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

小女孩在家。很自然地，这两个孩子玩到一起去了。他们先是望着度假村外的那一片湖水发呆，觉得没有意思。于是萨特想到自己带着的一个玩具，就提议他俩来玩“医生看病”的游戏。他的玩具是一个灌肠用的注射器，没有针头，平时没事他就拿来抽满水，再四处扫射，觉得很有意思。
小女孩欣然同意。萨特扮演医生，小女孩是病人，医生给病人看病。看完病后要打针，小姑娘把内裤脱了，萨特将水抽进针管中，再将它射进“病人”的下体中。小女孩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样子，他俩玩得很开心。这大概是他第一次接触女性的裸体和性器官，印象比较深，所以到了晚年还记得很清楚。这种游戏本身就带有表演的成分，由于是萨特主动提出，也带有诱惑的成分，可以说是他第一次对异性的诱惑，虽然是不自觉的。
第二年在阿卡辛，萨特认识了一个叫薇薇的金发小姑娘。她长得很漂亮，但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不能走动，只有整天躺在椅子上。萨特很喜欢她，成天围着她转，陪她说话，逗她开心，给她将故事，颇有类似大人的那种怜香惜玉之心。他还把自己在彩船上拍的一张照片给薇薇看，这大概是唯一属于他自己的财产，他能够在小姑娘面前炫耀的也只有这个东西了。
正像咱们中国话说的“红颜命薄”，不久这个金发小姑娘不治而亡。萨特悲痛欲绝，写了许多诗来悼念这平生第一位“红颜知己”。当然，这些诗是非常幼稚的，许多都是模仿他看的书上的东西，但它们同时也是他真实情感的表达。这也许可以算是萨特第一次类似恋爱的体验和经历。在将近70岁时的那次谈话中，萨特仍然十分清楚地回忆了这件事，说明他并非真的将童年的什么东西都忘记了或抛弃了；至少有一种东西是不会遗忘的，那就是对喜爱的异性的感情。
谈到对异性的诱惑问题，童年萨特还存在着另一方面的情况，那就是，并非他去诱惑别人，而是别人来诱惑他。
外祖父有一些女学生常常来老师家，有时外祖父朋友的女学生也来师伯或师叔这里玩。她们看到施韦泽总是对小外孙宠爱有加的样子，而小萨特一头金发，一张胖嘟嘟的脸，挺可爱挺好玩的，于是也都哄弄起他来。这些年龄同安娜玛丽相仿佛的年轻女子将小萨特抱在怀里，又是抚摸又是亲吻。在她们不经意间，这些接触和动作给了萨特一种不断的刺激，年轻女性温柔的嘴唇富有弹性的乳房和丰满的臀部给了他强烈的肉体感受。
有的女子不仅以身体的活动来诱惑他，还使用了语言。直到晚年萨特都还记得很清楚，这些女学生中有一个姑娘，大约18岁，长得很漂亮，她把小萨特搂在怀里，不但爱抚着他，还低低地对他诉说种种情话，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恋爱对象。她是闹着好玩，不是当真的。然而对萨特造成的影响则非同小可。他晚年回忆说，当时他被她弄得神魂颠倒，真的迷恋上她了。
在年轻女士这种不经意的诱惑中，小萨特也并非是完全被动的。萨特在自传中回忆了这样一个情节：当时有一个叫莱波让的女子也让他着迷，他喜欢看她的胸部，喜欢抚摸她的肩膀，希望在她面前表现自己。一天，为了向她显示自己的魅力，他对她说，有一个女孩子让他感到痛苦，为了报复，他决心让今后所有遇见他的女人都伤心欲绝。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这完全是根据他看的那些书中的故事瞎编的。然而莱波让女士大概有点相信这番话了，她认真地看着萨特，对旁边的同伴说：“我倒真想在这孩子20岁时认识他，那时女人们一定都会为他而疯狂”
同这些年轻女性的经常接触，在某种意义上导致萨特性爱方面的早熟。它对萨特成年生活有着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这使他习惯于与女性交往，同她们在一起时很自在，打起交道来轻松自如。这为他日后在爱情生活方面的成功奠定了性格和气质方面的基础。萨特可以同一个他喜爱的女性闲聊终日不倦，第二天还可以再接着聊，丝毫不用担心没有可以谈论的话题。这样的功夫不是一般人具有的。几乎所有与萨特交往的女性都能感受到他那吸引异性的特别魅力。看来莱波让女士也许真的有先见之明。
另一方面，这些年轻女士的过度爱抚和哄弄又造成萨特的一种逆反心理，即抗拒这种过度爱抚，抗拒被动接受，反过来强化了他对女性的一种的主动性和支配感。成年萨特在同异性的性活动中，特别在进入做爱阶段时，只有主动的感觉，没有被动的感受，只有给予的感觉，没有得到的快感，只有支配对方的感觉，没有也被对方支配的双向互动的感受。童年的这段经历和体验在这里应该起了很大作用。
导致这种片面的主动性和支配感的，除了女士们的爱抚和哄弄外，外祖父母的生活也对小萨特有一定影响。他俩的关系就是外祖父处于支配地位，而外祖母总是被支配的。耳濡目染，小萨特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大概就应该是这样的。
成年之后，萨特从理论上认识到，男女之间在性爱活动上应该是双向互动的，对于每一方来说都既是主动给予又是被动接受，既是活动的主体又是活动的对象，但在实际感受中仍然深受童年经历的影响，往往只有主动给予没有被动接受，只是活动主体而不是对象。这样，在性爱活动中他总是处于支配地位，与对方是不平等的。
童年萨特不仅受到这些年轻女性的爱抚哄弄，母亲和外祖父在对他的爱抚上也有些过分，因为他们都很喜爱欢他。这种过度的爱抚哄弄不仅对萨特成年后的性爱生活带来影响，还影响到他生活的其它方面。例如，由于对这种过度爱抚的抗拒，萨特养成了一种不肯放松自己的习惯。他是以自我约束和自我紧张来消解对他的过度爱抚。在日常生活中，萨特从来不坐柔软舒适的扶手椅或沙发，他的房间里这些东西都是给客人坐的，他自己总是坐在一把硬木椅子上。他也不像许多人喜欢做的那样躺在床上看书；看书时总是十分规矩地坐在桌子旁。甚至在外游玩时，他的休息方式也与一般人不同。人们累了要休息时，通常会找草地一类比较松软平整的地方坐，他不，他会坐在一块坚硬的石头上。好象他总是要让自己处于一种不舒服不放松的状态下，虽然他自己并不认为有什么不舒服。
这种不放松的特点表现在工作上，是对自己的身体毫不吝惜。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为了提高写作效率，让自己的精力高度集中，经常服用兴奋剂。明知道这会严重损害自己身体健康，他也毫不在意。实际上，如果不是这样玩命于写作，萨特的寿命应该会延长许多年。他母系这一族，几乎个个长寿。他晚年的一些疾病，早在他毫不顾惜自己身体的中年时期就已扎下了根子。
萨特所生活的家庭环境对他同异性的关系还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多伴侣倾向。萨特的多伴侣倾向首先是受书本的影响，书本上描述的作家生活充满一连串的艳遇，一个名作家会有许多仰慕他的女人。而众多年轻女性的爱抚哄弄加强了他的这种倾向，使他很小就习惯于同时被几个女性所喜爱，他也可以同时喜爱几个女人，虽然这时他并没有真正的性意识。这种多伴侣倾向得到加强的另一个因素是外祖父的情况。施韦泽与妻子在结婚后不久就分房而居了，原因是妻子厌恶性生活，她甚至设法从医生那里开了一张不适合与丈夫同房的证明。于是施韦泽只有从别的女人那里获得性的满足。而他长得一表人才，对异性颇有吸引力，身边总有许多表示爱慕的女性。施韦泽的这种情况在家中应该不是什么秘密，萨特看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家中的情况还使萨特对于婚姻有一种排斥和否定的心理。除了前面我们所说母亲婚姻的情况以及她长期不愿再婚对于萨特产生这种影响外，外祖父母婚姻的不幸福也对萨特有着影响。他从小生活在一起的3个人，其婚姻都是不幸或无意义的，这一点对于萨特成年后的生活有很大影响。他一生未婚，除了一两次特殊情况外，他从没有考虑过结婚。我们从他童年的经历和体验中可以探察出他采取这一态度的早期根源。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继父1
1917年4月，在守寡10多年后，安娜玛丽终于再婚了。她嫁给了一个长期的追求者芒西先生。这对于萨特来说犹如一个晴天霹雳，让他不知所措；他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整个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
此前在他心目中，母亲整个是属于他的，他对母亲具有特权，他在母亲面前是一个王子。而现在突然来了另一个人，他比自己更加具有特权，而自己如果不说是一无所有，也至多就是个二等王子，在母亲生活中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这一点是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安娜玛丽之所以再婚，主要还不是出于对芒西先生的爱情，她在这方面是比较淡然的。她主要是为儿子考虑。她看到萨特长大了，觉得如果没有一个父亲来管束和教育他，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而芒西先生在安娜玛丽看来还不错，是个正派的有教养的人。她决定再婚，还有一个原因：施韦泽本来已经退休在家，由于她带着孩子回到娘家，增加了家中的经济负担，他不得不重操旧业来增加收入。安娜玛丽不忍心让年迈的父亲继续操劳下去，而她本人又没有独立谋生的手段，再婚嫁人就成了她唯一现实的选择。至于她自己，同第一次婚姻一样，在这次婚姻中并没有感受到特别的乐趣。
她再婚主要是为了儿子好，但儿子并不知道，反而认为母亲背叛了他。许多年后安娜玛丽才觉察到这一点。但那时造成萨特心灵的创伤已经无法弥补。如果她能预先知道儿子的心理，很可能就不会再婚了。
结婚后安娜玛丽搬出父亲家，同芒西住在一起。而萨特暂时留在外祖父家。这时他虽然在精神上十分痛苦，实际生活方面倒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家还是原来的家。然而半年以后，母亲要随继父离开巴黎去一个港口城市拉罗舍尔，继父是一个工程师，他前往拉罗舍尔造船厂当厂长。萨特必须随他们一起去。从这时起，开始了萨特后来称为他一生中最为悲惨的几年时光。
其实继父芒西倒不是个坏人，按照资产阶级社会规范来衡量，他可以算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安娜玛丽看中的，大概也是这一点，认为他可以给予萨特很好的教育。芒西先生也很想这样做，努力尽到一个继父的责任。他对于一般人十分苛求，态度严厉，对待萨特倒很有耐心。但是，由于“夺母之恨”难以化解，萨特无法同他进行任何沟通，也难以接受他的任何教育。
将近70岁时，萨特在记录影片萨特自述中回忆了当时的一个情景：一次芒西履行继父的职责，辅导萨特学习几何。他不讲倒还好，一讲萨特更加糊涂了。这也不是萨特故意如此，就是不知怎么的，只要继父跟他讲话，他的脑子就不好使，本来清楚的东西反而弄不明白了。这也许是一种逆反心理潜在地作怪吧。
安娜玛丽在一旁看着，又急又气，她以为儿子是有意跟继父捣乱。当看到萨特在回答继父问题时态度不够好，她更加来气，于是离开书房去了厨房。在厨房她也无法静下心来做事，于是她又回到书房。其实这时萨特同继父的情况比原先稍好一点，他俩已经开始讨论具体几何问题了。而安娜玛丽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给了萨特两个耳光。芒西立即大声制止她的行为，而萨特一言不发，把头抬得高高的，带着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离开了这个房间。
安娜玛丽打儿子的心理是十分复杂的。萨特后来分析说：“她往往感到两面受压，左右为难。”她既爱儿子，也不愿丈夫因儿子的行为而感到不快。看到儿子对于丈夫辅导的抵制和态度的无礼，她十分伤心，这完全违背了她结婚的初衷。她打儿子是恨铁不成钢。母亲的这两个耳光，用萨特的话来说，是第一次在他和母亲之间造成了裂痕，也可以说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裂痕。他的生活再也不会回到原先的样子了。
当然，到了成年之后，萨特会体谅母亲这样做的良苦用心，也不会计较当时发生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母亲再婚对于萨特一生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有些东西确实是终生都无法遗忘的。在将近70岁时，萨特的健康状况一度急剧恶化，他开始考虑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于是留下了遗嘱，其中有一条是：他死后不要安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他的继父和母亲中间，而希望将他一个人单独葬在蒙巴拉斯公墓里面。作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萨特本来是不会在意这样的事情的，一个死者葬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但他实际上很在乎这个事情，这说明尽管在理智上他原谅了母亲的再婚对继父也早已没有成见，但在感情上他仍然无法接受过去的一切。
除了夺母之恨，萨特同继父格格不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芒西在文化修养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芒西是学工程的，读的都是理工科方面的东西，对于文学之类的不感兴趣，他和萨特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他知道萨特喜欢写作，但他对此反应十分冷淡，实际上是反对萨特搞这个。他认为文学这玩意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而萨特则赋于文学和写作一种绝对价值，视其为生命。如果芒西先生能够理解萨特，多跟他谈一些文学，对他的写作表示支持和赞赏，也许萨特的态度会有些不同，两人的隔膜可能消除不少。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也不知道应该这样做。两人之间始终无法沟通。20年后萨特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墙，送了一本给继父，但芒西先生看了个开头，就看不下去了，他觉得里面充满下流粗俗的描写，将书退还给萨特。他们这时仍然无法相互理解，特别是芒西无法理解萨特。
继父对于萨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是，他进一步加强了萨特原来就有的对于成年男性的冷淡和厌恶。对于芒西这个长期相处的成年男性，他除了厌恶就没有别的感觉了。与此相联系的，继父的存在还加深了他对于婚姻的厌恶。母亲与继父的婚姻本来就是对他的伤害，他也没有看出母亲从这个婚姻中得到什么乐趣。而自己在这个新家庭中得到的只有痛苦。他一生保持独身，从未认真考虑过结婚和组建一个家庭，早年的这段经历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拉罗舍尔，在继父的家，萨特比以前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寄人篱下。在外祖父家时年龄还小，而且同外祖父多少还有一种感情维系着，这种寄住者的感觉通常只是潜存着，对他的日常生活不发生重大影响。而在拉罗舍尔，这种寄住者的感觉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刺激着他，使他难以安生。
安娜玛丽是没有工作的，她的生活来源完全靠芒西的收入，而萨特也一样。虽然通常是安娜玛丽给萨特零用钱，但他知道，这些钱都是芒西先生的。这让他非常不舒服，但他又不能不用这些钱。于是情况就成了这样，每次他从母亲手中接过钱，心中就受到一次刺激，让他不舒服一次。当他拿这钱去买一个甜饼或一块巧克力时，就好象有一个继父的声音在对他说：“这是我给你的钱，你是用我的钱买下这个甜饼，买下这块巧克力”在他的想象中，这几乎就像一个乞丐在接受施舍，而他是不愿意接受施舍的。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在到拉罗舍尔的第二年，萨特做了一件让安娜玛丽和芒西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偷钱。
从表面上看，这事的发生是偶然的。一天他一个人在家，在房间里闲逛时，在不经意间碰到安娜玛丽的钱包。那钱包里装的是家中每月的零用钱。他随意打开钱包，里面满是纸币和硬币。突然一个念头闪现在他脑海里：何不拿钱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于是他有点胆怯也有点兴奋地从钱包里抽出一法郎，接着又抽出一法郎，然后他奔向大街，给自己买了一个罗姆酒心水果蛋糕。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接着就一发而不可收拾。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萨特手中已经有了70多法郎。他把钱放在自己的夹克衫口袋里。这天他感到疲乏，早早地睡下了。第二天一早，安娜玛丽来看他是不是病了，在无意当中拿起他的夹克衫，突然听到有金属碰撞的响声。她将夹克衫摇晃了一下，发现响声来自衣服口袋，于是她将手伸进口袋，令她瞠目结舌的是，她抓出一大把纸币和硬币。在当时，70法郎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安娜玛丽十分严厉地追问萨特，钱是从哪里来的。情急之下，萨特编了一段话：这钱是他的同学卡迪洛的，他跟卡迪洛开玩笑就将它拿回家了，准备今天还给对方。安娜玛丽说：“那好，这钱就放在这里，放学后让你的同学来拿。”
在去学校的路上萨特头脑一片混乱，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叫卡迪洛的同学是他的一个死对头，平时经常欺负他，他弄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会说出这个坏小子的名字。卡迪洛肯定不愿意帮自己的忙；但没有他帮忙，这事过不了。怎么办到学校后，他还是只有去找卡迪洛。卡迪洛当然不愿意当这个冤大头。最后在别的孩子的斡旋下，他俩谈妥了条件：卡迪洛去萨特家将钱拿出，他扣下五分之二作为报酬。
放学后卡迪洛来到萨特家，按照萨特嘱咐的那一套回答了安娜玛丽的问题。安娜玛丽相信了他的话，将钱给了他，还一再嘱咐他以后要小心，大笔的钱一定要保管好。暗自觉得好笑的卡迪洛唯唯诺诺地答应着，拿了钱后，立即来到百货商店，给自己买了一个大手电筒，这是他早就想要的。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继父2
两天后卡迪洛的母亲发现了儿子买了这个东西，还有大把的钱。在母亲的追问下，卡迪洛说出了实情。卡迪洛夫人来到萨特家，向安娜玛丽说明情况，萨特编造的话被戳穿了。这时那五分之三的钱已由卡迪洛交给了那些作为“中人”的同学，但还没有转交到萨特手中。
安娜玛丽和芒西对此大为震怒，他们对萨特痛加训斥，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理睬他。正巧这时外祖父和外祖母从巴黎来拉罗舍尔，听到这事后，施韦泽十分生气和伤心，他一向是以自己的这个外孙自豪的，没想到萨特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一天萨特陪外祖父去药店买药，外祖父掏钱时，一枚一角的硬币掉在地上。正当萨特要弯腰去拾取时，外祖父用手制止了他，并说：“我自己来”这位老人十分吃力地慢慢弯下腰，他的膝盖似乎在嘎嘎作响。萨特晚年回忆这一情景说：“我可以说，一位83岁的老人宁可自己弯腰拾取一枚一角的硬币，这简直就是上帝这位天父自己弯腰去拾这枚硬币，为了把我这个罪人挡在一边：这深深地刺激了我。”萨特自述这样，从这时起，萨特同外祖父的关系也破裂了。这可以说是他人生道路上第二次大的裂痕。
大人们都无法理解萨特的行为：他不缺吃，不缺穿，也不缺用，平时要什么给买什么，怎么还会偷钱只有一个解释：他来拉罗舍尔学坏了，在道德上堕落了。实际上，萨特这样做是对继父“施舍”的一种拒绝和反抗。他宁可不经过继父的允许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哪怕这样做是不道德不合法的。对于萨特来说，这种偷钱行为主要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而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表现了他对于独立自由和不依赖任何人的渴望。可惜大人们没有一个理解这一点。
少年期的这段经历对于萨特性格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成年萨特有一个特点，就是事情无论大小，都不愿意求人。他在是否依赖他人的问题上，比起一般的人来敏感得多。例如，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需要向别人问路，对于萨特来说是他极不情愿去做的。他觉得这是在求人，而别人可能讨厌他。又如，在餐厅吃饭时，接受侍者的服务，他也觉得很不自在。为了拉开同对方的距离，或者说是为了给对方以补偿，他往往给侍者超出正常数额许多倍的小费。如果不知道萨特小时候的经历，对他的这种行为举止就难以理解。总而言之，萨特对于依赖状况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逆反心理，他把自己的独立性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萨特称在拉罗舍尔的岁月是他一生中最为悲惨的时光，不仅是指在家中的情况，还指他在学校的境况。他在巴黎亨利四世学校与同学们相处得不错，很有一些好朋友，包括保尔•；尼赞。但到了拉罗舍尔公立学校，情况完全变了。首先，他说话的口音跟别的孩子不同，在衣着方面也显得有些特别，同学们将他视为一个外来者，他在班上显得十分孤立。
他也曾努力迎合大家的要求，希望能融入集体之中，但努力的结果却适得其反。男孩子们在一起时无话不谈，其中最生动的话题是，他们当中的某某人结交了多少多少女孩子或年轻女人，同她们有着怎样怎样的放荡行为，等等，以此作为自我夸耀的资本。萨特为了表现自己，也向同学夸耀说，他在巴黎有一个女朋友，放学后他和她常常去旅馆开房间，在在那里他俩干了一切可以干的事情，也就是其他同学绘声绘色描述的同自己女朋友干的事情。
本来同学们对于他的吹嘘还是将信将疑，但到后来他把自己的罗曼蒂克史编得太过火了。他说，在巴黎时有一个年轻女子主动勾引他，她是他们家的女佣人。她秘密写了一封信给他，信的开头是：“我最亲爱的让－保尔，”信中的内容全是萨特从书中看到的一些东西。于是这封信传遍了整个学校，学生们几乎都知道巴黎来了个如此风流的花花公子。而他在巴黎时最大也不到12岁，所以跟他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同学压根就不相信他的话。后来他自己又向他们坦白承认，这完全是他瞎编的话，于是这一事实又传遍了整个学校。
这样一来，萨特在学校开始有了一点名气，但这并不是什么好名气。他被同学们称为“巴黎佬”，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这个人不仅说话口音怪怪的，而且喜欢吹牛，是一个不可相信的家伙。与他期望的相反，他的这一番表演不但没有改善与同学的关系，反而加重了他们对他的排斥和敌视。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了多年，男人们大都上战场去了，这些正在上学的孩子们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已经习惯于暴力，甚至以使用暴力为荣。萨特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有的男孩子本来人倒不坏，却可以因为母亲没有及时递给他土豆，手持匕首，追打着自己的母亲，在他们看来，一个男子汉就应该是这样的。而一旁看着的人们也不认为这种行为有什么不妥。
在这种以暴力为家常便饭的环境中，萨特作为一个可笑的“巴黎佬”，注定要成为孩子们攻击的主要对象。他在学校经常遭到嘲弄和殴打。到后来，他自己也融入这个暴力环境之中，成为暴力的一分子，习惯于用斗殴来解决问题。
不但一个学校内的孩子们以相互使用暴力为常事，拉罗舍尔学校的孩子同其它地方的孩子之间也处于对立状态，就像当时世界各国的关系一样。这个学校孩子们的敌人有两拨，一拨是宗教学校的孩子们；一拨是没有上学属于下等阶层将来的出路大都是学徒的孩子们，他们通常被另外两拨人称为小流氓。这三拨人中，任何两拨一见面就打。拉罗舍尔学校的孩子尽管内部斗得也很厉害，在面对其它群体时还能做到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萨特晚年回忆了当时的一个场景：一次他同母亲一起上街，走到一个商店门口，母亲已经进去了，萨特正待进去，看到一个“小流氓”，于是他止住了脚步。他与这孩子怒目相视，然后相互谩骂，最后说不清楚是谁先动的手，两人拳打脚踢扭打在一起。待到安娜玛丽从商店出来时，这两个斗士已经在大街上滚成一团。她看到这个场面不觉目瞪口呆，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萨特从敌人的拥抱中拉扯出来。其实萨特和这孩子根本就不认识，不知怎么回事，一见面就自然产生敌意，然后就打起来。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暴力已经深入到这些孩子们的生活习惯之中。
在拉罗舍尔，对萨特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暴力。从这以后，他再也无法忘记暴力了；当他回到巴黎，那时实际的暴力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但他在对待他人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暴力的荫影。即使是对那些很要好的朋友，萨特仍然觉得有发生暴力的可能，因此在心理上始终同他们有一种距离感。大学生打架斗殴的情况是很少的，而萨特在上大学期间还常常跟同学打架，不是他把别人打得头破血流，就是别人将他打得鼻青脸肿。甚至在他当了老师以后，还跟同事打过架。不知为什么，那位教师老是跟他过不去，一次在教师休息室，两人言语不合，到最后就打了起来，直到其他同事将他们分开。
暴力的影响反映在性格上，是萨特具有易怒的特点。他很容易发火，特别是在早上；发起火来是很厉害的。有一本关于萨特的论著在论及萨特的性格说，他“性情温和”，杜小真：萨特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这恐怕是缺乏对他生活情况的基本了解所致。萨特对一般不熟悉的人，是很客气和有礼貌的，实际上是敬而远之，这并不能反映他的真实性格和气质。
随着年龄的增长，萨特实际上的暴力行为大大减少，最后不再存在，但他的暴力意识或暴力情结在他的写作活动中仍然有反映。我们在阅读萨特作品时，常常能体会到一种独特的风格，他的语言十分有力，甚至有些狂暴粗野放肆，这应该是暴力因素通过移情作用在文字上的体现。萨特的文学和哲学作品，有许多地方是以暴力酷刑拷打等为主题，可以说，他一生都在探究暴力与自由道德博爱的关系。在拉罗舍尔的遭遇，对于他的这种研究兴趣应该有着较大影响。
在这段悲惨黑暗的日子里，萨特唯一的慰藉是音乐。到拉罗舍尔后，他的钢琴课停了，但仍然坚持练琴。母亲的钢琴放在大客厅里，这个客厅一般情况下不用，也没有人去，只有开招待宴会才使用。萨特没事时就溜进去弹琴。
由于芒西不喜欢音乐，安娜─玛丽到拉罗舍尔后很少弹琴。但听到萨特弹琴，而芒西还没有回家，她会来客厅指导一下萨特，有时自己也即兴弹奏一曲。在萨特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安娜─玛丽还同他合起来演奏，弹奏四重奏曲和弗朗克的交响乐曲。有时萨特弹琴，安娜─玛丽还随着钢琴声高歌一曲。这时应该是萨特一天最快乐的时刻，他似乎又回到过去，他与母亲亲密无间的关系开始得到恢复。
等萨特进入2年级时，他开始适应拉罗舍尔的一切。这时与班上同学的关系逐渐变好，他自己的感觉是，一切都走向正常，但也有点乏味。而他的学习成绩也比初来时好了许多。他觉得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拉罗舍尔人。就在这时，他的生活又起了大的变化：家里人担心他在拉罗舍尔呆下去会继续学坏，决定让他回巴黎读书。于是他跟随外祖父回到巴黎一个阔别三年曾经熟悉而现在又显得有点陌生的地方。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发现偶然1
回到巴黎，萨特仍然就读于原先的亨利四世学校，仍然是那个班级那些同学，就像回到老家一样，他有一种亲切感。与此同时，他也有一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由原先的走读生变成一个住宿生，他在学校住宿；这是学校接受他的条件。对此他有点惴惴不安，因为他从过去的小说中读到的住宿生生活都是十分可怕和悲惨的，他们常常受校长老师和同学的欺负。住进去以后，他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点都不可怕。并没有谁来欺负他，老师同学都对他很好。
另一个陌生感是，与原先的同学相比，他发现自己在巴黎文化新潮流面前，是大大的落伍了。在外省，在拉罗舍尔，他接触的仍然是19世纪的文学，对于20世纪的新兴作家，他几乎是一无所知。而他的老同学如尼赞等早就对这些人了如指掌，谈起他们来如数家珍，令他羡慕不已。他觉得自己已经由原来的“巴黎佬”变成了一个乡巴佬，与这些老同学的差距至少有半个世纪，一切都得从新学习和适应。于是他发奋读书，争取早日赶上。回到巴黎的第一年，他在1年级学完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因为成绩全优而得到奖学金。这在拉罗舍尔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很好地完成学业，他还花大量时间阅读那些名家的名作，特别是20世纪新涌现的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此前在拉罗舍尔，他的阅读面很狭窄，除了19世纪一些古典作家的东西外，他还欢喜看一些传奇故事游侠小说，如芳托马斯一类的流行小说克洛德•；法雷尔的小说。这些作品含有较多情爱和暴力的内容，也就是说，其文化品位是不高的。它们的主要读者是那些中产阶级较下层的人们。
晚年萨特回忆当时阅读的情况，他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情节，那是关于中世纪一个德国人的故事。这人被敌方逮住了，要处以死刑。行刑者采用了一种十分特别的方式：他们把一个塔顶大钟的12点处挖一个大洞，将这人的身子塞在里面，让他的头露在钟面上。当这个大钟从11点半走到12点半时，大钟的指针就把这人的头割了下来。而整个行刑过程，塔下围满了观众，他们为这种刺激性的场面大声叫好。
这一类东西对于提高萨特的文学修养并无益处。不过在拉罗舍尔那种随时可能遭受暴力打击的生活环境下，萨特着迷于这一类恐怖的冒险故事，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也是十分自然的。这既是他实际生活的某种反映或写照，又可以使他在精神上超越暴力压迫，获得一种解脱。例如，在这个故事中，他既有一种被杀者的紧张和恐怖，又有杀人者的刺激和快感。
回到巴黎后，这些东西对萨特失去了吸引力。他开始贪婪地阅读阅读那些不熟悉或者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家的东西。他读了普鲁斯特的主要作品。萨特晚年回忆说，这对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正是普鲁斯特的东西使他认识到，小说应该是一种文化，而不是惊险故事。他从普鲁斯特的作品中还获得了两个方面的东西：一个关于人物的主观心理学，一个是关于人生活的社会环境的思想。在普鲁斯特的文学世界中，可以发现，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小资产者，或一个贵族，或一个上层资产者，或一个教师。通过这种阅读和思考，萨特的文化品位获得极大的提高。
萨特也很喜欢保尔•；莫朗的游记作品，其中关于中国纽约地中海等等的描述让他着迷，书中记录的事情大都发生在萨特生活的世界之外，这进一步激发了他从小就有的一种渴望：通过冒险旅行，周游世界各地，包括美洲非洲和亚洲，去了解那些他不知道的国家。当然，他这时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真的去了莫朗作品中描述的地方，而且如果他愿意，他几乎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在高年级同学的推荐下，萨特也对康拉德的东西发生兴趣。他阅读了这位作家的全部作品。由于康拉德的作品全都发表在法国新评论上，他在阅读康拉德的同时又发现法国新评论杂志。他认为这是又一个真正的发现。在50年以后，他回忆说，他仿佛还能闻到法国新评论那种特有的气味，既是一种纸的气味，又是一种文化的气味；它就代表着文化。可见这个杂志对于他的影响之大。
这时超现实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文学艺术流派，萨特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新事物，尽管他以前所受的教育是很传统的，与这个流派格格不入。超现实主义对于萨特的影响，在他以后的创作活动中有明显表现。
萨特对于新出现的一些文学名家也并非照单全收，他还是有所选择的。有的作家尽管也很有名，而且他的一些朋友也很喜欢，在他面前竭力推荐，他也不太感兴趣。例如吉罗杜，尼赞特别向他作了介绍，但他读后感到不怎么样，觉得这位作家写作时精神绷得太紧，让人难以接受。再就是纪德，名气也很大。他的代表作地粮大家都说好，他读了以后却觉得有点乏味。
这一时期他也读了不少19世纪名家的作品，其中他最喜欢的是司汤达。他觉得司汤达向年轻人展示了爱的事业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让他们的心激动起来。他对于司汤达的喜爱可以说是终生的。后来在大学时，他向自己的终身伴侣说了这样的豪言壮语：“我要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斯宾诺莎是哲学家的典范，司汤达则被萨特视为文学家的楷模。萨特对于司汤达是特别推崇的。
相对来说，萨特对于另外两个名作家巴尔扎克和左拉不太感兴趣。左拉的东西他读了一些，而巴尔扎克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从没有真正深入进去”。
不仅是名家，对于一般的古典文学作品，他也作了广泛的阅读。他这种阅读冲动是来自古典文学课教师的激发。这位叫乔金的先生很有才华，课讲得很好，还特别善于启发学生自己独立学习。这让萨特对于古典文学产生浓厚兴趣。一段时间以来，他几乎读遍了图书馆的古典文学藏书。这为他以后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实力的文学家打下深厚扎实的基础。
与阅读伴随在一起的是写作。在回巴黎之前，在拉罗舍尔，萨特也在写作。那时写的东西与他读的东西是相一致的，都是模仿性的传奇故事，本身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可言。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篇题为“伯利辛格金的格茨”的故事，它的篇幅比较长，看来萨特是很下了一点工夫的。格茨是中世纪德国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武艺高强，手中的宝剑一挥就能杀掉所有的敌人；他保卫处于危急关头的王国，拯救落难的少女，建立了许多功劳。萨特写这篇东西，就当时而言，是出于一种移情或补偿心理：他将自己幻化为格茨，由实际上的个子矮小其貌不扬变为高大英俊，由实际上受人欺负的可怜虫变为征服众人的英雄好汉，这样就在精神上获得某种满足。
从后来萨特的创作活动看，这篇东西不仅仅具有历史意义。虽然他以后不再写这种传奇故事，对于古代英雄格茨的喜爱却保留下来。30多年后，他创作了戏剧魔鬼与上帝，主人公仍然是格茨，时代背景仍然是中世纪的德国。当然，内容不再是传奇故事，格茨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英雄，他是一个亦善亦恶十分复杂的人，但敢作敢为，甚至敢跟上帝打赌，而且知错必改，最后他既否定了绝对的恶，也否定了绝对的善，投入到相对的善即农民起义的行列之中。萨特评价说，魔鬼与上帝是他写得最好的戏剧，而且他让格茨做了他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这样看来，这两部关于格茨的作品虽然创作的时间相隔数十年，立意也完全不同，却有着一脉相承之处。
到拉罗舍尔的后期，萨特写得越来越少了。原因是他几乎找不到一个理解和欣赏他写作的人。在家里，继父完全不理解他，实际上是反对他写作。母亲看了他写的东西倒总是说好，但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而且她从来不把萨特的作品给丈夫看，因为她知道丈夫不喜欢这个东西。在学校里，在萨特的班上，也没有一个孩子像他这样喜欢写作；当他把自己的东西念给其他孩子听时，没有一个人感兴趣。萨特感觉自己就像在一个渺无人烟的文化沙漠中孑然独行，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另一方面，当他想到，他的写作意味着他能够做到别的孩子做不到的事情，他在思想上要比其他孩子成熟，他对事物的认识要比别人深刻，他又有一种自豪感。
回到巴黎后，萨特不再写那些模仿性很强的游侠传奇故事。随着阅读对象的根本变化，他的写作活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那种写作的孤独感没有了。在他班上，喜欢写作的同学有好几个，他们有的已经在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这激发了萨特的写作热情：他决心奋起直追，赶上这些朋友们。
其次是写作内容的转变，由游侠故事转变为具有现实内容的小说。实现这种转变的第一篇小说是猫头鹰耶酥。小说的情节大概是，在外省一个学校，一个个子矮小的老师死了，而他的学生们却在他的葬礼上起哄。小说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写的，即以其中一个学生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
萨特写的这位老师确有其人，就是他在拉罗舍尔学校读书时的一位老师。他去过这位老师的家；就在这一年，老师死了。学校安排了一个年轻老师接替这人上课，新老师刚从战场上返回，是一个跟死者完全不同的人。没过多久，学生们就将死者完全忘却了，就像他从来不曾存在一样。
萨特去过这位老师的家，他不会忘记这位老师；老师的死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回到巴黎后，产生写作冲动时，第一个要写的仍然是这位老师之死。同学们对于死者的冷漠也是刺激萨特写作的原因。为了反映这一点，他在小说中设计了一个学生在死者葬礼上起哄的场面。实际上并没有学生参加老师的葬礼，这个情节完全是他虚构的，他想通过这个情节来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与无情。
除了那群起哄的孩子，这篇小说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死去的外省教师，一个是他的学生“我”。“我”实际上就是萨特，“我”的感受就是萨特自己当时的感受。而这个死去的教师既是那个真实的死者，也包含有萨特自己的成分，如个子矮小等就暗示着萨特自己的特征。萨特通过这个死去的教师的遭遇，也抒发了自己在拉罗舍尔遭受暴力伤害后的心情。在他完成这一作品两年之后，也就是在1923年，无题杂志第234期，发表了这篇小说的片断，定名为“猫头鹰耶稣，小镇教师”，萨特署了一个笔名是“杰克•；吉里美”。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发现偶然2
在完成猫头鹰耶稣以后，萨特又写了另一篇小说，题名为病态天使。小说的背景在阿尔萨斯，是萨特小时候住过的地方。离他家不远处有一个布满松树的山坡，他经常从那儿路过。而山那边很远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些房子，那是一个疗养院。萨特从山坡走过，总是看到这些房子。当他有了写作冲动，想再写点什么时，这个背景自然浮现在他脑海里。
小说的内容是这样的：在这个疗养院，一个有病的年轻教师遇到一个患有严重肺结核的年轻姑娘，他们呆在一起，后来他吻了她，本来还想同她做爱，由于她咳得太厉害而没有做成。他们度过了一个闷热而不太愉快的夜晚。
萨特晚年回顾说，这篇小说跟猫头鹰耶稣不同的地方是，它完全是他虚构的，根本就没有作为原型的人和事，更多一些想象的成分；当时他才16岁，既不知道肺结核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做爱是怎么回事。
萨特自己的评价当然是可信的。不过从他以前的生活经历看，也不能说这个故事情节完全没有他的生活经验作为基础。在我看来，这篇小说实际上是对他10年前一次经历的回忆和延伸，也许萨特自己并未意识到。我指的是前面提到的，他6岁时认识了一个金发小女孩，名字叫薇薇，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他很喜爱她，成天陪着她玩；不久她因病去世；而萨特为之悲痛不已。这个小女孩如果不死，正好是小说中年轻姑娘的年龄，萨特自己也长成一个小伙子了，而当一个教师大概也是萨特按照外祖父的希望给自己预设的职业。小说中疗养院的那排房子的气氛被萨特渲染得有点恐怖，这或许是当年小女孩之死给他留下的荫影在作品中的反映。萨特说当时他还不知道肺结核是怎么回事，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其实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应该知道了，因为他所喜爱的小女孩就是患这个病死的。
萨特写病态天使时确实还没有任何性经验，其中有关这对年轻病人相处时的描写，也反映了处于青春期的萨特对于男女之间性爱关系的一种神秘感受，以及对此的一种无意识的渴求。　病态天使写于猫头鹰耶稣之后，却发表在它之前，刊登在无题杂志1923年第1期上。这两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实际上都是对于已经死去的人的怀念，而这些人都是萨特十分喜欢或至少是印象很深的人。
萨特实现由模仿英雄故事到创作写实故事的转变，除了回巴黎后接触到许多新的文学作品外，他以前的阅读积累也起了作用。尽管在拉罗舍尔的那一段时间他沉迷于游侠传奇之类文化品位不高的作品，此前他在外祖父书房里也接触过另一类完全不同的作品，很小的时候，他就读过雨果的悲惨世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样的经典之作。在接触当代最新文学作品时，这些童年的阅读经历想必也会同时起作用，使他能够很快地完成这一转变。试想一下，如果是一个从未接触过纯文学的孩子，恐怕就很难有这种转变，或者即使有，也不会这么快。
这一期间除了文学阅读和写作以外，萨特在比较形而上的领域即宗教信仰和哲学观念方面也有重大变化。首先，他不再相信上帝了。而这一突变是在拉罗舍尔完成的。前面说到了，由于外祖父家宗教信仰不一致，萨特本来就没有虔诚的信仰，但他在家庭的教育下，还是经常去教堂做礼拜，因此他对上帝有一种模模糊糊的认识，这只能说是一种感受，还不能说是从宗教教义的角度对上帝有什么明确认识。萨特后来比喻说，这种感受是，上帝好象是一只眼，时时刻刻在盯着他看；又好象是一道用火柴一划就会出现的光，一闪即逝。
在拉罗舍尔，一天，萨特像往常一样，等待他家隔壁的三个小姑娘一起去上学。突然，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上帝并不存在”萨特后来回忆说，从这一刻起，上帝就再也没有在他头脑中复活过。也就是说，他从13岁起，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自己的宗教问题，成为一个无神论者。
这个过程看起来十分偶然，实际上具有必然性，因为萨特本来就不具有真正的信仰，这一突变只不过是将原来潜存着的东西变得十分显明。至于为什么恰好是在拉罗舍尔，我想，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由于拉罗舍尔恶劣的生活环境，由于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暴力关系，遮在上帝脸上的最后一块仁慈温情的面纱已经被萨特在精神上撕开，终于露出其虚无飘渺的本来面目。
失去宗教信仰这一点，对于萨特一生具有重要意义。上帝不再存在，但宗教传统那种对绝对永恒不朽的追求并没有在萨特头脑中消失，而是转化为文学的价值。文学就是他的绝对观念就是他的上帝。通过文学创作，他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浇铸在文字里面，从而使自己永垂不朽。萨特自小就相信这个，但那时还是模模糊糊的；待到明确地抛弃上帝观念之后，这一思想就更为清晰而确定了。萨特有大半生都对此深信不疑。
正是凭着这种信念，萨特专注于写作，而将生活中其余的一切置于不顾。这种坚执使他在文学领域获得巨大成功。但后来他逐渐意识到，成功就是失败，赢者输。他将自己痴迷于文学而不能自拔的状态比喻为一种病，他称之为文学神经官能症，他说自己很小就得了这种病。他后期一直在同自己清算这笔账，实际上是在清算那残留的宗教情结。
回到巴黎后，萨特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还有一些非文学的思想性的东西涌入他的头脑中，他很想把它们梳理出来。一次在地铁候车，他拾到一个空白的“米迪栓剂”笔记本，这是米迪实验室发给医生用的，上面按照字母顺序排列页码。萨特觉得这个笔记本正合用：他可以按照字母顺序在上面记下自己的思想。如一个思想是由a字母开头，就记在a页；如果是由d字母开头，就记在d页；等等。萨特在这个本子上记下了自己各种各样的思想。
大约在读文科预备班的第一年，一天他去一家电影院看电影。当他走出电影院时，看到街上人来人往，突然，一个概念或者说一个思想涌现出来：偶然性。于是萨特赶紧把这个发现写在他的“米迪栓剂”笔记本上：“这个偶然性是存在的，人们能由在电影院和到街上之间的对比来发现这个偶然性。在电影院没有偶然性，而退场到街上却正好相反，除了偶然性什么都没有。”萨特的意思是，偶然性其实是最根本的存在，而人们通常觉察不到，但他发现了这一点。他认为这一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世界的根本尺度，就像古希腊人将命运看成世界的根本尺度一样。
这种关于人生存的偶然性的思想，早在萨特的童年就已经潜存着；到了开始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年龄，这一思想自然会表现出来，潜存的东西会以显明意识的形式涌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发现看似突然，也不突然。对这种偶然性的发现方式是偶然的，但萨特发现偶然性似乎又应该说是必然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不得不发现它的，是被迫发现它的。
萨特此时关于偶然性的思想还只是一个萌芽，还不成熟。在这以后，他花费了10多年时间，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以独特的形式充分表达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这就是他的成名作小说恶心。关于偶然性的思想，萨特保持了一生；其间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基本的东西是没有改变的。萨特到了晚年总结说，他之所以将偶然性视为世界的根本尺度，是因为它被人们忽视了；现在他仍然这样认为。
偶然性的问题显然应该属于哲学问题，不过萨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发现偶然性时，对哲学还没有什么认识。他生活的家庭环境没有任何哲学传统。外祖父是教法语的，完全不懂哲学。正因为不懂，他对哲学持一种嘲笑的态度。继父是学工程的，也不懂得什么是哲学，在他看来哲学仅仅是科学哲学。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萨特对哲学几乎一无所知。在中学的最后一年和文科预备班的第一年，都开有哲学课，但讲课的老师都不怎么样，有的讲得特别难懂，萨特简直不知所云，因此对哲学一直没有兴趣。
在读文科预备班的第二年，来了一位新的哲学教师迪斯特利先生，他个子矮小，身带残疾，脚有点跛。在学生中传说这位新老师遭遇过一次车祸，人们围着他说：“真难看”其实迪斯特利先生一直都是这样，并不是什么车祸造成的。这位老师人长得有点丑，课却讲得极好。正是这位迪斯特利先生使萨特对哲学产生兴趣。
他给学生出了一个讨论的题目：“什么是持续”，并要他们通过阅读柏格森的东西来解答这个问题。这样，萨特读了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材料，这本书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意识的直接材料持续的反思意识状态这样一些东西，而这正是他迫切需要的。
萨特一直认为，一个作家，一个正在写书的人，应该以自己作品来揭示世界的真理，应该向读者展示他们以前从没有想过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他得靠自己的头脑和意识。所以他对研究自己头脑中发生的东西深感兴趣，对意识的材料思想形成的方式感觉的出现和消失等等深感兴趣。只是以前他还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同哲学联系在一起的。现在通过老师的指导，知道哲学正是研究这些的，他就很自然地转向哲学。
萨特从小立下的志向是当一个作家，他想写出像巴黎圣母院或悲惨世界那样的小说，它们到了后世仍会得到人们的承认。现在，当哲学从一个侧面进入他的生活时，这一志向没有任何改变。但他的思想开始包含着某种新的东西。他认识到，文学有着哲学基础，这基础关涉到世界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