，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借口，而根本问题，在于他一定要写出南明史的这一份真实，为康熙之忌，才付出代价的。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
“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戴《与余生书》）
文人遭遇皇帝（6）
所以，从屈原起，中国文人最让统治者头疼的一点，就是他们坚持笔下的真实。戴名世之值得尊敬，也就是他要把那一段被湮没的，被改写的，被当局有意忘却的历史真实，无论如何也要写出来的勇气和骨气，不屈不挠，赍志以赴，知道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文人的诚实，文人的理性，文人的使命，文人薪火相传的历史责任感，也使他不能住手停下。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文人，最起码的一条写作准则，就是要给历史留下来真实。可以不写不说，但不可以瞎写瞎说，尤其不可以为了迎合什么而颠倒黑白，而枉顾是非，那就是缺了大德了。那些为康雍乾唱赞美诗的史学家、文学家，实在是令人为之齿冷的。
在安徽桐城戴名世祖屋后边，那口至今犹在的池塘，当时为避祸及，其族人先行跳水自溺而亡者，将近百十来口，其中以妇孺眷属为多。据说这口池塘，时闻冤魂夜哭，到了刮风下雨的天气，常见幢幢鬼影，时有阵阵y风。
看起来，文人遭遇皇帝也罢，或者皇帝有意识地遭遇文人也罢，说了归齐，双方矛盾的症结，就在于真实二字。一个要说出写出这个真实，一个不要你，不让你，不准你说出写出这个真实。于是，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的统治者，只有诉诸于文字狱的办法，来收紧文人的骨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便是中国文人永远摆脱不掉的噩梦。
刘项原来不读书（1）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为秦代的嬴政，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批量化地集中屠杀文人的皇帝。
据说，毛主席在一次会议的谈话里，提到这件事，他认为秦始皇杀得并不多，或不够多。然而，秦始皇万万没有想到，他如此大规模、大范围，几近斩草除根地收拾让他觉得放心不下的文人，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子孙万代坐稳皇帝的位子；从此可以放下心来，再无文人跳出来犯上作乱。哪晓得，事与愿违，秦到二世即亡。而亡秦者偏偏不是文人，而是不读书的刘邦和项羽。
后代人议论起秦始皇来，第一个话题，就是他的暴政，他的焚书坑儒，多半想不到他作为千古一帝的辉煌业绩。其实，焚书，是始皇帝三十三年的事；坑儒，是始皇帝三十五年的事。将六百四十名儒生坑于咸阳，是嬴政下令干的，因为他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气急败坏，便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但焚书，却是李斯给他出的主意，若要分清罪责，至少在焚书这件事上，秦始皇够不上主谋。
1933年，鲁迅先生于《申报？自由谈》上，写过一篇《华德焚书异同论》。因为当时，德国的希特勒上台执政，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纳粹分子焚烧书籍，禁止所谓“非德意志”（即不符合纳粹思想）的书籍出版和流通，弄得柏林、莱比锡等城市乌烟瘴气，一塌糊涂。至今在柏林的洪堡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块焚书碑，记叙这件事。当时，上海一些报章，把希特勒与秦始皇相提并论，鲁迅先生觉得这样比法，“实在冤枉得很”，他认为，秦始皇“吃亏在于二世就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
这场焚书的无罔之灾，先是几位博士的闹腾，后是李斯的出谋划策，秦始皇才画圈的。
秦代的博士，都是大儒，不同于现在的博士，只是某一专业达到一定水准的职称标志。如今的博士多如牛毛，那时的博士全国才几十位，所以，地位非常之高，政府对他们相当礼遇的。始皇帝过生日，特地在咸阳宫置酒，专请博士们赴他的寿宴。显然，嬴政很愿意听这些有学问的博士，唱一曲《happy　birthdayyou》，然后吹蜡烛，切蛋糕。
这就是中国特色了，在历史上，所有朝代的皇帝，打心底里不待见知识分子，他们宁肯要愚民，因为愚民好统治，知识分子有头脑，好思考，就比较难管理。但有时候，像蛋糕上必须有几粒红樱桃点缀那样，少了装点门面的知识分子还不成，这就是秦始皇一定要请博士们来喝寿酒的隐衷。这本应该是个愉快的###，想不到，却酿成焚书的悲剧。一怪那个山东老学究淳于越，二怪那个投机分子李斯。
历代文字狱，皇帝固然是罪魁祸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倘若没有想借帝王之手，屠灭同类，出坏主意，打小报告的小人，这台戏根本就唱不起来的。李斯在秦国，是外来户，一些人（自然也包括这些博士），一直想把他轰走，他很恼火，耿耿于怀，所以，憋着劲要收拾他们，何况，他是地道的小人。这样说，也许有些过分，但从他最后与赵高沆瀣一气，至少，他说不上是君子。
其实，吃完甜点，果盘也端来了，博士们就该一抹嘴，抬腿走路。但知识分子中的文化人，如作家，如诗人，在灵魂里都会有不那么肯安生的习性，由此就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表现欲。我原先以为“人来疯”是儿童多动症的表现，长大以后，就不药而愈的。后来，我渐渐品出来，有的人，这种“人来疯”的毛病，到了年纪一把，胡子一把，说话撒气漏风，走路跟头把式的老先生，也会像老儿童一样，到了人多的场合，按捺不住要表演，使大家注意他。否则，将老人家旁落于镜头之外，焦距没有对准他，会五计六受，十分痛苦的。
这就是文化人与生俱来的弱点了，从这些秦代的博士起，一直到清代康雍干嘉文字狱的当事人，常有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没事挑事的嗜好，生怕人家把他当哑巴卖了。譬如：说些帝王不中听的话啦，做些领袖皱眉头的事啦，与领导唱一唱对台戏啦，故意不买上峰的账拿一把啦，等等等等，自以为得意。结果呢，往往是请得了神，送不了神，j蛋碰到石头上，惹恼了官家，弄不好，就有可能付出头颅为代价。真到了那时，又磕头如捣蒜地求饶，上陈情表，写悔过书，深刻检查，认真忏悔，就不禁令人为之叹息，阁下，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刘项原来不读书（2）
那是公元前213年，咸阳宫外，小轿车停了一串，共有七十位博士接来给陛下贺寿。博士跽在下面，嬴政坐在上面，主持团拜会的仆s周青臣，自然要讲一通颂扬的话。“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日月所照，莫不宾服。”这也是人情之常，顺水推舟，谁过生日，愿意人家没头没脑浇一盆洗脚水吗？博士淳于越在这场合跳出来，指责人家拍马p，实在是既没有眼力，也没有什么道理。如按贾谊《过秦论》里描绘的，“振长策而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的祖龙神威，周青臣的赞颂，虽有谀词之嫌，但说的也是实话。
现在很难了解淳于越一定要发这次难，所为何来了。是学问太多了的呆气，还是四六不懂的迂腐？是跪得腿疼，心火上升，还是蛋糕块小，嫌分得不公平？依我忖度，很可能是文化人的耐不住寂寞，受不了冷遇的天性所致，文人的出风头欲望，有时候是控制不住的。他之所以这样做，而且用故意唱反调的办法，完全是希望引起始皇帝的注意？他跽着趋前一步，发了一通事不师古，而能长久哉的今不如昔的感慨，然后话锋一转：“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这意思，谁都听得出来，他才是顶刮刮的诤臣。
我很佩服秦始皇的雅量，对这位山东老夫子的指责，并未火冒三丈，而是“下其议”，让大家讨论，够风度。坏就坏在李斯身上，提出了焚书的主意。所以，严格来说，这个发明权，应该属于李斯，而不是秦始皇。
不过，李斯立论的基点，师今而不师古，是绝对正确的。他的名言：“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很具辩证法，很符合时代发展的逻辑。生活不会停滞不前，它要发展，它要向前，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前人的y影里。无论那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辉煌，在历史上留过多么了不起英名的大人物。过去的，也就过去了。若是后来者，仍旧抱着棺材板板不放，说相同的话，做不变的事，走一模一样的路，连放p也是一式的气味，那就只能是一代没出息的侏儒而已，而侏儒是绝成不了气候的。
但他出的焚书这一招，实在够糟、够恶、够讨厌，谬种流传，遗患无穷，不但希特勒学得很是地道，一直到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红卫兵小将，也一个个无师自通地成为他的衣钵传人。那些连笔都握不好的手，在华夏大地上点燃起的焚书之火，不知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啊！秦始皇焚书，多少还有些选择，医学的书，农耕的书，是不烧的，而革命小将们的焚书，凡线装书，凡直行排印的书，凡文言文的书，凡外国人写的书，凡能归之于封、资、修的书，一塌刮子都往火里扔。这种焚书的极端主义，那才叫干净彻底。如果嬴政借尸还魂的话，对小将的这份革命洁癖，也会钦佩得无以复加，而自惭不如的。
秦代的书，是竹简，不大好烧，但烧起来，火光烛天，肯定更壮观些，但灰分较大，残留下的灰烬，也肯定会堆积成山的。据说，在陕西省的渭南县境里，一条叫做“沩水”的河岸边，至今还有暴露灰层的秦焚书灰堆的遗迹。在唐代，一位叫章碣的诗人，可能到此一游，写了一首《焚书坑》的七言绝句：“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首诗的后两句，脍炙人口，人们常常引用来说明，无论暴政多么持久，高压统治多么严酷，但思想是无法禁绝的，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不会断根的。秦始皇把书烧了，接下来的汉代，却是继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后，中国出现的又一次文化高c期。
嬴政以后的皇帝，好像悟过来了，焚书无用，焚了还可以再出版，出版了还要再焚，多费事啊！不如坑儒，把你脑袋摘了，就什么也干不成了。所以，干脆，治标不如治本，收拾知识分子，为上上策，重则杀头，轻则充军，让你写不成书，朕还用得着焚吗？这世上不就有一个司马迁吗，敢在受了宫刑以后，还有毅力去写《史记》的。绝大多数的文人，都会为了上保头颅，下保卵子，俯首帖耳地做顺民的。
刘项原来不读书（3）
中国皇帝好焚书者，此后还有过好几位，但都不具秦始皇那种统一思想，传之万世的宏图大略，多为陷于困境中的歇斯底里大发作，纯属玉石俱焚的自弃自毁的行为。如梁简文帝萧纲，在侯景兵围建康期间，曾经“募人出烧东宫，东宫台殿遂尽。所聚百橱图籍，一皆灰烬”。他的弟弟，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被围城破之日，下令焚烧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其中包括从建康为避兵灾而转移到江陵的八万卷书，梁武帝收藏的内府书画数万卷，统统付之一燔。昭明太子的这两位弟弟，真可谓一对难兄难弟。
后来，萧绎被北魏俘虏了，有人很奇怪地问他，你干吗要烧书，你不是手不释卷，爱书如命吗？他的回答是：“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谈到这件事时，不禁叹息：“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
皇帝焚书，固然可恶，十分可恶，但应该看到，在中国焚书史上，他们焚的书，只是冰山可见的一角，而不可见的水面下的那九分之七，全是非皇帝的焚书者，对于中国文化所造下的罪孽，那才是罄竹难书的恶行呢！
就以渭南县焚书坑所能看到的残留物，何其可怜巴巴；对照近年来发现出来的兵马俑遗址的焚烧规模，再联想史书所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两相比较，秦始皇焚书，真是小儿科得很，而不读书的刘邦先生，特别是西楚霸王项羽先生，放起火来，那才是大手笔。项羽西屠咸阳，连咸阳宫、阿房宫、六国离宫、秦陵都烧得片瓦不存，什么竹简就不会留下来的。
秦始皇焚书时被例外允许保留的医学、农耕书籍，从此荡然无存，连片纸只字都找不到了，这不是项羽干的好事，还有谁！所以，是秦始皇烧书厉害，还是西楚霸王和他的江东子弟，还有那些趁火打劫的老百姓烧书厉害，也就不言自明了。
如果上吉尼斯纪录大全，秦始皇是第一位官方焚书者，那么，第一位民间焚书者的桂冠，给项羽戴上，是当之无愧的。
项羽那么勇敢地放火，因为他实际上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粗人。虽然他做过“虞兮虞兮可奈何”的诗，与现在一些附庸风雅的先生，胡诌两句打油诗的水平，相差无几。正因为他没文化，不读书，所以比谁都恨书，就如同“文革”期间，只有初中和高小水平，而且老不及格的红卫兵小将，由于恨书，恨老师，焚起书来，一点也不会手软，是同样的。
别看项羽是楚贵族，但满脑袋装的全是小农意识，在咸阳捞了一票以后，就要衣锦荣归，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拥着虞姬回江东去了。在中国，凡具有小农意识的阶级或阶层，都对知识，对知识分子，存有一股狭隘的排斥的警惧心理，若说爱屋及乌的话，自然也就恨人及物，这是他能够连眼皮不眨一下地大焚其书的内心动机。这就可以理解红卫兵，像疯了似的一定要踩上千万只脚，让老师、教授、学者、专家、走资派，一切有文化的人，永世不得翻身，恐怕也是这种拒绝文化的偏执心理在作怪而已。
由此可知，不读书的人，造反可能是把好手，革命也许可能坚决，做一个冲锋陷阵的痞子，可能是块好料，但指望他们尊重知识，爱护文化，珍惜图书，摆脱愚昧，无异于“与虎谋皮”。当时，“文革”发动者不会让读书人去焚书，因为他的手必定会抖，即使在胁迫下，手不敢抖，良知也会战栗不已的。所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的“文革”狂飙中，大量发动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一马当先，成为焚书的积极分子，道理就在这里。越无知，越愚昧，越没有头脑，越容易迷信，越个人崇拜，越便于驱使。我记得，在那个颠倒的岁月里，一群小将在小县城的百货商店门口贴出一纸勒令，不许他们出售一种名叫“太妃糖”的糖。可笑的，大家对这种无知不敢笑，更可笑的，商店居然将一块块糖纸剥掉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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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项原来不读书（4）
现在重提旧事，仿佛天方夜谭，所以，项羽进咸阳后，带着他的江东子弟，杀人放火，大家觉得正常；而萧何到了关中，第一件事是派出人马，四处搜集秦国的文书档案，反倒令人感到蹊跷。谬误成为真理，书籍投进熊熊的火中，也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了。
史称，项王“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他只要金钱和女人，这也是中国五千年来造反起义，亡命奋斗的不读书的领袖们，所追求的目标。达到了物质上的大满足，和性欲上的大满足，项王还会顾及其他吗！在他的心目中，中华民族的文明精华，恐怕连擦p股的手纸都不顶。所以，一部《二十四史》，像刘项这班不读书的英雄，才是焚书的真正主力。
鲁迅先生写这篇文章，我想不是给秦始皇平反，只是觉得将他与希特勒比，不合适。要当真地算一算账，皇帝焚的书，远不如无知老百姓焚的书多。《大学衍义补》这部古籍里，就提出秦火和汉火的区别：“书籍自经秦火之后，固已无复先王盛时之旧，汉兴，多方求之，至哀帝时，刘歆总群书着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古书渐渐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乱，焚烧无遗。盖秦火之烧，有意而烧，其祸由于君也。汉火之烧，无意而烧，其祸由于民也。”
从此，君之焚书，远不如民之焚书，继王莽之乱后，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黄巢之乱，一乱接着一乱，无论哪一乱，都是不计其数的书籍付之一炬的悲剧时代。
如果我们沿着焚书的历史线索推寻下来，就该数到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了。我不知道在将来修史者的笔下，这十年浩劫，会记载在第《二十？史》中。但肯定会标明为“乱”，是无法翻案的。因为即使在《二十四史》中，也难找出一场类似的能够波及到全中国范围的乱。我那时劳改于偏远省份的一个极闭塞的山城里，老百姓连火车都未见过。一日，忽然从省城串联来的红卫兵，加上本地的忙不迭戴上箍的响应者，把大堆的书，加上从县剧团抄出来的戏装、头面、盔甲、唱本，浇上煤油烧掉，那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以这样一个小地方的焚书规模看，小将们那些年里，该焚掉多少书啊，这数字，恐怕神仙也统计不出来的。
所以，我想，谁要有兴趣写一部《中国焚书史》的话，真希望这书的最后一章，就在“十年###”这一节打住。由秦始皇开始的第一把火，到红卫兵的最后一把火，从此结束中国焚书的历史，倒不失为一种饶有兴味的组合。不过，电脑科技的飞速发展，已经可以将整个大英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存储在一张巴掌大的光盘上，那么秦始皇，或者刘项，或者革命小将又杀将回来，还能焚得成书吗？
无论暴政多么持久，高压统治多么严酷，但思想是无法禁绝的，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不会断根的。估计，这一回，这些焚书者，大概是不会有什么戏了。
司马迁的悲哀（1）
对中国历史稍有所知的人，都会知道司马迁这个名字；而知道司马迁是位历史学家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替李陵败降匈奴事辩解，触怒汉武帝下狱，受“宫”刑；然后于污秽肮脏之中死去的故事。
“宫”，即是去势。司马迁可算是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恐怕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唯一。
“宫”，和去势，是一回事，但性质有所不同。“宫”是刑法，是无可选择的。去势，在有皇帝的年代里，是当太监的首要条件。若不想当，也就不必去势。当然也有或被父母鬻卖，或因生活无着而净身入宫，不无被迫的个例，但大多数被阉者，是作为谋生手段，甘愿去势，求得进宫的这份资证。因此，这班人对于不男不女的第三性状态，较少屈辱感。而且一旦成为太监，生活在无数已将“那话儿”连根切掉的人中间，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可能笑话谁，裤裆里有没有那个玩意儿，便是无所谓的事了。
太监这行业，不仅中国有过，外国也有过的。如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如克劳狄、尼禄、维特利乌斯和提图斯等罗马诸帝，如其后的拜占庭帝国诸帝，奥斯曼帝国诸帝，都曾在后宫使用割掉生殖器的男人，以供役使。中国明代，大概是历史上破记录使用宦侍的帝国，故有“十万太监亡大明”这一说。任何朝代，太监或类似太监的人多了，都不是好事。
由于宦官有太多的机会接近帝王后妃，容易获得宠幸；加之阉人的变态性心理，嫉妒一切正常的人，便是他们的仇恨准则。因此，一部《二十四史》，读来读去，凡太监，都不是好东西。至少，好东西极少极少，所以，对这卑污龌龊者多，y暗险恶者众的一群，统统蔑称之为“阉竖”，倒也合适。
但司马迁之被“宫”，与“阉竖”的去势，截然不同。老实说，历代皇帝收拾文人，手都不软，什么毒辣残忍的法子没有使用过呢？但把文人xx连根端掉者，刘彻是独一份。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文人之受屈辱者，莫过于此。
“宫”刑，在中国，盛行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以阉割或损坏男女生殖器官，旨在使其余生在屈辱中度过。汉武帝异想天开，在“刑不上大夫”的年代里，他不杀头，也不判刑，更不戴上什么分子的帽子，而是采用“宫”刑，来对付他的国史馆馆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使其丧失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既活不下去，也死不成。这一招，实在可谓既恶且损，加之下流下作。
这奇耻大辱对司马迁来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一位“英明”之主，竟对文人进行如此卑劣的报复，简直使我们这个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华民族，为之蒙羞。古代洋人的酷刑，能够将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能够将圣女贞德，将布鲁诺在火堆上烧死，愤怒的革命群众，甚至将路易十六夫妇送上断头台一一铡死，不可谓不恐怖；在莎士比亚时代，人犯的脑袋，也有割下来挂在伦敦塔桥上示众的，其残忍可想而知。但像刘彻用“宫”刑对付一个文人，对付一个埋头在简牍中阅读历史的学者，这是世所罕见的无耻行径。
每读毛主席在《沁园春》的词中：“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这一句，我总会想起他“宫”司马迁这件丢中国人脸的事情，亏他做得出来，下得去手。我始终想，问题恐怕就出在这句“略输文采”上。要是像他那老祖宗刘邦，虽能吼出两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可这位亭长从不以诗人自居，无论司马迁说长说短，根本不甩儒生的汉高祖，至多当他放p，不当一回事的。而汉武帝，诗词歌赋都来得，虽“略输”，还有点“文采”，这一有，就坏菜，他把自己看作文人，按文人行事。同行之间，免不了计较，就要关心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就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了。而且，有权的文人，嫉妒起来，往往不择手段。“宫”你一下，又何妨？所以，碰上一个有文采的皇帝，哪怕“略输”一点，绝不是什么值得文人大众高兴的事情。
司马迁的悲哀（2）
司马迁书读多了，有点呆气，他为什么不想想，同姓司马，那个司马相如被欣然接受，这个司马迁却被断然拒绝呢？难道还不足以总结出一点经验，学一点乖吗？这就不妨打油一首了：“彼马善拍马，吃香又喝辣，此马讲真话，只有割xx。”为那张按捺不住的嘴，付出xx被劁的代价，真是太不划算了。
《汉书？司马迁传》认为：“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这意思就是说，若是司马迁能够“明哲”的话，也许可以“保身”，具体一点，可以保住那命根子。但他心血来潮，跳出来为李陵主持公道，招来了这场没顶（卵？）之灾。
不过，要一个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特别是这位太史令，还多一份历史感的文人，让他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让他对帝国的千疮百孔闭上眼睛，让他在这位年近花甲，做了四十多年皇帝的汉武帝面前，装聋作哑，那是不可能的。
“宫”司马迁的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大汉王朝的日子不甚好过，大面上的风光依旧，内囊早尽上来了。由于历年来徭役兵役不断，狂征暴敛，人民负担沉重，大批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奔走流亡。这一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来势甚凶。所有这些败相，都是刘彻随着年事的增高，“英明”一天天少下去，不英明一天天多起来的必然结果。
孟德斯鸠说过：每个被授予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并且将他的权力用到极限。康德也说过：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意大利哲人马基雅弗利说得更干脆：久握权力，必致腐化。这也是所有长期执政的统治者，在其晚年，难以逃脱的失败命运。
刘彻哪能例外，到了晚年，除了封禅巡幸，敬神祀鬼，便是好大事功，大兴土木，与所有老年统治者一样，最后必成为一个悖谬颠错的老糊涂。司马迁还以为他是当年意气风发的“英主”，居然天真烂漫地“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要为李陵败降慷慨陈词。
其实子承父业继任太史令的他，在国史馆里，早九晚五，当上班族，何等惬意？翻那甲骨，读那竹简，渴了，有女秘书给你沏茶，饿了，有勤务员给你打饭。上自三皇五帝，春秋战国，下至陈胜吴广，楚汉相争，那堆积如山的古籍，足够他白首穷经，研究到老，到死的。而且，他和李陵，非亲非故，“趋舍异路”，不相来往，更不曾“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有过私底下的友谊。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但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他是人物，总是不甘寂寞，有一种表演的欲望。
他认为他应该说话，他要不站出来为李陵说句公道话，还有谁来主持正义呢！他说：一、李陵“提兵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横挑疆胡，仰亿万之师”；二、李陵“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阵，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天下矣”；三、李陵“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学问太多的人，易愚；愚，则不大识时务；不识时务，就容易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出错误的事情。
他这一张嘴，果然捅下天大的娄子。
汉武帝是让他讲话来着，他该懂得，陛下给脸，垂询你的意见，是你要讲他愿意听的话。你如果不想对李陵落井下石，你完全可以装糊涂，千万别进逆耳之言。这位多少有点受宠若惊的关西大汉，遂以“款款之愚”，“拳拳之忠”全盘托出他的真实想法。一句“救兵不至”，不但毁了他的前程，连男人的看家本钱也得根除。他不是不知道，那个未能如期会师，致使李陵孤军奋战，兵败而降者，正是陛下心爱的王美人之兄长，贰师将军李广利。但他要说，这个认死理的司马迁。
结果，“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一个“略输文采”的统治者，收拾这个当场得罪了他，得罪了他小舅子，更得罪了他心爱之人的文学同行，还不容易。陛下吩咐了，不用砍掉他的脑袋，只消“宫”掉他的xx就行了，然后卷帘退朝。刘彻，肯定会为他这得意一笔，回到后宫，跟李美人一块儿偷着乐的。妲己，曾让商王纣杀比干剖腹验心，褒姒，曾让周幽王举烽火报警取乐，那么，汉武帝“宫”太史令讨美人欢心，又算得了什么？
司马迁的悲哀（3）
宫刑，始于周，为五刑之一。《书？吕刑》曰：“爰始y为劓、刵、椓、黥”，“椓”，孔颖达疏：“椓y，即宫刑也”，也就是去掉生殖器官。“劓”，削掉鼻子；“刵”，切掉耳朵；而“黥”和“墨”，则是在犯人的脸上刺字；“刖”，斩断手足。《孔传》曰：“截人耳鼻，椓y黥面，以加无辜，故曰五虐”，古人对这类残酷的r刑，也是持否定态度的。结果，“杀”，在五刑中，倒成了最简单的刑法，因为砍掉脑袋，只须一刀了事。
远古时代，统治者视人民为草芥，老百姓如r俎上。据《汉书？刑法志》：“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要是刑乱邦用重典的话，五百增加到一千，那就该是道路以目，动辄获罪，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什么原因，就会掉耳朵，掉鼻子，割xx，送性命。所以，汉武劁司马迁而不杀，留一条命在，该磕头喊万岁才对。
读《水浒传》，陆虞侯往林冲脸上刺字，押往沧州；武松在阳谷县犯事，脸上刺了金印发配，看来对人犯的施虐行为，到唐宋，到明清，还在延续。这种远古时期留下来的残忍的恶行，像基因一样，在国人的血管里流动着，一遇机会，就会爆发出来。要不然，“文革”期间，那些造反派和红卫兵，怎么想起给走资派挂黑板，戴高帽，剃y阳头，往死里折磨呢？不学无术的革命派，不可能从史书中得到启发，很大程度上是血管里的基因在起作用。
司马迁“下于理”，大约是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比如今那些知青作家还要小一点，正是泡吧泡妞泡桑拿的好年纪。但他却只能在“蚕室”里泡了。颜师古注《汉书》：“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在没有麻醉剂，没有消毒措施，没有防止感染的抗生素，以及止痛药的情况下，按住司马迁，剥掉裤子，割下xx，可想而知，那份痛苦，比死也好不了多少。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的一篇《病后杂谈》里说到：“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先生认为“宫”刑，只施用于男子，事实并非如此，据《孔传》：“宫，y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次死之刑”，女子也要受“宫”刑的。
究竟如何对妇女实施幽闭，史无记载，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据清褚人获《坚瓠续集？妇人幽闭》中透露：“《碣石剩谈》载妇人椓窍，椓字出《吕刑》，似与《舜典》宫刑相同，男子去势，妇人幽闭是也……椓窍之法，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闭其牝户，止能溺便而人道尽废矣，是幽闭之说也。”
记得前些日子，有一位先生，忽然说他明白了，写出文章，他认为古代是用杵击的野蛮方法，使妇人zg脱垂，造成幽闭云云。其实也是摭拾清人余唾，别无新见。不过，如果说古代的行刑队，具有对男女生殖系统如此精熟的了解，证明鲁迅先生所感叹的，旧时中医对于人体解剖学的知识，甚至不如封建社会里专事行刑的刽子手，大概是有其道理的了。
话题或许离司马迁远了些，然而，若不知道中国旧时的统治者，和未成为统治者的起义军的领袖，那种把人之不当人待的残忍，也就无法理解司马迁之愤，之怨，之惨，之悲哀了。
《汉书？司马迁传》说：“受刑以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一个裤裆里空空如也，失去最起码尊严的男人，“尊宠任职”，又有何补益？中书令为内廷官，必须阉人才能担任。他的男g没了，正好干这个差使。说白了，等于告诉大家，他没有那玩意儿，是狗男女，更是侮辱。司马迁，这位关西大汉，若是允许他用土话骂街，肯定会仰天大吼：“这个鸟官，对我来讲，管个球用？”
他给故人益州刺史任安的信中，对他“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的被“宫”，痛苦之极，羞辱之极，简直没法再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种可耻的刑法，施之于他这样“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文人身上，那是无法接受的。他不由得不大声疾呼：“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作为家学渊源的太史令，过着这种男不男，女不女的日子，“重为乡党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西汉文坛的领袖，落到这等的境地，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