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
第12部分阅读
莫妮卡早上一醒来，就决定再给他写一封信，将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告诉他。这封信她写了整整三页纸，开头的称呼也不像原先那样亲热，改成了生硬的“亲爱的先生”，在信中，她批评他食言，答应为她在白宫找工作，可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兑现，同时还愤怒地讲述了自己在玛莎斯科特那里受到的冷遇。她并没有想到要威胁他，可是为了让总统重视她的来信，她还是提醒他注意，她在1996年4月离开白宫时，是众人公认的“好女孩”，同时暗示他，父母已经再三追问，不明白为什么她没办法回白宫，假如被他们逼急了，她也只好向父母承认他们的这段关系。现在莫妮卡的解释是，“我只是想让他明白，不给我帮忙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她还第一次向总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假如她真的没办法回白宫，那么，总统至少可以帮助她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找一份工作。她回忆说，“这封信里，我确实说了一些很过分的话，但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真心。我告诉他，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很像是我的母亲，和她一样，他也是一个鸵鸟，碰到问题时从来不肯大胆面对，而是一味地将头埋进沙子里。我还在信中说，如果他不想让我回白宫，就直接对我说实话。”最后在信中她写道，她是一个听任自己的心声做事的人，之所以还会给他写这封信，这是在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允许他补偿以前犯下的过错。
她将信放在一个大号信封里，上面写着“p先生收”，“p先生”是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暗语，指的就是“总统先生”译者注：英文里总统的第一个字母就是p。然后她在白宫的北门，将信递给了贝蒂库里。这一次总统的反应倒是很快，几个钟头后贝蒂就打电话给莫妮卡，让她在次日上午9点半到白宫来。第二天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在这一天，美国各地都会放烟花、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终于在她的各种手段下，与总统见面了。但很快，威利的麻烦使特里普变成了她最危险的朋友，总统正在感受到强大的威胁。1997年8月初，新闻周刊刊发了威利与总统性马蚤扰案的文章。特里普作证说，当威利走出椭圆办公室时，她“衣衫不整，脸上泛着红晕，嘴上的口红不见了。她看起来非常慌乱、快乐而且喜气洋洋。”这段话足以证明总统和威利之间确实曾经单独会面，可却与她受到总统性马蚤扰的说法互相矛盾。
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冷冷地看着莫妮卡，目光从上扫到下，然后才喊她进去。正准备走进里面的书房时，贝蒂小声地对莫妮卡说了句，“记住无论如何都不要哭。”然后她便回到秘书办公室，让总统与莫妮卡单独说一会儿话。他们坐在原先熟悉的位置上，总统坐在他的大摇椅上，莫妮卡则坐在他右边一把黑色的转椅上，接着，他用责备的语气说，“我有三件事要说给你听。第一件事，威胁美国总统是一件不合法的事情。”莫妮卡立刻愤怒地反击说，“我根本没有威胁你。”“第二，”总统根本没有理会莫妮卡的辩解，继续自顾自地说下去，莫妮卡注意到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你寄给我这样一封信。”莫妮卡第二次打断了他的话，她问他究竟有没有将这封信从头到尾读完，他回答说，他只看到第一段，就把它给扔了。他没有说他的第三点意见，而是对自己的前女友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演讲，他说他根本就不应该用那种态度跟他讲话，他说他确实曾经帮助过她，他说她根本不应该将这种极端的情绪写在纸上，他还说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感恩。莫妮卡则反唇相讥，同样说了一长串话数落他的不是，其中问题的核心还是他没有帮自己找到工作。说着说着，她就完全忘记了贝蒂的叮嘱，流下了眼泪。
见到女孩子流泪，总统好像一下子心软了，他向她走近，然后开始拥抱她，轻抚她的头发，低声说着，“你不要哭了，好吗”她紧紧依偎在他身旁，将头枕在他的肩上，正在缱绻之时，她却突然发现外面有一个花匠正在干活，于是她建议总统换一个地方。他们走到了浴室附近，他倚在门上，紧紧搂着莫妮卡，然后对她说，“莫妮卡，你得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你自己，因为你这样一闹真的会吓坏人。我了解你，可以劝你控制住情绪，可是别人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想比如贝蒂，如果她现在看到你这样，你该怎么解释”
他们开始渐渐放松了下来，轻声地说着话，他仍然用手揽着她，轻轻抚摸着她，这让莫妮卡觉得很浪漫，也让她体会到了总统对她的感情和需要。她说，“这一刻，在他的怀里，我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这种感觉支撑着我走过了接下来的好几个月。他是那种可以让你感到满足、感觉安慰的男人，至少我是这样觉得的。”他不断对她甜言蜜语，赞美她的美丽，为她描绘未来的一副美好前景，还适时地向她抒情，他说，“我真的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和你在一起。”莫妮卡回答说，“也许三年后就可以了，”她的潜台词是三年后，他将不再是总统，到时他就应该会有更多私人空间和时间。他的回答却并不那么令她满意，他说，“我不知道，也许三年后我会独自一个人。”接着，她开玩笑似的描绘了他们在一起的前景，说，“我觉得我们会是一对好组合，”他对此的回答是，“没错，可是你也得想想我们的年龄差距，等我到了75岁时，也许每天得有30次小便，到时候我们怎么办”她坚定地说，“我们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听到这句话，他微微笑了一下。
莫妮卡谈到了他的婚姻，在此之前，这个话题几乎是他们之间的雷区，她告诉他自己的想法，“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可是我认为你和你妻子之间存在着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也许是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了。可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她看起来实在太清醒、太强悍了。你是一个其实非常需要爱和关怀的人，而且绝对应该得到这些，可是她却不可能用一种纯粹的方式爱你、体贴你。我想，其实这个世界上你最爱的不是她，而是你的女儿。”
现在重新说起这次谈话，莫妮卡说，“我只是将这么久以来，自己对他的感觉说出来而已。童年时说谎的记忆，宗教带给他的罪恶感使他会感觉，他不配拥有快乐。他有过一次又一次婚外情，这使他觉得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有一种满足感，他反而因此而不安，觉得自己不配享有这一切。迪克莫里斯克林顿的前政治顾问就曾经说过，总统一方面拥有星期六夜晚个性，也就是说，他会像周末锐舞派对那样，疯狂地沉溺于他的欲望；另一方面他又拥有星斯日上午个性，他会在星期日早上去教堂做礼拜，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我很同意这种说法。”
这天的见面是一次激烈的情感碰撞，让莫妮卡感觉更加困惑，在他描述了她的美好前程后，她又一次地对他寄予厚望。那天下午她见到了朋友阿希莉雷纳斯，对她说了这次见面的事情，她还对朋友强调说，在她的心中她依然相信总统是爱着自己的。现在她才明白，其实她永远都不会明白他的话，以及他说这些话背后的原因，她说，“除了他本人，没有人真正明白他说这些话的意思。他是惟一知道事情真相的人，那就是，他从来都不会说一句实话。”其实，那些比莫妮卡莱温斯基明智的人，他们早就已经注意到了比尔克林顿的性格，民主党议员鲍伯克里就曾经这样评论过，“克林顿是个异乎寻常出色的骗子，异乎寻常得出色。”
在她离开总统办公室前，莫妮卡对她谈起了凯瑟琳威利的事情。莫妮卡一直很担心这桩事件，因为琳达特里普前不久还告诉她，那个记者，迈克尔伊斯科夫还在不停地窥视她，想要从她那里挖掘到更多信息。莫妮卡担心自己如果不事先警告总统，一旦这件事东窗事发，总统会对她感到失望。在此之前，她也跟特里普谈过这个问题，特里普鼓励她将此事通报总统。于是，莫妮卡对总统透露，她在五角大楼的一个同事最近被一个新闻周刊的记者缠住了，他在调查关于凯瑟琳威利的事情。莫妮卡试探着说，她不想让他遇到跟琼斯案类似的麻烦，她自己猜测，假使能给凯瑟琳威利一份工作，也许这件事情就可以得到很圆满的解决。
总统想了一会儿，然后向莫妮卡证实，威利曾在上周找到了椭圆办公室行政主管南希亨内奇，可是她说的情况与莫妮卡不大一样。威利当时说，迈克尔伊斯科夫在不断追踪她，并且请亨内奇告诉她该怎么处理这件事。莫妮卡立刻判断出威利这是在说谎，因为她很清楚，早在三月间，威利就已经接受了伊斯科夫一个非正式的采访，而且还向对方提供了几个目击证人的姓名，其中就包括特里普。莫妮卡坚定地告诉总统，威利这是想两面讨好，因为她明白自己的指控并不能站得住脚，她在五角大楼的那位同事已经对新闻周刊的那位记者表示，威利并没有受到总统性马蚤扰。总统并没有向莫妮卡表明，当时他究竟有没有对威利上下其手，只是简单地说，威利根本就不是他喜欢的那一类型，因为她的胸部那么扁平。
总统不知道的是，莫妮卡刚刚走出白宫，就将这次她与总统谈话的全过程都告诉了特里普。特里普似乎只关注一件事情，那就是总统是否知道她的名字，当她猜想总统已经知道了自己是谁，立刻显出了非常激动的神情。莫妮卡说，“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她也喜欢总统。很明显，她对他怀有一种非常秘密的感情，一方面，她想要进入我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又嫉妒我与总统之间的亲密关系。”事实上，在向大陪审团作证时，琳达特里普也曾厚颜无耻地声称，之所以她被赶出白宫，就是因为总统喜欢上了她，第一夫人因此大吃其醋。
就在几天后，在距离美国3000英里外的地方，莫妮卡再一次与总统相遇。他们一起参加了在马德里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莫妮卡是五角大楼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们一起参加了美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晚会，在晚会上，莫妮卡不断与总统交换着会心的眼神。莫妮卡觉得很开心，这让她想起了过去与总统调情时的那段快乐时光。当她还在西班牙开会时，琳达特里普打电话告诉她，凯瑟琳威利的故事出现在了一个叫“德拉吉报告”的网站上，这个网站是由马特德拉吉做的网站，上面全是些下三滥的谣言。很明显，威利丑闻正在开始慢慢升温。之后，莫妮卡还先后随代表团出访欧洲其他国家，包括匈牙利、乌克兰和保加利亚。这次旅途结束时，她觉得自己已经累坏了，可是刚一回到家她就接到了贝蒂库里的电话，让她去白宫见总统。
莫妮卡憧憬着这次相见，她想，既然独立日那天与总统相见，他们在一起说了那么多动情的话，而在马德里的时候，他们又进行了几次性意味浓厚的挑逗，也许现在总统与她分手的信念已经不像原先那样强烈了。7月14日，刚刚与总统见面，莫妮卡就失望地意识到，总统并不打算与她旧情复燃。她又为总统准备了一件小礼物，那是她在布达佩斯买的一个小玩意儿，一个木刻的字母b，也就是总统名字比尔的缩写，有趣的是，这个字母里面还刻着一只青蛙。在将礼物送给总统后，莫妮卡发现他对她的态度依旧很冷淡，很生疏。他们走进了附近的南希亨内奇的办公室，莫妮卡坐在沙发上，总统则坐在椅子上，在莫妮卡的一再要求下，他才不得不坐到了莫妮卡的身边。
没有一句含情脉脉的前奏，总统直接切入正题，他问莫妮卡，独立日那天她说到的五角大楼的同事，是不是就是琳达特里普。莫妮卡承认正是她。于是总统告诉她，凯瑟琳威利的律师这周曾经打电话给南希亨内奇，他表示新闻周刊的记者伊斯科夫已经知道了威利与亨内奇接触的事情，并且指责白宫有意泄密。总统觉得很奇怪，因为只有四个人他本人、亨内奇、威利和莫妮卡知道这件事，伊斯科夫是怎么弄到这条新闻线索的呢他因此推测，肯定是莫妮卡将这件事告诉了特里普，然后特里普又把此事转告给了这名记者。莫妮卡承认了，可是她却撒谎说，当初她跟特里普说这件事时，曾经强调她是从贝蒂库里那里听说的，而并不是总统亲口告知。总统于是若有所思地问莫妮卡，“你信任这个女人吗”莫妮卡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同时她还特意对他说，特里普相当崇拜他，甚至还在办公桌前摆着他的照片，听到这里，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之后总统让莫妮卡尽力说服特里普再次与布鲁斯林赛联系，与她一起讨论一下，究竟怎样妥善处理这起事件。莫妮卡向总统表示，她会尽力一试，但又强调说可能会有些难度，因为上次特里普曾经受到过林赛的羞辱，而她又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女人，可能不大愿意再与林赛说话。
回过头来看这次谈话，莫妮卡说，“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他们从中找到了无数例证，证明总统正在妨碍司法公正，他正在想方设法让我作伪证。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当时凯瑟琳威利还根本没跟琼斯案扯上半点关系，我们并没想要影响案件审理，只不过是要避免新闻周刊刊登对总统不利的文章，仅此而已。”
可是，从那时起，莫妮卡已经对琳达特里普产生了警惕，她怎么可以向伊斯科夫泄露信息呢当两人当面对质时，特里普承认她确实曾经与伊斯科夫谈过话，可是否认她泄露了威利打电话给亨内奇的事情。容易轻信别人的莫妮卡这次也学乖了，她并没有向特里普提起7月14日与总统谈话的内容，只是力促她再次与布鲁斯林赛联系。
特里普听从了莫妮卡的建议，与林赛取得了联系，林赛建议特里普与克林顿的律师鲍伯贝内特当面好好谈一谈，毕竟贝内特正在负责帮总统处理琼斯案，希望得知更多跟案情有关的细节，林赛安排好了特里普与贝内特律师见面的日期，时间定在了7月底。很明显，特里普对与贝内特见面一事感到相当紧张，因为担心自己的长相不大赏心悦目，她还特意去做了一次头发，然后见了她自己的律师科布巴赫。最后，特里普向林赛表示，她的私人律师建议她保持中立，不要被牵扯进琼斯案，因此她不同意与贝内特见面。
莫妮卡气坏了。特里普既然为政府工作，她自然应该替总统效劳，她的职务就决定了她根本不可能是中立的。莫妮卡更不能理解的是，在伊斯科夫撰写的关于凯瑟琳威利事件的文章中，特里普竟然出面发表了她的证词。
事实上，新闻周刊同样为了伊斯科夫的这篇文章提心吊胆，因此迟迟不敢刊登，直到7月底，琼斯的律师传唤凯瑟琳威利，他们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这才落地，他们认为，琼斯律师的这一举动足以证明威利与总统性马蚤扰案件的关联，于是，1997年8月初，这篇报道在新闻周刊上刊出。在这篇文章里，琳达特里普作证说，当威利走出椭圆办公室时，她“衣衫不整，脸上泛着红晕，嘴上的口红不见了。她看起来非常慌乱、快乐而且喜气洋洋。”这段话足以证明总统和威利之间确实曾经单独会面，可却与她受到总统性马蚤扰的说法互相矛盾，1998年3月，在接受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采访时，威利还继续坚持她被总统性马蚤扰的说法，并且在节目中详细阐述了整个过程。
后来，克林顿总统否认了一切性马蚤扰的指控，他说，当时威利来见她时情绪很激动，因为她表示当时急需要钱，请求总统为她安排一份可以发薪水的工作，当时他们规规矩矩地坐在椭圆办公室餐厅的桌子旁边，在他们说完话后，他确实拥抱了她一下，也许还亲吻了她的额头，但是仅限于此，没有其他举动。莫妮卡觉得总统的这番解释是可信的，她说，“现在我仔细研究威利事件，觉得其中有很多疑点。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相信，总统怎么可能放任她那样走出椭圆办公室也许她的口红确实被擦掉了，毕竟喝口水口红也会掉呀，可是说什么衣衫不整，这怎么可能完全不可能。事实上，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一直都很注意形象。每次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都会在桌子上留一个空的减肥可乐瓶，这可以让旁人误认为我们之间纯属朋友关系，并不是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莱温斯基正在帮助永远让她受到伤害的犹大朋友特里普，在新闻周刊刊文认为她的人格不值得信任的文章后，莱温斯基甚至帮她写了一封抗议信，“不管椭圆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确有其事，知道这件事的，只可能是两位当事人。”最为讽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丑闻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新闻周刊才刊登了特里普的这封抗议信。
当新闻周刊刊登了有关威利的报道后，鲍伯贝内特律师指责特里普是一个“不可信任的女人”，这让特里普感到很愤怒。此外贝内特还指责说，在这一年年初，有一个人写匿名信通知琼斯的律师，他们可以在凯瑟琳威利身上挖到更多线索，现在他已经得到证实，这个人就是特里普。
虽然特里普觉得自己的人格遭到了极大侮辱，她还是觉得很兴奋她还从来没有受到这么多的注意。曾经和她打过交道的作家经纪人卢西安戈德伯格之子乔纳表示，此时特里普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主角，她相信在这样一部戏里，只因有了她的存在，这部戏才能得以发展下去，乔纳说，“她没有想到，伊斯科夫竟然会使她牵扯进如此大的旋涡之中，对此，特里普既兴奋，又害怕。她觉得现在全世界人都在看着她，而且她踌躇满志，相信到时莫妮卡事件曝光后，她就能再一次站在舞台中央。”
莫妮卡对特里普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可她仍然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她担心特里普会因为自己的轻率之举而丢掉五角大楼的工作。从五角大楼的内部管理备忘录中就可以看出，特里普在这里的名声简直糟糕透顶，人们公认她举止粗鲁、而且极难相处，在工作时根本没法与她合作，而她与莫妮卡共同的顶头上司，肯培根对于她的行为也相当不满，当年白水事件发生时，特里普也一度对媒体发表过非常不合适的评论，当时他就已经警告过特里普，今后如果她再对媒体发表只言片语，就一定要在事先通知他。莫妮卡在这种充满敌视与怀疑的气氛中，仍然全心全意帮助她的朋友，她对暴怒的上司解释说，新闻周刊所发表的净是些不实之词，并未征得特里普的同意。她还打电话给特里普的律师巴赫，告诉他，新闻周刊在没有征得他委托人的同意下，随意引用了她的话，已经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并且要求他立刻替特里普发表声明。巴赫并未向特里普核实，便照办了莫妮卡的要求。
等到特里普回到五角大楼，她向莫妮卡承认，她现在非常害怕丢掉这份工作。于是她给新闻周刊写了封信，抗议他们错误引用了她说的话，还将这封信的草稿拿给莫妮卡看。莫妮卡建议她修改了几处地方，还帮她找到了新闻周刊的传真号码，这样，特里普才得以将这封抗议信直接发给杂志社的主编。这封信的基本观点与那篇新闻其实并没有太大冲突，不过其中的一句话确实点到了要害，它写道，“不管椭圆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确有其事，知道这件事的，只可能是两位当事人。”最为讽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丑闻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新闻周刊才刊登了特里普的这封抗议信。
还有更麻烦的事情。此时特里普仍然为贝内特对她的评论感到愤怒竟然有人质疑她的诚实她告诉莫妮卡，如果她因为此事被炒鱿鱼，她将要写一本“透露一切事实”的书，莫妮卡回忆说，“特里普要写书的计划让我感觉不安极了。”于是莫妮卡焦急地问特里普，她会不会在书中透露她与总统的事情，特里普，这个曾经告诉伊斯科夫，总统与一个“年轻的女实习生”有染的女人，用最诚恳的声音告诉莫妮卡，“当然不会了，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
莫妮卡感觉现在的自己简直是如履薄冰，她还在为自己回白宫工作的事情而焦虑，又添上了特里普要写书的问题。7月16日，就在她与总统谈论了威利丑闻后两天，她第二次与玛莎斯科特会面，两个人谈了约摸一个小时，莫妮卡对自己的未来更有信心了，她认为斯科特已经同意将她从五角大楼“借调”过来，就在斯科特自己的办公室工作，而且日期定在了9月1日，她回忆说，“当时我觉得，虽然这并不是一个板上钉钉的工作，可也已经差不离了。我对自己说，我就要回来了。”
莫妮卡的朋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却并不像莫妮卡这样轻信别人，她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8月4日她给朋友写了封电子邮件，信中写道，“我希望一切都好，我也希望你不要太过执着于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莫妮卡，你千万不要忘记照顾好你自己，不要一心只想到别人，却忘记了你自己的需要。”
凯瑟琳的忠告显然是对的。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故事里，失望永远是个主旋律，这次同样没有例外。8月份玛莎斯科特就告诉她，她可能没法得到这个借调的职位，她必须等到12月份，一直要到乔迪托克尔森离开白宫后，她才有可能顶上她的位置。莫妮卡再一次怀疑，她始终在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8月16日，当她在总统的书房里与他相见时，她又一次提起了工作的事情。这一次她本来是要送给总统一份生日礼物，庆祝3天后他的51岁生日。这还是自7月24日他们短暂相见后，他们半个多月以来的第一次见面。巧得很，那次也是为了庆祝生日，7月23日是莫妮卡的生日，他送给她一枚古董帽针，还特意将帽针装在一个小巧的木盒子里，此外，他还送给她一件瓷制工艺品，这是他从挪威买回来的。也许正因为他送的礼物这样精致，才让莫妮卡感到非常为难，因为她根本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有一次，她突然想起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上面提到总统最近曾在巴尔的摩的一家书店里买书，他特别喜欢一些绝版书或者印数很少的书籍。于是，莫妮卡立刻开车前往这家书店，她告诉店员们一个故事，说是她叔叔的熟人跟总统关系不错，他们想买一本书送给总统，却又不知道他喜欢哪一类的图书。于是善良的店员告诉莫妮卡，总统最近对一本写于1802年的彼得大帝传记很感兴趣，这本书很贵，价值125美元，可是莫妮卡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
当她来到白宫时，她被带到椭圆办公室，不过总统并不在那里。她走进了内室，在一块苹果派上点燃了一支生日蜡烛，因为她知道总统很喜欢吃苹果派。接着，她取出了生日礼物，除了这本书，她还带来了一张名为忠诚的电脑游戏光盘，一本她读大学时的心理学教科书：痼疾与误传。
最后总统总算赶到，可是心情并不好。他的膝盖又受伤了，而且这两天他正忙得焦头烂额。尽管如此，莫妮卡还是设法让他放松情绪，她唱起了生日快乐歌，看着他打开了生日礼物。遗憾的是，当他们谈到了玛莎斯科特时，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莫妮卡指责斯科特是在有意阻拦她重返白宫，她的情绪实在太激动了，结果总统不得不打断她的话，命令她将声音放低点儿。最后，他们总算镇定下来，总统对她有言在先，他再也不想与莫妮卡有任何亲昵举动，“我不想再做这种事，我想做个正正经经的好人。”莫妮卡发现他显得很沮丧，于是她上前拥抱他，然后给了他一个亲吻友好而又合乎礼节的吻。总统计划去马萨诸塞州的玛莎葡萄园度假，莫妮卡已经事先得知了这个安排，于是她送给他一张卡片，祝他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还送给他另外一本书恋恋笔记本，这本书里提到了草叶集，也就是之前总统曾经送给她的诗集，因此莫妮卡觉得这本书显得非常意味深长。她还在这张卡片中表示，希望总统可以在玛莎葡萄园度假时，给她买一件葡萄园的纪念版t恤。
9月初，莫妮卡与斯科特进行了一次电话长谈，斯科特明确告诉她，目前白宫没有任何工作适合莫妮卡来做。莫妮卡给朋友戴尔杨亲笔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她的失落与痛苦，1995年，莫妮卡和她的母亲在一家健身水疗会所里认识了杨，此后她们之间就经常保持通信。她在信中写道，“很不幸，当我回到华盛顿时才失望地看到，斯科特办公室里那个借调的名额已经被别人顶上了。我跟她进行了一次长谈，现在我已经很清楚，至少最近我是不可能回去工作了。我只希望，我的心脏可以更加坚强，不要因为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而破碎。”戴尔杨认为，“虽然莫妮卡经受了无数次的挫折，她仍然相信克林顿的话，期盼着他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她完全是在盲目地信任着他，她竟然期待他能真心实意地对待她，就像她对他一样。”
当她从玛莎斯科特那里得知，现在她根本无法得到白宫的工作，甚至连想都最好不要想时，莫妮卡寒心极了，一直是到贝蒂库里寄给她一个包裹后，她的心情才好了一点，这个包裹里放了一堆小玩意，其中就有一件棉t恤，总统记住了她的话，为她从玛莎葡萄园里买了这件衣服。
现在，莫妮卡相信只有贝蒂库里还在帮助自己，于是她不断地打电话给贝蒂，央求她转告总统，请他打电话给她，或者与她见面，再计划一下她工作的问题。每一次贝蒂都对她说着同样的话，告诉她总统实在太忙了，或者说总统现在正在开会。莫妮卡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和羞辱，又一次，特里普坚持让她不要放弃希望，毫无主见的莫妮卡听从了特里普的建议。可事实上，莫妮卡其实已经身心俱疲，她很想放弃这一切。她曾经给总统写了封信，但一直没有寄出，在信中她表示，“与玛莎的谈话让我感觉很失落、沮丧、伤心而又愤怒。我不得不这样去想，或者在我上一次与你见面时，你就已经知道，她根本不可能给我安排工作，或许，这才能解释你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冷漠无情。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我回来，我只能理解为，你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样需要我，在乎我。”
9月12日，星期五，莫妮卡知道此时第一夫人不在华盛顿，于是她打电话给贝蒂，追问她可否在总统录制完电台谈话节目后，安排她与总统见面。她甚至跑到白宫西南大门，在那里她开始反反复复地给贝蒂打电话，哀求她告诉总统，她正在等着他。在莫妮卡等了45分钟后，贝蒂告诉她：总统与女儿切尔西有约，现在不能见她。莫妮卡回忆起那屈辱的一刻，“我在门口大哭。我觉得很愤怒，很失望。我的情绪完全不受控制了。我真是一个笨蛋，我本来应该尽早离开的，那时我的行为真是丢人现眼。”
贝蒂终于答应让莫妮卡来自己的办公室，她说，“你这样闹下去，我可真是为你担心。”莫妮卡在办公室坐下后，贝蒂用她母亲般的耐心慢慢跟她解释说，总统已经尽他所能帮助莫妮卡，可是他毕竟没办法做得那么明显。贝蒂还向莫妮卡保证说，她会尽量安排他们在星期天见上一面，为了方便他们两人见面，她本人也会在当天从芝加哥赶回白宫。
星期天，莫妮卡整整一天都躲在她的卧室里，等待电话铃声响起。她陷入了疯狂，不断打电话给贝蒂，绝望地想要见上总统一面。当等待的时间一点一点过去，莫妮卡越来越神经质。母亲刚好从纽约过来看她，她对莫妮卡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深深的忧虑。莫妮卡回忆说，“当时我对自己说，算了吧，我已经受够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哭得撕心裂肺，觉得自己是这样痛苦，这样无助。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不能直接一点，对我说出事实。”
即使是在莫妮卡最痛苦的时刻，她也没有丢掉她那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星期天，她还与凯瑟琳通过电话，在电话里她开玩笑说，其实她最想要做的工作，是成为总统的着装顾问。当天晚上，她盼望已久的电话终于来了，贝蒂告诉她，她已经与总统汇报过此事，总统表示，他将指示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约翰泼迪斯塔专门负责为莫妮卡解决工作。在得知像泼迪斯塔这样重量级的人物都开始为自己的工作操心时，莫妮卡又看到了前方的一线希望。
莫妮卡总算镇定了点，她开始慢慢回忆起最近她与总统的几次会面和谈话，结果她突然发现，几乎每次与总统说话时，他们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争吵。莫妮卡下决心要改改自己的脾气，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说明她现在的心情已经变得比较开朗，她决定给总统写一封很“有趣”的信，而且有意要将这封信弄得跟官方备忘录一样。在9月30日她写下的这封信里，开头的称呼是“亲爱的英俊先生”，落款则是一个字母“m”，也就是她名字的开头字母，信件的主题她写的是“新政”。在信中莫妮卡承诺，如果他可以让她“不带一丝危机感”地前来见他，那么，她一定会“举止端庄，而且再也不会表现失控”，她保证不再惹他生气。在信末她又补充说，她相信，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惟一一位连续四次担任美国总统的男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将他的情妇卢茜梅瑟拒之门外。
莫妮卡又沉浸在幻想中，母亲却为了女儿而担惊受怕，近两年来，她一直看着女儿在这种痴狂中不能自拔，看着女儿的情绪时起时落，现在，她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帮助女儿打开心结，彻底放弃总统。陷入困境中的玛西娅不得不打电话给住在纽约的朋友戴尔杨，请她给自己一点建议。戴尔杨告诉了一招釜底抽薪的办法，她认为现在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找到总统的秘书贝蒂库里，互相以母亲的身份进行对话。如果她能说服贝蒂同意，不再帮助莫妮卡与总统之间取得联系，也许可以最有效地割断莫妮卡的一切希望她们都相信，现在希望对于莫妮卡来说无异于是毒药，因为正是希望点燃了她的梦想，可是一旦希望落空，她注定会从虚无缥缈的云端跌下来，到时候她会伤得更深。玛西娅反复考虑了这个办法，可是她最终还是没办法鼓起勇气，拨通贝蒂的电话。
莫妮卡的朋友也在为她担心。凯瑟琳回忆说，“和她与安迪布莱勒之间的那段情史不同，她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已经令她变得疯狂，所以她根本没法回到现实中去，没法继续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件事真的让我觉得很担心、很困惑，甚至让我非常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服她。我明白，只有她彻底离开华盛顿才有可能恢复正常，所以我不停地劝她走显而易见，这些话对她一点作用都没有。”阿希莉雷纳斯是莫妮卡在华盛顿惟一真正的朋友，她也在写给男朋友的电子邮件中，表达了同样的忧虑与不安，她写道，“很高兴，这个月我跟莫妮卡之间都没怎么联系，因为她告诉我，现在她的心里很乱。她说这句话的神态真是让我害怕极了。”
连一贯非常镇定自若的总统秘书，也对莫妮卡的言行举止感到很惊骇。原先贝蒂一直对莫妮卡持同情态度，觉得她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别人是在“恶意中伤”她，可是现在，因为莫妮卡无休止的眼泪、愤怒的话语和一刻不停的电话，她开始觉得莫妮卡确实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作为一个本性善良的人，当她建议总统不要再做任何努力，千万别让莫妮卡回到白宫时，她的内心确实充满了愧疚，可是总统却坚持说，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在贝蒂对大陪审团的证词中她就提到，总统此时不顾莫妮卡的疯狂，仍然坚持要她与玛莎斯科特继续替莫妮卡找一份工作。事实上，当他收到莫妮卡那份主
她还第一次向总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假如她真的没办法回白宫，那么，总统至少可以帮助她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找一份工作。她回忆说，“这封信里，我确实说了一些很过分的话，但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真心。我告诉他，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很像是我的母亲，和她一样，他也是一个鸵鸟，碰到问题时从来不肯大胆面对，而是一味地将头埋进沙子里。我还在信中说，如果他不想让我回白宫，就直接对我说实话。”最后在信中她写道，她是一个听任自己的心声做事的人，之所以还会给他写这封信，这是在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允许他补偿以前犯下的过错。
她将信放在一个大号信封里，上面写着“p先生收”，“p先生”是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暗语，指的就是“总统先生”译者注：英文里总统的第一个字母就是p。然后她在白宫的北门，将信递给了贝蒂库里。这一次总统的反应倒是很快，几个钟头后贝蒂就打电话给莫妮卡，让她在次日上午9点半到白宫来。第二天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在这一天，美国各地都会放烟花、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终于在她的各种手段下，与总统见面了。但很快，威利的麻烦使特里普变成了她最危险的朋友，总统正在感受到强大的威胁。1997年8月初，新闻周刊刊发了威利与总统性马蚤扰案的文章。特里普作证说，当威利走出椭圆办公室时，她“衣衫不整，脸上泛着红晕，嘴上的口红不见了。她看起来非常慌乱、快乐而且喜气洋洋。”这段话足以证明总统和威利之间确实曾经单独会面，可却与她受到总统性马蚤扰的说法互相矛盾。
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冷冷地看着莫妮卡，目光从上扫到下，然后才喊她进去。正准备走进里面的书房时，贝蒂小声地对莫妮卡说了句，“记住无论如何都不要哭。”然后她便回到秘书办公室，让总统与莫妮卡单独说一会儿话。他们坐在原先熟悉的位置上，总统坐在他的大摇椅上，莫妮卡则坐在他右边一把黑色的转椅上，接着，他用责备的语气说，“我有三件事要说给你听。第一件事，威胁美国总统是一件不合法的事情。”莫妮卡立刻愤怒地反击说，“我根本没有威胁你。”“第二，”总统根本没有理会莫妮卡的辩解，继续自顾自地说下去，莫妮卡注意到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你寄给我这样一封信。”莫妮卡第二次打断了他的话，她问他究竟有没有将这封信从头到尾读完，他回答说，他只看到第一段，就把它给扔了。他没有说他的第三点意见，而是对自己的前女友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演讲，他说他根本就不应该用那种态度跟他讲话，他说他确实曾经帮助过她，他说她根本不应该将这种极端的情绪写在纸上，他还说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感恩。莫妮卡则反唇相讥，同样说了一长串话数落他的不是，其中问题的核心还是他没有帮自己找到工作。说着说着，她就完全忘记了贝蒂的叮嘱，流下了眼泪。
见到女孩子流泪，总统好像一下子心软了，他向她走近，然后开始拥抱她，轻抚她的头发，低声说着，“你不要哭了，好吗”她紧紧依偎在他身旁，将头枕在他的肩上，正在缱绻之时，她却突然发现外面有一个花匠正在干活，于是她建议总统换一个地方。他们走到了浴室附近，他倚在门上，紧紧搂着莫妮卡，然后对她说，“莫妮卡，你得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你自己，因为你这样一闹真的会吓坏人。我了解你，可以劝你控制住情绪，可是别人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想比如贝蒂，如果她现在看到你这样，你该怎么解释”
他们开始渐渐放松了下来，轻声地说着话，他仍然用手揽着她，轻轻抚摸着她，这让莫妮卡觉得很浪漫，也让她体会到了总统对她的感情和需要。她说，“这一刻，在他的怀里，我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这种感觉支撑着我走过了接下来的好几个月。他是那种可以让你感到满足、感觉安慰的男人，至少我是这样觉得的。”他不断对她甜言蜜语，赞美她的美丽，为她描绘未来的一副美好前景，还适时地向她抒情，他说，“我真的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和你在一起。”莫妮卡回答说，“也许三年后就可以了，”她的潜台词是三年后，他将不再是总统，到时他就应该会有更多私人空间和时间。他的回答却并不那么令她满意，他说，“我不知道，也许三年后我会独自一个人。”接着，她开玩笑似的描绘了他们在一起的前景，说，“我觉得我们会是一对好组合，”他对此的回答是，“没错，可是你也得想想我们的年龄差距，等我到了75岁时，也许每天得有30次小便，到时候我们怎么办”她坚定地说，“我们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听到这句话，他微微笑了一下。
莫妮卡谈到了他的婚姻，在此之前，这个话题几乎是他们之间的雷区，她告诉他自己的想法，“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可是我认为你和你妻子之间存在着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也许是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了。可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她看起来实在太清醒、太强悍了。你是一个其实非常需要爱和关怀的人，而且绝对应该得到这些，可是她却不可能用一种纯粹的方式爱你、体贴你。我想，其实这个世界上你最爱的不是她，而是你的女儿。”
现在重新说起这次谈话，莫妮卡说，“我只是将这么久以来，自己对他的感觉说出来而已。童年时说谎的记忆，宗教带给他的罪恶感使他会感觉，他不配拥有快乐。他有过一次又一次婚外情，这使他觉得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有一种满足感，他反而因此而不安，觉得自己不配享有这一切。迪克莫里斯克林顿的前政治顾问就曾经说过，总统一方面拥有星期六夜晚个性，也就是说，他会像周末锐舞派对那样，疯狂地沉溺于他的欲望；另一方面他又拥有星斯日上午个性，他会在星期日早上去教堂做礼拜，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我很同意这种说法。”
这天的见面是一次激烈的情感碰撞，让莫妮卡感觉更加困惑，在他描述了她的美好前程后，她又一次地对他寄予厚望。那天下午她见到了朋友阿希莉雷纳斯，对她说了这次见面的事情，她还对朋友强调说，在她的心中她依然相信总统是爱着自己的。现在她才明白，其实她永远都不会明白他的话，以及他说这些话背后的原因，她说，“除了他本人，没有人真正明白他说这些话的意思。他是惟一知道事情真相的人，那就是，他从来都不会说一句实话。”其实，那些比莫妮卡莱温斯基明智的人，他们早就已经注意到了比尔克林顿的性格，民主党议员鲍伯克里就曾经这样评论过，“克林顿是个异乎寻常出色的骗子，异乎寻常得出色。”
在她离开总统办公室前，莫妮卡对她谈起了凯瑟琳威利的事情。莫妮卡一直很担心这桩事件，因为琳达特里普前不久还告诉她，那个记者，迈克尔伊斯科夫还在不停地窥视她，想要从她那里挖掘到更多信息。莫妮卡担心自己如果不事先警告总统，一旦这件事东窗事发，总统会对她感到失望。在此之前，她也跟特里普谈过这个问题，特里普鼓励她将此事通报总统。于是，莫妮卡对总统透露，她在五角大楼的一个同事最近被一个新闻周刊的记者缠住了，他在调查关于凯瑟琳威利的事情。莫妮卡试探着说，她不想让他遇到跟琼斯案类似的麻烦，她自己猜测，假使能给凯瑟琳威利一份工作，也许这件事情就可以得到很圆满的解决。
总统想了一会儿，然后向莫妮卡证实，威利曾在上周找到了椭圆办公室行政主管南希亨内奇，可是她说的情况与莫妮卡不大一样。威利当时说，迈克尔伊斯科夫在不断追踪她，并且请亨内奇告诉她该怎么处理这件事。莫妮卡立刻判断出威利这是在说谎，因为她很清楚，早在三月间，威利就已经接受了伊斯科夫一个非正式的采访，而且还向对方提供了几个目击证人的姓名，其中就包括特里普。莫妮卡坚定地告诉总统，威利这是想两面讨好，因为她明白自己的指控并不能站得住脚，她在五角大楼的那位同事已经对新闻周刊的那位记者表示，威利并没有受到总统性马蚤扰。总统并没有向莫妮卡表明，当时他究竟有没有对威利上下其手，只是简单地说，威利根本就不是他喜欢的那一类型，因为她的胸部那么扁平。
总统不知道的是，莫妮卡刚刚走出白宫，就将这次她与总统谈话的全过程都告诉了特里普。特里普似乎只关注一件事情，那就是总统是否知道她的名字，当她猜想总统已经知道了自己是谁，立刻显出了非常激动的神情。莫妮卡说，“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她也喜欢总统。很明显，她对他怀有一种非常秘密的感情，一方面，她想要进入我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又嫉妒我与总统之间的亲密关系。”事实上，在向大陪审团作证时，琳达特里普也曾厚颜无耻地声称，之所以她被赶出白宫，就是因为总统喜欢上了她，第一夫人因此大吃其醋。
就在几天后，在距离美国3000英里外的地方，莫妮卡再一次与总统相遇。他们一起参加了在马德里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莫妮卡是五角大楼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们一起参加了美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晚会，在晚会上，莫妮卡不断与总统交换着会心的眼神。莫妮卡觉得很开心，这让她想起了过去与总统调情时的那段快乐时光。当她还在西班牙开会时，琳达特里普打电话告诉她，凯瑟琳威利的故事出现在了一个叫“德拉吉报告”的网站上，这个网站是由马特德拉吉做的网站，上面全是些下三滥的谣言。很明显，威利丑闻正在开始慢慢升温。之后，莫妮卡还先后随代表团出访欧洲其他国家，包括匈牙利、乌克兰和保加利亚。这次旅途结束时，她觉得自己已经累坏了，可是刚一回到家她就接到了贝蒂库里的电话，让她去白宫见总统。
莫妮卡憧憬着这次相见，她想，既然独立日那天与总统相见，他们在一起说了那么多动情的话，而在马德里的时候，他们又进行了几次性意味浓厚的挑逗，也许现在总统与她分手的信念已经不像原先那样强烈了。7月14日，刚刚与总统见面，莫妮卡就失望地意识到，总统并不打算与她旧情复燃。她又为总统准备了一件小礼物，那是她在布达佩斯买的一个小玩意儿，一个木刻的字母b，也就是总统名字比尔的缩写，有趣的是，这个字母里面还刻着一只青蛙。在将礼物送给总统后，莫妮卡发现他对她的态度依旧很冷淡，很生疏。他们走进了附近的南希亨内奇的办公室，莫妮卡坐在沙发上，总统则坐在椅子上，在莫妮卡的一再要求下，他才不得不坐到了莫妮卡的身边。
没有一句含情脉脉的前奏，总统直接切入正题，他问莫妮卡，独立日那天她说到的五角大楼的同事，是不是就是琳达特里普。莫妮卡承认正是她。于是总统告诉她，凯瑟琳威利的律师这周曾经打电话给南希亨内奇，他表示新闻周刊的记者伊斯科夫已经知道了威利与亨内奇接触的事情，并且指责白宫有意泄密。总统觉得很奇怪，因为只有四个人他本人、亨内奇、威利和莫妮卡知道这件事，伊斯科夫是怎么弄到这条新闻线索的呢他因此推测，肯定是莫妮卡将这件事告诉了特里普，然后特里普又把此事转告给了这名记者。莫妮卡承认了，可是她却撒谎说，当初她跟特里普说这件事时，曾经强调她是从贝蒂库里那里听说的，而并不是总统亲口告知。总统于是若有所思地问莫妮卡，“你信任这个女人吗”莫妮卡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同时她还特意对他说，特里普相当崇拜他，甚至还在办公桌前摆着他的照片，听到这里，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之后总统让莫妮卡尽力说服特里普再次与布鲁斯林赛联系，与她一起讨论一下，究竟怎样妥善处理这起事件。莫妮卡向总统表示，她会尽力一试，但又强调说可能会有些难度，因为上次特里普曾经受到过林赛的羞辱，而她又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女人，可能不大愿意再与林赛说话。
回过头来看这次谈话，莫妮卡说，“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他们从中找到了无数例证，证明总统正在妨碍司法公正，他正在想方设法让我作伪证。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当时凯瑟琳威利还根本没跟琼斯案扯上半点关系，我们并没想要影响案件审理，只不过是要避免新闻周刊刊登对总统不利的文章，仅此而已。”
可是，从那时起，莫妮卡已经对琳达特里普产生了警惕，她怎么可以向伊斯科夫泄露信息呢当两人当面对质时，特里普承认她确实曾经与伊斯科夫谈过话，可是否认她泄露了威利打电话给亨内奇的事情。容易轻信别人的莫妮卡这次也学乖了，她并没有向特里普提起7月14日与总统谈话的内容，只是力促她再次与布鲁斯林赛联系。
特里普听从了莫妮卡的建议，与林赛取得了联系，林赛建议特里普与克林顿的律师鲍伯贝内特当面好好谈一谈，毕竟贝内特正在负责帮总统处理琼斯案，希望得知更多跟案情有关的细节，林赛安排好了特里普与贝内特律师见面的日期，时间定在了7月底。很明显，特里普对与贝内特见面一事感到相当紧张，因为担心自己的长相不大赏心悦目，她还特意去做了一次头发，然后见了她自己的律师科布巴赫。最后，特里普向林赛表示，她的私人律师建议她保持中立，不要被牵扯进琼斯案，因此她不同意与贝内特见面。
莫妮卡气坏了。特里普既然为政府工作，她自然应该替总统效劳，她的职务就决定了她根本不可能是中立的。莫妮卡更不能理解的是，在伊斯科夫撰写的关于凯瑟琳威利事件的文章中，特里普竟然出面发表了她的证词。
事实上，新闻周刊同样为了伊斯科夫的这篇文章提心吊胆，因此迟迟不敢刊登，直到7月底，琼斯的律师传唤凯瑟琳威利，他们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这才落地，他们认为，琼斯律师的这一举动足以证明威利与总统性马蚤扰案件的关联，于是，1997年8月初，这篇报道在新闻周刊上刊出。在这篇文章里，琳达特里普作证说，当威利走出椭圆办公室时，她“衣衫不整，脸上泛着红晕，嘴上的口红不见了。她看起来非常慌乱、快乐而且喜气洋洋。”这段话足以证明总统和威利之间确实曾经单独会面，可却与她受到总统性马蚤扰的说法互相矛盾，1998年3月，在接受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采访时，威利还继续坚持她被总统性马蚤扰的说法，并且在节目中详细阐述了整个过程。
后来，克林顿总统否认了一切性马蚤扰的指控，他说，当时威利来见她时情绪很激动，因为她表示当时急需要钱，请求总统为她安排一份可以发薪水的工作，当时他们规规矩矩地坐在椭圆办公室餐厅的桌子旁边，在他们说完话后，他确实拥抱了她一下，也许还亲吻了她的额头，但是仅限于此，没有其他举动。莫妮卡觉得总统的这番解释是可信的，她说，“现在我仔细研究威利事件，觉得其中有很多疑点。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相信，总统怎么可能放任她那样走出椭圆办公室也许她的口红确实被擦掉了，毕竟喝口水口红也会掉呀，可是说什么衣衫不整，这怎么可能完全不可能。事实上，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一直都很注意形象。每次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都会在桌子上留一个空的减肥可乐瓶，这可以让旁人误认为我们之间纯属朋友关系，并不是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莱温斯基正在帮助永远让她受到伤害的犹大朋友特里普，在新闻周刊刊文认为她的人格不值得信任的文章后，莱温斯基甚至帮她写了一封抗议信，“不管椭圆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确有其事，知道这件事的，只可能是两位当事人。”最为讽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丑闻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新闻周刊才刊登了特里普的这封抗议信。
当新闻周刊刊登了有关威利的报道后，鲍伯贝内特律师指责特里普是一个“不可信任的女人”，这让特里普感到很愤怒。此外贝内特还指责说，在这一年年初，有一个人写匿名信通知琼斯的律师，他们可以在凯瑟琳威利身上挖到更多线索，现在他已经得到证实，这个人就是特里普。
虽然特里普觉得自己的人格遭到了极大侮辱，她还是觉得很兴奋她还从来没有受到这么多的注意。曾经和她打过交道的作家经纪人卢西安戈德伯格之子乔纳表示，此时特里普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主角，她相信在这样一部戏里，只因有了她的存在，这部戏才能得以发展下去，乔纳说，“她没有想到，伊斯科夫竟然会使她牵扯进如此大的旋涡之中，对此，特里普既兴奋，又害怕。她觉得现在全世界人都在看着她，而且她踌躇满志，相信到时莫妮卡事件曝光后，她就能再一次站在舞台中央。”
莫妮卡对特里普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可她仍然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她担心特里普会因为自己的轻率之举而丢掉五角大楼的工作。从五角大楼的内部管理备忘录中就可以看出，特里普在这里的名声简直糟糕透顶，人们公认她举止粗鲁、而且极难相处，在工作时根本没法与她合作，而她与莫妮卡共同的顶头上司，肯培根对于她的行为也相当不满，当年白水事件发生时，特里普也一度对媒体发表过非常不合适的评论，当时他就已经警告过特里普，今后如果她再对媒体发表只言片语，就一定要在事先通知他。莫妮卡在这种充满敌视与怀疑的气氛中，仍然全心全意帮助她的朋友，她对暴怒的上司解释说，新闻周刊所发表的净是些不实之词，并未征得特里普的同意。她还打电话给特里普的律师巴赫，告诉他，新闻周刊在没有征得他委托人的同意下，随意引用了她的话，已经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并且要求他立刻替特里普发表声明。巴赫并未向特里普核实，便照办了莫妮卡的要求。
等到特里普回到五角大楼，她向莫妮卡承认，她现在非常害怕丢掉这份工作。于是她给新闻周刊写了封信，抗议他们错误引用了她说的话，还将这封信的草稿拿给莫妮卡看。莫妮卡建议她修改了几处地方，还帮她找到了新闻周刊的传真号码，这样，特里普才得以将这封抗议信直接发给杂志社的主编。这封信的基本观点与那篇新闻其实并没有太大冲突，不过其中的一句话确实点到了要害，它写道，“不管椭圆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确有其事，知道这件事的，只可能是两位当事人。”最为讽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丑闻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新闻周刊才刊登了特里普的这封抗议信。
还有更麻烦的事情。此时特里普仍然为贝内特对她的评论感到愤怒竟然有人质疑她的诚实她告诉莫妮卡，如果她因为此事被炒鱿鱼，她将要写一本“透露一切事实”的书，莫妮卡回忆说，“特里普要写书的计划让我感觉不安极了。”于是莫妮卡焦急地问特里普，她会不会在书中透露她与总统的事情，特里普，这个曾经告诉伊斯科夫，总统与一个“年轻的女实习生”有染的女人，用最诚恳的声音告诉莫妮卡，“当然不会了，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
莫妮卡感觉现在的自己简直是如履薄冰，她还在为自己回白宫工作的事情而焦虑，又添上了特里普要写书的问题。7月16日，就在她与总统谈论了威利丑闻后两天，她第二次与玛莎斯科特会面，两个人谈了约摸一个小时，莫妮卡对自己的未来更有信心了，她认为斯科特已经同意将她从五角大楼“借调”过来，就在斯科特自己的办公室工作，而且日期定在了9月1日，她回忆说，“当时我觉得，虽然这并不是一个板上钉钉的工作，可也已经差不离了。我对自己说，我就要回来了。”
莫妮卡的朋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却并不像莫妮卡这样轻信别人，她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8月4日她给朋友写了封电子邮件，信中写道，“我希望一切都好，我也希望你不要太过执着于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莫妮卡，你千万不要忘记照顾好你自己，不要一心只想到别人，却忘记了你自己的需要。”
凯瑟琳的忠告显然是对的。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故事里，失望永远是个主旋律，这次同样没有例外。8月份玛莎斯科特就告诉她，她可能没法得到这个借调的职位，她必须等到12月份，一直要到乔迪托克尔森离开白宫后，她才有可能顶上她的位置。莫妮卡再一次怀疑，她始终在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8月16日，当她在总统的书房里与他相见时，她又一次提起了工作的事情。这一次她本来是要送给总统一份生日礼物，庆祝3天后他的51岁生日。这还是自7月24日他们短暂相见后，他们半个多月以来的第一次见面。巧得很，那次也是为了庆祝生日，7月23日是莫妮卡的生日，他送给她一枚古董帽针，还特意将帽针装在一个小巧的木盒子里，此外，他还送给她一件瓷制工艺品，这是他从挪威买回来的。也许正因为他送的礼物这样精致，才让莫妮卡感到非常为难，因为她根本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有一次，她突然想起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上面提到总统最近曾在巴尔的摩的一家书店里买书，他特别喜欢一些绝版书或者印数很少的书籍。于是，莫妮卡立刻开车前往这家书店，她告诉店员们一个故事，说是她叔叔的熟人跟总统关系不错，他们想买一本书送给总统，却又不知道他喜欢哪一类的图书。于是善良的店员告诉莫妮卡，总统最近对一本写于1802年的彼得大帝传记很感兴趣，这本书很贵，价值125美元，可是莫妮卡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
当她来到白宫时，她被带到椭圆办公室，不过总统并不在那里。她走进了内室，在一块苹果派上点燃了一支生日蜡烛，因为她知道总统很喜欢吃苹果派。接着，她取出了生日礼物，除了这本书，她还带来了一张名为忠诚的电脑游戏光盘，一本她读大学时的心理学教科书：痼疾与误传。
最后总统总算赶到，可是心情并不好。他的膝盖又受伤了，而且这两天他正忙得焦头烂额。尽管如此，莫妮卡还是设法让他放松情绪，她唱起了生日快乐歌，看着他打开了生日礼物。遗憾的是，当他们谈到了玛莎斯科特时，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莫妮卡指责斯科特是在有意阻拦她重返白宫，她的情绪实在太激动了，结果总统不得不打断她的话，命令她将声音放低点儿。最后，他们总算镇定下来，总统对她有言在先，他再也不想与莫妮卡有任何亲昵举动，“我不想再做这种事，我想做个正正经经的好人。”莫妮卡发现他显得很沮丧，于是她上前拥抱他，然后给了他一个亲吻友好而又合乎礼节的吻。总统计划去马萨诸塞州的玛莎葡萄园度假，莫妮卡已经事先得知了这个安排，于是她送给他一张卡片，祝他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还送给他另外一本书恋恋笔记本，这本书里提到了草叶集，也就是之前总统曾经送给她的诗集，因此莫妮卡觉得这本书显得非常意味深长。她还在这张卡片中表示，希望总统可以在玛莎葡萄园度假时，给她买一件葡萄园的纪念版t恤。
9月初，莫妮卡与斯科特进行了一次电话长谈，斯科特明确告诉她，目前白宫没有任何工作适合莫妮卡来做。莫妮卡给朋友戴尔杨亲笔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她的失落与痛苦，1995年，莫妮卡和她的母亲在一家健身水疗会所里认识了杨，此后她们之间就经常保持通信。她在信中写道，“很不幸，当我回到华盛顿时才失望地看到，斯科特办公室里那个借调的名额已经被别人顶上了。我跟她进行了一次长谈，现在我已经很清楚，至少最近我是不可能回去工作了。我只希望，我的心脏可以更加坚强，不要因为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而破碎。”戴尔杨认为，“虽然莫妮卡经受了无数次的挫折，她仍然相信克林顿的话，期盼着他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她完全是在盲目地信任着他，她竟然期待他能真心实意地对待她，就像她对他一样。”
当她从玛莎斯科特那里得知，现在她根本无法得到白宫的工作，甚至连想都最好不要想时，莫妮卡寒心极了，一直是到贝蒂库里寄给她一个包裹后，她的心情才好了一点，这个包裹里放了一堆小玩意，其中就有一件棉t恤，总统记住了她的话，为她从玛莎葡萄园里买了这件衣服。
现在，莫妮卡相信只有贝蒂库里还在帮助自己，于是她不断地打电话给贝蒂，央求她转告总统，请他打电话给她，或者与她见面，再计划一下她工作的问题。每一次贝蒂都对她说着同样的话，告诉她总统实在太忙了，或者说总统现在正在开会。莫妮卡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和羞辱，又一次，特里普坚持让她不要放弃希望，毫无主见的莫妮卡听从了特里普的建议。可事实上，莫妮卡其实已经身心俱疲，她很想放弃这一切。她曾经给总统写了封信，但一直没有寄出，在信中她表示，“与玛莎的谈话让我感觉很失落、沮丧、伤心而又愤怒。我不得不这样去想，或者在我上一次与你见面时，你就已经知道，她根本不可能给我安排工作，或许，这才能解释你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冷漠无情。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我回来，我只能理解为，你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样需要我，在乎我。”
9月12日，星期五，莫妮卡知道此时第一夫人不在华盛顿，于是她打电话给贝蒂，追问她可否在总统录制完电台谈话节目后，安排她与总统见面。她甚至跑到白宫西南大门，在那里她开始反反复复地给贝蒂打电话，哀求她告诉总统，她正在等着他。在莫妮卡等了45分钟后，贝蒂告诉她：总统与女儿切尔西有约，现在不能见她。莫妮卡回忆起那屈辱的一刻，“我在门口大哭。我觉得很愤怒，很失望。我的情绪完全不受控制了。我真是一个笨蛋，我本来应该尽早离开的，那时我的行为真是丢人现眼。”
贝蒂终于答应让莫妮卡来自己的办公室，她说，“你这样闹下去，我可真是为你担心。”莫妮卡在办公室坐下后，贝蒂用她母亲般的耐心慢慢跟她解释说，总统已经尽他所能帮助莫妮卡，可是他毕竟没办法做得那么明显。贝蒂还向莫妮卡保证说，她会尽量安排他们在星期天见上一面，为了方便他们两人见面，她本人也会在当天从芝加哥赶回白宫。
星期天，莫妮卡整整一天都躲在她的卧室里，等待电话铃声响起。她陷入了疯狂，不断打电话给贝蒂，绝望地想要见上总统一面。当等待的时间一点一点过去，莫妮卡越来越神经质。母亲刚好从纽约过来看她，她对莫妮卡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深深的忧虑。莫妮卡回忆说，“当时我对自己说，算了吧，我已经受够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哭得撕心裂肺，觉得自己是这样痛苦，这样无助。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不能直接一点，对我说出事实。”
即使是在莫妮卡最痛苦的时刻，她也没有丢掉她那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星期天，她还与凯瑟琳通过电话，在电话里她开玩笑说，其实她最想要做的工作，是成为总统的着装顾问。当天晚上，她盼望已久的电话终于来了，贝蒂告诉她，她已经与总统汇报过此事，总统表示，他将指示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约翰泼迪斯塔专门负责为莫妮卡解决工作。在得知像泼迪斯塔这样重量级的人物都开始为自己的工作操心时，莫妮卡又看到了前方的一线希望。
莫妮卡总算镇定了点，她开始慢慢回忆起最近她与总统的几次会面和谈话，结果她突然发现，几乎每次与总统说话时，他们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争吵。莫妮卡下决心要改改自己的脾气，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说明她现在的心情已经变得比较开朗，她决定给总统写一封很“有趣”的信，而且有意要将这封信弄得跟官方备忘录一样。在9月30日她写下的这封信里，开头的称呼是“亲爱的英俊先生”，落款则是一个字母“m”，也就是她名字的开头字母，信件的主题她写的是“新政”。在信中莫妮卡承诺，如果他可以让她“不带一丝危机感”地前来见他，那么，她一定会“举止端庄，而且再也不会表现失控”，她保证不再惹他生气。在信末她又补充说，她相信，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惟一一位连续四次担任美国总统的男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将他的情妇卢茜梅瑟拒之门外。
莫妮卡又沉浸在幻想中，母亲却为了女儿而担惊受怕，近两年来，她一直看着女儿在这种痴狂中不能自拔，看着女儿的情绪时起时落，现在，她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帮助女儿打开心结，彻底放弃总统。陷入困境中的玛西娅不得不打电话给住在纽约的朋友戴尔杨，请她给自己一点建议。戴尔杨告诉了一招釜底抽薪的办法，她认为现在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找到总统的秘书贝蒂库里，互相以母亲的身份进行对话。如果她能说服贝蒂同意，不再帮助莫妮卡与总统之间取得联系，也许可以最有效地割断莫妮卡的一切希望她们都相信，现在希望对于莫妮卡来说无异于是毒药，因为正是希望点燃了她的梦想，可是一旦希望落空，她注定会从虚无缥缈的云端跌下来，到时候她会伤得更深。玛西娅反复考虑了这个办法，可是她最终还是没办法鼓起勇气，拨通贝蒂的电话。
莫妮卡的朋友也在为她担心。凯瑟琳回忆说，“和她与安迪布莱勒之间的那段情史不同，她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已经令她变得疯狂，所以她根本没法回到现实中去，没法继续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件事真的让我觉得很担心、很困惑，甚至让我非常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服她。我明白，只有她彻底离开华盛顿才有可能恢复正常，所以我不停地劝她走显而易见，这些话对她一点作用都没有。”阿希莉雷纳斯是莫妮卡在华盛顿惟一真正的朋友，她也在写给男朋友的电子邮件中，表达了同样的忧虑与不安，她写道，“很高兴，这个月我跟莫妮卡之间都没怎么联系，因为她告诉我，现在她的心里很乱。她说这句话的神态真是让我害怕极了。”
连一贯非常镇定自若的总统秘书，也对莫妮卡的言行举止感到很惊骇。原先贝蒂一直对莫妮卡持同情态度，觉得她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别人是在“恶意中伤”她，可是现在，因为莫妮卡无休止的眼泪、愤怒的话语和一刻不停的电话，她开始觉得莫妮卡确实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作为一个本性善良的人，当她建议总统不要再做任何努力，千万别让莫妮卡回到白宫时，她的内心确实充满了愧疚，可是总统却坚持说，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在贝蒂对大陪审团的证词中她就提到，总统此时不顾莫妮卡的疯狂，仍然坚持要她与玛莎斯科特继续替莫妮卡找一份工作。事实上，当他收到莫妮卡那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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