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

第 1 部分

功能 和 功能!不似人君(1)
“不似人君,何见所畏。”这话出自《孟子》,是孟轲见到梁襄王后,对这位君主的一段评论。
原文为:“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猝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用白话文,要费点口舌:“孟子见到梁襄王,出来以后,告诉人家说:‘远远望上去不像一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了看,也没有什么使人敬畏的地方。突然间,他向我提了个问题:先生,你说天下怎么才能安定呢?我就对他说,大王,我认为天下的安定,在于统一。’”
“不似人君”,这是个相当负面的评价。若是加在哪位皇帝身上;或者加在哪位虽不是皇帝,但握有权力的统治者身上;或者加在哪位既不是皇帝,也不是统治者,但坐在一个相当重要位置上的什么人物身上,就等于说此人不是那材料,不是那东西,比成语“尸位素餐”还差劲。至少那个空占职位而不尽职守的家伙,还有一个样子在,而梁襄王,大概是一个站无站相,坐无坐态的上不了台盘的二赖子。
中国历史上,先后出过三百多个皇帝,其中,“不似人君”者,颇不少。这也是中国在汉唐时曾经是世界上的领先国家,后来到了明清,不领先反而成为落后国家的重要原因。
孟子干吗一出魏国都门就大讲主人的坏话呢?这是有历史渊源的。他早些年,曾找过梁襄王的爹,也就是旧时启蒙读物《孟子》第一章,“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的那位。当时,孟子很以为自己的学问,能得到一份精神教父的工作,结果碰壁而归。
老子死了,儿子接班,孟子又上门来了,继续想得到这份美差。谁知梁襄王不买他的账,你跟他说得嘴出血,他只当耳旁风。虽然梁襄王“不似人君”,但也绝非白痴,他所需要的是欺强凌弱,称王称霸,孟夫子所能提供的是王道仁政,天下一统,南辕而北辙,那怎么行?如司马迁所说:“持方枘欲内圆凿,其能入乎?”又一次碰壁,当然不很开心。
此时此刻,有一位孟轲同时代人庄周,冷眼在一边看着,不禁莞尔。在《秋水篇》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一直以为是说给孟子听的。“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老兄,你有必要对这位“不似人君”的家伙,苦口婆心,大费唾沫吗?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群身份为“说客”的知识分子,仆仆风尘于各个邦国之间,向人君们兜售其治国安邦之道,以求得一份差使。只有庄周例外,楚庄王厚币相聘,许以为相,他为求得一份自由,宁为“孤豚”,不做“牺牛”。人君“似”也好,“不似”也好,与我何干?他浑不凛,所以没负担,他没负担,所以很轻松,躺在漆园里看天上的白云苍狗,顺便看孟夫子的笑话。
儒家讲入世,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做不到庄周那样豁达,那样潇洒,那样放浪形骸。魏国肯定没戏,只好卷起铺盖,挽起裤腿,重新上路,去寻找新的赏识他满腹经纶的邦国。若是凭那三寸不烂之舌,能说到顽石点头的程度,那咸鱼就该翻身了。一朝得意,飞黄腾达,发号施令,望风披靡。只消看看六国封相的苏秦,那神仙也似的快活,着紫衣绯,高屋华轩,出乘入驷,美女如云,便知道说客的原动力在哪里了。
若没有这些物质上的实际诱惑,精神上的愿景期许,很难想像孔子,以及他学生的学生孟子,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不辞劳苦,奔走于山东各国的驿路上。这种“货于帝王家”的求售心理,从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奋斗的目标。十年寒窗,为什么?上京赶考,图什么?不就是高官厚禄,以及随之而来的快乐无比吗?倘没有这点奔头,曲阜的孔夫子,邹县的孟夫子,才不肯放下小米煎饼,大葱蘸酱,远走他乡呢!
那时的交通工具,为牛拉车,速度奇慢,那时的国道干线,为泥石路,坑洼不平,那时虽没有车匪路霸,但翦径的绿林豪杰,偶尔也会从草莽中跳出来,横刀相向,所以,旅行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可为了生计,也就不得不尔。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题目很长的文章,《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因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考证出来孔夫子的胃病,与圣人们为了谋生,推销自己的学问,常年作艰苦跋涉的旅行有关。
不似人君(2)
我生于上海,食大米长大,曾经觉得此论有点牵强。1949年,到了北方,尝到了咬难断、嚼难烂的戗面馒头,硬如铁、厚如砖的挂炉锅盔,才体会这些干粮在胃里,那确实难以克化的过程,便钦服了鲁迅的论断。吃了一肚子这样的食物,在牛车上长途颠簸,老先生要是不得胃下垂病,或胃黏膜脱落症才怪呢!
病因的时代性,地域性,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精神状态下,人类生活习惯所形成的必然结果。孔夫子那个时代,容易得消化系统的病,因为食物粗粝,制作简陋,连皮带壳,极难吸收,故而胃肠受损。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日子好过,胃口大开,摄取食物大大超过营养需要,结果,肝有脂肪,n中有糖,一时间,富贵病又成了时髦。至于与我年纪相仿的当代文人,十有###,不是高血压,就是冠心病,不言而喻,20世纪里的政治运动,那年复一年的诚惶诚恐,那岁复一岁的惴惴不安,恐怕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
真是什么时代生什么病,胃病固然要命,心血管病则更要命,这一点,我又不禁羡慕孔夫子的幸运了。
但是,二位圣人的求职过程,相当不顺。“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陈梁”(《史记》),四处碰壁,状况颇糟。其所以如此,道理很简单,大时代变了。用现在的话说,社会转型期,儒家的乌托邦主义,民贵君轻的理想主义,克己复礼的完美主义,已经是“昨夜星辰昨夜风”,陈旧了,过时了,不吃香了。胶柱鼓瑟,不知变通之道,焉有不落伍的。
那些更务实,更功利的人君,宁肯接受采用惩罚手段的,不顾人民死活的,不讲道义公正的,乃至于为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法家”统治术。也就是在“批林批孔”时抬举的那些名公,他们一上台,道路以目,刑及三族,株连网及,不论无辜,马上就将老百姓弄得哑口无言,连p也不敢放一个。人君(尤其像梁襄王这样不似人君者)觉睡得安稳,立刻赏给他们“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史记》)的优厚待遇,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了。
看到这些,孟夫子连自杀的念头都有过的。所以,砖画像上的孟夫子,脸很长,像犯了痔疮似的,一脑门子官司。但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应该感谢孟子这个“不似人君”的论断,这等于是一把尺子,可以用来丈量数千年封建社会中那些皇帝,或不是皇帝的皇帝,够不够格?如果老百姓有了这一份敢于抬起头来丈量皇上的勇气,实在是了不起的精神解放。
但是,话说回来,毫无民主可言的封建社会中,有这点勇气,或者,没有这点勇气,能改变“不似人君”者的一根毫毛吗?
这里,就得以沙陀人李存勖(885—926)为例了。
他在没有当皇帝之前,倒也没有多少可挑剔的地方,一坐上龙椅,就不是那东西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对这个“不似人君”的后唐庄宗,有一段精彩的记载。
“其战于胡柳也,嬖伶周匝为梁人所得。其后灭梁入汴,周匝谒于马前,庄宗得之喜甚,赐以金帛,劳其良苦。周匝对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愿乞二州以报此二人。’庄宗皆许以为刺史。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于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逾年,而伶人屡以为言,庄宗谓崇韬曰:‘吾已许周匝矣,使吾惭见此三人,公言虽正,然当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为景州刺史,德源为宪州刺史。”
这样一个戏子皇帝,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的惟一。
在中国,皇帝有表演欲者很多,而且,很多皇帝都是非常好的演员。别看坐在龙椅上,像模像样,人五人六。一下朝,晋惠帝是个白痴,隋炀帝是个色鬼,东昏侯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而刘宋苍梧王,齐文宣帝,金海陵王等等,则是制造灾难的祸乱之源,但在扮演皇帝这个角色的时候,都是很尽职的演员,该念该唱,一点也不荒腔走板。所以说,不具备戏子的本领,是当不了皇帝的。
不似人君(3)
然而,铁定了要当一个专业戏子,把乔装打扮,粉墨登场,献艺舞台,真正下海,定为自己终极目标者,恐怕就只有李存勖一位。旧时,梨园行供祖师爷牌位,据说为唐玄宗李隆基,其实,李存勖才是最适当的人选。他是真正的皇帝级演员,惟一能与他媲美的,也许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的罗纳德?里根那位总统级的演员了。但是,里根入主白宫以后,就跟好莱坞一刀两断,很不乐意别人说他曾经当过戏子。李存勖进了洛阳,却把戏台子搭到了皇宫里来,以做一名戏子而感到无上光荣。
这国家可就够糟了。
应该说,他确有表演才能,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客串的欲望。“皇后刘氏素微,其父刘叟,卖药善卜,号刘山人。刘氏性悍,方与诸姬争宠,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讳其事。庄宗乃为刘叟衣服,自负蓍囊药笈,使其子继岌提破帽而随之,造其卧内,曰:‘刘山人来省女。’刘氏大怒,笞继岌而逐之。宫中以为笑乐。”
最为滑稽突梯的,一次,“庄宗尝与群优戏于庭,四顾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庄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惊骇,共持新磨诘曰:‘汝奈何批天子颊?’新磨对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复谁呼邪!’于是左右皆笑,庄宗大喜,赐与新磨甚厚。”
“李天下”,是这个戏子皇帝的艺名。这位叫敬新磨的俳优,就是抓住“李”“理”同音的误会,在台上扇了这个戏子皇帝一记耳光。而这位皇帝,竟然挨扇得十分高兴,真是可笑透顶。
这样的二百五,当上最高统治者,能“似人君”吗?
“然时诸伶,独新磨最善俳,其语最着,而不闻其佗过恶。其败政乱国者,有景进,史彦琼,郭门高三人为最。是时,诸伶人出入宫殿,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幸,四方藩镇,货赂交行。”最后,戏子当政,国事日非,胡作非为,大势已去,“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李存勖在乱军混战中,被弑于那个艺名叫门高的俳优刀下。他的尸体,也是他宠幸的艺人们,“聚乐器而焚之”。
欧阳修总结道:“《传》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庄宗好伶,而弑于门高,焚以乐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以上均《新五代史》)
如果,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仅仅只有这样一个戏子皇帝,也许使后人不免寂寞。
所以,无独有偶,明代后期,还出了一个木匠皇帝朱由校,这位“不似人君”的明熹宗,那就更了不起。此人若是生在今天,获得一个高工的职称,肯定不成问题,冲他这份专长,倘不是模型工程师,也该是水利工程师,然而造物主偏要把大明王朝交到这位不成器的皇帝手里。
“上性好走马,又好小戏,好盖房屋,自c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李逊之《三朝野记》)。
“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
“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堕,视为嬉笑,皆出人意表。”(刘若愚《酌中志》)
这样一个木匠皇帝,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惟一。
放在今天,李存勖的演技,未必能评上高级职称,或者得什么国家表演奖,但朱由校的木工技艺,却绝对是一流的,据说明代有的皇帝,大字都不识多少,那么,按工人技术职称评定明熹宗,八级模型工是笃定可以拿到手的。
让一个最擅长,也最投入,而且干得兴趣盎然的,是造芭比娃娃式小房子的能工巧匠,来治理偌大的帝国,要不被他整得稀里哗啦才怪?据王士禛《池北偶谈》:“有老宫监云: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离手,雕镂精绝,魏宗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果然,大明王朝的棺材盖,应该是经这个“不似人君”的家伙合拢上的,他的弟弟朱由检,不过再钉上几枚永世不得翻身的断头钉,宣布彻底灭亡而已。
不似人君(4)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不似人君”者之列中,一个优秀杂技演员皇帝,也是不能忘怀的。齐东昏侯萧宝卷:“有膂力,牵弓至三斛五升,又好担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于齿上担之,折齿不倦,自制担幢校具,伎衣饰以金玉,侍卫满侧,逞诸变态,会无愧色。”他若活到现在,肯定是哪家杂技团的团长,凭他铁嘴钢牙这一项绝活,谁也盖不了他,他要参加蒙特卡罗国际杂技节献艺的话,金小丑奖非他莫属。
而那位“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着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着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亲自c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仿效,驴价遂与马齐”的汉灵帝刘宏,也是中国皇帝行列中一块活宝。说实在的,他应该是在秀水街大显身手的个体商贩,或者在郊区找块地方,开一个游乐园,五一,国庆,春节长假,坐在那儿收钞票。是一位绝对的赚钱能手,让他当皇帝,真是委屈了他。
至于“上好骑s,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蒱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j,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五十缗。尤善击毯,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毯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黜放。’上笑而已”的唐僖宗李儇,就更“不似人君”了。他绝对可以做一个上海话里的“白相人”,或者到足球俱乐部里当个老大,吹吹黑哨什么的,准比让他去治理国家强得多多。(以上均见司马光《资治通鉴》)
而宋徽宗赵佶的蹴鞠,更是了不起,唐僖宗李儇又瞠乎其后了。说他是中国古代的球王贝利,不算夸张。当他最后成为俘虏,押解北上,还被胜利者金朝的太子请去表演球技,传授诀窍。这场面使我想起德国法西斯从集中营里,组织死亡足球比赛一样的残酷和痛苦。然而由此也可见他的鞠技,必有高明之处。读《水浒传》,我们看到那个高俅,“气球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功夫,凭这一手,这个混混,混到政权中枢,获得太尉高位,那么赏识他的赵佶,必定技压群芳,球艺高超,才能与他沆瀣一气。所以元代大臣脱脱在编撰《宋史》的《徽宗记》后,掷笔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王士禛《池北偶谈》)
赵佶,做皇帝,不是那材料,但他的诗、词、书法、绘画,无不出色。2002年4月份,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在昆仑饭店,宋徽宗的一幅《写生珍禽图》长卷,以235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创下了中国画拍卖的最高值。然而,“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北宋之亡,就是亡在他的手中。当他和李师师缠绵床榻,高唐云雨之际,正是北方强邻跃马渡河之时。
所以,别看他们一个个都披上了龙袍,坐上了王位,当上了皇帝,但是,摊上这样“不似人君”的戏子、木匠、杂技演员、小商贩、球星……可想而知,中国人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
中国的士大夫,那些古代知识分子,说来也实在是可怜兮兮的,永远在找一个赏识他的主子,而从来不敢想自己成为主子,永远希望有一个好皇帝,而从来不敢对那些“不似人君”者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孟子见了梁襄王后,深感其不是一个东西后,不是马上产生出这个不像皇帝的家伙,应该赶紧从龙椅上滚落下来的想法,却是觉得他不使人感到敬畏,而有些遗憾。既然你老人家都认为他“不似人君”了,你还要那个“所畏”干什么?这大概也是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遗憾和无奈吧!
尽管如此,我还是佩服孟夫子,因为他后来好像明白了。他在齐宣王那里,被问道:“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商汤流放了桀,武王姬发###了纣,发生过这样以下犯上的事情吗?)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在历史的传记上,确实有过这样的记载。)
曰:“臣弑其君可乎?”(难道臣下可以做出杀掉君王这种大不敬的举动吗?)
不似人君(5)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伤仁害义的人,叫做残贼。残贼的人,就是独夫。我们只是听说把那个独夫民贼的纣王杀掉了,没有人认为那是弑君,那是大不敬。)
孟子的说法,很清楚,皇帝不怎么样,他就不是皇帝了,杀掉他,是可以的。
今天,这是一句脱口而出,不用顾忌的话。可是在有皇帝的年头里,要这样说出来,大有掉脑袋的可能。于是,那个有一张苦瓜脸的孟子,居然敢具有这等见解,倒令我从心眼里对他多了些敬意。
文人遭遇皇帝(1)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为秦代的嬴政,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批量化地集中屠杀文人的皇帝。
好厉害,好厉害。秦始皇这样大规模、大范围地收拾文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子,便基本上不怎么好过了。
秦以前,夏商周三代,历史记载有些语焉不详,那时的那些统治者对付文人,是不是全面整肃过,是不是大开杀戒过,已不得而知。但估计,未必会比秦始皇好到哪里去,谁在台上,照样,都是拿文人不当一回事的。
说到底,有史以来的文人,在帝王眼里,不过是一贴膏药。用得着,拿来贴上,用不着,揭下扔掉。跳汨罗江的屈原,就是一个例子。此人有点呆气,司马迁说他:“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然而,他爱楚国,楚国可一点也不爱他,而且很烦他。傻傻的诗人看不出这一点,一门心思要做一贴烂膏药,硬往上糊。谁知郑袖、张仪、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也算是文人的人联手起来,不给他糊的机会。这其中道理很简单,同行是冤家,如果这位同行胜他一筹,那就更是冤家。
屈原在都城很郁闷,他看人家不顺眼,人家看他更不顺眼。于是,“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失落绝望到了极点,最终,只有赴水一途。
不过,应该看到,楚怀王,虽昏而并不甚暴,楚怀王的儿子顷襄王,虽苛而并不甚虐,算是屈原摊上的一份好福气。遭遇这类混账帝王,顶多不吃香,顶多不走运,顶多顶多将他放逐,也则罢了。不杀头,不要命,甚至不打p股,不坐班房,连什么分子的帽子也不给戴一顶,太值得谢天谢地了。如果屈原碰上嬴政的话,估计,不会给他这份抱块石头投水自沉的自由。
死,怎么样的死,由朕来决定。
如果屈原落在秦始皇的手里,这份死的自由也得不到的。想投汨罗江?没门,在骊山挖个坑将他活埋,倒是极有可能的。这位暴君,喜欢坑人。秦赵长平之战,一下子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坑顺了手,他要来收拾文人,也就沿用此法。不说什么废话,不费什么口舌,挖个坑,推进去,覆上土,掩埋了,简单麻利,多快好省。免去收尸装棺,连坟墓也现成的,可谓一举两得。
在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处决文人,是这位始皇帝嬴政开始的。从此,文人遭遇皇帝,幸者少,不幸者多。
自打秦始皇坑儒,进行批量化屠杀知识分子,有了这个先例,中国文人的日子,便基本上不大好过了。因此,按规矩,可以想像当时在首都咸阳,应该有“焚书坑儒”办公室这样负责搞运动的专设机构,而且,这个简称为“焚坑办”的主任,我认为非丞相李斯莫属。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职业刽子手,早就怀有对同行的刻骨仇恨,就冲他,我不大相信司马迁所说的仅仅坑了四百六十余人的数字。
因为中国人的宁左勿右,好扩大化的毛病,根深蒂固,流毒甚广,估计始皇帝所坑的儒生,当大于此数,或倍于此数。
秦始皇这一坑,为嗣后的统治者带了一个坏头。从此,历代帝王基本上都以他为榜样,为楷模,视文人为死敌,与文人相寇仇,跟文人过不去。所以,文人遭遇皇帝,十之九,不得好果子吃。因而中国文人的安全系数,由秦朝以降,一朝不如一朝,愈晚愈糟;反过来,中国皇帝收拾文人的积极性,却由秦始皇开始,一代胜似一代,后来居上。
到了大清王朝,到了如今被鼓吹得甚嚣尘上的“盛世”,也就是康雍乾三位“英主”坐镇天下的时候,中国文人更是坠入苦难的深渊,过着命悬一丝,朝不保夕,闭门家坐,祸从天降的日子。中国这部沉重的文字狱史,越到后来,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整肃,也就越是残酷,越是恐怖,越是血腥。如果说,明代那位流氓无产者朱元璋,所杀害的文人,为秦始皇坑人数的460后加个0,为4600人的话,那么清代康雍乾三朝,所杀害的文人,则为秦始皇坑人数460后加两个0,为46000人,恐怕还是属于相当保守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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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2)
有一个统计,大清王朝以异族统治者君临天下268年期间,对于文人之镇压屠杀,可称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据记载,中央政府(不包括地方各级衙门)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的大案要案,也就是所谓的“钦案”,可怕得很。平均每一年半,就要雷厉风行地,大张旗鼓地,兴师动众地,家喻户晓地,对文人开刀问斩,大面积地血洗一次。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黑龙江,或更远的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这三百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到底杀、关、流放了多少文人,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
可以设想一下,这些“盛世”时期的全国知识分子,不是七八年来一次运动,而是七八个月就来一次运动,这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岁月,想来当不比俄国那位生活在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任尼琴,好到哪里去!
而这160多起的文字狱案件,泰半发生在康雍乾“盛世”,从公元1662年到1795年的133年间,这祖孙三代皇帝,几乎是病态的,偏执狂的,不遗余力地收拾文人,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其打击镇压之残忍,其株连牵扯之广泛,其挖地三尺之彻底,其刑罚处置之严酷,是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所谓的“盛世说”,所谓的“英主说”,对于这些倒在文字狱血泊里的文人冤魂而言,绝对是百分之百的“马p说”,“扯淡说”。
朱姓皇帝出身于草根阶层,他们大兴文字狱,是由于农民天生的对于文化的恐惧,对于识文断字之人的惧怕,所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心理,因而在掌握权力后,肆无忌惮地进行报复。那么,来自关外异族的康雍乾等满清皇帝,入主中原,一、极少数人统治着极大多数人,必然会有的危机感,不安全感;二、原系文明程度底下,文化水平落后的草莽游牧民族,难免要产生的自卑感,矮半截感。两者加在一起所形成的弱势心态,他们对于不信任,又不得不使用的汉族知识分子,大搞文字狱,是一种巩固统治的政府行为。
朱元璋在位,大臣清早上朝,全家人都出得门来,与之生离死别,因为不晓得晚间还回不回得来?那个痞子皇帝,很不是东西,谁要碰到他的当过和尚,做过盗贼,以及泥腿子还未洗干净的敏感神经,马上就会推下去斩首。因此,明朝的文字狱,感性成分要大些,偶发成分要大些,找碴儿寻不是的成分要大一些。但满清皇帝对汉族知识分子,由于采取不放心,不放手,不放松的三不政策,实施戒惧之,猜疑之,排斥之,异己之的基本方针,一拨一拨兴起的,时不时地用来收紧文人骨头的文字狱案件,则完全是有步骤,有安排,定期实施的理性作为。
所以,清代文字狱,比之明代文字狱,更可怕。在中国历史上,凡心里发虚,老觉得p股坐在火药桶上,或者火山口上的统治者,都患有这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意识形态恐惧症,惶惶然不可终日。我们从清末民初天嘏所著《满清外史》中,一则关于弘历的记载,就可以看到这位皇帝是如何借助于最高权力,毫不客气,毫无道理,以至语无伦次地呵斥当时领衔文坛的重磅人物。其实,这种威风不过掩饰其精神、心理上的虚弱而已。
(弘历)“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夫协办大学士,位亦尊矣,而曰‘倡优蓄之’,则其视群臣为草芥,摧残士气为何如者。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云:‘陛下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厉声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明何人怨言。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岂能指出何人乎?尹会一于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已耳,乃谪戍远边。”
纪昀(1724—1805年),即纪晓岚,河北献县人,一位于学无所不涉猎,无所不淹通的《四库全书》总编辑。尹会一(1691—1748年),直隶博野人,一位精通程朱理学,文章道德悉为楷模的大家名吏。说来好笑,领袖儒林的堂堂大老,被乾隆这一顿吹胡子瞪眼睛,差点吓得n了裤子,连忙磕头掌嘴,认罪求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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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3)
纪晓岚以为自己是众望所归的扛鼎文人,尹会一以为自己是国家栋梁的当朝一品,觉得弘历应该会对他们多么优容,多么礼让,便不知天高地厚,直言无讳。在乾隆眼里,这种给个梯子就上脸的狂妄,撇开满汉之隔,异己之疑,主子和奴才的悬殊不论,凭借文章华彩,学识鼎望,儒林名声,士子仰慕的优势,敢对朕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简直就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不敬。
也许乾隆并不拥有他们满肚子的学问,但拥有的绝对权力,却能置这两位顶尖文人于死地。在帝王眼里,两条腿的狗也许难找,两条腿的作家诗人,却有的是。幸好乾隆没有秦始皇的坑人癖,否则,这两位大腕,很可能不是充军发配,而是自己挖坑埋掉自己了。
由此可知,文人遭遇皇帝,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在这部《满清外史》中,还有一段关于乾隆与给他当差的御用文人沈德潜的记载,那就更有趣了。尽管,乾隆本人已经相当程度地汉化,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其造诣,其水平,也非寻常人所能及。但他的潜意识中,那边外未开化的民族来历,始终是他的内心y霾。所以,一、对汉族文人,始终持有戒心和敌意,哪怕输诚纳款,五体投地表忠心者,也要时不时进行修理,不能让他们活得太痛快,太炸刺,太翘尾巴;二、凭借权力优势,你行,爷比你更行,乾隆一辈子所写的诗,总量超过《全唐诗》。所以要打破这个记录,其中既有赌气个人能力之心,更有湔雪民族耻辱之意。
乾隆一辈子写了近五万首诗,就算他一出娘胎就写,到八十多岁驾崩捯气时还在写诗,这位老汉日平均要作诗两至三首,这当然不可能,必须有枪手代劳,可能还不止一位,于是,蛰居苏州,名闻江南的沈德潜,便交了好运。
“长洲诗人沈归愚,为叶横山入室弟子,微时即名满大江南北。弘历闻而慕之,乃以庶常召试。不数年,遂跻八座,礼遇之隆,一时无两。尝告归,弘历以所著诗十二本,令其为之改订,颇多删削。迨归愚疾殁,弘历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
沈德潜(1673—1769年),江苏长洲人。此老直到六十多岁高龄,忽被乾隆看中,受聘京师。须臾之间,登上翰林讲席,擢为内阁学士,他当然明白,弄他到京师来,就是来为主子捉刀。这些高官厚禄的好处,等于付钱买断他的署名权。按理,这君子协定,是不可毁约的。可最后老先生编自己的全集时,竟然撕毁合同,收归己有,统统物归原主地“咸录焉”。
这样赖账,当然不像话,太不讲信义,太不够朋友了。你卖他买,一手付款,一手交货,那些代作的诗,版权已经属于皇帝大人的了。
我发现,无论古今,文人上了年纪,就添毛病。为什么老文人总是做出些令人诟病的行止来呢?很大程度是生理原因。第一,脑浆子变稠了,第二,脸皮子加厚了。脑浆一稠,呈固化状态,这个人活着也像木乃伊了;脸皮一厚,则感觉失灵,便堂而皇之地下作,而且还不知耻。
他想得也有他的道理,横竖这是没签字的一纸合同,即使乾隆发现他违约,也对他无可奈何。
错了,这位背时的,昏聩的老先生,竟然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故宫里收藏的乾隆像,那副尊容,酷似其祖康熙,绝非善类。尤其晚年,脸部瘦削,两腮内陷,眼角下垂,鼻准峻刻,透出一股y鸷毒狠的神色,令人望而生畏。你老先生缺乏基本的商业道德,无视起码的买卖公平,以为老脸皮厚,假装糊涂,陛下就会放过你吗?于是,抓住他为扬州东台人徐述夔所作《一炷楼集》的序,下令严办。有人报告,陛下,他已经死了!
睚眦必报的乾隆说,死了也得结账。
先前,此老八十多岁致仕,告老还乡,作为皇帝的笔杆子,光焰万丈,何其了得!肯定招摇过市,大出风头,苏州本不大,简直装不下他。在中国,大文人喜捧,小文人善捧,大文人唯恐捧不够,小文人生怕捧不上,于是,抬轿的,喝道的,筛锣的,打旗的,一起大捧特捧,捧昏了头的他,没细看徐书中的“反动”内容,胡乱作了个序。结果,作者满门抄斩不说,老先生虽死,因这篇序,也受到“仆其碑,戮其尸”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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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4)
皇帝,有时很小人的。文人遭遇这类小人皇帝,那就更没救了。乾隆歹毒一笑,你这个老东西,哪怕逃到y曹地府,朕也能让你不得安宁。
徐述夔的这本诗集之“反动”,就是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诗中反清复明的变天思想,固然罪不可赎,而以“壶儿”影s“胡儿”来诽谤,尤其触犯这位异族主子的心理隐痛。这就如同阿q因瘌痢头而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千万不能提到脑袋上的那块秃疤。地方官检举上来,遂定为大逆不道罪。于是,由序牵连到沈归愚,到底弄了个燔尸扬骨的下场。
清代的文字狱,很多都因碰到民族禁忌这根过度敏感的神经而起,乾隆收拾徐述夔和沈德潜,其实照抄康熙收拾戴名世和方苞这两个文人的案例,祖孙二帝,同出一辙。因为戴名世为南明小朝廷张目的那部著作,是方苞为之作序的。康熙借戴案大开杀戒,与乾隆纯出于个人情绪的报复不同,是存心要把始终跟清廷不那么肯合作的江南士子,一网打尽的。
因为1644年满清入关,一路遇到最强烈的反抗,莫过于江南一带。随后一个时期内,反清复明的起义活动,又以东南一带最为剧烈。而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文人群体,也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精英分子。中国文人其实挺软骨头的,但到了国破家亡之际,也有仁人志士,铁骨铮铮,敢跳出来反抗,敢以生命,以热血,显示其耿耿忠心、磊落精神的。
这对江山虽然打下,但坐得不那么安稳的康熙而言,自然视为心腹之患。因为他们对于民众,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对于还不甘心成为顺民的文化人,还能起到相当的凝聚作用。从意识形态领域这个角度考量,第一要务是整肃之,整肃不成,则打击之,打击不成,则根除之。因此,不是文人遭遇皇帝,而是皇帝一定要来遭遇文人的,想躲也躲不掉的。这样,知识分子就得为他们与统治者的不大合作,或不肯合作,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了。
康熙蓄谋已久,筹划有日,终于找到开刀问斩的下手处。戴名世的书,方苞的序,和书中引用已经故去的方孝标的南明史料,对不起,一石三鸟,要拿这三位皆为桐城的文人开刀了。
方苞(1668—1749年),当时被认为是“当与韩、欧争等列,北宋后无此人也”(大臣李光地语)的文章家,学问家,号称“学者”,在清代,他一直被儒林宗奉为桐城派之始祖。他的同乡、挚友,某种意义上的前辈戴名世(1653—1713年),也是一位才思擢发,出语惊人,隽逸磊落,闻名于世的文豪,“少负奇气,不可一世,文章学行,争与古人相后先,尤以史才自负”(大师徐宗亮语)。其为文,“下笔超逸,雅有隽才”(大文人周亮贞语),在桐城派中自成风格。近代学者柳亚子认为:“戴氏与方苞齐名,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开山鼻祖。”
康熙为什么要对桐城文人下手?道理也很简单,清代大家,多出桐城,这里不仅人文荟萃,名士汇聚,形成清代文学活动的中心和重心,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有桐城派这一说,自然为意识形态恐惧症眼中的重灾区,为统治者重点打击的首选地区了。
方苞,康熙三十一年江南乡试第一;戴名世,康熙四十八年会试第一,两人都因才识卓越,文章声望,为翰林院编修。康熙搞文字狱,手法比较独出,不是杀j给猴看,而是杀猴给j看。这位经常要到承德打围的好猎手,自然懂得枪打出头鸟所产生的阻吓效应。恰巧,方苞为戴名世的《南山集》写了一篇赞扬备至的序文,这两位桐城顶尖才子的组合,像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正好让康熙逮了个正着。
戴名世在文人中间,被视为另类,而在一个平庸的社会里,另类或者异端的存在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而在清代,他简直不为社会所接受。他的倒霉,他的被选为镇压的对象,也因为他“负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金天翮语)。据他与何屺瞻的信中,谈到他的处境,“世多以仆为骂人,仆岂真好骂人哉?而世遂争骂仆以为快”。因此,他在桐城,在京师,“余居乡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余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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