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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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的文字生涯是从大字报开始的。妻子梁预立在1985年为韩少功的诱惑所作的跋中这样追忆：“我记得，又送走一批伙伴招工回城之后，他写了第一篇小说习作路，就是在队长家的堂屋里写成的。那时他在我们知识青年中算是能写点什么的了，出黑板报，或是为文艺宣传队编点什么说唱剧对口词三句半，等等。他不满足，就写小说。”韩少功的小说写作开始于1972年，但那篇题目叫路的处女作始终没有发表出来。1974年，他相继在湘江文艺工农兵文艺湖南日报发表了短篇小说和评论文章，但囿于当时的出版检查制度，似乏善可陈。那里的编辑也有擅自修改之权，因此作品中哪些属于编辑，哪些属于作者，也不是十分清楚。这些作品充其量只有助于韩少功结束知青身份，调入汨罗县文化馆从事文字工作，相当于出击之前的潜伏和迂回。
韩少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写作，可以成为社会学文化学分析的个案，但在文学美学上，没有多少值得书写的价值。在如火如荼的狂飙年代，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人的思维高度意识形态化。当时，即使最有才华的作家也不可能写出有深度有品质的传世之作。对于他本人，则主要是完成一个个人成长和砍柴之前磨刀的过程。在他至今出版的各种文集和选本中，几乎没有给这个时期的作品留出位置。和同时代的其他文本一样，那些作品已经沉入记忆的海底，处于被深度遗忘的状态。除非有特殊的需要，人们不会想到去打捞它们。
汨罗江的岁月是漫长的，在这里韩少功由一个十五岁少年历练成一个持重的青年，从皮肤缝隙间伸长出来的青色的胡须，野草一样遮住了他的半个脸孔。他对那段特殊的生活是真诚的，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的，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里他都难于走出记忆的纠缠。特别是汨罗江上的那轮圣洁得可以杀人的月亮，始终徘徊在风轻云淡的天空。古罗子国的山水人情成为后来韩少功展开人物故事的背景，汨罗地方楚文化的遗风，包括人们对事物的泛灵理解，也成为他小说语言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爸爸爸和女女女中，全套运用了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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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的大民主1
1977年，韩少功接受了来自县文化馆的一个任务，撰写传记文学任弼时因为这个县正是任弼时的故乡。为此，他有机会到北京江西四川陕西等地，采访一些革命###和根据地。对王首道王震李维汉胡乔木萧三罗章龙刘英帅孟奇李贞将军等先辈的采访，使他对革命生活和革命时期的人性有了具体丰富而不同于教科书的了解。爱情性欲和人与人之间的恩怨等，都伴随着革命的历程，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变奏和花絮，使它显得复杂多义而又罗曼蒂克，超出后辈人的景仰和想象。
也正是在这一年，由于邓小平的复出，国家恢复停止了十一年之久的高考。他怀疑这次高考能否做到尊重知识和公平择优，并对参加考试表示不感兴趣。因为此前他曾经参加了1973年那次流产的高考，自信成绩不差，因为出现了一个“反潮流”的英雄张铁生，在考场交了白卷，便全都取消了。据说那次他们的试卷还未评分就化成了纸浆。这一年，他都在外头忙着革命老区资料的收集，直到考前不久才回到单位，发现青年朋友差不多都报名了，才有些动心，终于在朋友们的纷纷鼓动下，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刻下了决心。他填报的是武汉大学，按照成绩单完全可以录取，但是他的几位朋友卷面成绩不太理想。为了大家今后能继续在一起励志探索，韩少功把志愿改为湖南师范学院。踏进岳麓山下枫林如火的校园，他的名声就传开了，因为他的短篇小说七月洪峰刊登在权威的人民文学最近一期的杂志上。
七七级和七八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非常特殊的届别，他们是从1966年以来十几届初高中学生中经过考试遴选进入校园的，机会非常难得。七七级进入校园的大中专学生有二十多万人。“同学中除了少数高中应届考来的娃娃生，大多带着胡须和面皱，是来自农村工厂以及军营的大哥大嫂或老伯老婶，人人都有人生血泪，个个都有江湖功夫。这种高龄化使得校园里多了一些沧桑感，对于文科教学来说则不一定是坏事。先读了生活这本大书，再来读教材这本小书。七七级眼中的字字句句也许就多了些沉重。”几个思想圈子的人物几乎都进了这所学校。这时的韩少功和他们一样，还是一个政治狂热分子，同莫应丰张新奇贺梦凡等人组织了“五四”文学社，一见北京出现“民主墙”，也在长沙市闹市区和湖南师范学院校内搞起了“民主墙”。他们把五一路的一面墙变成自由论坛，一夜之间贴满大字报，呼吁为“###”平反，批评湖南省领导在“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沉默，反对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闹得长沙城沸沸扬扬。湖南省委派人到处调查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学院领导觉得韩少功主持的中文系新长征壁报十分“出格”，有政工干部不断找他谈话，做思想工作。韩少功与老插友梁预立就在民主声潮中定了终身，他们的恋爱史像中国抗日战争一样持续了八年之久。
1979年5月，韩少功在硝烟弥漫的广西和云南前线采访还未回来，他的短篇小说月兰得到前辈诗人李季的支持，在他主持的人民文学上发表。月兰写的是一个当时十分普遍的贫困乡村里发生的事情，因为自家养的几只鸡下田觅食，被县里派来的工作队用农药毒死，主人公月兰承受不起随之而来的小孩交不起学费老人无钱医治等窘迫，投水自尽，让身为工作队员的“我”良心无法安宁。小说发表后，立刻在苏联转载，被台湾电台广播。因为揭露农村政治生活的荫暗面，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有人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是直接对抗当时正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让老作家康濯十分为难。他当时任湖南省文联主席，为了保年轻的韩少功过关，他亲自为这篇小说加写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但严厉的质问和批评还是风生水起。全国性文学评奖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尽管月兰在读者推选过程中的得票率相当高，但最终被取消参评资格。不过，韩少功可以自慰的是，他收到几百封农民来信，对他为民请命的小说表示感激和支持。其中有一个农民在信中说，他给全村人读了这篇小说，读得大家都哭了这难道不是更有意义的奖赏
校园里的大民主2
这篇小说应视为韩少功登上文坛的标志。这一年的10月，作为湖南作家代表团的一员赴京参加当时轰动一时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那时文学真是一种神圣的事业，作家的头上绕着七彩光环。
韩少功的大学四年，正是“伤痕文学”在中国盛行的时期。伤痕文学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一脉，它借助人道主义的情感和思想资源，以悲惨沉痛的故事，对1957年来历次###和错误观念对人的摧残进行了投诉，揭露了一些社会存在的弊端。故事越是悲惨就越是感人就越能引发社会共鸣。那时候每个中国人都似乎有一肚子苦水要找地方倾泻。韩少功在那批作家中是较年轻的一个，他写的飞过蓝天和西望茅草地，分别获得了1980年和1982年全国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风吹唢呐声也获得好评，并改编为电影，后由凌子执导，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上映。1981年，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月兰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尽管韩的家庭亦属于伤痕不浅的一类，但他的作品关怀的更多是社会和人生理想问题。在西望茅草地中，他试图写出生活的复杂和人物的多面，颠覆当时流行的把生活和生活者简单化的倾向：“一段历史出现了昏暗，人们就把责任归结于这段历史的直接主导者，归结于他们的个人品质德性，似乎只要他们的心肠好一点，人民就可以免除一场浩劫。”小说飞过蓝天写的是理想的放弃与坚持。在“文革”结束，知识青年纷纷返回城市的时候，公社知青户里最后一个知青“麻雀”，由于没有任何可以动用的资源，只好把寄托自己精神的一只鸽子，献给了从北方城市来招工的要人，最终也还是不能如愿。于是，他破罐子破摔，企图以让别人厌恶和惧怕的方式达到目的，玩忽职守怠慢责任，终日沉湎于酒精和游戏之中。有一天，他在游猎中开枪打死了一只鸟，而这只鸟正是他送给别人的鸽子“晶晶”。文章通过对鸽子“晶晶”挣脱牢笼，从北方返回南方，百折不挠地寻找自己家园和主人的过程的抒情性叙述，表达了作者对曾经激荡过一代人的超越世俗利益的红卫兵情怀的执拗坚守。经历过困苦生活的韩少功深知物质利益对于人存在的意义，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拒绝把物质欲望视为人生的究竟。
大学四年对韩是十分重要的。韩称在这时期他获得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大学后期，他开始接触到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特别是尼采和萨特，一度兴奋了他的神经。他开始对神秘复杂荫暗的人性进行思考。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王蒙金观涛等更多新锐知识分子，曾与王蒙在书信中讨论切磋，与金观涛在岳麓山下漫步长谈，与北岛蒋子龙陈国凯苏炜吴亮南帆等文友结下友谊。他的知识视野豁然变得辽阔，心态也渐渐冷却下来。在多种主义方法的交叉观照下，世事与人心变得光怪陆离，游移多义，定义和结论越来越难以独断。对于很容易走向极端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他是真正厌倦了，一直亢进不懈坚定不移的韩少功变得迷惘和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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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文学的根1
1982年7月，韩少功走出了湖南师范学院大门。按照成绩，他可以进入党政部门报社电视台出版社文联一类同学们争相挤入的单位，但他必须为他###中的行为付出代价。他被分到湖南省工会干校，在当时情况下不够热门的单位。由于他持有结婚证和子女生育证，学院大概不能把他分配到偏远的地方去，制造新的两地分居。临别之前，同组的同学到韩少功家聚会，梁预立为他们准备了具有湖南风味的菜肴。大家的心情各自不同，但都异常兴奋，共同约好五年之后的这一天再次在这里会合。结果，五年之后的这个日子，只有一个名叫杨晓萍的同学，从遥远的南方风尘仆仆前来践约。
到了工会之后，因为写作上的特长，他被安排在主人翁杂志社当编辑。第二年，他的政治命运也渐有转机，由于省文化界老前辈刘斐章等人的力荐，1983年他成为湖南省政协的年轻常委，1985年2月从主人翁杂志副主编的任上调入湖南省作家协会，当上一名不用按时上下班的专业作家，后来还被选为湖南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成为领导干部后备梯队的一员。如果有志于政治仕途的进取，他的前景甚为可观，但他似乎有点心不在焉，比如经常在省政协常委会上缺席，至于省青联的主席团会，更是一次也没去过。以至于某机构考虑提拔新人时，有的权威人士发话说：“这个人太不爱开会啊。”
从1982年到1985年，韩少功在悲观中沉默，演绎多年的人生逻辑终于到头，他面临着一场深重的心理危机。支持他激情的确定的社会政治理想和坚贞温存的人情，如今都显得非常可疑，并且恍惚成为一种虚无，弥漫了他心灵的空间，毒化着他的生命。他看到社会改革的艰难，看到了这种艰难不在于某种体制和某个保守分子，而在于民族心性的难以转移。他看到了脉脉亲情后面荫暗叵测的利益计较和心思谋划，一种温馨中包裹着的凛冽。在他理想的帝国里，太阳正坠入黄昏之中。这个时候，他还不能以天空和太阳的名义，对黑暗中蠢动着的一切给予谅解和包容，厌恶和蔑视之情氤氲于胸，沉郁之中，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孤高显示在他翘起的下巴上。
这时，文学正是朝阳产业，男女作家们勤奋地写作。年轻一些的，则以最新潮最时髦最洋化的词汇来包装自己卑琐的心理隐私，他们自信地抨击一切，却从来不检点自己。文学由神圣的事业变为一个熙熙攘攘的名利场。这种状况同样使韩少功感到厌倦，他对文学，至少是眼下大行其道的文学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对形形色色的文学笔会和活动产生了厌倦，觉得带着女儿韩寒到街头随便走走，比和同行一起瞎聊更有意思一些。
他开始审视自己这些年来的写作，在那些已经获得社会成功的作品中，发现了许多存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他和同辈作家们热衷的都是问题小说，即以揭露社会存在的不合理乃至黑暗为使命，带有很浓的政治功利色彩。而这种沿革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写作，所凭借的武器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人道主义的前提把人性充分理想化了，在许多人眼里，人性的贪婪和私欲的膨胀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个性的自由解放，似乎只要把对集体集权公共平等的极端追求转向另一个极端，就可以消除过去历史上发生的灾难。“后来我对政治的兴趣有些新的反省，挞伐官僚主义特权，揭露伤痕，这些政治表达固然重要，但政治革命不能解决人性问题。进一步思索到人的本质人的存在，考虑到文化的背景，需要我们对人性荫暗的一面有更为足够的认识。”他所经历的事情让他意识到，社会问题的存在除了制度设计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更重要更深沉的原因，那就是人性的黑暗。文学必须像奸细一样进入到这种黑暗的内部，并把它公开地摆到光线中来，让人们一起来检视。否则，就会停留在非常浅薄的层面。
此外，进入80年代以来，和其他人文知识分子一样，中国作家都在补文化课，如饥似渴地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他们处理自己生活经验和素材的方式，更多是来自西方的观念体系。随着西方思潮的相继涌入，国内次第产生相应的创作流派，如意识流荒诞派，等等，萨特卡夫卡塞林格贝克特普鲁斯特等，都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化身。这些缺乏同质经验和情感支持，只是形式上相仿佛的似是而非的写作流派，被评论家黄子平称为“伪现代派”。在1986年发表于湖南文学的东方的寻找与重造一文中，韩少功回顾并审视了这段历史：“当代中国作家中，中年层受到苏俄文学影响较重，像张贤亮，明确提过苏俄文学是最好的文学。蒋子龙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柯切托夫等作家的影响，虽然他们另有独特的发现和发展。至于青年一层，读书时正是中苏关系交恶，所以受欧美现代文学影响较大。现在二十几岁的，都写得几首朦胧诗，甚至能够以假乱真。对屠格涅夫契诃夫什么，反而较为陌生和疏远。这两种影响都是好的意义重大的，可以说，没有这些影响，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今天和明天。但向外国开放吸收以后，光有模仿和横移，是无法与世界对话的。复制品总比原件要逊色。吃牛肉和猪肉，不是为变成牛和猪，还是要成为人。”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总之，这个时期中国作家还没有找到自己说话的方式，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文体风格，在创作上仍然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随风摇摆。因此，作品缺乏精神气质上的意境和美感。这意味着作家们还没有进入专业意义上的创作。就拿西望茅草地来说，“语言夹生，过于戏剧化”等，都不是一个成熟作家应有的缺欠。他和当时许多中国作家一样，接受时代精神和观念的限制，1985年以前的作品，尽管获得诸多高尚的荣誉，但现在看起来还像是习作。
1985：文学的根2
在创作中，如何找到与自己精神气质相吻合的表达方式，找准自己说话的语感，而这一切都跟作家本人的文化出身密切相关。人是文化的生物，他的潜意识的深处贮藏着古老的密码，他的精神生活只有与这些密码对接上，并将其激活，催醒沉睡的意象记忆，才能将囚禁在潜意识中的创造力解放出来，进入一种自由舞蹈的境地。1983年，一个诗人朋友到湘西通道县侗族地区参加歌会回来，兴奋地告诉他：“在湘西那苗侗瑶土家所分布的崇山峻岭里找到了还活着的楚文化。那里的人习惯于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披兰戴芷，佩饰纷繁，萦茅以占，结茞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呼神。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他们崇拜鸟，歌颂鸟，模仿鸟，作为鸟的传人，文化与黄河流域龙的传人有明显的差别。”在那里，曾给屈原大夫以灵感，并在离骚九歌湘夫人中的意象和氛围还在存活。利用可能的机会，他多次到湘西一带去调查采风，企图从中找到作为一个楚国遗民的心灵感觉和意象表达。随身携带的本子记下了一些有趣的掌故传说，也记下了许多与普通话不同的语词短句。这种习惯为他后来的写作，特别是马桥词典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其时，不只是韩少功，许多对文学有更高期待的作家，都不能满足于当下一味诉苦的“伤痕文学”和把生活过于简单化的“改革文学”。一度借助社会政治获得轰动效应的文学界，开始出现了“去政治化”的讨论，把文学往人学的定位上挪，关于人道主义和人性异化问题的分歧也在哲学思想界引起争锋。文学应该把根扎在什么土壤里，才可以成长出冠盖如云的参天大树，是中国作家共同面对的课题。湮没多年的沈从文等一些具有中国风度的作家，受到了关注，其程度超出了风格欧化的巴金茅盾等人的地位。有一些作家开始重视本土文化资源的挖掘，吸收深藏其中的“地气”。“作者们开始投出目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一些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家，如王安忆陈建功，等等，想写出更多的中国味，便常常让笔触越过这表层文化，深入到胡同里弄四合院和小阁楼里。有人说这是写城市里的乡村。我们不必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是凝聚历史和现实扩展文化纵深感的手段之一。”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细心研磨出来的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和阿城的棋王系列小说，更是充满中国文化的气韵，特别是道家哲学的微妙意趣。
1984年12月，上海文学召集国内著名的评论家和小说家，在杭州陆军疗养院“将军楼”举行了一次为期七天的会议，议题为新时期文学的回顾与预测。这次会议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被赋予某种特殊的意义，认为是文学寻根运动崛起的标志。由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正在进行“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会议没有邀请任何记者，事后亦没有消息见报，没有留下完整的会议记录，只有一些与会者版本不同的回忆。韩少功发表在2000年上海文学上的杭州会议前后是其中的一个版本。在这里有必要引用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
不久前，正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荷兰汉学家林恪先生告诉我，某位西方汉学家出版了一本书，书中说到中国80年代的“文化寻根”运动发起于1984年的杭州会议，完成于1989年的香港会议云云大意如此，而有些国外的文学批评家后来都采用这种近乎权威的说法。这就让我不无惊讶。我还没有老年痴呆症。这两个会我都参加了，起码算得上一个当事人吧。在我的印象中，这两个会议完全没有那位汉学家笔下那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寻根运动”，恰恰相反，所谓“寻根”的话题，所谓研究传统文化的话题，在这两个大杂烩式的会议上的发言中充其量也只占到百分之十左右的小小份额，仅仅是很多话题中的一个，甚至仅仅是一个枝节性的话题，哪能构成“从杭州到香港”这样电视连续片式的革命斗争和路线斗争大叙事已逝世的上海文学前负责人周介人先生曾有一篇对杭州会议发言的记录摘要，发表在数年前的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完全可以印证我这一事后的印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85：文学的根3
1984年深秋的杭州会议是上海文学杂志召开的，当时正是所谓各路好汉揭竿闹文学的时代，这样的充满激情和真诚的会议在文学界颇为多见。出席这个会议的除了该杂志的几位负责人和编辑群体以外，似有作家郑万隆陈建功阿城李陀陈村曹冠龙乌热尔图李杭育，等等，似有评论家吴亮程德培陈思和南帆鲁枢元李庆西季红真许子东黄子平，等等。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毛头小子，有咄咄逼人的谋反冲动，有急不可耐的求知期待，当然也不乏每一代青年身上都阶段性存在的那种自信和张狂。大家对几年来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都有反省和不满，认为它虽然有历史功绩，但在审美和思维上都不过是政治化“样板戏”文学的变种和延伸，因此必须打破。这构成了一个共识。至于如何打破，则是各说各话，大家跑野马。我后来为上海文学写作归去来蓝盖子女女女等作品，应该说都受到了这次会议上很多人发言的启发，也受到大家那种80年代版本“艺术兴亡匹夫有责”的滚滚热情之激励。这次会上的“寻根”之议并不构成主流。李杭育说了关于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别，算是与“寻根”沾得上边。我说了说后来写入文学的根一文中的部分内容，也算是与“寻根”沾上了边。被批评家誉为“寻根文学”主将之一的阿城在正式发言时则只讲了三个小故事，打了三个哑谜，只能算回应会上一些推崇现代主义文学的发言。至于后来境外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总要谈到的美国亚历克斯哈里所著小说根，在这次会上根本没有人谈及，即便谈及大概也会因为它不够“先锋”和“前卫”而不会引起什么人的兴趣。同样是境外某些汉学家谈“寻根文学”时必谈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没有成为大家的话题，因为他的百年孤独还未译成中文，他获诺贝尔奖的消息虽然已经见报，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陌生的词还没有什么人能弄明白。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大家兴趣更浓而且也谈得更多的外国作家是海明威卡夫卡萨特尤奈斯库贝克特，等等。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一个陌生的名字马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这位西藏作家将最早期的小说冈底斯诱惑投到了上海文学，杂志社负责人茹志鹃和李子云两位大姐觉得小说写得很奇特，至于发还是不发，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嘱我和几位作家帮着把握一下。我们看完稿子后都给陌生的马原投了一张赞成票，并在会上就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残雪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化作肥皂泡的母亲也经我的推荐，由我在新创作杂志的一位朋友予以发表。这一类事实十多年来已差不多被忘却，现在突然想起来只是缘起于对某些批评文字的读后感叹。这些批评最喜欢在文学上编排团体对抗赛，比如他们硬要把百分之十当作百分之百从而在杭州组成一个“寻根文学”的团队，并且描绘这个团队与马原和残雪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在80年代形成了保守和进步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对照周介人先生根据个人记录整理发表的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转引自新尺度，周介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韩少功的回忆基本上是可靠的，当然，也有个别事实由于年代已远的原因记忆有些出入。同是与会者的蔡翔认为韩少功的记忆可能有误，因为在“杭州会议上当时大家都提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记得译文上还是什么杂志上有过介绍，可能片段的翻译有过。大家都提到这个话题，说百年孤独怎么样，是立足本土的创作”王尧：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其时，拉美文学爆炸，尤其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中国当代文学刺激极深，由此则谈到当时文学对西方的模仿并因此造成的“主题横移”现象。蔡翔在关于“杭州会议”的前后中承认：“我已无法回忆具体的个人发言内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把文化引进文学的关心范畴，并拒绝对西方的简单模仿，正是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面对文化的关注，则开始把人的存在更加具体化和深刻化，同时更加关注中国问题。当然，当时会并没有明确提出寻根的口号。会议结束以后，次年4月，韩少功在作家杂志发表文学的根一文，方明确有了寻根一词。稍后，阿城郑义等人在文艺报撰文展开文化讨论，标志着寻根文学真正开始兴起。而上海文学则连续发表了韩少功归去来郑万隆老棒子酒馆等作品，推动着寻根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些应该说与杭州会议有着种种内在瓜葛。杭州会议表现出的是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当时非常复杂的思想状态，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同时又试图对抗西方中心论；一方面强调文化乃至民族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又拒绝任何的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同上注　小说上传分享
1985：文学的根4
杭州会议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生重大变故的1985年之前召开的，这种变故是遵循着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逻辑并已经在众多作家的心里谋划着。按照一般历史叙事的模式，需要有一个标志性的事情来加以表述，于是杭州会议作为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自然被赋予一种象征的性质，预示着新文###动的到来。但这次会议酝酿着的，不仅是“寻根文学”，还有“先锋文学”，甚至还有其他未成为流派的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代表着中国作家的两个不同的探索方向，是陷入困境穷途末路的当代文学突出重围的两支奇兵，不构成两条相互斗争的思想路线，而这两支奇兵的突围一下就拓展了中国文学驰骋的疆场。作家们拥有了表达自己经验的多种说话方式，拥有了作为专业作家应该具备的文体上的自觉追求，开始走向成熟。文学的门槛垫高了两个砖头，80年代前期，一个作家凭借一两篇粗制滥造的作品一举成名的局面，从此不复存在。
返回长沙之后，韩少功将自己在会议上的发言整理出来，命名为文学的根发表在1985年的作家杂志上，对寻根问题进行阐述。表达了一个作家理念上的觉醒，也显示出一个小说家别具的理论学养。他是一个智慧型的作者，对心智的启迪胜于对情绪的感动。
文学的根明确提出：“文学有根，文学的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但寻根“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的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寻根是一种人文地理的重新发现，属于文化堪舆的范畴，找到确定新的庙堂建筑的风水，挖掘民族文化矿产资源，承接潜伏的地气和龙脉，获得灵感的源泉。因此，寻根意味着要走进乡土，因为“乡土是民族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凝结着民族深刻的记忆，再现被新近的现实力量强压入集体无意识里的意象，解开其中缠绕不清的情结，获得理解社会和人生的悟性，从而也转移人们对现实粗浅的观念。通常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现实理解为一个空间范畴，一个当前存在而没有时间纵深的领域，把历史当成大脑里随时可以终止的一种回忆，甚至企图切断它与过去的所有联系，殊不知现实只是历史的一个截面，一个剖开的部分，历史却是现实的纵深。要充分深入地把握正在进行中的生活，就必须埋入黄土的记忆。“乡土中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它们有时可以被纳入规范，被经典加以肯定，像江浙南戏所经历的过程一样。反过来，有些规范的文化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从经典上消逝而流入乡野，默默潜藏，默默演化。像楚辞中有的风采，现在还闪烁于湘西的穷乡僻壤。这一切，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清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潜伏在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东西总是绝处逢生，依靠对不规范文化的东西进行批评的吸收，来获得营养，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
在强调文化寻根的重要性的同时，韩少功警惕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撞了南墙撞北墙的简单摇摆，指出：寻根“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是反对文化的对外开放，相反，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就在“寻根”文学如火如荼的时候，韩少功却躲进了武汉大学英文系，在樱花大道旁的学生宿舍里大啃英文，除了写家信，几乎不与中文打交道。居住武汉市的文友们都不知道他猫在这里，以致就“寻根”话题前来采访他的文艺报记者潘凯雄打听了好久，才在学生食堂里找到他。同室学友们也到这时才知道，这小子是个作家啊。
文学的根发表之后，阿城郑义等人在文艺报撰文，对这一主张作了各自的阐述，由此开始形成了自觉的“寻根文学”潮流，引发了文学界和思想界关于“文化寻根”的大讨论。寻根的理念受到了来自老新左右两股力量的夹击，2000年3月，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周”期间，韩少功作了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的演讲，回顾了这一段历史：“在朝的左派批评家们认为：文学的根应该在本世纪的革命圣地延安，而不应该在两千年前的楚国或者秦国，因此寻根之说违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野的右派批评家们则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完全腐朽，中国的文学只有靠全盘西化才可能获得救赎，因此寻根之说完全是一种对抗现代化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看出这两种批评虽然有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但拥有共同的文化激进主义逻辑，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血缘相连的儿子。这两个儿子都痛恶传统，都急切地要遗忘和远离20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985：文学的根5
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韩少功不作任何正面的回应，但他后来还是追写了东方的寻找和重造和胡思乱想两篇随笔，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寻根理念，将其与海外移民作家和流亡作家的“寻根”，和国粹主义地方主义区别开来。“就我自己的理解，所谓寻根就是力图寻找一种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东方文化自然有很糟糕的一面，不然的话，东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要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东方的寻找和重造。这种优势包括直觉思维，区别于西方条理分割和逻辑抽象的整体把握，以及在审美上对主体风骨气韵等心态的推崇。在对寻根理念加以阐述的过程中，韩少功表现出对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悟性。虽然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始作俑者之一，但他并不喜欢戴这顶帽子，让它把自己的脑袋罩住。在1987年发表于北美华侨报的胡思乱想一文中写道：“有一种寻根的意向，但不好说什么派。一谈派就有点阵营感运动感，而真正的文学有点像自言自语，与热热闹闹的事没有多大关系。赞成寻根的作家也是千差万别的，合戴一顶帽子有点别扭。寻根也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我们谈了根，也谈了叶子，谈了枝干。是不是要有叶子派枝干派”
十多年后，在王雪瑛女士谈到“文化寻根”问题时，他又再度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确实在8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但文化传统是文学问题中的一个，并不是全部的问题。我不知道文化寻根的确定含义，不知道它与田园文学乡土文学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什么区别，文化寻根这顶帽子也就太大了，大得没有什么用处了。另一方面，文学现象总是十分复杂的。一个人对乡土有兴趣，往往是因为他生活在城市里。一个人对传统有兴趣，可能是因为他已经非传统了，甚至反对传统了。就像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只有穿上衣服的人，才能欣赏裸体的美丽。”这些话语表明了韩少功思维的开阔旷达和整体把握事情的定力，透露出一种游刃有余的中庸心法。精神建造不能凭空而起，需要整合各种资源，如果各种资源都充分具足，就不需要提出什么诉求，默默去创作就是了；若是提出某种诉求，或拿某种东西来说事，说明这种东西还处在欠缺甚至严重欠缺状况，需要加以补充，并非意味着只有这种资源才是唯一必需和有价值的。寻根理念完全是针对文学创作的无根状态这一时弊而提出的药方，但人们却把它当成医学的基本理论来对待，指出它存在种种片面。许多无端的争论都是这样衍生出来的，让人有些啼笑皆非。
爸爸爸与女女女1
沉寂三年，修足“拙火定”之后，韩少功突然出山，连续抛出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等风格相近的作品，使自己从文学寻根运动的摇旗者变成实践者。这一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牢不可破的地位。他真正意义的文学创作从此开始。
开始于1982年的悲观怀疑进入了作品并成为它们的基调，对社会的批判转入了对人性黑暗的洞察。从人性的变异来寻找民族的兴衰，拨清生活的迷惑成为一种视角。尽管韩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有意隐晦了自己的判断力，放弃了批评家的口径，企图完全地成为生产者本身，但我们仍然可以简略地说出故事的内蕴。
归去来写主人公“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到一个山寨去，“我走着。土路一段段被山水冲洗得很坏，留下一棱棱土埂和一窝窝卵石，像剜去了皮肉，暴露出一束束筋骨，一块块干枯的内脏”眼前的一切陌生又眼熟，不仅景象与想象中的相仿，村寨里的人物也是似曾相识的样子。更奇怪的是，所有的村民似乎都认识我，喊我“马眼镜”，说我怕上十年没回来了。当我申明自己姓黄时，人们却问我“改姓了”，还说我那时候饿得脸上只剩下一双眼睛。有的人找上门来，说是给我还钱，请我去他家卧夜，竟有人向我打听：阳矮子是不是你杀的夜里还有一个姑娘对我说“吾姐，好恨你”，她“已经变成一只鸟，天天在这里叫你，叫你。你听见没有”我仿佛进入一个梦境之中，最后几乎是逃出了山寨。当朋友在电话里叫“黄治先”时，我愕然了，不知自己到底是谁。虽然小说写的是自我的陌生化疏离感，乃至丧失的惊悚，这种富有现代意味的主题，但叙述的场景完全是远离文明喧嚣的古老山寨，铺垫的氛围充满迷幻的色彩，语言更是浸润于一种巫楚文化的魅惑之中。写到被蛇咬死的三阿公的将被杂草吞没的茅屋的黑影，“它静静地看着我，用乌鸦的叫声咳嗽，用树叶的沙沙声与我交谈，我甚至感到一种酒气”；写到山寨人家，“黄黄的木纹，像一圈圈月光在门槛上扩散开来，凝成了一截化石”，“墙壁特别黑暗，像被烟熏火燎过，像凝结了很多夜晚”；写到夜晚，“巨大的月亮冒出来，寨里的狗好像很吃惊地叫。我踏着树影筛下的月光，踏着水藻浮萍似的圈圈点点，向溪边走。我猜测，在溪边可能坐着一个人，也许是一个姑娘，嘴里正含着一片木叶”。感觉的细腻想象的奇妙都显示出充裕的灵气。
发表于1985年1月的这个短篇小说应该视为韩少功文学道路上的一座标志性建筑，虽然它篇幅很短，也没有爸爸爸女女女那么受到关注，但它意味着韩少功一个新的文学起点，一块特殊意义的阶石。他找到了与自己心绪相应的语感，对意象的捕捉和氛围的营造都有了看家的本事。古老的方块文字听从他的呼唤，在他手下有了灵魂生命，像一群来去无踪的鸟，一群色彩缤纷的蝴蝶，可以自由飞翔起来，也可以栖落成某种特别的景致。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学出现了文体上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马原莫言以及后来的先锋作家余华格非等备受关注，但除了个别评论家将归去来归入“先锋文学”的行列产生争议之外，很少有人把韩少功当成文体革命者。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他的写作看起来显得老气和沉着，没有那么飘逸和华丽，浸润着远古文化的气息也不像是一种进步，倒似是一种复辟。但对韩少功个人而言，他确实完成了自己的“文体革命”。
爸爸爸是叙述一个部族失败历史的寓言，是对失落的父性阳性的呼唤，同时也是对“妈妈性”的咒骂，幽默中透露着苍凉，怪诞中透露着庄严。鸡头寨出生的一代代人都要经过两把刀的裁剪：丙崽娘的割刀割去他们的脐带剪断先天，剪断与乾阳飞龙的联系，于是妈性断送了爸性；仲裁缝裁下他们的身材剪出后天，文化抑制了天然生命力，类似于削足适履。两把刀的交叉剪铰之下，茁壮的父性萎缩了，变异了，于是有了丙崽和仁宝这样的后代，一个是长不大的怪物，一个是娶不了婆娘的孬种。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鸡头寨衰落了。老人们抄出典籍，怀念“身高八尺，力敌千钧”的先人，怀念神勇的刑天与智慧的卧龙先生；青年人嫌恶祖业的式微和先辈的守旧，梦想来世投胎到异国他乡去。最后，一度有着辉煌历史的鸡头寨竟然被鸡尾寨打败了。仲裁缝看着自己刀口下不成器的后代，感到愧对先人，用毒汁药死寨里的老弱，只留下几头牛和青壮男女作阳春。然而剧烈的毒汁竟药不死丙崽，这个父性缺失的怪胎神秘的精灵不断地咒骂着“x　妈妈吗吗”，并对每一个过路人呼唤着“爸爸爸爸爸”。那个爸爸出走了很久很久一直没回来，而且死活不明。
爸爸爸与女女女2
没有哲学上的诉求，文学会显得浅薄，有哲学关怀的作家才可能成为大作家。但是，如果让文学，特别是小说来完成哲学的使命，发现某种存在的真谛，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常常会出现力有不逮的局面。因为理性的思辨很容易损害作品美学上的圆满，使其露出破绽来。萨特卡缪黑塞昆德拉是具有哲学关怀的作家，他们都曾经运用过小说来进行哲学探索，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经验。如果用文学来质疑嘲弄颠覆某种价值坚持，往往比较容易取得成功，若是用文学来肯定证明揭示某种真理，却就困难；如果所揭示的理念是悖反的荒谬的两难的，是一种困境，也容易获得成功，若是所揭示的是一个定论，一个自圆其说的雄辩滔滔的不可辩驳的命题，就更加难于操作。卡缪的局外人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小说爸爸爸看起来就像一起策划得十分周密的荫谋，策划者在每一形象甚至每一句话里都暗藏了玄机。与所有寓言体小说一样，它有着哲学上的意义赋予。强烈的哲学使命，赋予了作品某种不同凡响的气度。因为这种寓意隐蔽在浓郁的巫楚文化氛围里，作者在文字中倾注了足够激情和丰富甚至奇特的想象力，使作品显得像热带雨林一样郁郁葱葱，具有很强的隐喻性，不轻易被人识破其中的机关，因此，哲学上的追求没有伤害到文学上的美学原则，作品所负载的仍然是一个隐秘的使命。
虽然是寓言体小说，爸爸爸并不是为了表达意念完全凭空构造的，在回答施叔青的采访时，韩少功作了这样的说明：“爸爸爸的情况最开始是一些局部素材使自己产生冲动，比如那个只会说两句话的丙崽，是我乡下邻居的小孩。文革时，湖南道县的农民大开杀戒，杀了几万人，我把这一段也用到小说里，比如把人肉和猪肉混在一起，每个人都要吃。丙崽道县人古歌，使我产生了创作的欲念。构思之后，理性参与进来了。我特意把时代色彩完全抹去，成为一个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的故事。”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女女女是对自然人性的呼唤，也是对爸爸爸中“妈妈性”的探索和诅咒，其中蕴涵着一种中庸之道。韩少功显然把德性看成一个常量，总体上不增不减，遵从守衡不灭定律。一部分人道德品性的高尚，以另一部分人的道德堕落为前提；同理，一个人表现出来的德行越善良纯洁优美，他心灵深处保留的人性原型就越丑恶肮脏卑鄙。对人性的挖掘最好自女性入手，因为男性从来都是抽象的概念化的，远不如女性具体可感，丰蕴难喻。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人性的觉醒实际上是男人对女人的发现。
女女女是一次女性精神的探险，对读者来说也是一次毛骨悚然的旅行，是美“女”与怪“媭”的双向演变。“媭”似是巫楚文化中精灵鬼怪的意象，荫柔神秘，怪异而难于理解，透出一种令人畏怖的气息，在小说中是一种变异的精神原型，是人物自我内部的一种她性，这种她性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占据了自我废黜了自我。由于承担太多的责任义务制造的压迫和贫穷困苦形成的克制，女性本质蜕变为一种“媭”；而逃避和拒斥一切责任和义务的放纵也会使女性蜕变成一种新的“媭”，这真是一种无可救药的两难处境。韩少功揭开了一个罪行的荫谋，但无法阻止这个荫谋的完成。随着时间的前推美消丑长，可怜的“女”们无可挽救地要变成“媭”了，反叛者阿黑也不能例外。于是生产一种自然自在自由的无媭非媭之女就成为生育的任务，正像爸爸爸中生产一种不裁不剪，“身高八尺，力敌千钧”，腰子不荫痛的正种成为鸡头寨复兴希望所迫切的生殖使命一样。
爸爸爸和女女女可以说是种性的呼唤，两个标题都是极大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充分显示了呼唤的迫切性和困难性。前者以对“妈妈吗吗”的诅咒，后者以对“媭”怪的恐惧和怜悯，从反面加强了呼唤的力度。呼唤的重重加强表明呼唤者已经声嘶力竭，有了千呼万唤不出来的绝望。对分娩的苛刻而迫切的要求和期待，使临盆显得十分困难了，于是阿黑她们不仅要逃避赡养老人这是最初的逃避，更要逃避生育这是最后的逃避，对生育的期待也变成了对生育的歧视。要么怪胎孬种，要么绝育，韩少功面对着千千万万的产房，面对着中国母亲们深暗的子宫，竭尽力气呼喊一次伟大的临盆，呼唤一个中正阳明的胎儿。这是对母亲和赤子的双重呼唤。呼喊者本身也不逃离被呼喊的身份，他并不超脱成为局外的幸者，或尊者。在胡思乱想中，他作了一个注脚：“爸爸爸的着眼点是社会历史，是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落，理性和非理性都成了荒诞，###和旧党都无力救世。女女女的着眼点则是个人行为，是善与恶互为表里，是禁锢与自由的双双变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我希望读者和我一起来自省和自新，建立审美化的人生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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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法文版女女女所作的序言中，韩少功对作品作了一个注脚：“幺姑是一位东方礼教训练下驯良而克己的妇女，与我们十分敬重的其他善良人不同，造物主给了她一个中风致瘫的机会，使他们得以窥视她内心隐藏的仇恨，并以她测试了周围更多善良人所谓同情心的脆弱。她似乎是长在人类脸上的一个痂疮，使体面的我们不免有些束手无策和尴尬。她的死亡也是一句长缓得使人难耐的符咒，揭发着人性境况的黑暗，呼唤着神在黑暗里仍然赐给万物以从容而友好的笑容。”这个注脚赋予了这部批判性作品以慈悲的情怀，使它更具精神的品质。
1985年对于韩少功来说，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年。他的思想和文字都有了一个特殊的飞跃，并透出了成熟的气息。从爸爸爸和女女女等作品来看，他对民族文化的寻根，并不止步于认祖归宗，获得作为中国人楚地人的灵魂归宿感，还在于探问一种辉煌的文明如何堕落到软弱无力和滑稽可笑的地步。他通过巫楚文化的化装变形，潜入民族的无意识内部，洞烛其中的黑暗和狞厉，揭示已经内化到种姓人格当中的龌龊怪诞的根性，以及蕴藏的让人毛骨悚然的荫鬼之气，承接鲁迅尚未完成的批判国民性的使命。在几篇文章里，他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要做的事，是要研究这种智慧在中国近代以来怎样变成了一样空洞无物的精神鸦片，研究庄子怎样变成了鲁迅笔下的阿q，进而解决这个问题，使它的负面效应转化成为正面效应。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中国出了阿q，就连累庄子，对什么都自惭形秽。”
以爸爸爸为首的系列作品与伤痕文学截然分流。伤痕文学的作品往往直奔一个主题，追求一个确定的结论，对社会悲剧性现象根底的揭发往往止于政治伦理层面。但这一系列作品似乎不忙于追求结论，甚至不需要结论，它们对社会现象的刨解深入人心灵无意识的暗区。作品使用了荫森奇诡的意象和大量的灵性语言，复活了一种原始野生景趣，加上神秘的氛围和一言难尽的题意，使评论家们惊叹之余不敢贸下诊书。另外，作品透露出极浓的巫鬼之气，就像楚辞的某些篇章，这使韩少功正式成为楚文化的一百代传人。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这组作品写的多数是精神病态的猥琐的人，使用的意象几乎全是丑陋龌龊污秽和令人恶心的，如蛇蝙蝠蚯蚓拳头大的蜘蛛鼻涕月经荫沟尿桶，等等。这种美学的取向与他赋予自己文学的使命是密切相关的。企图揭示庄子是如何变成阿q的他，显然认为自己民族的精神生活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变得不健康了。也就是说，这个民族在精神上已经是一个病人，即使在它最杰出的人物那里也是如此。于是，如何让它康复起来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而让它康复起来的前提是要了解它是如何从健康变得不健康的。因此，继承了阿q正传作者批判并企图改造国民性的衣钵的他，和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同，其批判的现实是心理层面上的现实，而不是社会层面上的现实。而心理层面上的现实比社会现实要复杂得多，具有特殊的魔幻性。他不打算只是恨铁不成钢地骂斥一番就拉倒，而是要探测人们心中病变发生的机制，掏挖出潜意识暗区隐藏着的龌龊的原型和动机，从而使疗救具有更大的可能，带有精神分析的性质。与社会层面的揭发控诉不同，韩少功对人们心理深层结构的探索挖掘，采用了巫楚文化中常见的象征方式，而与那些隐藏在人们内心的荫暗情结和诡秘地带相应的意象，不可能是明媚优雅光辉灿烂的事物。
这种对人性黑暗的敏感来自作家的责任感，更来自生活中的观察。直到这本评传写作之日止，韩少功的文学仍然保持着这种敏感乃至爱好，他总能在高亢的言行背后发现卑下的动机。作者曾经就此问题请教他，为什么不写一些正面的心理健康形象美好乃至伟岸的人物过多过狠的批判揭发，对一个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也是有损害的，改下除药为进补药也可以达到康复的目的。韩称自己也曾经考虑要这么做，他也深知褒扬和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