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向没有任何改变。但他的思想开始包含着某种新的东西。他认识到,文学有着哲学基础,这基础关涉到世界和意识生活,关涉到他原以为只有哲学家才感兴趣的主题。因此应该把哲学当作一个认真研究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哲学是对作家的根本要求。这时萨特对于哲学的认识是,它是对一个人心理状态和活动的方法上的描述,它将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方法和工具。他认为,通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成为一个哲学教师,会让他能更好地从事文学创作。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在临考的前一年,萨特改变了原先报考巴黎高师文学专业的志愿,改报了哲学专业。这一改变对于萨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像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这样的哲学巨著不可能诞生,萨特在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会完全不同。也许全力投入文学领域的萨特会多给我们几部恶心魔鬼与上帝词语这样的文学杰作。但后一种假设是有问题的:萨特如果不是具有那么深厚的哲学素养,他恐怕也写不出恶心等作品来,或者说恶心也就不是恶心了。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保尔尼赞1
回到巴黎后,萨特恢复了与旧时同学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同尼赞的友谊。由于尼赞喜欢看书,也醉心于写作,萨特原先就跟他特别谈得来。现在萨特发现尼赞在这一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懂得不少他甚至没有听说过的东西。尼赞向他介绍新出现的文学流派和人物,帮助他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他俩的友谊也日臻深厚。
在有志于写作这一点上,尼赞和萨特在班上显得特别突出。同学们知道这一点后,都用一种尊崇的眼光看着他们,觉得他们不同寻常,将来的前途难以估量。萨特自己倒不觉得怎么样,而尼赞的自我感觉则十分良好。有一天,他突然对萨特说:“ 我,你,咱俩都是超人”虽然以前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此殊荣,听到好朋友这样一说,他也欣然接受了。于是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两个超人。尼赞为了将这一点体现出来,还给自己和萨特各起了一个闪特族的名字,他叫 rha,萨特是 borhou 。尼赞将这两个神秘难懂的符号写了满满一黑板,更导致全班同学的敬畏之情。
班上有个关系跟他们不错的朋友知道他们的超人称号后十分羡慕,希望能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对于他的申请,两个超人进行了严格审查。他们提出了苛刻的条件来考验这位超人的申请者:他必须公开大声宣布,他将去败坏法国军队,弄脏它的军旗。这位同学吓坏了,不敢再提加入的事。于是这世界上仍然只有两个超人。
萨特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他和尼赞这样来要求那位同学,并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只是想开开玩笑,搞搞恶作剧而已;当然,这种玩笑也反映他们在无意当中表现出的国际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态度。萨特还认为,当时他和尼赞并非真的把自己当成什么超人,只是闹着好玩,特别是尼赞,有一点玩世不恭的味道。到后来他们自己也没有把这种说法当多大回事。
萨特和尼赞经常是形影不离地在一起。1960年萨特为亡友尼赞的作品亚丁•;阿拉伯作序,实际上写成了一篇数万字的回忆录。他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当年他俩整天在一起的日子。他们每天几个小时甚至全天在巴黎城游逛,巴黎的大街小巷闹市郊区都被他们逛遍了。当黄昏降临后,巴黎城一片灯火通明,这两个年轻人还站在城外高地俯瞰全城,这时他们感到自己与整个巴黎融为一体,感到自己是这么年轻,而青春是多么美好,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不停地走动,不停地交谈着,在相互的交流中,迸发出许多奇思妙想来。
一天晚上,两人又登上高地,俯视着脚下万家灯火。大概是青春的活力无处发泄,尼赞把香烟放进左嘴角,扮了一个怪相,然后高声大喊:“嘿嘿”受他的感染,萨特也跟着喊了起来:“嘿嘿”这一瞬间,萨特感受到,这是表达他们文学志向和水平的最好方式。55岁的萨特在回忆这一场景时,仍然禁不住感叹道:“再没有人能比我的朋友更好地抓住这些散步,抓住我们的巴黎了”
尼赞不仅会想出“超人”这样好玩的点子,在实际生活中也是一个领导潮流者,例如在穿着打扮上也能别出心裁,显得卓尔不群。一段时间萨特看到,尼赞穿裤脚非常小的裤子,小到他的脚很难穿进去。然后裤子的形态又变成喇叭状,即上面瘦下面肥,裤脚将他的鞋全给遮住了。接着这裤子又变成如同女士裙子一样的形状,短到膝盖那里,最后,它变成了高尔夫灯笼裤。裤子以外,其它的打扮也颇具特色:尼赞的上衣也常常变,一会儿是小圆领,一会儿是大翻领。他还经常拿一把马六甲手杖,带着一个单片眼镜,而眼镜有时是铁框的,有时又是玳瑁壳的。
萨特对朋友的这一套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很想照着他的样子做,但就是学不来。这些奇装异服穿在尼赞身上怎么看怎么妥帖,自然招来了别人的注意,大家都愿意跟着学。他是真正领导着服装新潮流。而这些衣服要穿在萨特身上,那是怎么看怎么别扭,不是那么回事。这大概是因为萨特一向不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随随便便惯了,要学也只是学得了皮毛,学不了精神。再说萨特家里也坚决不让他弄这些希奇古怪的服装,他只得放弃与尼赞同步的愿望。
不过在另一个重要得多的事情上他俩是不约而同的:尼赞也跟萨特一样,最初打算报考巴黎高师文学专业,大约也是在文科预备班的第二年,他也突然对哲学产生兴趣,决定改报哲学专业。两个人事先并没有相互商量,而是各自独立作出的决定。这也许可以说是两个超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在班上同学看来,萨特和尼赞长得太相似了,几乎难以区分。他们个子都不高,都是黑头发,都有一只斜白眼。不太熟悉的人很难将他俩区分开来,甚至在大学毕业后,还有人将他们给弄混了,对着萨特说尼赞的评论文章,或对着尼赞讨论萨特的小说,闹出不少笑话来。
萨特自己原来也以为尼赞同他几乎在各方面都是一致的,确实可以当得起同学们戏称的“两位一体”。在同尼赞相处久了以后,他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在不少地方他同尼赞不一致,而且他对尼赞的一些做法也完全不能理解。
首先,在哲学观点上,他们是不一致的。萨特曾向尼赞谈到自己对于偶然性的发现,对于萨特自认是最为重要的发现,尼赞没有表示赞赏或者同意。他们经常讨论哲学问题,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自由和历史唯物主义。
萨特的自由观是同偶然性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很小就有一种自由感,正像他自小就有一种偶然性的感受一样。但那时他对自由这样的词语还不理解,更不用说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观了。直到回亨利四世学校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哲学班,他开始学得自由这个词的哲学意义。一旦他把自小就有的体验同他新获得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他就成了自由观念的坚决拥护者,而且终生没有改变。
而尼赞此时信奉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同自由观念似乎是针锋相对的,因此这两个年轻人经常为此争论不休。在课后的休息时间,他们来到一个阳台上,两人来回走着,激烈地争论着。这时的辩论一般来说,尼赞要略占上风。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整套确定的东西,而尼赞对此十分熟悉,可以立足于理性的具体论据上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萨特的那一套东西多半是他自己独有的,他在为自己的观念辩护时提不出多少成熟的论据。但萨特对自己的思想坚信不疑,他仍然很起劲地阐释自己的想法和反驳对方的观点。最后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不光是思想和理论上,在实际生活中萨特也有许多不理解尼赞的地方。有一个星期五,尼赞离开学校,直到下个星期一下午才回来。萨特问他到哪里去了。尼赞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我去动了割包皮的手术,在旅馆住了3天。”确实是这样,现在尼赞的荫泾头还用绷带包扎着。萨特困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尼赞的回答是:“这样要清洁一些。”
这样的解释不能让萨特满意。他是深知尼赞的,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尼赞是天主教徒,他母亲也是。从天主教的传统找不出这种行为的动机,因为天主教是不行割礼的,而尼赞也不是犹太人。萨特还是不明白尼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尼赞向他隐瞒了动机,在萨特看来,他的行动是无缘无故的。50年后萨特回忆这事时,说了一句十分幽默的话:“尼赞干了一件唯物主义的事情,给我证明了他的自由。”
如果事情仅仅是争论自由和唯物主义,或者仅仅谈论割包皮的事,那对萨特来说没有什么,不会影响他和尼赞的关系。问题在于,尼赞还有一些让他几乎无法忍受的怪癖。例如,他的这位朋友可以一连许多天不同他说话,不为什么,就是不说话,极端沉默;其实萨特并没有得罪他。或者说,尼赞似乎有一种病,精神上的病,也许可以称为沉默症。
萨特为此十分苦恼,因为尼赞是他唯一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是个比较外向的人,心里有话没有人可以倾诉,非常难受。问题是他不知道尼赞是怎么回事,看着好好的突然就不理睬他了,这实在让他难以接受。就因为这个原因,在考大学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俩的关系足足疏远了半年之久。
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萨特写了一篇题为“种子和潜水衣”的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的。其中的“我”是泰勒尔,也就是萨特自己。另一个人物叫露西莱斯,这个名字有点女性化,萨特暗指尼赞。泰勒尔和露西莱斯本来是一对好朋友,后来露西莱斯又同一个阿尔及利亚的犹太男孩好上了,不再理睬泰勒尔。泰勒尔很伤心,同时也进行了自责。他自我分析说:“我很强硬,又很嫉妒,就像一个癫狂的情人,既不体贴又不温柔。而露西莱斯,他既自负又狡滑,总是在找机会欺骗我。”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保尔尼赞2
泰勒尔还进一步自我表白说:“他这些天来老是躲着我,他觉得我这个人太粗暴,心胸也不开朗,其实我是想表达温柔之情而总是表达不出来,这种感觉几乎让我透不过气来。不管怎么说,当我离开他时,我还是高兴得浑身颤抖,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个露西莱斯。”
这篇小说当时没有发表,萨特自己后来一直没有提起过,恐怕像其它许多手稿一样,被他完全遗忘了。只是到了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在1971年,才被他的朋友翻了出来,却只剩下开头的两节,发表在这一年的文学杂志12月号上。
这篇小说从文学价值来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属于一个青少年的稚嫩之作,但具有重要的传记价值。它对于我们了解和分析萨特与尼赞的关系很有帮助。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萨特对尼赞的感情。不论尼赞怎样,就萨特来说,在他对尼赞的友谊中,确实夹杂着一种爱情的成分。在经历了母亲再婚的悲惨岁月之后,萨特的感情生活呈现出一片空白。在同尼赞的友谊中,他寻求着这种感情的补偿,他是全心全意地喜爱这个朋友。
由于在拉罗舍尔深受暴力的影响,回到巴黎后,萨特在同尼赞的交往中仍然存在某种障碍:他无法温柔待人,往往显得强硬和粗暴。在这篇小说中,萨特不加掩饰地把自己这些性格特征表现出来了。就尼赞而言,他也很珍视这份友谊,但有较多的保留,他的情感中没有什么爱情的成分,不是像萨特那样完全将自己交给对方。双方在感情的交流上是不对等的,因此萨特感到某种悲哀和失望。
据我的分析,萨特对于尼赞的爱情虽然是一种同性之爱,却几乎不含性的成分。萨特回到巴黎后,成了寄宿生。在拉罗舍尔时他没有任何异性朋友,初来巴黎时也没有。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有一种性本能的躁动,有一种性宣泄的要求,反映在行动上,萨特有时冒险去脱同宿舍男孩的裤子;但这也不是明确的性要求和性行为,只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冲动。也许这是由于长期缺乏同异性的接触和交往,与同性在一起时的自然反应。
与此形成对照,虽然萨特同尼赞的关系十分密切,却从来没有这样的行为。他对尼赞的爱有着较多的柏拉图式的成分,完全是情感上的。性和爱在这里有了明确的分野。所以我认为,萨特同尼赞的关系不是通常意义的同性恋;但在把这种情感的爱转移到异性之前,同尼赞的友谊是萨特唯一的情感宣泄渠道。
萨特在写于35岁时的奇怪战争日记中回顾和分析了自己同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他说,他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同年龄的男性,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尼赞。谈到暴力对于自己的影响时,他说,他有可能对男性朋友施行暴力,也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尼赞,他肯定不会去揍尼赞这样的好朋友。萨特晚年回忆说,尼赞是他唯一有着深厚感情的男性朋友。在尼赞之后,再也没有哪个男性能够获得他如此亲密的友情。
上大学后,萨特和尼赞仍然维持着亲密的友谊。他们住在同一个宿舍,两人常常是形影不离。但他们的友谊继续受到尼赞怪毛病的影响,尼赞还是跟以前一样,常常一连许多天不与萨特说话。有时他突然几天不在学校,回来时喝得醉醺醺的,还带着几个完全陌生的人。周围的同学问萨特,尼赞是怎么回事。萨特只有苦笑,他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尼赞什么都不对他讲。他只有随口回答:“也许他的性情有点问题。”
终于有一天,尼赞突然失踪了。后来才知道,他谁也没告诉,跑到亚丁当了家庭教师。所有的同学都不理解尼赞的行为,猜测不出他这样做的动机,最后只有归结为“可能尼赞很喜欢旅行”。萨特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过了一段时间尼赞又回到巴黎,他们还是好朋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萨特更多地发现他与尼赞的差异。例如在政治态度方面。尼赞不仅热衷于政治活动而且态度多变。他在文科预备班时就参加了共产党,后来突然变成了君主主义的拥护者。到巴黎高师后不久,他态度又变,再次加入共产党。这种忽左忽右的大转变让萨特瞠目不知所对。而萨特自己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一门心思搞自己的写作。
尼赞的宗教信仰也是可以随时变化的。他原来也跟萨特一样,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有一天他对萨特说:“我今天同牧师一起共进午餐,我觉得自己可以皈依新教。”萨特感到非常惊讶和气愤:“但你并不相信上帝呀”然而尼赞毫不在意地回答:“我发现他们的道德对人们还是有吸引力的。”只是到了很久以后,萨特才知道,尼赞之所以作出这个改变,是因为他那虔诚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牧师。而萨特一旦失去宗教信仰,否认上帝的存在,就再也不会重新返回上帝的身旁了。
萨特发现,在同女性的交往中,两人态度也完全不同。萨特对于情人的过去从不计较,只要此时她心中只有自己就行了。而尼赞不是这样,他要求自己的情人必须是处女。因此他往往拒绝那些有过浪漫史的姑娘们,不论她们对他是多么倾心。一次,一位姑娘随尼赞来到他的住处,要把自己奉献给他。他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亲爱的女士,我们只能一个一个地进入这个房间”尼赞从亚丁回来后不久就结婚了,接着就有了孩子。他几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之中。这也让萨特大失所望,因为他自己是个独身主义者,以为尼赞也会跟他一样丝毫不以家庭为意。
最让萨特不能容忍的是尼赞对文学“不忠”的态度。在大学的第二年,尼赞突然向萨特宣布,文学已使他厌烦,他想改行当一个摄影师,而且他已经让一个朋友给他上有关摄影的课。虽然最终他并没有真正去搞摄影,但这种将文学视为儿戏的态度对萨特打击很大,因为萨特自己是将文学看成生命一样珍贵的东西。他以为尼赞跟他一个样,他们的友谊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实际上尼赞不是,虽然他在词语的使用上要比萨特轻松自如得多,写得也更好。
35年后,萨特在回忆尼赞这篇长文中对他的朋友作了分析,搞清楚尼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俩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区别。
由于家庭的变故特别是父亲的遭遇,尼赞从来就没有感受过自由,而且失败感和死亡的荫影始终笼罩在他的心中。他热心政治是为了摆脱这种失败感和死亡的荫影;巴黎高师的沉闷气氛让他感受到死亡,所以他无法忍受,于是出逃。他认为文学宗教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都不可能使他获得拯救,所以根本不当回事;至于同异性的关系,他认为那种罗曼蒂克的生活有点类似死亡,是他所不愿意要的;他宁可有一个稳定的家,一个妻子,孩子,他靠这来拯救自己。他常说人是定居的,他又说:“把我的领域我的需要和我的人给我。”但萨特当时并没有听懂他这些话的意思。
萨特在回忆录中还将自己同尼赞作了比较:他仅仅希望用词语作炸弹来摧毁自己所不喜欢的世界;而尼赞不但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这个世界包括大学对他的压迫,还希望联合所有的人去共同炸毁那块要压碎他们的石头,而不是只在想象中。所以尼赞积极投身政治,接受唯物主义和决定论。而这些都是萨特当时无法理解的。
由于他们之间有这许多不同而且彼此难以沟通,渐渐地,萨特同尼赞的关系冷了下来,但没有中断。他们还是好朋友,只是会面的时间较少;见了面也只是随意聊聊天。
在这以后,在萨特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对尼赞的深厚感情。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前,萨特在与波付瓦讨论战争问题时,十分激动地说:“一定要消灭纳粹我不希望被迫吞下自己的手稿,不希望别人把尼赞的眼睛挖出来”这话表明,尽管这时他同尼赞的交往已经很少了,在他的心目中,尼赞仍然是他最好的朋友。
尼赞在战争中阵亡。战后,尼赞曾受到一些人的诬蔑,他的作品也被封杀,长期不能出版。这时萨特站出来为尼赞说话,为他的小说重新出版作序。萨特的回忆文章充满深切的怀念之情;他据理回击了对亡友的恶毒诬蔑,为尼赞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呐喊,为他俩的青春和友谊而自豪,为他们的误会而遗憾。这篇文章获得读者特别是年轻人的好评,而评论家也认为这是萨特写得最好的散文作品之一。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性爱游戏1
萨特回到巴黎,跟尼赞成为最好的朋友,这时他还没有异性朋友,更没有性经验。此前缺乏与年龄相当的异性交往的原因,是拉罗舍尔的生活环境。在拉罗舍尔的几年里,经常到家来的那些继父的同事,正巧都没有女孩子,萨特在家中基本上接触不到同龄女孩。同母亲交往的有几个成年女性,但她们从不对萨特作出爱抚的举动,也许是因为萨特已经大了,看着不那么“好玩”,也是是因为拉罗舍尔的人文气氛与巴黎不一样,总之,萨特对她们也没有特别的印象。
关键在于芒西先生的态度,他是不主张萨特同女孩子多接触的。在他看来,,像萨特这样年龄的男孩子,只应该同男孩子在一起,不应该同女孩子玩。既然是这样想,自然不会给萨特创造接触女孩子的机会。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种态度只是减少了萨特接触异性的机会,却没有改变他“诱惑”异性的愿望,反而加强了萨特的这一特质。
有一次,芒西向朋友这样评价萨特:“他像我,永远也没法跟女人攀谈。”他说这话实际上是褒扬萨特,同时也是漫不经心的。而坐在一旁的萨特却深深地听进去了。他并不因为继父的赞扬就高兴,就按照继父所说的做,而是相反,“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芒西在他心中是一个夺去母亲的头号敌人。于是,他痛下决心,一定要成为一个最能用语言来诱惑女人的人。
到后来,芒西先生偶尔看到萨特跟女孩子黏黏糊糊的,又对他作出另一个评价:“你真是个女人堆里的男人”继父说这话是批评的意思,但萨特丝毫没有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意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于是他更加起劲地向女士们大献殷勤,跟她们更加黏黏糊糊。
在许多年后,萨特认为,继父这两句对他的评语对以后他同异性的关系有着最为深远的影响。他打了个比喻:继父说这话就象一个吸烟者走进森林,随便扔了一根还在燃烧的火柴,结果这一漫不经心的举动烧毁了整个森林。萨特说,也许就是这两句话,使得一些年后,他把那么多时间花费在对女性的甜言蜜语上;而芒西先生早就忘记了他说过的话。萨特在作这样的回顾时,也许带着一点自我调侃的味道。他对异性的态度恐怕不仅仅跟继父的话有关,而是涉及多种因素,但继父的态度显然也起了重要作用。
虽然同异性接触的机会很少,在拉罗舍尔,萨特也有过一两次类似恋爱的事件。偶尔在外游玩时,萨特常常见到一个叫莉塞塔的姑娘,她是一家杂货店老板的女儿,长得很漂亮。而莉塞塔也知道自己长得漂亮,因为身边总有一些追求她的男孩子。萨特在同两个朋友交谈中流露出想同她接触的意思。他们说,这很容易,由他们来安排。过了几天,他们告诉萨特,散步时只要跟着她就行了。
萨特散步遇见莉塞塔时,她正在同周围几个男孩说话。大概是萨特的朋友通过什么途径,让她知道自己又多了一个追求者,她见到萨特后就就骑上自行车往一条小巷走去,意思很明显:给萨特一个同她单独相处的机会。
萨特跟着去了。但他既不敢快速追上,又不甘心无果而终,因为他很紧张,一旦追了上去,两人面对面,他该说些什么呢他该怎么做呢就这样,在犹豫之中,他不紧不慢地跟着,始终未能赶上去同她说话,白白地耗了一场。
第二天,萨特和两位朋友在散步的路上又遇见了莉塞塔。萨特向前迈了一步,准备同她搭讪几句,不料莉塞塔当着大家的面,恶狠狠地对他说:“丑八怪,带着你的眼镜和大帽子滚吧”这无异于给了萨特当头一棒,使得他痛不欲生。他不明白这姑娘为什么要当众羞辱他。
实际上莉塞塔的心理活动是不难推测的:当她听说又多了一个追求者,心里肯定很高兴;即使她对萨特没有什么意思,也不妨听听这个追求者的表白,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她有意躲进小巷,就是为了让他跟上来单独接触;谁知这个傻瓜竟让她白白花了一番心思,她怎能不生气。但这时萨特年龄还小,无法体会一个漂亮姑娘的复杂心态。他只有一个印象:自己长得太丑,所以漂亮姑娘看不上他。从这时起,萨特开始对自己的丑陋有了深切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因此在异性面前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
尽管莉塞塔是这样的态度,萨特对她仍存爱慕之心。一个朋友看出这一点,就同萨特开个玩笑。他故作神秘地对萨特说,莉塞塔让他带口信来,要萨特在第二天上午11点在某某地方见面。而这个时间正好有希腊文考试。萨特信以为真,十分激动。考试时他胡乱做了一通;考试结束时间是12点,他11点差一刻就交了卷,然后匆匆忙忙跑向那个同学说的地方。当然没有任何人同他见面,而这次考试他是一塌糊涂。
据萨特晚年回忆,后来他同这姑娘还见过一次面。他在一个船码头闲逛时,看到莉塞塔在下面的沙滩上玩。于是他不顾跌伤的危险,从码头上一跃而下,走向莉塞塔。但是,当他站到她的旁边时,又像个傻瓜似的,什么都说不出来。而莉塞塔虽然看见了他,也没有说话,只顾玩自己的。也许她等着他先开口。慑于那次“你这个丑八怪”的叱骂声,萨特像得了失语症似的,怎么也说不出话来。于是他又白白地丧失了一次机会。
这个近乎恋爱的事件就这样过去了。直到萨特离开拉罗舍尔,他没有同她说过一句话,没有单独散过步,没有一起做过游戏,总之,什么也没有,是一场毫无结果的事件。如果拿萨特日后一连串成功的恋爱事件看,成年萨特和少年萨特判若两人。少年萨特显然不是一个成功的诱惑者和追求者,他显得那样笨拙和毫无作为。但如果我们更深入地对照和分析一下,仍然可以从中发现某些相同的特征。
例如,他为了恋爱可以不顾一切。可以放弃重要的考试,可以不怕摔伤,而去追求那可能的一次次机会。这一特征想必是他日后获得许多女性青睐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拉罗舍尔的失败是暂时的偶然的,“失败乃成功之母”;有这样一种精神,日后的成功是必然的。
回到巴黎后,萨特的生活再次发生根本变化。他在很大程度上远离“敌人”芒西,精神上受束缚的压力减少了许多,作为住宿生在行动上也获得更多的自由和独立性。由于母亲再婚而造成同她在情感上的破裂,对于萨特来说当然是不幸的,但也并非完全是坏事;它至少部分地打破了萨特的“恋母情结”,使他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同龄的女性。所以萨特晚年回忆说:“这个婚姻对我的重大意义是,迫使我在精神上同母亲破裂。即使我不希望受到伤害,即使我想去逃避它,我还是觉得,造成这个破裂要更好一些。”萨特自述在回巴黎后不久,他开始有了同年轻姑娘的单独约会。她是尼赞的一个远房表妹,有着一头金发。他们一起去卢浮宫看画展,萨特在欣赏绘画方面比她内行,就不断地向她讲解。刚开始邀请她的时候,萨特还有一点忐忑不安,因为害怕被再次当成“丑八怪”而遭到拒绝。实际上这位金发少女一点都不嫌弃他,非常乐意跟他在一起。
看来萨特对于年轻姑娘还是有吸引力的。这种吸引力在于,他把对方十分当回事,很能为对方着想,十分愿意奉献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知识金钱来为对方服务,如果对方需要的话。正如萨特后来遇到的终身伴侣波伏瓦概括的那样,萨特对于女性的特点是慷慨,这种慷慨不仅仅指金钱方面,包括他所有的一切。有哪一个年轻女子会不喜欢热情豪爽对自己慷慨大方的男子呢
萨特在亨利四世学校读了两年,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接着准备读文科预备班。家里让他从亨利四世学校转学到路易大帝学校,因为后者的文科预备班可能要好一些。在路易大帝学校,萨特遇到一件对他来说十分突兀的事情,使他同异性的关系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
这天一个女人来学校找他。她是萨特原先就读的亨利四世学校医生的妻子。他们认识,萨特去校医院看病时能见到她,有时候说说话,但没有任何特别的关系。萨特对她的到来深感惊诧。校医的妻子问萨特现在能不能同她一起外出。萨特不清楚为什么要他外出,就回答说不能。
她接着问:“你星期四和星期六也不能外出吗”她知道学校星期四和星期六休息。萨特只有回答说可以。
校医的妻子有点难为情地笑着说:“下星期四下午你来我的女朋友家好吗我跟她说好了,借她的房间用两个小时。我想咱们可以在那里幽会” 萨特犹豫了一会儿,最后同意了。她告诉他具体地址,就离开了学校。
萨特在小说里常能读到“幽会”这个词,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描写,但书中的东西同现实毕竟不是一回事。他在拉罗舍尔时曾向同学吹牛怎样怎样同女人做爱,实际上他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当这事就要来临的时候,他感到有些紧张和焦虑不安,同时还有被诱惑的兴奋和激动。
萨特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这女人为什么看中了我”他觉得自己并不招女人喜欢,而在亨利四世学校两年的时间里,他也想不出自己在哪一方面给这个女人留下深刻印象。而萨特对她,可以说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所以他对这事的发生感到不可理解。
萨特还是如约到了校医妻子指定的地方。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她带他上了床;她是主动的,而他被导引;他们做了爱。于是,一个30岁的女人教会了18岁的萨特怎样做一个男人。由于对她并没有什么感情,虽然是第一次做爱,萨特并没有很大的热情,但他还是按照她的要求尽可能干得好一些。这女人看来是满意的。
在这之后不久,萨特考上大学,再也没有见到她。也许她后来找过他,而他已经考走,她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也许她只需要一夕之欢,没有再来。而萨特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找她。他们的关系就此断绝。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性爱游戏2
在将近70岁的那个自传性的长篇谈话中,在波伏瓦的提问下,萨特回忆了这一事件,但整个叙述显得没有什么感情色彩,只是就事论事的说了一下。而通常人们对自己初次性经历印象是特别深的;对有的人来说,它甚至会影响自己一生的性爱生活。从萨特的叙述看,这一事件似乎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其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是,这一事件与他自己设想的性爱情景相去甚远。此前他一直设想的艳遇应该是他去诱惑别人,作为一个有魅力的男性运用自己的语言去打动女人的心,使对方投入自己的怀抱。现在事情颠倒过来,成了对方来诱惑自己,因此他感觉不太“自然”。
其二是,萨特理想的异性交往,首先并非性而是爱,不是作为结果的做爱,而是这一追求的过程。而同校医妻子的关系只有性而没有爱,只有做爱性交的结果而没有浪漫的追求过程,因此它对萨特没有产生很大影响。
虽然对以后的性爱生活没有太大影响,萨特毕竟由此受到性启蒙。从这开始,萨特有了同年轻女性的性接触。他利用休息时间外出,同原先亨利四世学校的朋友聚会。这时常有一些姑娘参加,她们属于社会地位较底层的那种,例如亨利四世学校看门人的女儿。而萨特和他的朋友属于那种所谓“体面的”小资产阶级阶层。
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先是在一起聊聊天,联络联络感情,彼此熟悉熟悉,然后就一对一对地分开,各自去一个房间幽会,也就是做爱。萨特挑选的姑娘大都是漂亮的,年龄也跟他差不多。他发现,这些姑娘都很愿意同他交往,在干这个事情的前后都对他很亲热,看来她们的感受是愉快的。这些姑娘头脑比较简单,没有更多的要求。从心理上说,同萨特这样高阶层的年轻男子交往,满足了她们的虚荣心;从生理上说,这种做爱也给她们带来性快感。仅此而已。至于什么浪漫的爱情等等,她们觉得过于虚幻,从来不去考虑。
而像萨特这样所谓“高阶层”的年轻男子,思想活动就复杂得多。他们对待这些年轻姑娘的态度是矛盾的或双重的。这正好反映了他们自身双重的道德标准。一方面,他们十分乐意同这些姑娘交往,在身心两方面获得某种满足;另一方面,他们又有些轻视她们,因为她们这么容易被引上床,虽然从未向他们要过钱,仍然有点像妓女。所以这些年轻人包括萨特,同这些姑娘从未有过长期恒定的关系,往往是接触一两次就不再来往。但他们可以再同另一个姑娘交往。总之,他们虽然同这些姑娘有着性接触,却不愿意有亲密的感情关系。
这里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法国传统社会的双重道德标准:对于男孩子而言,婚前性行为不但是允许的,而且被看成有男性魅力的表现,因此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鼓励的。而对于女孩子,如果有了婚前性行为,就会被看成不正经淫荡下贱,为社会所不容。所以,愿意同萨特他们交往的女性都是来自下层阶级,因为她们较少一些道德规范的约束。而那些所谓“上流社会”的姑娘们,一般不会有这样的行为,她们在婚前一定要守身如玉,这是闺中淑女价值之所在。
萨特和他的伙伴们,之所以一方面利用这些姑娘来享乐,另一方面又鄙视她们,显然是将她们与自己同阶层的姑娘相比较,最后冒出的一个念头是:“我决不同这个和我睡觉的女人结婚”所以,在这种做爱中,实际上并没有爱,或者爱的感情不是主要的。它只能称为一次艳遇,或一夜风流,在很大程度是一种性游戏。
晚年萨特回忆这一经历时承认,他那时深受社会通行的道德观念的支配,深受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所以会产生上述愚蠢的想法。他说:“一旦同一些成年女子发生性关系,我就再没有这种想法了。这种想法只是在中学那段时间。在我去巴黎高师时,这就过去了。”永别的仪式
实际上,在这以后,在其一生,萨特仍然有着较多的性伴侣,有时同时有几个。这让我们产生疑问:他是否真的有了这种根本变化呢
变化应该是有的。上大学后,他不再同这些下层姑娘们鬼混。在同那些年龄较大一些的女性交往时,对她们有一个基本的尊重,这就是,将对方看成跟自己具有平等身分的人,彼此没有高贵和低贱之分,没有谁高攀谁的问题。
在以后同异性的交往中,萨特很少再有那种一夕之欢;也就是说,两人必须有了一定的感情交流,才可能进一步发展为肉体的交合。首先是感情,然后才是肉体。萨特的初恋就是开始于这一时期。
萨特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还表现在他对于双重标准的否定。在他看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性行为规范上应该是同样的。如果说男性可以有性自由,可以有婚前性行为,可以有多个性伴侣,那么女性同样应该有。即使是闺中淑女,也可以像男子一样,同时有几个情人,有着性自由。例如他的终身伴侣波波伏瓦就是这样的,而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俩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多伴侣化也是反传统的。如果说他对自己的情人有什么要求,他只是希望在他们交往的这段时间里,在她的生活中他具有最重要的性质。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萨特以后的性爱生活以及同异性的关系,在有的时候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某种影响。例如,同有的女性交往时,他要求对方不能同时有其他情人;当发现对方与他人交好时,就嫉妒非常,而他自己却同时有几个情人。再如,有的女性尽管不属于下层社会,他却在没有什么感情的情况下同对方发生性关系;这与以前那种一夜风流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虽然这种交往是对方主动造成的。
至于形成这种多伴侣倾向的原因,有多个方面:按照萨特自己所说,他的多伴侣化是由于他读过的书,那里面的大作家都是多伴侣的,而他立志作一个大作家,很自然地就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模式。
除此之外,就萨特早年的情况而言,至少还有两个因素造成他的多伴侣倾向。一个是外祖父的榜样。由于妻子拒绝过性生活,施韦泽就有了不断的外遇。这在家中大概不是秘密了,而妻子应该也是默许的。这对小萨特的一种启示就是:一个很帅的男子应该有许多女人。另一个因素是母亲的再婚。在恋母情结的作用下,他将这视为一种背叛。他从这一事件获得的教训就是:一个女人是不可依靠和指望的;要避免这种背叛和失望,就必须同时有几个女人。当然,当时这一切他并非意识得那么清楚,而是潜在地造成他成年后的性爱特点。
萨特在晚年那个自传性的长篇谈话中总结了自己的性爱特征。这时他已将近70岁,“七十而从心所欲”,他谈得十分坦率,也是比较准确的。
萨特说,他从女人身上要求的东西,最根本的就是感情或感受性。在他看来,一个女伴首先有着感情价值,然后才是性的价值。他觉得同一个女人有亲密关系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占有她的感情,力求使她感受到这一点,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占有她的感情,也就是要她爱他。她们感到成了属于他的东西而不得不爱他。他就要求这个。当一个女人把她自己给他时,他可以在她的脸上在她的表情中看到这种感受;而在她脸上看到了它也就等于占有了它。
萨特特别重视这种感受性,他认为这正是自己所缺乏的。本来感受和理解是不可分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大都片面地发展了理解力,使之愈来愈抽象而脱离丰富的感受性。而在女性那里,这种感受性大都保留下来,并由于地位和教养,它们没有上升为理性。所以,在同女性交往中,女性的的感受性正好可以弥补和丰富他那往往是抽象的思想和理解力,虽然她们对他思考的事情有时也会产生误解,但总的说来,男女双方是平等的,即使就智力而言。
萨特也坦率地承认,由于从小受到母亲外祖父和一些年轻女性的过度宠爱哄弄和亲吻,他形成了一种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同时作为对自己矮小身体的一种心理补偿,他养成了一种倾向,那就是对于活动性的强调而忽略感受性和被动性。这使得他在同女人的接触中从未意识到自己是爱抚和被动的对象,而只有活动性的感受。这样,他和对方的关系就不是相互的。虽然实际上他认为男女之间是平等的,但在性活动中又取消了同女人平等的感觉,总是使自己处于支配的地位从而导致带有一点虐待狂的接触。
表现在实际性活动上,他注重的是给对方以拥抱抚摸和吻遍全身,这是根本的,充满感情的。本来一种充分的性活动应该是一个双重的关系:双方都既得到又被别人得到,既拥抱别人又被别人拥抱。然而在萨特这里,他只是意识到自己自由地占有对方的肉体,但没有对方占有自己的身体的感受。他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动的爱抚的对象。
除了拥抱抚摸和亲吻,萨特最后也完成性交活动,但带着某种冷淡。在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他的性勃起很快而且很容易,但他没有感受到很大的愉快,仅仅在最后有一点愉快,但也有点无力。萨特更愿意用整个身体同女性接触,抚摸对方的身体,让自己的手和大腿忙碌着,不断地触摸着对方。对他来说,之所以要有性交活动,是因为在他同女人的关系中,事情不得不以这种方式结束。这是来自他人的思想,是书中和别人告诉他的,而不是他个人的欲望。他裸露着,同一个裸体女人一起在床上,抚摸她和亲吻她,这就给了他充分的愉快,这就够了,他本不需要性交。
这种注重爱抚而不在意性交的性特征,虽然带有强烈的支配色彩,对于许多女性来说,是乐于承受的。女性在性活动中本来就较为被动,一种持续不断的充满激情的亲吻拥抱和抚摸,会给她们带来极大的满足和快感。除了其它因素,显然,萨特的这个特点是他获得众多女性青睐的一个原因。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大学岁月19241931:幸福时光1
1924年6月,也就是19岁时,萨特通过入学考试,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萨特后来称他的大学时期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
首先,他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在巴黎高师,学生可以得到免费供应的午餐和晚餐,另外每月还有一点零用钱。住宿也不花钱。跟许多同学一样,萨特进校不久就干上了“家教”的活。他主要是给一年级或哲学班的学生补习哲学功课,有时是二三年级的学生。这些孩子大都是成绩较差智力相对较低学习跟不上来的,他帮助他们补习功课,让他们能够通过考试。除了哲学,他还教一些别的课,例如音乐课,教学生弹钢琴。讲课报酬大概是一小时20法郎。
这些干家教的收入萨特主要用来补贴伙食。学校的伙食不太好,他有时在饭馆吃饭,在咖啡馆喝喝咖啡。就他手中这点钱,要想常去大剧院看戏剧是不可能的,但一个星期看一两场电影还是可以的。总而言之,现在他在经济上是完全独立了,不再需要靠继父的钱来养活自己,这是特别让他开心的。经济上的独立使他有一种充分的自由感,几年前在拉罗舍尔发生的“偷钱事件”的荫霾至此才最终被一扫而光。
他继续在学校住宿,一般每星期有两次同家人一起吃午饭,然后回到学校。现在他同家里人的关系,包括继父,反而比以前好了许多。这并不令人奇怪:正因为他现在独立了,不需要依赖对方了,对方不再成为自己烦恼的根源,他们的关系才能得到缓和。萨特开始感觉到,他和家人之间多少也有一种温情关系。
萨特在学校的住宿条件也不错,刚开始是三四个人一个房间,后来变成两个人,是他和尼赞住在一起。最后尼赞去了亚丁,萨特就是一个人一间房。巴黎高师对学生的作息制度也规定得比较宽松。一个学生可以在校外一直呆到半夜,然后他可以翻墙而入,没有任何人来干涉。萨特觉得这样一种环境实在是太自由了。
在干家教的时候,撒特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工作。他觉得这就像玩儿一样,很轻松,很自如,虽然他讲课时也是十分认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外祖父的影响。外祖父经常在家给学生授课,小时侯撒特常常看到学生来家里找外祖父,外祖父同他们交谈,有时还请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外祖父就得到大笔的钱。在他的印象中,外祖父的工作就是请他的学生吃饭,所以很难将工作与报酬联系在一起。
自从开始有了自己挣的钱后,萨特就有了大把花钱的习惯,因为他觉得这钱挣得一点也不费劲。他把它看成谁都可以用的资金。一旦有了钱,他就邀请朋友们一起去饭馆,常常是在那里花光他手中的最后一分钱。特别是在同一个姑娘外出时,萨特更是表现得十分慷慨,一点也不在乎花钱。萨特在巴黎高师很快就有了慷慨大方的名声。不过他自己倒不觉得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做是很自然的,有了钱就应该同朋友们一起分享。
在使用金钱方面的这一特点,萨特保持了一生。 以后他成了有名的作家,常常能拿到大笔的钱,但他始终对自己写的书和因此得到的钱之间的关系困惑不解。他酷爱写作,献身文学,但这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在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却可以得到钱财,这是他难以理解的。特别是一本小说或一个剧本已经出版许多年,由于国外的译本或演出,他突然收到一大笔版税。看着一张张大额汇票,他不禁想到:“我真的应该得到这笔钱吗”
萨特成名之后,就其收入来讲,他应该属于富人阶层了,但他并没有什么财产概念,也没有自己占有多少多少金钱的感觉。晚年一次谈话中,波伏瓦问他想到过用自己的钱来投资或炒股票没有,萨特对这一提问大感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实际上,虽然就收入而言他属于富人阶层,从他自己使用金钱的数额和方式来说,他的生活方式仍然属于中下层。他的钱花在自己身上的其实很少,绝大部分都是给别人用了。在70岁时,他回答访谈者的提问,大致上算了一下每月的花费,他的钱有六分之五是花在别人身上,他自己的花费大约只占六分之一。他的钱大都给了那些需要他帮助的人,主要是一些女人,他所喜爱的女人。有的女人,他供养了她们一生。直到晚年,在他临终之时,他还在惦念着自己的钱不够用,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自己要养活的那几个人。
仅仅拿通常意义上的慷慨来形容萨特的这种特性,恐怕还不够准确。所谓慷慨,那是已经意识到自己占有了大宗财富而将其送给别人,而萨特对于金钱没有任何占有的概念。在他看来,金钱除了供人获得所需要的东西,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它只是获得需要物的凭证。既然如此,如果别人也需要这些东西,那就可以共享。萨特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家产。在他已经十分有钱的时候,他还住在一所公寓里,房间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再没有别的东西。作为文化人,他甚至也没有什么藏书。如果说萨特也占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占有词语;他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放到那上面,投身于写作。正因为如此,他对实际上的物质财富反而没有任何占有欲。从其精神境界来说,他倒确实当得起一个“无产者”的称号。
萨特在巴黎高师感受到自由,不仅仅是在生活方式上,还包括思想方面。学生们的思想信仰是完全自由的。因此在这个学校里,充满了一种活跃开放的人文气氛,各种思潮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拥护者,同时也可能受到另一些人的激烈反对。
学生中在政治信仰方面大致可以分为左右两翼。左翼学生大都信仰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信仰共产主义。右翼学生大都同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有一种很强的传教士倾向。
萨特有些超然于这些政治态度的对立之外,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立场,但他也不怎么希望它;同样地,他不希望资本主义,但也不是明确地反对它。这时他对政治活动完全不感兴趣。在他看来,这些同学不过是在学习之余玩一种思想上的游戏,而他并不想参加这种游戏。另一方面,萨特也有点羡慕这些同学,因为他们有明确的信仰,而他没有能力反驳他们的观点。
但萨特的这种超然也不是绝对的中立,他还是有自己的政治态度的。一般来说,他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很厌恶的,对那些自恃高贵的资产者是很厌恶的。在大学期间,他结交朋友不是根据对方的政治态度,但在不期然间他们全都是左翼,不是社会主义者就是共产主义者。因此也可以说他属于左翼学生,不过他是一个左翼个人主义者,他是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来对立于现存的社会。而他对于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右翼学生是从不接近的,因为他早已没有宗教信仰,否认上帝的存在,特别厌恶宗教信徒们那种盲目乐观的倾向,认为他们是自我欺骗。
萨特在大学一如他过去一样,对于虚假做作的事情是难以忍受的。有些学生以尼采的信徒自居,而且追求时髦,穿着夜礼服外出,做出一副高贵的样子来。萨特虽然也读尼采,却看不惯这些人的作为,于是他找了几个朋友躲在楼梯口旁,待这些学生深夜归来时,用水枪向他们身上喷水,同时高喊:“查拉图斯特拉就是这样撒尿”弄得这些尼采的信徒们一个个狼狈不堪,抱头鼠窜。
萨特晚年回忆这一段经历说,他当时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恶意,也就是一种恶作剧;不过他想表明,这些学生追求的是些外在的无意义的东西,真正天才的闪光是不拘形式的,不追求时髦的;摆出一副高贵做作的样子在晚宴上频频举杯,这并不是真正的尼采精神所要求的。
总的来说,萨特在大学期间,在结交朋友方面是比较挑剔的,而不是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对于不怎么认识的同学,他认为他们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他同他们没有友谊关系,没有往来,没有什么联系;他们只是彼此认识。这应该是他童年不合群的性格特征在大学期间的一种表现。
萨特认为够资格成为他的朋友的,应该具有自我意识,对自身有判断力,敢作敢为,意志坚强。在他看来,这实质上导致一个人的自由。同他一起从路易大帝学校考进来并成为朋友有两个:一个自然是尼赞,还有一个叫马厄,是图卢兹人,也是学哲学专业。这三个学哲学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在学校里颇有名气。他们平时不与其他人来往,上课时也不同其他人坐在一起,十分高傲的样子。再加上他们各自不同的穿着:尼赞永远是领导着服装的新潮流,衣着十分新颖得体;马厄穿着也十分讲究,配着一头金发,显得英俊潇洒;只有萨特不修边幅的,他往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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