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

第 3 部分

功能 和 功能!的日子,“重为乡党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西汉文坛的领袖,落到这等的境地,将何以堪,是可想而知的。
司马迁的悲哀(4)
对司马迁而言,创口之难以愈合,长期淌血流脓,腐臭不堪的苦难,也许能够忍受;那种“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的凄惶状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的羞耻,和被隔绝的孤独,才是他的最大痛苦。
然而,他在充满血腥味的污秽蚕室中,发愤著书。
记得在七十年代,“文革”狂,已是强弩之末,屠灭文化,也就中气不足,一些古籍,部分解禁,内部购书,网开一面。于是,我有可能一本一本读司马迁这部不朽之作,边读边也不禁惶惑。司马迁被“宫”后,肯定下t溃败,y部朽坏,脓血弥漫,恶臭糜烂,他坚持完成这部《太史公书》,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伟大。但是,在敬仰他惊天地泣鬼神的艰苦卓绝同时,不由得想,老兄,你的皇帝都不把你当人待,把你的xx割掉,让你人不是人,鬼不是鬼,你还有什么必要,替这个狗屎皇帝,尽史官的责呢?
后来,我明白了,这固然是中国文人之弱,但也可能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之强。
连我这等小八腊子,在那不堪回首的“右派”岁月里,还曾有过数度愤而自杀的念头呢!因为那些王八蛋作践得你实在不想活了。那么,司马迁,这个关西硬汉,能忍受这种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苟活日子嘛?他显然不止一次考虑过“引决自裁”,但是,真是到了打算结束生命的那一刻,他还是选择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无以为生时所走的那条路,宁可含垢忍辱地活下去,也不追求那死亡的刹那壮烈。一时的轰轰烈烈,管个p用?
因此,我想:
第一,他不死,“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相信,权力的盛宴,只是暂时的辉煌,不朽的才华,才具有永远的生命力。
第二,他不死,一切都要等待到“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活着,哪怕像孙子,像臭狗屎那样活着,也要坚持下去。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不见分晓的。你有一口气在,就意味着你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胜出几率,干吗那样便宜了对手,就退出竞技场,使他获得百分之百呢?
第三,他不死,他要将这部书写出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补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很明显,他早预计到,只要这部书在,他就是史之王,他就是史之圣;他更清楚,在历史的长河里,汉武帝刘彻者也,充其量,不过是众多帝王中并不出色的一位。而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s》”(鲁迅语)的他,在历史和文学中的永恒地位,是那个“宫”他的刘彻,再投胎十次也休想企及的。
所以,他之不死,实际是在和汉武帝比赛谁更活得长久。
越来越昏庸的刘彻,已经完全走向反面。唐朝司马贞在《史记?孝武本纪第十二》后的《索隐论赞》中,评价他“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认准他是与秦始皇一套号的人。而南宋洪迈在《容斋笔记?人君寿考》中说:“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悉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事付之八岁儿。”
被“宫”的司马迁,会看不出这位“宫”他的皇帝,已是伍子胥式“日暮途穷,倒行逆施”之人吗?他在《孝武本纪第十二》里,对这个一辈子信神弄鬼的刘彻,不无幽默地作了个总结:“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糜弗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以上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司马迁《史记》)
这位“英主”真面目,在他笔下,一层层地揭了个底朝上。按中华书局出版的由顾颉刚分段标点的《史记》,汉武帝这篇《本记》,共49个自然段,其中,涉及神鬼祥瑞者19段,涉及封禅祭礼者12段,两者相加31段,字数超过全文的五分之四,这位“好神仙之道”(《汉武帝内传》)的皇帝,在司马迁的笔下,究竟是个什么形象,也就不言而喻了。
司马迁的悲哀(5)
对于司马迁坚持不死,哪怕糜烂到无可再烂也不死,有一口气,还要著《史记》的私衷,古往今来,只有一个人看得最清楚,那就是东汉的王允。在《三国演义》里,用连环计干掉董卓的那位王司徒,处决另一位也是书呆子的蔡邕时,旧事重提:“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受其讪议。”(《后汉书》)
王允明白,虽然,文人是极其脓包的,统治者掐死一个文人,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但是,极其脓包的文人,凭借着那支秃笔,却能把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暴君,昏君,庸君,y君,一一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千年万载的诅咒和唾弃。
到底谁更强些,谁更弱些?从比较长远的历史角度来衡量,还真得两说着咧!
司马迁必须活下去,只有活得比刘彻长,哪怕长一分钟,一秒钟,这个能“宫”他xx的皇帝,就再无可能“宫”他的不朽之作。现在,“略输文采”的汉武帝终于真正输了,终于走向死亡,而在精神上彻底升华了的司马迁,此时此刻,那个早已不是他的,还给他带来羞辱的r体躯壳,已无存在的必要。于是,我们这位史圣,遂不知所终地在人间蒸发了。
生年不详,卒年更不详,这或许治史的司马迁,故意留给后人的一笔告白: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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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带风”考(1)
公元136年(东汉顺帝永和六年),大将军梁商临死时,对他的儿子梁冀说:“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无以辅益朝廷,死必耗费帑臧,衣衾饭唅玉匣珠贝之属,何益朽骨?”他要求丧事从简:断气以后,马上拉到坟地,即时殡葬了事。但是,死之后,皇帝亲临梁府吊唁,颁下旨来:“赐以东园朱寿器,银缕,黄肠,玉匣,什物二十八种,钱二百万,布三千匹。”
“黄肠”,全称为“黄肠题凑”,为“天子葬制”。初见于《汉书?霍光传》:“光薨,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所以为固也。”从北京大葆台西汉墓的挖掘发现,才明白梓宫里那些围绕着棺椁,许多整齐排列的整棵柏木,便是史书上所说的“黄肠题凑”了。这虽然是汉代帝王的专用葬制,不过,经天子特赐的皇亲国戚,高官大臣,死后也可享用。由此可见,梁商应该是与汉武帝的霍光一样,是个生前显赫,死后哀荣的大人物。
虽然,梁商有遗言,死后不要“百僚劳扰,纷华道路,祗增尘垢,虽云体制,亦有权时,方今边境不宁,盗贼未息,岂宜重为国损”?但皇帝不干,他之所以要大办特办,备极哀荣之能事,因为死者不但是他的老丈人,还是替他管理国家的大臣。此人虽说不上有什么大功劳,也没什么大纰漏。于公于私,他不得不如此做;何况在汉代,外戚,常常是左右朝政,c纵帝位的重要因素,他也不能不如此做。尽管如此高规格的对待,他的老婆梁皇后,梁商的女儿,还嫌不怎么满意。于是,她另行赏赐,手笔之大,骇人听闻,比顺帝差不多翻了两番,“钱五百万,布万匹。”
由此也就知道,梁商所以死后能够享用“黄肠题凑”的葬制,看来是女儿为皇后的缘故了。
而梁家的裙带风尤为厉害,他们家先后出过三位皇后:一位是和帝的生母,死后被追封为恭怀皇后;一位是现在顺帝的皇后;还有一位,就是皇后之妹,不久又将成为桓帝的皇后。所以,像梁商这样一位极有后台的大将军,能够在生命最后一刻,说出这番丧事从简的话,也颇能表明梁商此人,尽管做了很大的官,拥有很大的权,还能有一份最起码的知道自己为外戚的明智。
《东观汉记》对他的评价简直近乎溢美:“其在朝廷,俨恪矜严,威而不猛。退食私馆,接宾待客,宽和肃敬。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皆若在己。轻财货,不为蓄积,故衣裘裁足卒岁,奴婢车马供用而已。”如果再以《后汉书》中对他的议论看,“自以戚属居大位,每存谦柔”,足以了解他检束自己的隐衷。在封建社会的宫廷斗争中,宦官是最为人诟病的一群,外戚的名声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位大将军能有这点清醒,能有这点谨慎,也就难能可贵。
可是,他的儿子梁冀,却是一个浮浪子弟、不法纨绔,与他老爹完全不同,绝对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恶g歹徒。
有一次,他父亲与洛阳令吕放,也就是首都的市长聊天。其间,自是出于朋友的善意,吕放示意梁商,老人家,您要好好约束一下贵公子才是。梁商当即表示关注,连连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吕放当然不会和盘托出梁冀的恶行,只是点到为止。梁商回家以后,拍桌子把梁冀训斥了一通。史书称梁冀长得“鸢眉豺目,d精矘眄”,这八个字形容这位大少爷,估计梁冀那一脸刁蛮,心存龌龊的样子,够让人倒胃口的。梁冀被他老子狗血喷头骂了以后,心想,你吕放给我上眼药,给我添堵,我就给你来一手绝的,派杀手在半路上把这个多嘴的市长干掉,要了他的命。梁冀怕他老子查出来,谎报是吕放的仇人所为,并推荐吕放的弟弟吕禹接任洛阳令。然后大肆捕杀,灭口无证,从此没有一个人敢在梁商面前说他的坏话。
梁冀在办完其父丧事之后,不到半年,就由河南尹上调中央,接替其父的大将军位置,同时参录尚书事,位极人臣。因为他的大妹妹,为顺帝皇后,是个精于权术,巧于谋算的女人,自是需要她哥哥在朝廷之中,为其羽翼。这个女人,醉心政治,酷嗜权柄,顺帝驾崩以来,她先后迎立冲、质、桓三帝,都是不超过十几岁的小皇帝,这样,她就顺理成章地得以临朝执政。梁冀由省而中央,掌握最高权力,更是肆无忌惮。
“裙带风”考(2)
梁商所以检束自己,因为他的诅父梁竦,“有三男三女,肃宗纳其二女,皆为贵人。小贵人生和帝,窦皇后养以为子,而竦家私相庆。后诸窦闻之,恐梁氏得志,终为己害。建初八年,遂谮杀二贵人,而陷竦等以恶逆。诏使汉阳太守郑据传考竦罪,死狱中,家属复徙九真。”所以,梁商幼年,是在这种宫廷斗争的y影中长大的,领教过充军发配,家破人亡的苦痛,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后来,窦家倒了,扫地出门,梁家平反,重新辉煌。也许看透了外戚家的兴亡荣枯,都是须臾间事,梁商备受外戚之苦,稍有自律,不敢作孽,直到临死,也没敢炸翊。梁冀则不同了,只知道外戚之得便宜,有后台,所以,恣意妄为,毫无顾忌,缺乏最起码的自知之明,最后自取灭亡。这样,梁商辛苦苦打下的基业,一转眼间,就在自己的第二代手中败了家。掘墓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儿子。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儿子败坏老子的遗产,孙子颠覆祖辈的根基,尸骨未寒,江山易色,魂幡尚飘,旧调新弹。历史的颠覆,有时也来得太快,这也是所有第一代创业者始料不及的悲剧。一个土财主,出了个败家子,顶多破产而已,而偌大政权,毁在败家子手里,那就是国破人亡的灾难了。
《后汉书》这样描写梁冀:“为人鸢眉豺目,d精矘眄,口吟舌言,裁能书计。少为贵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又好臂鹰走狗,骋马斗j。”如今,能知道“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是怎么一个玩法者,大概是找不到的了。
李汝珍写《镜花缘》,就感慨古代若干游戏技艺的失传;有一次,我听一位研究清代宫廷的学者,论及时下的古装电视剧,大摇其头说,不是哪一点不像,而是压根儿就没有一点像。不过百年之隔,就生疏如此,汉代花花公子们的游乐,更是无法知悉。但以今譬古,估计也相当于现在流行的按摩,桑拿,蹦迪,酒吧,高尔夫,弹子房,卡拉ok以及三陪小姐的全套服务吧?
从这些细节来看,梁冀只能说是一个活生生的吃喝玩乐的衙内,如果仅此而已,他老子在地下也就可以长眠了。但是,从古至今,又有几个衙内仅仅满足于吃喝玩乐这四个字呢?权力这东西,是首先要把握在手里的东西。梁冀倚靠着他当皇后的妹妹,长期独揽大权,达二十多年,简直到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地步。当他炙手可热时,“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舆乃其次焉。吏人齑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
有一个叫士孙奋的扶风人,很有钱,梁冀打他的主意,把自己的坐乘,连马带车强行抵押给这位富翁,要贷款五千万。这种勒索,与明抢也无什么差别。士孙奋没法,不敢不借,但借也等于r包子打狗,有去无还。于是,给了梁冀三千万,以求消灾。哪知梁冀大怒,给你脸,你不要脸,于是一纸公文把士孙奋告到了扶风县,诬陷士的老娘,曾是梁府替娘娘管私房钱的女婢,偷了他们家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逃跑在外的。官府哪敢忤违梁冀,他怎么说,就怎么办,“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赀财亿七千余万”。
所以,大臣黄琼上疏:“诸梁秉政,竖宦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迁,皆出其门,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殷满其室。富拟王府,势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其实,黄琼敢于这样冒犯梁冀,是知道自己不久人世,才直言不讳地向皇帝说出了真相。但是,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力中,外戚能把持朝政,为非作恶,而有恃无恐,通常,那个做皇帝的男人,不是年龄太小,童稚无知,被控制c纵,便是昏庸无能,行尸走r,被蒙蔽愚弄,由此,便知道黄琼疏上以后,说了等于没说,p事也不顶用的。外戚,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司马迁着《史记》,专门有《外戚世家》一章,说明了自远古起始,中国统治者的母族和妻族的姻亲们,染指权力,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
“裙带风”考(3)
现今的世界上,除了欧洲保留王室的国家,尚会有后妃的外戚外,其他国家的领袖,都有任期限制,母族、妻族纵能涉足权力,也是镜花水月,稍纵即逝。即使是世袭的国王,又如何?也不过是做做样子的摆设,外戚就更没有什么油水了。那位因车祸而亡命的黛安娜王妃,其弟也就是在他姐的葬礼上风光了一阵,好像也没有因她而升官发财。如今,一般政权体制中,已无外戚这一说,但外戚没了,不等于裙带风也没了。有的人在仕途上贪图捷径,走统治者的夫人路线,走权势者的太太路线,而获重用和信任者,还是会存在的。
古代的“外戚”,专指封建社会中与帝王的后妃具有亲属关系的人士,后来,血缘的因素,变得不那么重要,凡是皇太后,皇后(未来的皇太后),太子妃(未来的皇后),以及正被皇帝宠幸的任何一个女人,她们所嬖爱的某个娘家的男人,或者不是娘家人,可以在后宫出入的人,都可算在外戚之列。再后来,也就无所谓后和妃,凡依赖女人的力量,获得权势和财富者,都被泛称之为“裙带风”这样比较香艳的名目之下。
外戚,是后代裙带风的老祖宗;裙带风,则是外戚在现代社会的延伸与发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凭机遇而不需奋斗,凭幸运而不靠本事,凭女人而不用努力,凭裙带而c弄权柄的特殊阶层。司马迁的《外戚世家》,第一个就写了汉高祖的老婆吕雉,她的两个兄弟,也就是刘邦小舅子,差点把刘姓王朝颠覆。王莽也是外戚,他一手结束了西汉政权。到了东汉,一拨一拨,更是目不暇给。汉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外戚闹得最邪乎的一朝。
外戚能够紧紧攫取朝政,首先,得有一个对权力感到兴趣的女人,有本事把皇帝丈夫或皇帝儿子,玩弄于股掌之上。其次,得有一个或数个迫切需要权力的娘家人,或者是相好之类的男人,可以委以重任,沆瀣一气,共同作恶。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还得那个为帝王的糊涂蛋,必须沉湎酒色,必须昏庸无能。除此,最好的得以控制国家权力的办法,就是皇帝为小孩子,容易摆布。清代的慈禧在咸丰死后,选同治、光绪、溥仪三个人当皇帝,年龄越挑越小,看来深谙此道。只有这样,才能出现帝权旁落,后权当政的局面。
所以,顺帝死后,第一个立的是冲帝,两岁,还在襁褓之中,自是再理想不过。援例,梁后为皇太后临朝听政,梁冀扶摇直上,不可一世,也是预料中事。但是,不到一年,这个婴儿死了。于是,太后和其兄禁中定策,再立,还得找一个儿童皇帝才好,以便掌握。第二个立的是质帝,八岁,可是,不到一年,也死了,死得很惨,是毒死的。这个才不过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大概看见梁冀那“鸢眉豺目,d精矘眄”的样子,有些害怕,“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
现在轮着该立第三个皇帝了,这兄妹俩看中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也就是后来将他们梁家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桓帝,这是万万没想到的。他们还以为这样的选择,万无一失,因为皇后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自己的嫡亲妹夫,还能不向着自家人吗?而那个跋扈将军梁冀,大权在握,已经干掉了一个皇帝的他,因此,十分自信,即或这个年轻人翅膀长硬了,还会在乎再干掉一个吗?
“初,梁冀两妹为顺、桓二帝皇后,冀代父为大将军,再世权威,威振天下,冀自诛太尉李固,杜乔等,骄横益甚。(小梁)皇后乘势忌恣,多所鸩毒,上下钳口,莫有言者,帝畏久,恒怀不平,恐言泄,不敢谋之。延熹二年,皇后崩。”这一下机会到了,桓帝在厕所中,召见亲信,策划了一场倒梁的运动。159年8月,“帝御前殿,诏司隶校尉张彪将兵围冀第,收大将军印绶,冀与妻皆自杀,中外宗亲数十人皆伏诛。”
从梁商死,到梁冀自杀,23年工夫,这家外戚走完了全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凡为外戚者,椒房之宠,内宫之幸,确实是非常风光的。读《红楼梦》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不过当上皇帝的许多小老婆之一,整个贾府上下,那一份当上外戚的亢奋,好像中了什么头彩似的。好日子没过上几天,大小姐一死,这家立刻就垮了下来,最后,树倒猢狲散,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翻一翻《二十四史》,外戚得好下场者不多。因为一些本无可能染指权力的人,攀附着女人裙带,爬上了高枝儿,暴得富贵,沐猴而冠,总是难免魂不附体,神志错乱,便小人得志,乱作威福,当然只有覆灭完蛋一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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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带风”考(4)
外戚的败亡,通常都发生在所依附的那个后、妃出了问题,或是死了,或是失宠了,或是原先能够控制得住的小皇帝长大了,再也不听摆布。于是,靠山一倒,不得不跟着也倒。为后为妃者,罚坐冷板凳,还算是好的,被打入冷宫,一般也就没戏了,而鸩酒一盏赐死,或白绸一条劝缢,那么,做外戚的就得陪着倒霉。这时候,外戚的那个“戚”字,就从“亲戚”的“戚”,变为忧戚的“戚”,惶惶然如丧家犬,懵懵然似落汤j,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了。
裙带这东西,好就好在可以攀附,但坏也坏在容易缠绕,弄不好裹住了自己,脱不了身,便是沉船的老鼠,只好一块儿与船覆灭。这也是所有不从正门入,进客厅,堂皇坐下,而是从后门人,出入卧室和厨房,鬼鬼祟祟,缩头缩脑,走太太路线的人,常常认识不足的地方。后汉的梁冀,他家接连出了三个皇后,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强势的外戚。朝廷好像是他们自己家开的一样,这位大将军威权无以复加,到了可以随便换皇帝的地步,结果又如何,还是掉了脑袋,落一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当然,即使在封建社会中,外戚也不是一定会有的政治现象。凡是从非正常的渠道获得权力,总是一种非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的产物,只要昏君当道,朝政紊乱,政治腐败,纪纲不振,才会有梁冀这样的外戚出现。桓帝收拾了梁氏外戚,但接着在他的卵翼下,又有邓氏外戚,窦氏外戚作乱,一蟹不如一蟹,东汉政权就这样进入了末期。
梁冀被籍没时,“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以上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后汉书》)。三十余万万,究竟是五铢钱呢,还是其他计量,不得而知,但等同于全国租税之半,这笔贪污款可谓触目惊心。由此,也可了解到从非正常渠道获得权力的人,必然要疯狂攫取,必然要所行非法,必然要生活糜烂,必然要道德败坏。最后,也就必然要像梁冀一样,付出生命的代价,身首异处,伏法阙下。
关于梁冀的故事,显然是非常古老了,历史的作用,就在于警示。在目前这样大好的社会环境,健康的政治风气下,对那些不走大路走邪路,不走前门走后门的心术不正,觊觎权力之徒,保持一点清醒意识,也许不无裨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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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与造神(1)
三国成了热门话题,众说纷纭。在中国,只有这一断代史的起始年限,有些例外。习惯上不以魏蜀吴建国时为准,而是把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看成是三国的开始,从此,约定俗成,相沿至今。
汉王朝到了灵帝,已腐朽衰败,民不聊生,张角、张梁、张宝兄弟,率领头裹黄巾的四五十万农民起来造反,也是社会矛盾到了无法解决的极限,只有诉诸武力了。从此天下大乱,分封割据,杀伐征战,群雄并立。在这种风云变幻的舞台上,被推到历史脚灯前的人物,如后来形成纷争局面的三雄,刘备至少具有“仁义”的感召力和皇叔身份;曹c有当时最强的政治、军事实力,和他的足智多谋;孙权则具有豪族的霸势,和三代经营的江东根据地。而这个张角,不过是个不第秀才,文章大概也写不好,否则也不会名落孙山。当作家又耐不住清苦,就只有不安分了。但成势以后,无论他看自己,或是别人看他,当然不具备一呼百诺的吸引力。
不过,休要小看这个黄巾领袖,他不可能研究过心理学,但他挺能把握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心理状态,便塑造了一位“吾乃南华老仙也”这样一位神来撑腰,还编了一个动听的神话来宣传,还提了一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来蛊惑。于是黄河流域的八个州郡,那些走投无路的农民,都跟着他揭竿而起。不奇怪,此前此后,不知有多少次农民起义,其领袖者,不管有文化的,无文化的,都无师自通地懂得造神的重要性。
凡农民起义,十之###要凭借“妖法”,鼓吹迷信的,从黄巾到太平天国、义和团,从未终止过。刀枪不入,装神弄鬼,经咒符水,奇功异术,这些骗人骗己的把戏,直到今天也未断根。所以,梁山水泊的及时雨宋江,等到革命成功,要分胜利果实时,还得求老天爷帮忙。因为晁盖遗言,谁打下祝家庄,谁抓住杀他的凶手,谁就是梁山泊的领袖。而玉麒麟卢俊义的人望和社会地位,和他捉拿凶手的功绩,理所当然地要当第一把手。于是,宋江不甘心大权旁落,他只好又搞迷信这一套把戏,假装从地底下挖出一块石碣。喝,一百零八将,全在上面刻着大名呢!老天爷已给他们排好座次了。这样,增加了很大的天意成分,更有那些老革命吴用、李逵,大吵大闹一番,哥哥不当山寨之主,怎么能行?宋江坐上头把交椅,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索性改造了一位外国神,来装门面。天父天兄之后,就是他,让他的信徒顶礼膜拜。据说,当时洋教会都不敢认同这个中国化了的耶和华。他把中国的巫术和耶稣教结合成个不中不西的教,还假装天父附身,口传圣训。而反对他的人,也用装疯卖傻这一招对付他。这些金田起义的农民领袖,到了南京建都以后,居然大庭广众之中,跳大神似的开很认真的玩笑,实在是够有幽默感的。
由此可以看到,造神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是如何根深蒂固。到了后来,实在无神可造,干脆造自己:伟大呀!英明呀!神圣呀!救世主呀!那就更可怕。反正,不论谁上台,都得念这本经。这说明历代统治者为什么宁肯老百姓永远地愚昧,而对知识和知识分子严加防范的原因了。不愚昧,迷信无法施展,不迷信,哪还有天、神、人的崇拜呢?
那些起义领袖,造反头目,从陈胜、吴广起,无非草莽英雄、不第秀才、囚犯刑徒、兵匪流寇之辈,都是些官民反、不得不反的铤而走险者。反正死罪一条,就豁出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了。最后虽然成为燎原之势,但终究缺乏登高一呼而天下回应的向心力、感召力,也十分缺乏领袖群伦的人格魅力。而且在未成正统前,由于反抗朝廷,反抗正统,那种免不了的心理弱势所形成的心理障碍,免不了像一只刚脱壳的螃蟹,不那么胆气十足。唯一能给自己这种软弱壮一壮胆的,就是神了。张角不找“南华老仙”,凭他那不第秀才,谁会信他是个“大贤良师”呢?
邪教与造神(2)
于是,造神,以神的名义进行统治,然后自己也成了神。
翻一翻中国历史,便常常是这样一个个人迷信恶性循环的过程了。
。。
话说曹c(1)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c得算一个,而且在排行榜里,应该在前几名,甚至可以说是最棒的。这样的评价,不算过分。如果按作品数量论,冠军是清代的乾隆,他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能留传下来。
曹孟德的诗,写得有气概、有声势,千古传唱,弦诵不绝。“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人们口边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是上了点年纪的人用来自勉的座右铭。毛主席在北戴河赋的那首词里,“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就充满了对这位大手笔的赞赏之意。毛主席在另一首《沁园春?雪》的词里,点了历史上四位帝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s。”独将曹c例外,可见在文学史上,这位后来被《三国演义》给歪曲了曹c,有着不可抹煞的地位。
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就因为她的《胡笳十八拍》把他感动了。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更不可能有这等雅兴。蔡文姬回来中原,曹c让她做一件事,就是将她记得下来的她父亲蔡邕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行为。对照十年浩劫期间,珍贵书籍化成纸浆,再生产成擦p股的卫生纸;稀世文物被砸被毁,从此成为绝响。曹c的举动,要比那些反文化的红卫兵,无文化的造反派,不知高明多少倍。
曹c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一九六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加之他手中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
于是,便出现了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文学”的局面。没有曹氏父子,也就没有建安文学。如果当时要成立作家协会,我想我会投曹c一票,他是当仁不让的协会主席。
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c。《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痛有倥昊氐牟嚏婵晌郊眉靡惶茫浩洳呕a踣木嗬胝飧鍪贝剂礁鍪兰停葱凑舛挝奶呈6拢Ω檬潜冉献既罚伤闶侨ㄍ缘拿栊础?br /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c统一中原后的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地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所以,曹c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了。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c)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c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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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曹c(2)
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与时代的关系至大。###,则文学终结,安定,则文学复苏。十年文革,只有浩然先生的小说,舍此便全是空白,即可证明。
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的灾难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也有其破坏文明文化,摧毁社会财富的相当消极的方面。董卓,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和黄巾也差不多,都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憎恨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休想唱出动听的声音了。
因为经历了巨大的变乱,遭受了严重的劫难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这样,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潮流,文人的个性开始得到自由舒展的机会。所以,“慷慨任气”,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时代不容精雕细琢的产物。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或求全责备,都是大可不必的。只要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无论怎样的稚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捉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谋生存的一群专业作家。他们的行为特点是: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并强调艺术个性。可以说是中国非正统文人的最早的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
那时,他们的浪漫行径,风流举止,自由作风,个性色彩,恐怕连后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有一次,曹c派手下人邯郸淳去看望曹植。据《三国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从这里,我们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无拘无束的自由。这和司马迁《报任安书》里那种对于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态,和司马相如给皇帝献赋时的那种唯唯诺诺到谄媚依附的神情,多了一点作家的自我意识和不羁的精神。
从曹丕的诗《于谯作》“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和曹植的诗《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可以看到他们的宴游燕集,豪饮小酌,斗j胡舞,高谈畅啸的快乐情景。《文心雕龙》曰:“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类沙龙式文人聚会活动时的自由竞争,各驰所长,平等精神,批评空气,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状态。尤其汉末党锢之祸将大批知识分子,或放逐,或镇压,或永不叙用,弄得大家胆战心惊,精神萎靡不振,建安文人的崛起,实际是给中国文学注入一股活流。
话说曹c(3)
心灵不解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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