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辰

的描写都是不可相信的，午夜的火车并非淡漠颓败而凡脱俗，相反，在这里，整个生活，迫不及待地，腐烂着，张扬舞爪地向你扑来。
苏元离开了我，所有不开心的事情都一股脑儿向我袭来，仿佛之前都是他在为我抵挡。但我明白并不是这样。苏元离开我，或许是因为他感到我的好运气就快到头了，因此他适时地离开，不沾染一丝的倒霉。
这么说，顾良城抽着一支三五烟从左边四十五度眯着眼睛看我，他说，这么说吧，所有的男人都是没有责任的，所有的关系不过是在相互利用。无论是为了填充自己的精神，或是物质。他笑，然后又说，但是，所有以所有开头的话语都是错误的，至少不是全对的，就像我这句话，以及更前面的那些。
他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语气说，不如你搬过来住一段时间怎样。
我想是时候了，这已经是那个我必须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只是随便说说的时候了。千万别相信别人，除非你想把自己往火坑里推。
在我的资料上，你会见到无业这样的字样。为此我深感羞愧，我二十一岁，像太阳，或者星星无论吉星与否那样缓慢地向上中天爬升。但我却一点不买它的账。我不在任何大学里面。和苏元一样，它们联手逼迫我不得不抛弃了它们。
二ooo年我十八岁，那年的八月我目送我的同学毛毛意气风地登上远去的火车，他满脸是笑，因为他刚上x大的调档线就被迫不及待地录取了，而他那财大气粗为人仗义直爽的父亲同样满脸是笑地安慰我说，没关系，明年可以再考。他这样安慰我是因为我虽然填报了和他的儿子同样的学校，且足足高过调档线二十分，身体健康思想端正，却因为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给留在了原来的地方。
那是一个天高气爽的夏天，虽然这样的形容可能稍有不当。我的父亲告诉我说，谁让你是穷人家的孩子。
对此我不想抱怨谁，除了我的老师。有时候我是如此地怨恨他们欺骗了我足足十二年之久。让我像一个小傻瓜那样抱《圣经》似的每天抱着我的课本参考书之类的玩意，和一个坚定的日心说主义者那样相信自己未来的出人头地。
老师说这个世界终究是公平的，诗人说爱情是值得赞扬的，成功人士宣称只要奋斗就能成功的，圣人说，三人行是必有我师的。而我想，我终于到了那个我不得不明白这一切都是狗屁的时候。实际上，或许，我自己也不是个地道的家伙。我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无所不知冷酷无情的达达主义者的样子，只不过，是为了掩盖我内心的恐惧和虚弱。
我接到顾良城的信，他这么说，他说，其实有时候，你本来不用这样，当你失去了亲人想要哭泣的时候就应该尽量地哭泣，而不是跑去花圈店挑那些花里胡哨没有意义的花圈，你应该哭一场，然后就什么也不做了。当你怨恨的时候你就大声地说我恨你，而不是像个圣女那样宽容地微笑着说，其实这不是你的错。当你觉得疲倦的时候就应该深深地睡去，而不是强打精神迎来送往锣鼓喧天。
我十八岁的时候，我的姥姥还活着。于是我过得那样的无知快乐。我在她家里独自看《维诺尼卡的双重生活》这部电影，我戴着耳机听那些铿锵的音乐和高亢的唱腔以免吵着我的姥姥，其中一个维诺尼卡认识了一位操纵木偶的师傅，他的脸孔消瘦明朗，有一个死去的少女，她长出了蝴蝶的翅膀，她变成了天使，木偶师修长的手指温情地抚摩着木偶少女的肩膀，于是她的表情如此熠熠生辉。
去年在马德里安(3)
那时候，我相信我会变成一个天使一样的女孩，温柔善良又快乐，并且把这样的快乐带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他们都成为朋友。因为这个愚蠢的愿望，我终于成为一个过分善良，或者不如干脆说就是怯懦的人，我如此虚弱地把自己隐藏在房间里，哭闹不已并且做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情，然后，强忍着内心的绝望和烦躁，面带微笑，假装有趣。
而顾良城，在许多年以后，终于微笑着抚摩花圈纤弱的骨架并且把它们圈成奇妙的图案然后对我说，其实你不必如此。
但我终于没有搬到城北去。我迷恋着城南半死不活的老城墙老房子老街道老梧桐。那时候我和我的姥姥住在这里，过着天真烂漫的生活。这一切，我从未告诉任何人，我不愿意告诉他们，即使是苏元亦然。那时候我幻想世界上有一种名为痛苦的东西并且假想自己正在遭受着他们。而为了证明我自己是苦闷的，我看电影，独自或者和苏元一起，看艺术电影，实验电影，就是不看其实我早已经垂涎已久的《精灵鼠小弟》。我们看许多电影，捷克的波兰的伊朗的印度的，感受着那些无处不在的苦难、寂寞和痛苦。
那时候我们想要看一部电影，1961年的，《去年在马德里安》。
有人告诉我说这是一部让人难以明白的苦闷的电影，因此我不得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我始终没有找到它，也没有和苏元一起看，他终于离开了，而我姥姥紧接着死去，我在青岛，一个破烂的海水浴场边过着没日没夜的生活，在一些硬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