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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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萨特对万达的态度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能说仅仅是偶然爱情，也有一种必然性和永恒性。不过这种关系同他跟波伏瓦的关系又不一样。波伏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同萨特的关系都是完全平等的；除了一般的男女之爱外，萨特对波伏瓦还有一种对能力和水平与自己相当者以及知己者的尊重和信赖。而万达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同萨特的关系不是完全平等的，毋宁说她对于萨特有一种强烈的依赖关系；除了一般的男女之爱外，萨特对万达还有一种对于孩子那样的怜爱和保护的感情。
萨特为万达做的最多最大的事情，就是将她推上戏剧界，使她作为一名演员长期活跃在舞台上。萨特在追求万达时，曾许诺将来要让她成为一个有名的演员，而这正是万达最大的愿望，后来他真正做到了。万达的艺名是玛利亚─奥里维埃。除了第一个戏剧苍蝇是为奥尔加写的那时万达也在其中扮演一个小的角色，以后几乎所有的萨特戏剧都是为万达写的。如写禁闭是为了让万达演主角伊内丝，写死无葬身之地是为了让万达演主角吕丝，写上帝与魔鬼是为了让她演主角卡特丽娜，写涅克拉索夫是为了让她演主角维罗尼克，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是为了让她演主角莱妮，从这个意义上说，万达是萨特那些不朽的戏剧名篇的源泉。尽管有评论者认为万达并不见得都适合于演这些角色，萨特对此不管不顾。
萨特一直供养着万达，直到他去世；在去世前不久还惦记着万达这个要他供养的人有没有钱花。他晚年身体恶化，双眼几乎完全失明，有时甚至小便失禁，却从来未闻有万达照护他的情况。在关于萨特最后10年的回忆录中，波伏瓦对于她所不喜欢的萨特养女阿莱特照料萨特的情况都有所记述，而对于她多年来早已习惯对之并无反感的万达，却没有照料萨特情况的任何记载，想必不是她故意隐瞒不记，而是万达确实没有照料过萨特。由此看来，像万达这样需要别人照顾而不会照顾别人的女人，也是萨特一种必不可少的需要，她从另一个方面满足了萨特作为一个男性的要求。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爱情好辛苦3
1938年7月，大概就在萨特追求万达没有结果几乎毫无进展的同时，他同另外一个姑娘有了一个性爱事件。这个姑娘叫玛利亚•；波登。她当时正准备通过中学教师资格会考，在写一篇哲学论文。她找到萨特，希望他能给以辅导。萨特待她如同对所有来找他的年轻姑娘，十分热情，并尽一切可能解答对方的疑问，提出自己的建议。他的建议是，她最好以“柏格森和胡塞尔的时间观”作为论文的主题。
在谈完题目后他俩闲聊了一会儿，然后去了酒吧。萨特曾经听说过这姑娘，知道她正与作家布坦谈恋爱，而且喜欢以请教哲学为由与男士交往，有的达到十分亲密的程度。萨特坦率地指出这一点，而波登也承认。在这之后一个多小时，也许是酒精的作用，也许是觉得萨特不象人们说的那样对女性发起主动进攻，波登显得有些神经质，说话也粗俗起来。
于是萨特对她说，由于布坦同她有恋情，横在他俩中间，他俩今天的交往最好到此为止。以后最好也不要单独在一起。当然他俩还可以保持一种友谊。离开酒吧时萨特握住波登的手说：他对她有一种兴趣，但他不知道自己该同她做些什么；他不愿意象布坦那样，给她一个虚假的诺言，说自己爱她等等；他并不感到自己很需要她；但如果她愿意与他交往，他可以给她3天时间。
听了萨特这番话后，波登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倒在萨特怀里。在回来的路上，他们不停地接吻。波登没有说话，脸上一直露着微笑，好象被施了魔法一样。而萨特象他往常那样，总是在不断地说点什么。他们来到波登的住处，看她的样子是非常希望萨特进去。萨特不想同她发展到上床那一步，没有进她的房间。待他回到自己的住处时，已经是凌晨5点。
晚上波登再见到萨特时，他明确对她说，虽然他是爱她的；但他的生活中没有她的位置。他对她谈到波伏瓦，也谈到万达。他说，有了这两个人，他不可能再容纳别的人了。波登心情沉重地说：“你说的这一切我都知道，你用不着强调它。”这个晚上他们是在萨特住处度过的。他们有种种爱抚的举动，但没有做爱。早上起来时，波登对萨特说：“我不嫉妒万达，因为我不会接受你提供给她的那些东西。但我嫉妒波伏瓦。”她还感叹道：“我总是想同某个家伙在一起，就像你同波伏瓦在一起那样。我想那是很了不起的。”显然，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让她羡慕，这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关系。
波登要暂时离开一下，萨特送她上火车。一路上萨特的思想和情感较为复杂。波登同他相处的这两个夜晚，让他感动，她对自己确实是一往情深。另一方面，他感到深深的遗憾，因为在他的生活中绝对没有她的位置。令人可悲的是，她开始强烈地爱上他了，而且想把自己的童贞奉献给他。而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得到它。在他们相处的最后一夜，萨特和波登终于做了爱。早上他们分手时，波登对萨特说：“我是幸福的。”萨特对她说：“记住；9月份再见，而我们将在10月1日结束咱俩的爱情事件。”她回答道：“即使它结束于当下瞬间，我仍然是非常幸福的。我知道自己全心全意爱着你”
实际上，萨特同波登的关系不仅仅维持这3天，这说明波登对于萨特不是没有吸引力的。正象他们最后约定的，到9月他俩又重叙恋情，再续旧好。而确定10月1日作为他俩爱情事件的结束，显然是萨特的意思：他不想在两人的关系中陷得太深，因为有了波伏瓦和万达，他无法再给波登一个位置。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虽然在10月1日以后他还同波登见过几次面，但不再有这种亲密关系；波登倒是想，而萨特没有响应。以后他们还有过通信。这多半是波登主动写信，而萨特有时回复一下。
本来萨特以为他和波登的事情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到了1940年2月下旬，他和波登的事情酿起一场大的风波。这事关涉到万达。波登将当时和后来萨特给她的信件拿给万达的一个朋友看，这个朋友将信的有关内容告诉了万达，并造成万达对萨特的误解，以为萨特欺骗她，于是写来长信兴师问罪。
萨特接到这信，感觉是“像一吨重的砖块击打在身上”，认为这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他和万达的关系，于是赶紧向万达声明，第一，他在1938年10月1日前就终止了同波登的那种性爱关系。在10月他同她见过几次面，但没有睡觉。以后再见到波登是在第二年的6月，就一次，这时波登显得有些疯狂，因为她一直在追萨特，而他总是躲着她。第二，在他同波登相处中，从未说过万达爱他并同他睡觉；他提到万达时，总是说她在逃避他。
这些当然都是事实，我们从萨特书信集中可以看到1938年7月他与波登交往时写给波伏瓦的信，这些信是确切的证明。他还对万达说，他同波登的肉体关系没有任何感情的因素，在同她相处中表现为一种色情狂。这话只有一半是真实的。刚开始时也许没有什么感情因素，但到后来，就不能说完全没有了。不过要否认这一点较为容易，因为没有证据。
如果他象和平时期那样能够自由回到巴黎，凭他在女性面前的三寸不烂之舌，一定会顺利平息这场风波。但现在他回不去。万般无奈，为了让万达确信他说的都是事实，萨特给波登写了一封信，这信先给万达看，然后由她寄给波登。
萨特写这封信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取万达的信任，证明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不怕与对方对质。萨特为了挽回他与万达的关系可谓煞费苦心。在写这封给波登的绝交信时，萨特的感觉是，如果必须去做不正直的事情才能挽回他与万达的关系，他一定要去做。他这样想的时候，显然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他做的这个事恐怕有些不正直不公平。
实际上，它对于波登确实是不公正的，这封信是对波登的伤害。例如，他在信中劈头就说，“我从没有爱过你”，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刚开始也许他对波登没有什么感情，但后来确实对她说过“我爱你”，这有他当时给波伏瓦的信为证，虽然他说这话时只是为了安慰波登，而且波登也并不相信，但他毕竟说了这话。这封绝交信通篇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似乎从始至终都对波登毫无感情，只是出于色情狂和对童贞的兴趣才与波登有染，这显然是不真实的。即使对他自己说来，也是不公平的，但为了取悦于万达，他也顾不得许多了。
他在信中还说，那时他给波登的一些信件，并不是心里话，而是对激情文学的练习，是为了给他和海狸波伏瓦许多取乐的机会。这话虽然是写给万达看的，意思是要万达不把他的那些信当真，但客观上造成对波登人格的侮辱。萨特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对波伏瓦说，当他有了写这封信的思想时，就知道它是一个腐烂的事情，因为他用垃圾围满自己的脖子如说自己是色情狂等等，为了万达而造成波登的痛苦，然而他希望这个腐烂的事情。所以在复写这信时，他有两次让它变得文雅一些，大概是想少伤害波登一点，只要万达读后相信其中所说的真相就行了。不久之后他承认，这是他生活中第一个非常糟糕的行动。
在“波登事件”爆发期间和以后一段时间，萨特对于自己同异性的关系，包括自己的性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承认，他同波登的性关系是不光彩的可耻的。同波登在一起时，他的性品格要比通常情况低下许多。虽然这时他并非真的像信中所说是一个色情狂，至少有较多的猥亵成分，而这种猥亵是他平素十分厌恶的，就好象在自己体内发现肮脏的东西那样。他自我批判说，他的行为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孩，这整个事件是污秽的。
实际上，对待波登的态度，是他以前同下层女孩子打交道的那种态度的重演，基调是对女性缺乏基本的尊重。萨特多次立下誓言：今后决不会再有这样粗鲁放荡的事件发生。他还具体说，对于“波登“这样的粗俗小事件应该完全弃绝，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情；而对于较大的认真的爱情事件也只能稍微尝试一下。
不仅仅是事件，萨特觉得自己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也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他说，在战后，以前那种在女性身上慷慨地下工夫施小计的做法不应再存在。以前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我不搭理她们，就会伤害她们；而这是太腐烂了。”但这是想跟她们多厮混的借口。而这样太花时间；是不值得的。
从以后情况看，萨特这时的一番反思，既有落实的地方，也有不可能落实的地方。以后类似同波登那样的关系确实没有了，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他不会同对方发展关系，尽可能避免那种粗俗的东西。而决心弃绝所有对女性的诱惑行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那样，萨特也就不是萨特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应征被俘抵抗1
1939年夏，欧洲政治形势十分紧张，战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萨特已经在考虑，总动员时令下达时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最后他决定听从命运的安排，应征入伍。对于一个自由自在惯了的人来说，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多年后萨特回顾说，当时他本来也可以采取其它态度的，比如说，采取和平主义的态度，逃避战争，但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战争。这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愿的。这里，他对纳粹的反感和厌恶压倒了他对战争的反对。
萨特作出这种选择是有思想基础的。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般不太关注社会上的一些重大变化，但是，当政治形势威胁到他独立自由的个人生活时，他就不能不作出反应。萨特对纳粹法西斯一直有着不可遏止的憎恶，尤其对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政策深恶痛绝。这一态度同他孤独者的思想是一致的。孤独者的特点是自由，而纳粹法西斯主义通过它制造的形象来否定人们的自由，强迫人们服从它；在法西斯主义中，人们被地位高的人所决定，这是萨特所不能忍受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同一天，法国和英国发布命令总动员，随后于9月3日向德国宣战。9月2日凌晨3点，萨特蹬上军用靴，带着一个长形帆布用具袋，叫了辆出租到了指定的集合地点。波伏瓦陪他一起去，一直送他上火车。萨特先在南锡受训，然后被派到布鲁马斯，仍然干十年前的本行，气象兵。他的工作就是把许多气球送上天空，然后用双筒望远镜观测，并把观测的结果即风向打电话通知炮兵连的军官。工作是很轻松，但也十分单调乏味。好在他把大量的业余时间用在阅读和写作上，才避免了无聊和烦闷。他的同事皮特尔称他为发国难财的人，因为在军队生活中他抓到了这么多的空闲时间来看书和写作。
这些气象兵同事都是萨特以前不认识的。他同这个叫皮特尔的关系很好。他是犹太人。他们后来都成了德军俘虏，又都从战俘营中逃了出来。但他同另一个同事彼埃尔下士的关系却不太好。彼埃尔也是教师，他隐隐约约暗示萨特，他们之间应该有一种默契的关系，而萨特并没有作出呼应，于是这位下士就对萨特暗含恨意。
应征入伍后，萨特觉得自己的生活似乎一下子被分成截然不同的两半。此前，他觉得自己是充分独立的，跟自己所处的社会只有一种形而上的关系；他来这个世上，除了完成一个作家的使命，实在不知道自己同这个社会同周围这些人还有什麽其它的关系。　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他跟这个社会跟他人紧密相关，不管他愿不愿意，都不得不形而下地深入到这个社会和他人之中。他被强制性地动员入伍，从原先所在的地方，从亲人朋友那里，火车把他带到他根本就不想来的地方。
在军营里，他成了另一个人。他不再属于自己。他一点也没有想到，由于希特勒的出现和他的军队对法国的威胁，他的生活一下子就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竟被他人所决定。现在他渐渐理解到了这一点。他的伙伴穿着同样的军装，他跟他们不是家庭关系，也不是友谊关系，但仍然被一种十分重要的关系所连结。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使他们共同干些事情：发射气球，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它们。尽管他们以前素不相识，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却共同干活，互相帮助，而这一切都是在离德国军队几里远的地方进行的。德国人在那边也干着同样的事情，他们正准备对这边发动一场攻击。在这种境况下，萨特深切地认识到什么是历史：这个历史事件是由集体共同决定的，每一个人都在实现它，但他们是在完全不自觉或不自愿的情况下实现它的。
1940年6月中旬，萨特所在部队转移到阿尔萨斯，法德边境。部队没有接到进一步行动的明确指令，而德国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他们的大炮已经把不远处的一个村庄夷为一片废墟，萨特他们从高处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显然第二天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这时，部队开始出现混乱，指挥官犹豫不决，不知是径直冲上去打，还是设法避开对方，最后，他们竟抛开整个部队单独逃跑了。而萨特和其他士兵并不知情，仍然安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萨特被一阵枪声和喊叫声惊醒。他立即意识到：德国人打来了。他赶紧穿上衣服，走了出去──他是睡在一个农民家中，一出门就当了俘虏。德国人大声呵斥着他和他的同伴，用枪逼着他们往前走。随着一阵巨响传来，萨特看到，一枚炮弹击中了附近一个教堂。那里面有前一天到达这里的部队，不是萨特所在的部队。他们没有投降，于是德国人向他们开了炮。这一刻萨特感受到一种深深的耻辱，一种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放下武器的耻辱。虽说这时也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的条件，但看到在教堂抵抗敌军的人们，他仍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羞耻。在德国人步枪的押送下，萨特和同伴通过广场来到指定的地方。萨特后来在小说自由之路第三卷心灵之死中描述了当战俘的情况，小说中布吕内的经历就是萨特的经历。
这一天是6月21日，正好是萨特35岁生日，他在35岁生日这一天做了俘虏。更为奇特的是，在他当俘虏几个小时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停战协议开始生效；也就是说，如果这场战斗晚发生几个小时，萨特和他的同伴的命运就会完全不同。偶然性荒诞，他早就体味过，但那主要是在精神上，现在则以最残酷的形式在他身上现实地重演。
萨特和他的伙伴在德国人的押送下走着，不知道要被押往何处，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战俘们私下议论着，有的人抱着希望：德国人会在一.两个星期内释放他们。他们被带到一个宪兵队营地，后来知道这是在巴卡拉，在斯特拉斯堡和南锡之间。他们被安排睡在地板上，一间房十几个人。除了地铺，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一张桌子，没有一把椅子。　这还不是主要问题，到后来，他们甚至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因为管理这个营地的德国人根本没有把这些战俘当回事，有几天时间忘记了这儿还有这么多人。由于一连几天吃不到任何东西，萨特他们极度虚弱地躺着，开始出现精神错乱的症状。幸运的是，管事的德国人突然记起了这些战俘，又开始给他们食物，他们总算是活过来了，但身心受到很大摧残。几乎都失去了笑的能力。萨特有一个多月没有洗澡和刮脸，身上开始长虱子。
即使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萨特在被俘一个月后就继续自己的写作。他趴在地板上，写他的小说和哲学，每天要写许多页。他实践了自己对波伏瓦说的话：“一个人即使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可以生活在平静之中”现在，写作就是他的生命，这也是他唯一能表达自身自由的方式。
最后的结果比战俘们预料的都要坏：他们原以为会被留在法国，直到有一天德国人平静下来，就放他们回家，而到了8月中旬，他们被装进火车运到德国，送进特里尔的一个战俘营，在山顶上。战俘营的一边是一条路，路的另一边是一个德国人的营地，有许多战俘被派到这个德国营地干活。这儿靠近卢森堡边界。
因为懂德语，在战俘营萨特被安排为医院的翻译，同两个战俘同居一室，平时可以在营内走动。他后来回顾战俘营的境况时说：“这儿既不能过又很容易过。”正是在这里，在战俘集中营，在这所监狱里，萨特才真正找到他自以为有使命找到并通过文学把它公之于众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真理。他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面临各种危险的国家里，他自己正面临着各种危险。他体会到被囚禁这一深刻的异化，体会到在极端情况下人与人的关系，体会到敌人，真正的敌人。而他和同伴们有一种整体感，一种被打败的思想，一种当了战俘的思想，这在那个特殊时刻比任何别的东西都重要得多。
在这里，他得同自己的敌人接触，还得服从他们的命令。这里有一个战胜者的社会和一个战败者的社会。什么是敌人，他现在有了真正的认识；这并不是同一个社会中用文字或语言来攻击你的人，而是全付武装随时可以置你于死地的人。
萨特经受了一次死亡的威胁。一天晚上，在打了熄灯铃后，他正慢慢走回住的房间。突然，一道手电光照射在他的脸上。哨兵开始喊叫起来，用枪刺威胁他。萨特猜想这个家伙不一定会刺穿他的腹部致他于死命，但很可能想刺伤他的大腿让他疼痛难受。这个哨兵正等着萨特转过身去。萨特慢慢地转着身，转得很慢很慢。他从未像现在这样生动而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背部肌肉的无力。最后他被狠狠地踢了一脚，摔倒在住处的门上。当他走进这房子时，他大笑不止，──这是神经紧张的反应。当他告诉同室人他为什么笑时，他们也跟着大笑起来。
在战俘营同德国人接触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更多的是同自己人在一起。在这里，萨特重新寻找朋友和友谊。他结识的一个朋友是贝尔纳，战前也住在勒阿弗尔，是一家报纸的编辑。贝尔纳性格开朗，为人风趣，能说会道，还善于弄到别人很难弄到的食物这在食品匮乏的战俘营实在是一大特长。他常常帮助萨特；更重要的是，在战俘营他们一起工作，共同抵抗通敌的官兵，这是他们友谊的基础。
萨特还同一个叫勒鲁瓦的神父关系很好。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之间有时更谈得来一些。勒鲁瓦根本不在意萨特是一个无神论者，有一次他甚至对萨特说：“如果上帝诅咒你，我也不会进他的天国。”　这个神父为人正直，不自私。据说被俘教士中有一个获释的名额，许多人都去争夺这个机会，而他拒绝这样做，他说神父的职位没有给他任何特权。萨特因此很敬重他。他也很喜欢萨特，乐于向萨特说心里话。
教士中还有不少人以前读过萨特的作品或听说过他的名字，他们有意同他结交。萨特对他们说，如果能找到一些听众，他可以作一个演讲。大约有20来个战俘聚集在一起，萨特给他们讲述了德国诗人黎尔克法国作家马洛和德国哲人海德格尔关于死亡的观点。在这个随时可能遭遇死亡的时刻，萨特的演讲具有特殊的意义。
大约3个月后，也许德国人有了更合适的人员，萨特的翻译职务被解除了，他很可能接着被派去干苦力。为了避免这种不利环境，萨特报名参加演员的行列。所谓演员，就是星期天在一个大仓库为集中营的战俘和管理者作表演的人。他们有吹小号的玩杂耍的拳击手摔交手等等，大约十几个人，单独住在一个大房间里。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应征被俘抵抗2
这些人萨特都不认识，但他可以同他们打成一片。晚上大约8点半钟熄灯。熄灯后，他们把蜡烛放在小罐头盒上，萨特开始讲故事，大家都喜欢听。他坐在营房当中的桌子旁边讲着，没有脱衣服。而别的人都在床上躺着。这时萨特感受到一种个人的重要性，他是使他们高兴和感兴趣的伙伴，他使这些听着故事并乐得大笑的人结成一个总体。在这个总体中他承担了自己的自由。他在自身自由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社会，他第一次有了一种关于社会性的实在感。
萨特努力同周围的人接触，同他们建立某种关系。但他对周围的人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有着严格的区分。有些人他很不喜欢。他不喜欢那些不光明正大的人。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中总有某种规则。在这个战俘营，人们在一起生活，要相互信任，相互征求意见等等。而那些为自己捞好处的人很可能变成真正的敌人；这些人不能待人以诚，不愿意承认自己做过的事，胡乱编造一些东西骗人；萨特无法容忍这种骗子。
作为战俘，萨特是不自由的，但他经受战俘生活的方式中具有某种自由。萨特认为，自己的行动并不是由一种外部原因决定的，他应该对一切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他就以这种态度来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最主要的是抵抗。
圣诞节快到了，教士们准备搞一个圣诞剧，他们想到萨特，请他编一个剧本。萨特产生一个念头：将它写成一个号召战俘们抵抗的戏剧。这个剧叫巴理奥纳，从表面上看，是一出关于基督诞生的剧，实际上，萨特假托罗马占领巴勒斯坦来暗指德国占领法国，剧中的台词充满对当前局势的暗示。演出时，全场非常安静。德国人不理解它，他们只是把它看成一个圣诞节戏剧。而战俘们一下子都看懂了剧中的含义，大家十分兴奋。有的战俘后来回忆说，本来他们思想有些悲观动摇，受到这个戏剧精神的鼓舞，开始变得坚强起来；他们尤其为剧中黑人国王的表演而感动。而黑人国王的扮演者正是萨特本人。
进行抵抗的重要方式是从战俘营逃跑，萨特一直在想办法逃离战俘集中营。为写巴理奥纳，他推迟了逃跑的时间。战俘营离法国与卢森堡的边境很近，有不少犯人越过边境逃走了。战俘营有人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向战俘提供身份证和服装，通过各种巧妙的办法，把他们送出边境。萨特曾考虑采用这种方式逃跑。
正在这时，出现了另一个机会。战俘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老百姓，他们是在路上或村子里被抓来的，德国人已同意放他们走。如果一个人有了预备役付款簿就能证明自己的老百姓身份。如果他服兵役年龄太小或太老，或者身体状况不行，德国人就会把他们放走。而制造假付款簿是很容易的，战俘营有一些刻制图章的高手。萨特给自己弄了本假付款簿。
德国人疑心很重，对那些声称身体不合格的人要逐个进行详细检查。检查轮到萨特时，萨特装出一副很可怜的样子，翻开自己那只坏眼的眼皮，露出几乎完全瞎了的眼睛说：“视力模糊。”　医生对这个证据很满意，把他划到老百姓的行列。萨特和其他老百姓一起被运回法国，在德朗西，被塞在一个营地的大楼房中。两星期后，萨特获得自由。
回到巴黎，刚开始时，萨特对周围的一切有一种强烈的陌生感，甚至对波伏瓦，他最亲密的女人，都有一种难以理解的感受。他对巴黎市民们仍然一如既往地过生活感到惊讶不已：德国占领下的巴黎显得那么平静，人们照常在咖啡馆消磨时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萨特想不通：“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心安理得地照常生活下去呢”那些跟他一样从前线归来或获释回来的人，应该有着同样的感触，但他们为什么不起来抵抗呢
当他给波伏瓦讲述自己在战俘营9个月的生活和逃跑的经历时，并没有从她那里得到预期的强烈兴趣和共鸣。而且他对波伏瓦的一些行动也看不惯。巴黎物资供应特别紧张，波伏瓦不得不在黑市上买点东西，而萨特认为不行，即使是偶尔买一点茶叶，在他看来也是违背道德规则的。当局要求居民在一份声明自己既不是共济会员也不是犹太人的材料上签字，波伏瓦签了。萨特认为这也是错误的，这是对当局的妥协。波伏瓦向他解释说，在巴黎，活着就意味着妥协。但萨特还是不理解，对一切都看不惯，经常发脾气。
这里，显然是境况的差异造成萨特的不适应。在战俘营；敌我界线十分鲜明：敌人就是敌人，同志就是同志。要么就是站在抵抗运动这一边，反对德国人的统治，要么就是倒向德国人那一边，成为通敌者，中间的道路是没有，也不存在着妥协的余地。在巴黎，在德国占领区，情况就复杂得多。人们要想生存下来就得向当局作某种妥协。即使进行抵抗，那形式也跟战俘营大不相同，其中有许多中间环节和过渡阶段，往往还会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局面。这些，是生活在阵线分明“非此即彼”的战俘营中的萨特一时难以搞清楚的。
萨特一度想：“与其这样毫无意义地呆在巴黎，不如当初就留在战俘营”在那个不自由的地方，他反而充分体会到自身的自由和价值。当然，他只是想想而已，不会真的回去；现在他毕竟是生活在比战俘营自由得多的环境里，而且有这么多爱他的亲人。不回集中营，但他要在巴黎创造一个同样能战斗的环境。在回来的第一个晚上，他就对波伏瓦说：“我回来不仅仅是享受自由的甜蜜，而是为了采取行动”早在战俘营时萨特就已想好，回到巴黎的第一件事就是创立一个抵抗团体，逐渐争取多数人起来抵抗，由此实现一个驱逐德国人的暴力运动。他并没有绝对把握可以成功，相反地，他估计成功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即使这样，他认为仍然应该奋起抵抗，因为最后德国人终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消耗光自己的精力，这就像罗马一样，它征服了一些国家，同时也摧毁了自己。
萨特把准备创建的抵抗组织定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选择这个名称，是同他在战俘营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这时他认为一种包容自由的社会主义是可能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战俘的生活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内容──虽然是一种凄惨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财产，食物是被分配的，义务也是由征服者强加的，但这是一种集体生活，一种公社。萨特由此想象，如果他们的生活不是战俘的生活但保留了这种共同性，那麽这可能是一种幸福愉快的生活。当然，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同所有的人在一张桌上吃饭等等，而是试图让个人的自由同他人的自由一致起来。
萨特回来后不久就开始着手组织这个抵抗小组。他找到以前教过的学生，还找过梅洛─庞蒂。萨特波伏瓦博斯特让─普隆梅洛─庞蒂，还有萨特的几个学生，在波伏瓦房间聚会，“社会主义与自由”这个组织就算是成立了。在讨论这个组织的宗旨时，有人建议使用暴力，但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使用炸弹和手榴弹。他们决定，在短期内，除了赢得更多的支持外，以搜集情况为主要任务，然后设法散发简报和小册子之类的东西。他们不久得知，法国有不少类似的组织。萨特开始同它们联系。
这一年暑期，萨特和波伏瓦商量决定到自由区去度假。最主要的目的是同其它抵抗组织取得联系，再就是办理萨特退役手续，而且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向德国人禁令的挑战，是一种冒险。他们来到边界的一个咖啡馆，是事先约好的。但原定的带路人已被德国人逮捕，咖啡馆老板给他们另外安排一个带路人。在等了一下午后，傍晚，一个穿一身黑装的中年妇女同他们见了面，谈好价钱，在深夜带领他们穿过边界线。
在自由区的一个小村庄，萨特找到一个叫卡恩的抵抗组织的成员，他是萨特大学时的同学。他们畅谈了几个小时。萨特还找了另外几个人，其中有纪德马尔罗这样的文化名人，但他们对萨特联合起来进行抵抗的建议反应冷淡。从联络抵抗组织的目的来说，萨特这次行动基本上是无功而返。
通过这次行动以及以后了解的情况，萨特认识到，他在政治上是软弱无力的。他创建这个组织时，是希望它能够并入一个更大的组织，从而很好地发挥作用。这样的组织是有的，共产党的抵抗组织就十分强大。萨特试图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在法国建立一个人民阵线。他托与共产党交往密切的朋友转达了自己的建议，得到的答复却是：“萨特是德国人派回来的奸细，是披着抵抗的外衣对法国人进行纳粹宣传的。我们决不同萨特一起干任何事情”　这让萨特深感失望。他不明白共产党人为什麽对他持这种敌对的态度，实际上他们应该十分清楚萨特不是德国奸细，因为在战俘营时萨特同那里的共产党员一起进行过抵抗活动。共产党的态度使萨特无法同他们联合作战。
这时德国人加紧了对抵抗组织的镇压。一度蓬勃发展的各种组织现在不是已经散伙，就是正在解体。同“社会主义和自由”一样，这些组织都是由一些根本没有地下工作经验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它们各自为阵，缺乏凝聚力，很容易被德国人破获。萨特的朋友波伏瓦的学生都有参加抵抗组织而被抓了起来的，其实他们并没有干什么很有用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萨特这个抵抗小组没有惹什么麻烦，这只能说是幸运。博斯特提着复写机满街乱跑，普隆带着装满小册子的皮包随便往来，这是很危险的。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必须对他们的生命安全负责。为了不让他们遭受无谓的牺牲，萨特开始考虑解散“社会主义与自由”。要作出这个决定对他分外困难：为了创建这个组织，他早在战俘营就策划了好几个月，一回巴黎就开始筹建，实在是难以割舍。思来想去，权衡再三，最后萨特还是痛下决心解散了它。约两年后，共产党人对于萨特的态度有了改变。一天，一个叫克洛德•；摩根的共产党员来见萨特，他曾同萨特一起在集中营呆过。他问萨特为什么不参加全国作家委员会，为什么不同共产党一起干。萨特深感惊讶，反问道：“难道你们需要同一个德国奸细一起工作吗”他拿出一本两年前共产党人印发的小册子，萨特被排在德国奸细的名单之中。摩根看后喊了起来：“这样做太可耻了”他同萨特一起在集中营战斗过，应该是了解萨特的。他向萨特保证，他们对这种损害萨特名誉的做法一无所知。最后，摩根再三劝说萨特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抵抗活动。萨特同意了。他参加了全国作家委员会的会议，并同共产党人一起搞文字工作，秘密出版刊物，特别是法国信使报。萨特还为法兰西文学做了大量工作。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存在与虚无1
在“二战”期间，萨特完成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
1939年应征入伍后，萨特就计划写这本书，作了大量笔记，勾勒了大致框架。1940年4月中旬回到巴黎休假时，他同波伏瓦谈到自己的哲学构想：他想把自己多年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写进一本哲学专著中，这部书的内容应该比关于想象的书广泛深入得多。萨特觉得自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要么什么都不写，要么就写些最根本的东西。
萨特在部队时接到一个通知，他的小说集墙获得民众主义文学奖。他在是否接受这笔奖金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从内心说，他不愿意自己被贴上任何标签，实际上他同民众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他现在正缺钱花，这笔钱正好可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想来想去，最后他决定问问波伏瓦，由她来拿主意。但他马上意识到，这其实还是自己在作决定，因为他太了解她了。波伏瓦的态度，他还没去问就已经知道了：“什么标签问题我们需要钱，现在有人提供给我们，我们就去得到它。问题很简单”等到萨特真的去问波伏瓦时，她的回答跟他预想的几乎完全一样。
由这件事，他对自主选择问题作了深入思考：明明是自己作出的决定，又不肯或不敢承担责任，反而转嫁到他人身上，但终究无可推卸，因为这种转嫁仍是一种选择，不选择就是选择了不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注定是自由的，他不可能不自由。他将自己这些关于自由的思想纳入到要写的书中。
被俘后他仍然继续着自己的哲学思考，写了一些篇章。在战俘营，德国人允许战俘看海德格尔的著作，于是萨特要了一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是他当时唯一可能有的哲学参考书。
逃离战俘营回到巴黎后，1941年秋，也就是在决定解散“社会主义与自由”抵抗小组以后，萨特又开始动手写这部书，1943年初完成了这部巨著，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这也是萨特生活最艰苦的时期。食物匮乏，常常吃不饱肚子。不过萨特很能忍受，随便怎样差的东西他都能吃，有时甚至不吃东西就去写作。
当时巴黎煤炭短缺，电力供应不足，经常停电，甚至连蜡烛也不容易弄到，萨特住的房间又冷又暗。他住处附近有一个弗洛咖啡馆，那里用乙炔照明，感觉没这么冷。于是萨特每天晚上都去“弗洛”，他的哲学写作活动大都在那里进行。这部存在与虚无甚至可以冠上咖啡哲学的名称。其中有一段关于侍者的著名描述和分析想必就是一边观察一边写作而成的。
看起来是很艰苦的环境，从写作者来说，也许是最适宜的环境。当然，这也要看是什么人。几年后萨特向访谈者回忆这一段生活经历时说：“我在自己的房间时，总想躺在床上，而在咖啡馆我是在工作，我所有的书都是在那里完成的。这是一个人们互不相干的场所，那里存在着他人，但他们并不关心我，我也完全不必考虑他们。那些陌生的客人在我旁边的桌子不停地争吵，但他们的吵闹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相反地，一个女人和几个孩子即使为了不影响我而悄悄走过，却更会打扰我。我不能承受一个家的负担；在咖啡馆，他人仅仅是在那里而已。门打开了，走进一位漂亮女人，坐了下来。我看着她，马上就能将注意力转回我的空白稿纸之上，她不过像我意识中的一阵冲动，很快就过去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1945年10月23日在布鲁塞尔的谈话”
从思想来源看，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对存在与虚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现象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意识是某物的意识是萨特在该书导论中采用的一个基本观点。另一方面，萨特早在写这本书之前就已经对胡塞尔的现象学采取一种扬弃的态度，开始形成自己独创的哲学思想。例如，当他发现自己所写的一部名为“心理”的书中仍然有不少地方是重复胡塞尔的思想时，就毫不犹豫地将其统统删掉，尽管它们是用与胡塞尔不同的方式表达的；只留下薄薄的数十页，那完全是他自己的见解。到他写存在与虚无时，可以说，其中都是他自己独创的哲学思想，尽管仍然可以从该书看到从现象学脱胎而出的痕迹。
另外，从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到海德格尔的某种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实质性的。战前萨特读过海德格尔的东西，但并没有深入其著作之中，而这时萨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后来他深入研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完全是偶然因素所至：他在战俘营能够获得的只有这一本参考书。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是根本不同的。这一点，无论是萨特本人还是海德格尔都是这样认为的。海德格尔很讨厌人们将他和萨特都称为存在主义者，明确表示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萨特也说，虽然他在写存在与虚无时受到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但他在其中表述的是自己的哲学思想而不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发挥。
存在与虚无还有一个思想来源通常不为人们所注意：这就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法国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萨特所受的哲学教育主要是法国传统理性哲学，这一点对于该书的写作有较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受其它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萨特对自身生活的体验，萨特又力求让自己的哲学思想超出这一理性主义传统。这两个方面的对立和融合构成了本书的一个特色。萨特后来回顾说：“我的早期著作是一种关于意识的理性哲学。对于个体中明显的非理性过程的探索对我是很有好处的，存在与虚无事实上仍有理性主义的遗迹。但它终究成了一种非理性主义，因为它不能对那些既是下意识，又是理性，却又作为非理性而存在的过程作一个完全理性的解释。”思想纪游
总之，萨特是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其构筑新本体论的方法。同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萨特一个重要的思考生长点。而这些经过萨特的手揉合为一种全新的东西，不同于原先的现象学和理性主义哲学。按照萨特的说法，这是他自己创造的一种实在论哲学，使经验能够综合超验物，理性能够包容非理性。
存在与虚无首先表述了一种本体论，也就是关于存在的学说。传统哲学把这个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存在，一个是意识。这种二元论导致一些甚至明显荒谬的观点产生。或曰存在就是被感知，或曰存在与意识毫不相干。萨特拿出了两个新的东西：一个是自在，一个是自为，试图通过它们来解决传统二元论的难题。
意识之外没有存在吗有。这是现象的存在。它存在，它是自在的，它是其所是。意识也是一种存在，但它是自为的，与现象的存在相对立。虚无并不是不存在。虚无不在存在之外，它就在存在内。使虚无来到世界上的存在是它自己的虚无。这种存在就是人的自由。自由是虚无的虚无化所需要的条件，它也就是“人的实在”之存在。
人的存在不仅仅是在世界上表现出否定来的存在，他也是能针对自我采取否定态度的存在。意识在它的存在中永远包含有自欺的危险。这危险的起源就是：意识在它的存在中是其所不是同时又是其所是的。
自在与自为怎样联系在一起由于自为。自为本身不是一个自立的实体，而是一个非实体的绝对。自为是自在的虚无化，使原先自在的东西变成对我们说来不是自在的，赋予它某种意义，使它成为“存在于此”的存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的存在。
自为是作为自在的虚无化而存在，它不可能单独存在。而自在的现象如果没有意识同它联系在一起，也只是一个抽象物。自为在使自在虚无化的同时，也使自身虚无化，使虚无虚无化，变为与世界相连的偶然的自在。
自在与自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存在。这个总体的存在是自因的，同时又是自因的不可能。因为构成这个总体的自为既是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它总是把自己建立为存在的不断谋划和这一谋划的不断失败。所以，这个自因的总体的存在总是包含着矛盾，它总是被指出又总是不可能。这种不断的努力和不断的失败，既说明了自在和自为的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又说明了它们的相对独立性。
由此可见，意识与存在的二元论可以休矣。意识是存在不可分割的成分，没有意识就没有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但这并非说意识就是一切。恰恰相反，意识什么都不是，除非它是某物的意识，或者说，它依附于超越它的存在即自在的存在。而与意识完全无涉的存在虽然是存在的，但也是抽象的。因为我们除了说它是存在的以外，就再也无话可说。它对我们不具有任何意义。
现实的存在现实的世界总是自为与自在不断结合与分离的产物，而能够把这两者集于一身，既体现出两者的联系又体现出它们的矛盾的，只有在世的人，以自由为其本质的人，不断作出选择的人，充满无用的激情的人，总想成为上帝的人。于是萨特关于存在的本体论很自然地就成了一种关于人的自由的哲学。
存在与虚无特别强调了人选择的自主性。自由就是选择，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而不是不选择的自由。不选择，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不选择。由于是在战争环境下写了这本书，萨特就用战争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下面是存在与虚无中的一段话：
如果我被动员参战，那么这个战争就是我的战争；它在我的意象中而我应该得到它。我之所以应得到这个战争，首先是因为我总是可以通过自杀或开小差来逃避它；当我们直面一个境况时，这些最终的可能性总是对我们现实地存在着。
因为我没有逃避战争，我就是选择了它。这可能是由于惰性，怯于面对公众舆论，也可能是由于我认为还有比拒绝参战更大的价值如我亲属的赞赏，我家族的荣誉等等从而作了选择。无论怎样看，这都是一个选择问题。这个选择在以后会接连不断地进行，直到战争结束。
这里并没有强迫，因为对于一种自由来说，强迫无法产生任何作用。我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因为人的实在的特征就是，它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因此，只剩下一件事：是我要求了战争。
这场战争之所以是我的，还在于这样唯一的事实：它产生于我存在的一种境况中，而只是在我让自己或赞成它或反对它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现它，现在我再无法把我为自己所作的选择同我为战争所作的选择区分开来了。生活在战争中，这就是通过它而选择我自己，也就是通过选择我自己而选择了它。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存在与虚无2
如果我自问：“假如这场战争不爆发，我会成为什么样子呢”，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把自己选择为这个时代的一种可能的意义，而它在不知不觉间把我引向战争。我不能把自己同这个时代区别开来；我不能无矛盾地把自己转移到另一个时代中去。因此我就是这场战争，而它约束限制着先前的时代并使之变成可理解的。
因此，我是完全自由的，同这个时代密不可分，因为我把它选择为我的意义；我对这场战争负有的责任是如此重大，就好像是我本人宣告了它；只要我活着，就不可能不把它归并到我的境况中去，不可能不把自己整个地放于其中，不可能不在其中打上我的印记；对此我应该毫无悔恨，我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因为从我涌现为存在的那一时刻起，我就独自承担世界的重量，没有任何东西或任何人可以帮助减轻它。
与强调人选择的自主性相一致，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还特别强调人由于选择而必须承担责任。他甚至说，一个人要对自己的出生承担责任；人们通常对萨特的这一说法感到难以理解。我们且看他是如何论证这一点的：
人的责任是很特殊的。有人会说：“我并没有要求出生。”这是特别强调那种外在事实性的幼稚态度。实际上，我对一切都负有责任，除了我的责任本身，因为我不是自己存在的根据。因此一切都好像在表明，我是被迫承担责任的。我被抛弃在这个世界。这不是说，我被抛弃和被动地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就像一块漂浮在水中的木头；而是说，我突然发现自己是那样的孤独无援，处于一个我必得对其承担全部责任的世界之中，无论我做什么，都不可能有片刻时间摆脱这种责任。因为对于我要逃避责任的欲望本身，我也要负责。让自己在世界上处于被动状态，拒绝去影响事物和他人，这仍然是一种自我选择，甚至自杀也是一种存在于世存在于他人之中的方式。
我的外在事实性也就是我出生这个事实是我无法直接把握甚至无法设想的，因为我出生这个事实决不是一个无理性的事实而总是作为我的自为的一个计划而重新建立起来，因此我发现一种绝对的责任。我因自己的诞生而羞耻，或因它而惊讶，或因它而欢欣，或试图放弃我的生命，我都是肯定我活着，而且把这个生命当成一个坏东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选择了自己的出生。
这个选择整个地受到外在事实性的影响，因为我不可能不选择，但这个外在事实性只有在我超越它而走向目的时才会显现出来。因此外在事实性是无处不在但又无法把握；我所能遇到的只有我的责任。
我不可能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出生”我不能诅咒自己的生日，或者宣称我并没有要求出生，因为这种种不同的对待我出生的态度都指向这个事实：我在世界中实现了我的在场；它除了是承认这个出生充满责任以及使它成为我的出生外，就再也没有其它任何意义了。
在此，我仅仅再次遇到我自己和我的计划，由此归根结底，我的被抛弃──即我的外在事实性──仅仅在于我是被判定要对自己负全部责任的。我是这样一种存在，在其中它自身是有问题的。而我的存在的“是”，既是现在的，同时又是不可把握的。
存在与虚无是一部继黑格尔之后的新精神现象学。它极抽象，又极具体；极形而上学，又极日常生活化；它很严密，富于逻辑性，又极空灵，融入萨特丰富的联想，其中有着十分文学化的片断：侍者女人成为上帝的激情都写得很有文采。
这部著作并不像人们通常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