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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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女性对政治的影响，不仅仅是提高女性政治家的比例，同样重要的是将更多“女性的眼光”带入政治当中。有研究表明，女性更倾向关注教育医疗保障劳工条件等弱势群体问题，更支持市场干预型的政府，对市场丛林主义对军事行动则往往心怀戒备。比如，2004年美国女性中有　39支持民主党，男性中只有　31。在　2004　年的选举中，48的女选民给布什投票，而给他投票的男选民则是 55。某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北朝鲜入侵南朝鲜，美军是否应该派兵干预”49的男性表示支持，而支持的女性只有　30。
希拉里本人的政治轨道也说明了这一点。读书期间，她就曾经为贫困家庭的儿童外来移民工作。第一夫人期间，她曾担任“全国健康保障改革计划”的主管，并曾发起“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和“领养及安全家庭计划”，同时也为女性权益努力。任参议员期间，虽然伊战问题上她投了赞成票，但在医疗教育劳工等问题上她付出了一如既往的努力。
人们习惯于说，“政治让女人走开”。如果把政治仅仅理解一些权力精英之间的勾心斗角的话，也许政治的确不需要女性。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并且承认政治框架是历史的河床，是社会关系运转的基础设施，那么，女人应当影响政治，不仅仅是因为女性需要通过政治去主宰她们自己的命运，而且因为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男性化世界里，政治本身也需要更多女性的敏感与同情心。
新保守主义“哲学王”
前一段美国中期选举结束，民主党在国会乃至州长选举大获全胜，据说标志着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溃退，贴旧文一片，关于“新保守主义”的所谓鼻祖。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一个犹太人。1899　年生于德国，1938　年移民到美国，之后大部分时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死于　1973　年。写了一些古典政治哲学的大部头，但这些书大多在图书馆的角落里静静地栖息。他生前在“圈内”算是一个“腕”，但社会公众对他基本上一无所知。
这份简历，似乎描绘了一个学者理想的一生：深邃，宁静，并且恰到好处地寂寞。在知识的秘密花园里和伟大的哲学家们约会了一辈子，然后口干舌躁地随他们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寂寞的名字，30　年后突然跳出坟墓，窜到美国各大媒体的大块头评论文章中大放光芒。从　5　月份开始，纽约客纽约时报等大报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谈论这个　30　年前去世的老头。原因是他们说这个老头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灵魂工程师，而今天的美国，是一个“新保守主义”的美国。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从　60　年代开始，作为对左派运动的抵抗，保守主义势力就已经开始备战备荒，今天的保守主义又有何“新”意“今天的新保守主义者们”，一篇最早掀起leo　strauss　热的文章写道：“既不想废除妇女的堕胎权，也不想在学校里强加基督教的祷告仪式”，相反，他们是“来自纽约的从左派转变过来的信奉民主自由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雅皮士”。
这些雅皮士们到底主张什么我以为，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就是说，西方国家不但要“保卫”自由民主，而且要“扩张”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不但应当是一种康德式的理念，而且应当是一种尼采式的意志。
这样来理解当前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才能解释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是　2003　年施特劳斯会突然转悠回来，给这个世界起起哄美伊战争，或者说，以美伊战争为标志的美国外交新战略，让人们一头雾水，一头雾水中开始打量身边的这个“新世界”人们急需一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突然充满了“邪恶轴心”需要“先发制人的战争”需要“政体变更”来获得救赎。要有列奥施特劳斯，上帝说，于是就有了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一生几乎从未写过外交政策方面的文章，而小布什是没事在白宫里抓蜘蛛也不会去读哲学，那么这个故纸堆里的老头如何成了小布什外交政策的“教父”原因是据说施特劳斯三四十年前就开始精心培养一些反动苗子，如今这些苗子出息了，就猫在布什的政府和智囊团里与人民为敌。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paul　wolfowitz他是美国着名的新保守主义者　an　bloom　的学生，而　an　bloom　则是施特劳斯的学生。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主席　richard　perle　也被认为是一个施特劳斯党的一个根红苗正的党员。williamkristol　是另一个代表，他创办的　the　weekly　standard，是白宫的必读物。他的老爸　irving　kristol被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政治上的鼻祖。据说，着名的杂志　national　reviewmentary，the　new　republic，还有几个最有影响的的思想库　the　hudson　institut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都继承了施先生的遗志，四处散布“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的道理。
这些“鹰派”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几乎可以说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反对与“专制”国家贸易正常化，喜欢耍酷　“不跟你玩就是不跟你玩，给我吃泡泡糖也没有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没什么耐心对“专制”国家谆谆教导，爱好时不时地展示他们的肱二头肌。所以他们在外交上反对核裁减，主张“有限战争威慑”，主张美国撤出“反导条约”。
显然，即使是列出一大堆施特劳斯的徒子徒孙，把这样一个孤僻的哲学家和今天好斗的美国外交联系起来还是有些牵强。刚才列举的一大堆施特劳斯主义者，只有　wolfowitz　把握要职，而要说他　30　多年前选的两门课导致了今天伊拉克的战火纷飞，这种因果链条就混沌得有些混蛋了。
然而，施特劳斯又真的和今天的世界没有关系吗或更进一步说，施特劳斯一生所钟情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和今天的世界就没有关系吗这个施特劳斯，这个自言自语了一辈子的老头儿，是真的倾心于图书馆的角落以逃避尘世的喧嚣，或者，他其实是在开辟另一条道路更孤独也更艰难的道路　来深入这种喧嚣的核心
施特劳斯经历了德国魏玛时代，和冷战最酷寒的时代，也就是“柔弱的民主制度”经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双重挑战的时代。这个荫影，笼罩了施特劳斯一生的思考，并且决定了其思想中一个指南针式的主题：为什么会有暴政为什么在启蒙的日出唤醒清晨之后，“夜，最漫长的夜”会重新降临
对施特劳斯来说，暴政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启蒙时代的现代性，敲响了科学与民主的钟声，同时也开启了哲学上的“潘多拉盒子”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
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在古希腊时代是完善人性的一条道路，在中世纪则是通向神意的道路，而现代的曙光，却照出了政治捉襟见肘的处境。政治只是一个权力的游戏，并没有一个喜剧式的宿命。神性的人性的光芒淡去，政治变成了人类在荒野中的流浪。现代话语中的“自由”，刚好用来模糊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而现代话语中的“民主”通过把一个质量问题转化成一个数量问题为这种相对主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正是在这里，施特劳斯显示出他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暧昧态度。一方面，他厌恶“自由选择”“民主程序”所庇护的漠然如果自由意味着堕落可以无限，而民主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游戏，那么他宁愿生活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在那里，自由用于明辨是非，而权力必须仰赖“德行”；在那里柏拉图说只有哲学家才配得到王冠。施特劳斯终其一生，都不能原谅法西斯主义诞生于一个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民主的话语。
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是自由民主制度坚定的扞卫者。他借用丘吉尔式的幽默说：“民主制度是最糟的制度除了其他实行过的制度外。”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宪政主义始终有一种偏爱。这同样是由其“反相对主义”的态度决定的。他曾经写道：“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一个口味问题。”民主比专制要好，自由比奴役要好或者，更确切地说，专制比民主更坏，奴役比自由更坏。就是这么一个懒得罗嗦的道理。
正是因为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制度显示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在当下的“施特劳斯热”中，左右两派对施特劳斯的思想各取所需。左派指责施特劳斯一贯反动，其“哲学王”的精英主义思想恰好解释了布什政府对劳动人民的歧视。而右派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可以抱上哲学的粗腿，不免有些沾沾自喜从施特劳斯的“反相对主义”中，他们找到了“邪恶轴心”
理论的依据；从施特劳斯对民主之脆弱的忧虑中，他们找到了扩张民主的斗志。如果说施特劳斯的确和新保守主义者分享着什么的话，那就是对民主自由之脆弱的恐惧。
那么，哪一个施特劳斯更真实那个蔑视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还是那个扞卫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又或者，是他对自由民主制度抱有一种矛盾态度，还是他所面对的自由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而施特劳斯由于他的深邃他的敏锐，和他对人类命运的叹息诚实地展现了这个悲剧式的悖论他对民主的警惕，与其说是对民主本身的反感，不如说是对其孕育的暴政的警惕民主自由制度是如此是脆弱，如此之容易被诱惑，无法抗拒一种自我毁灭的重力。
正是施特劳斯对这个悲剧式悖论的凝视，将他与那些“新保守主义”的外交鹰派区别开来。
新闻媒体对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政治家的撮合，并不能揉捏出一个新保守主义的“哲学王”。
施特劳斯的思考，来自于他对暴政的警觉，和对经历过暴政的人的悲悯。他大约不曾想到，在他死去　30　年之后，这悲悯会被劫持成一种针对整个世界的恐吓。在新保守主义的光环下，施特劳斯名声大躁，然而，施特劳斯真的是获得了一份迟到的承认吗又或者，寂寞有两种一种是寂寞中的寂寞，而另一种是热闹中的寂寞
美奸“克拉克”
萨达姆被绞死了。可以想象，在很多人对此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有很多人会深感不满：出于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慨，或者仅仅出于对绞刑这种原始刑罚的反感，许多人感情的砝码在这一刻会向萨达姆倾斜。毫无疑问，拉姆兹克拉克会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
克拉克是萨达姆的辩护律师之一。萨达姆也拥有辩护律师这一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律师竟然是美国志愿者，更奇怪的是，这个志愿者竟然是美国的前司法部长。一个前政府高官，跑去为一个敌军领袖辩护，套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奸”了。
克拉克，生于　1927　年，60　年代曾在约翰逊政府里担任司法部长。他在任期间，积极推动当时在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为解除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为投票法案和民权法案的通过，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今天真正让克拉克成为名人的，绝不是他在　60　年代的老黄历，而是他多年以来持之以恒地发出左翼声音。他始终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创建了一个叫“国际行动中心”的组织，其主要成员和“工人世界党”基本重合。他积极反对两次海湾战争，并推动弹劾布什总统。
克拉克的“反美立场”，可以从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客户”名单看出来：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南斯拉夫前总统米舍洛维奇；前纳粹集中营司令官里纳斯；94　年卢旺达大屠杀主使者之一塔克卢提马那；前利比里亚独裁者泰勒；反伊战活动分子博利甘；印第安囚犯佩尔蒂尔；巴解组织与他对这些“客户”的深切同情相比，他对美国政府的仇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
在他看来，美国政府才应该为它发起的战争受到法律的制裁。
从克拉克的法律援助对象可以看出，这必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有人称他为“战争狂和独裁者的知音”，也有人称他为“弱者的代言人”。真相可能是，这两种说法都有其道理。
克拉克为萨达姆的辩护，自然也笼罩在这种争议当中。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政治立场，克拉克为萨达姆辩护的法理基础是合情合理的。在一次访谈中，他指出：“一个美国人为一个被妖魔化的人的权利进行斗争，这才是所谓普世人权的印证。”他还说：“不能因为你认为一个人很可恶，就剥夺他的辩护权”。换句话说，法律高于政治。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他批判伊拉克特别法庭实际上是一个旨在种族复仇的政治机构，而不是一个“独立能干公正的法庭”。在他看来，这个法庭本身就是“非法”的，因为它是美国的“非法入侵”的产物，它的人事安排，资金来源，审判宗旨都受美国的左右，所以，它的审判结果是不可能公正的。
11　月　5　号的审判中，克拉克干脆当庭递给法官一个条子，称该审判是“对正义的嘲讽”，气得法官发飙，让他滚出去，并说他“从美国赶来嘲讽伊拉克人民”。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当克拉克高举“法律高于政治”的旗帜时，他并不完全是用法律来对抗政治，而是用一种政治来对抗另一种政治――他自己在选择辩护对象时一以贯之的标准，就表现出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当克拉克在接受记者阿布拉姆斯的采访时明确表示他认为萨达姆“无辜”的时候，阿布拉姆斯反问道：为什么你每次谈起萨达姆的时候，你就使用无罪推定，但是一谈到美国，就使用有罪推定呢阿布拉姆斯的这个反问，可以说一针见血地点出克拉克主张的要害：法律高于你的政治，但是服务于我的政治。
但是即使如此，以法治的名义为萨达姆争取一个公平的审判，仍然是一件好事。伊拉克法庭在审判萨达姆过程中的种种违规，比如很长时间不让萨达姆见律师，给辩护律师的调查设置的种种障碍，审判人员显然的政治倾向等等，的确应当受到谴责。人权既然普世，就不应该区分敌我。爱国主义不应当成为一根棍子，拿来封住克拉克这样的“美奸”之口。
一个社会的法治精神会面临各种各种的考验，最大的考验，可能就是群情激愤之下的爱国主义。911　之后的美国“爱国法案”，曾经一度以“爱国反恐”的名义侵蚀公民权利，允许政府未经司法机关审查对特定公民进行秘密监视sneak　and　peek，引起整个社会的激烈争论。
好在整个政治体系的纠错机制及时启动，许多地区法庭宣布这些“秘密监视”的“爱国条款”
违宪，有　8　个州和近　400　个城市通过自己的法令谴责“爱国法案”侵犯人权，民意调查也显示美国公民对“爱国法案”的支持连年下降。2006　年　3　月美国两院更新“爱国法案”时，只好顺应民意不再更新其中最有争议的部分，可以说是“法治精神”对“爱国主义”的一个胜利。
克拉克作为一个美国政府前高官，给敌对政权领袖辩护，可以说与狭义上的“爱国主义”背道而驰。但是，一个社会能否宽容那些视人权高于祖国的“奸细”，是测验这个社会自由度的最好尺度。令克拉克欣慰的是，虽然他这个人一如既往地充满争议，但是美国社会还是包容了甚至赞许他的存在。对他为萨达姆辩护这件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我的熟人朋友里，没有一个人批评我的做法，相反，我收到成百上千的陌生人来信，说他们感谢我站出来，说萨达姆应当有一个公正的审判。”对比一个一提“人权”两个字就可能被网民骂成“汉奸”的社会，看来当一个“美奸”，其实是件挺容易的事。
奥巴马的言与麦凯恩的行10　月　18　号，奥巴马站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广场上，面对台下　10　万民众，对着话筒说：
如此壮观的画面，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一个词哇
“哇”，的确是形容奥巴马现在状态的最确切词汇。在这个西方民众对民主越来越愤世嫉俗的时代里，十万人汇聚一堂来一睹一个政治家的芳颜，的确蔚为壮观。而这个人两年前还鲜有人知四年前才刚当选参议员91　年才真正走出校园童年颠沛流离，还是个黑人。
不过奥巴马可能已经对这样声势浩大的追捧习以为常了。一年多竞选下来，从东到西，从网络到现实，从欧洲到美国，这颗政治明星所到之处，处处引起尖叫欢呼。在一次新罕布什尔州的演讲中，台下成千上万的群众每隔几分钟就有节奏地振臂高呼：
其情景之狂热，就差人手一本红宝书了。
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问：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丰功伟业啊
说起来可能奇怪，奥巴马之所以收到如此追捧，可能恰恰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
正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所以可以轻轻松松和华盛顿当前的权力集团划清界限，和美国现在的经济风暴和外交泥沼撇清关系，以一张清新的面孔出现，举着一块“改变”的大牌子，在美国四处出击。
当然也不能说他“什么也不没做”。奥巴马说了很多，而且说得很动听，对于政治家来说，说就是做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说他要给　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　5的有钱人加税；他说他要推广全民医疗制度；他说他要开发清洁能源，从而停止“向中国借钱，再把这个钱送给沙特阿拉伯去”；他说他要从伊拉克撤军，和伊朗谈判劝说他们放弃核计划总之，奥巴马世界非常地美轮美奂。而且奥巴马的演讲技艺高超，声情并茂，抑扬顿挫调节得炉火纯青，上一句高屋建瓴地讲到“伟大的美国梦想”下一句则动情地说“我小时候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这边饱怀同情地说“我知道你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养老金被金融风暴席卷而去”，那边则愤怒声讨“那些贪婪的石油公司　ceo”难怪广大选民为他神魂颠倒。
对批评他“光说没干”的指控，奥巴马反击道：“谁说言辞没有意义我有一个梦想，难道不是言辞吗除了恐惧本身，我们无可畏惧，难道不是言辞”也对，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唤起公民对未来的信心，所以能说会道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家的天职。
相比之下，麦凯恩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演讲家了。他在几次总统辩论中，都显得罗里啰嗦，毫无生气，甚至有些语无伦次，对大多问题的回答都是“我知道我可以做到”。主持人问他为什么选佩林做搭档，他支吾半天只是绕着“佩林非常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这个论点兜圈子。好吧，“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的人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社工志愿者，但离总统还有一定差距吧。最后麦凯东拉西扯竟说到：“她先生也是一个很强干的人”。就算她先生是个很强干的人，但这和总统选举的关系是
其实相比奥巴马，麦凯恩倒是可以说政绩丰厚。奥巴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果麦凯恩当选，那我们就不得不忍受布什的第三届政府了”。事实上，麦凯恩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与布什政府大相径庭他是共和党里的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是他推动了限制“软钱”
的选举筹款改革，是他力图消除特殊游说集团在华盛顿的影响，是他推动反虐俘法案并主张关闭臭名昭着的关塔纳摩监狱在很多问题上，他能够跳出既得利益集团的堡垒，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这也是为什么不但民主党人很多共和党人也对他不能认同的原因。
奥巴马的高歌雄进，不禁令人思考现代民主和演说煽情的关系。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庞大的官僚体系面前，民众都渴望魅力型领袖给国家机器一个人性化的“界面”，所以善于煽情令人激动的政治家往往是激活公共生活的一把钥匙。但另一方面，煽情又容易淹没人们对问题理性公正的思考。韦伯曾说：“与民众缺乏距离，是政治家最致命的邪恶之一”对，他说的是“缺乏距离”，而不是“保持距离”，因为一定的距离为冷静思考提供空间。一个政治家站在演讲台上，面临的不是一个个可以协商辩论的人，而是一片黑压压的“群众”，群众的情绪不但具有传染性，而且会自我强化。当奥巴马用渐进的声调甩出一串串“yes；　we　canchange”的排比句时，他不是在理论，而是在催眠，台下热血沸腾的群众恐怕也早已融化在集体的汪洋大海里，无心去条分缕析他的许诺考察细节里的魔鬼了。
比如，奥巴马话语的核心之一就是他的“仇富修辞”。在他历次演讲和辩论中，我们都反反复复听到他提到“布什麦凯恩只给那些最有钱的财富　500　公司　ceo　们减税”，而他自己的方案则是“给　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顶层　5的有钱人加税。”这个说法当然够煽情，但是后来很多评论员都指出，奥巴马怎么可能给　95的美国人减收入税呢由于各种税收返还政策，美国底层　40的民众本来就不交联邦收入税。奥巴马更不会向公众指出这个事实：美国　5顶层收入者已经在支付美国联邦收入税的　60左右他们的收入比例是　37，进一步加税很可能伤害创业环境，从而影响底层的就业机会。再说“布什只给华尔街ceo减税”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事实上布什的减税方案针对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减税幅度上来说，对中下层的削减幅度比对上层还要大，但是大多奥巴马阵营的人不去计算减税的相对额度，而去宣传它的绝对额度，从而得出结论美国的减税大多流向了顶层的有钱人。如果你本来只交2块钱的税，而我交　10　块钱的税，你减　50减去　1　块，我减　30减去　3　块，这么皆大欢喜的事，在奥巴马阵营就会变成“布什的减税　75的好处都流向了精英阶层”。问题是你本来就只交　2　块钱的税，怎么给你减去　3　块呢
事实上奥巴马也知道即使再给那　5的精英加税，也不可能加多少虽然他已经许诺把这笔钱花在教育能源环境养老医疗等上面了，好像这棵摇钱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似的。这种让　95的美国人和　5的美国人对立起来的做法，与其说是真的旨在改善政府的财政赤字情况，不如说是一种用于动员选民的煽情修辞：看，那些有钱人不能便宜了他们
当然不能说两个候选人输赢仅仅取决于他们的煽情能力。正如奥巴马所说：他领导的不仅仅是一场竞选，而是一场运动。麦凯恩落后于奥巴马六个百分点，可以归因于他们的煽情能力风度气质言谈举止，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的政策取向和背后的社会思潮。布什政府下经济动荡外交失利民怨高涨，人们开始厌倦与共和党有关的一切。麦凯恩再代表共和党的改革势力，也将被当作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里根时代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已经渐渐被布什政府耗尽，美国的新左翼时代即将到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麦凯恩的选举策略是什么也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坐在哪条船上，以及他们船底下的历史河流，正流往哪个方向。
奥巴马会成为罗斯福第二吗
“亲爱的总统，就像　34　个世纪之前的罗斯福，您在一个确定性消失的时刻就任了”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最近给奥巴马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表达了他希望奥巴马能成为罗斯福第二的厚望。信中，克鲁格曼列举了所有奥巴马成为罗斯福第二“必须做”的事：暂时国有化银行提高赤字创造就业全民医保强化劳工保护岂止克鲁格曼，经济风暴中，无数美国人都期盼奥巴马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再现“20　世纪最伟大总统”的身姿。
历史的确给了奥巴马这个机遇。今天的美国的确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有诸多相似之处：
信贷危机失业率攀升贫富悬殊人心惶惶奥巴马的不幸在于他一上台就遇上这个烂摊子，但如果挑战也是机遇的话，那么这个不幸也可以成为他的“运气”。
问题在于，从罗斯福那里寻找今天经济危机的答案，会不会是刻舟求剑呢抛除罗斯福总统某些有争议的政策不说，他那些公认的好政策今天是否还“灵”呢比如罗斯福的“社会保障法案”。不错，该法案作为美国福利社会的基石，为美国战后中产阶级崛起和社会稳定作出巨大贡献，正是因此，克鲁格曼大力倡导“全民医保”改革，认为这可以成为奥巴马时代的社会保障法案。问题是，别忘了，罗斯福新政之初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支出几乎是空白，而今天联邦政府的福利支出占　gdp　的　50以上，其中医疗支出也从零增长到了　gdp16有人预计到 2030　年将增长为　30。就是说，相比罗斯福时代，奥巴马政府进一步福利化的空间非常有限。一个运动员将百米赛跑的成绩从　15　秒提高到　12　秒可能不那么难，但要从　12　秒提高到　9　秒，同样是　3　秒，却会异常艰辛。
再比如，罗斯福的“公平劳工法案”对促进社会公正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克鲁格曼因此力荐奥巴马政府在劳工政策上“老调重弹”，重现工会的昨日辉煌。但今天的美国已不再是一个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工业时代，今天的美国工人也不像上世纪初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时代，过于强硬的工会已经伤害了美国某些产业的全球竞争力。进一步强化这些工会，也许会暂时性地提高工人的工资，但产业和企业衰退了，谁又给你发工资呢
至于罗斯福政府那些不怎么伟大的措施，比如贸易保护主义，比如无度提高税收，今天去模仿它们更是不可想象。很多研究已经表明，这些政策不但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延长了萧条。如果奥巴马像罗斯福那样把税率提高到　79，美国人民肯定跟他急。如果他再宣布美国人只买美国货美国工作只让美国人干，那么世界人民就跟他急了。
奥巴马政府最可以模仿罗斯福政府的就是通过政府投资来创造就业。当年的罗斯福政府工作项目管理局解决了　500　万个就业，而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核心也是通过财政支出创造300　万400　万个就业机会。但即使这一点，也需小心谨慎。罗斯福当年主要靠高税收来支撑这些政府工程，而今天的奥巴马只能依靠赤字别忘了他的上台口号之一是减税。赤字是什么赤字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未来的税收而已。对此一个评论家写道：“我们就是因为花那些不存在的钱而进入这个危机的，现在我们怎么会因为花同样不存在的钱而逃出这个危机呢”
也许奥巴马的倒霉之处就在于，相比罗斯福时代，他要面对一个吹毛求疵得多的公民社会。当年罗斯福一个收音机演说就可以把美国人民感动得不去银行挤兑存款，而今天新任财长一句“中国在操纵人民币”，却会引发无数媒体专家一拥而上群起攻之。在一个信息爆炸批评爆炸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嘲讽精神也爆炸的时代，塑造一个英雄所需要的神秘感和庄严感已经不复存在。或许民众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英雄”，或许罗斯福本来也不是什么“英雄”，在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平视当权者的时代，人们需要的是一个谨言慎行的总统，而不是历史的山巅上一个风衣飘飘的潇洒背影。奥巴马参观总统山时有人问：“你能想象自己也被刻上这座山吗”言下之意，你能想象自己和华盛顿林肯等平起平坐吗奥总统谦虚地表示，我的耳朵太大了，而且山上那么多石头很硌人吧。我想他可真是一个聪明的总统。
告别布什：新保守主义的兴衰你可以说伊拉克战争的发动是美国民主失败的表现，但不能说它是布什专制的表现历史是无情的，它总是以标签化的方式来记忆人物。尼克松为东西阵营关系缓和作出过巨大贡献，但大多人想起他时，无非是想起个水门事件；克林顿在外交内政上硕果累累，但人们最先想起的，恐怕还是莱温斯基那条蓝裙子；即将离任的小布什，历史又会给他贴上一个什么标签呢
那还用问吗伊战。如果一定要加上一个定语，那就是“失败的”。
说伊战是失败的，也许为时过早；至少伊战推翻了萨达姆的专制政权，但代价是几十万条生命加一万亿美元加布什一落千丈的支持率加一代伊拉克人的和平加美国国际声望的陨落而且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还遥遥无期合算吗反正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会觉得这笔买卖挺亏本的。
然而，这个失败仅仅是布什个人或者布什政府的失败吗别忘了，发动伊战不仅仅是布什政府的“杰作”：不但美国国会批准了伊战，而且伊战发动之后，布什的支持率一度从　50蹿到了　75就是说，75的美国民众当时都支持那场战争。你可以说伊战的发动是美国民主失败的表现，但不能说它是布什总统专制的表现。
当然大家都可以跳出来撇清关系：　我被政府给误导了”这正是希拉里等人“见风使舵”
的做法“我还以为伊拉克真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呢”。但问题不在于伊拉克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在于即使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美国就应该发动这场战争要知道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集权国家不少，美国挨个去打的话，地球恐怕早就乱套了。
就是说，在　2003　年的时候，有　75的美国民众认为：如果一个集权国家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就有权利去对它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如果说这个理念是所谓“新保守主义”的核心要素的话，那么，2003　年时　75的美国民众都是外交上的“新保守主义者”。
让我们在“新保守主义”这个词语上停留一下。据说布什政府是一届新保守主义的政府，一小撮与人民为敌的新保守主义鹰派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秘密谋划了伊战。所谓新保守主义，照我粗糙的理解，就是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即，美国可以不惜以武力去传播它的政治理念，而传播它的政治理念也正是维护其安全利益的最佳渠道。布什时代出现这种新保守主义思潮并不奇怪：冷战的结束西方的胜利导致人们对自由民主理念的信念高涨，政治乐观主义情绪弥漫在千禧之交，“911”事件则给这种思潮转化为军事行动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时机直到美国在伊拉克深陷泥沼骑虎难下；直到人们渐渐意识到将自由民主移植落后国家，就像将人体器官移植到他人身上，可能引起排异反应；直到布什站在伊拉克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双臭鞋子朝他扔了过来，还伴随着一句恐怕令他心碎的控诉：“你这个杀人犯”
但是我宁愿将布什看成一个失败的探险家，而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混蛋。冷战结束之后，人类一度出现“历史已经终结”的幻觉，似乎政治已经从制度想象力问题转化成了技术问题，拔掉专制政权就像抹去一滴污渍一样轻而易举。这也是为什么伊战之初，美国国防部只准备了打一场速战速决的“震慑”之战的原因。一个网民写道：“如果伊战成功了，布什很可能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载入史册，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也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模式。”可惜，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战并不成功美军既没有发现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还没有建成一个稳定富强的伊拉克，民主制度到达伊拉克之后非常水土不服。但是失败的并不等于是无意义的。正如一个成功的科学实验往往是建立在无数个失败的实验基础之上，伊战至少标识了政治的一个限度，一个暗礁，以让后来者小心绕过。
罗素说过：“我是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以前我认为需要反复诵读领会这句话含义的，只是那些左翼革命家们；现在我觉得，即使是自由民主的信徒们，也需要咀嚼回味这句话因为当自由需要用暴力手段进行传播时，这本身似乎正是对自由的背离。失去了自我怀疑精神的自由主义，就像失去了颜色的花朵一样没有光彩。当然对于政治家们来说，这句话应该读作：“我是不会让别人为我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乔姆斯基一个人做一天两天愤青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愤青。
乔姆斯基就是这样一个“老当益愤”的愤青。
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到　21　世纪，乔姆斯基一直在批评美国外交政策，从越战到骂到伊战，终于骂成了着作等身的天下第一愤青，骂成了“当今世界上被引用率最高的知识分子”，难怪反美斗士，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都要在今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高举乔姆斯基的书，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行。
众所周知，老乔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语言学家，但是真正让他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不是他的学术作品，是他的反美言论。他批评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对越政策；批评里根政府对尼加拉瓜内政的干涉；批评克林顿政府的科索沃政策；批评布什政府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批评美国历届政府的中东政策和古巴政策他所有批评的立足点，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也许不会陌生：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去实现美国霸权主义的野心。
老乔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美国政府。他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分析，充满了“荫谋论”：中东政策显然是为了石油霸权，对亚洲和拉美各国的干预是为了破坏发展中国家独立的发展模式，对干预科索沃和东帝汶这样实在看不出什么“现实利益”的政策，也是别有用心――为了确立“绕过联合国”的军事干预模式。总而言之，挖不出“现实利益”挖“长远利益”，挖不出“长远利益”挖“深层动机”。美国的所有外交政策，总能三下五除二，被老乔分析成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者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不遗余力的迫害。
他的很多分析显然是有道理的。勿庸置疑，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基本考虑是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它只是有选择性地“适用”它的干预对象。同样是为了国家利益，它甚至可以践踏它自己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原则，去或明或暗地支持一些独裁政权。
不过，可惜历史永远不是一幅非黑即白的画面。如果只看乔姆斯基的书，读者脑子里也许会浮现出一个“暴烈流氓凌辱无辜弱者”的画面，问题是，那些被美国“欺负”的“无辜弱者”，又是些什么人呢当乔姆斯基将揭露红色高棉屠杀的新闻描述成美国的“反共宣传”时，上百万无辜的柬埔寨人已经在红色高棉手下死去。当他把美国打阿富汗看成“帝国主义战争”时，阿富汗人已经在残暴的塔利班手下被蹂躏多年。至于米舍洛维奇政权萨达姆政权卡斯特罗政权北越政权桑迪尼斯塔政权又何尝不都有它们的污点甚至血腥没有理由相信美国政府是为了“自由”“民主”的正义理念而四处伸手，但是同样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政权又是为了“独立”“自立”的正义理念而“反抗侵略”。可悲的是，历史上的许多斗争，不是在“善恶”之间，而是在“恶”与“更恶”之间。
不过，那些因为老乔反美而把他引为“知己”的专制拥护者们可能会很失望――因为他不是站在“反民主反自由”的立场上反对美国，而恰恰是认为美国还不够“民主自由”。事实上，自称“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的乔姆斯基曾说过，他之所以留在美国，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言论最自由的”国家，而苏联这样的“专制国家”倒台，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朱莉的立场假如有一天范冰冰宣布，如果中国不取消城乡户口差异，她就不结婚，你会怎么想
你也许会想，范冰冰城乡户口这是哪跟哪呀。
前一段，美国性感影星安吉里娜朱莉和她的男朋友布拉得皮特宣布，如果美国法律不允许同性恋结婚，他们就不结婚，以此抗议美国法律对同性恋的歧视。事实上，他们不是第一对做出这个决定的明星情侣。另一对好莱坞明星情侣莎莉塞隆和男友，早在　2004　年就做出了同样的声明。
当然人们会说：本来就不想结婚吧只不过是打着同性恋权益的旗号而已。
可是，既然这个旗号本来就可打可不打，他们为什么要打呢要知道，美国的主流社会是反对同性恋结婚的，打出这个旗号，对他们作为演员的票房，很可能是弊大于利。
有些在中国显得很奇怪的事情，在另一些地方却会显得平常。这些事情里面的一项，就是公民的政治意识。
这里说的政治意识，不仅仅是在饭桌前或者出租车上发发牢骚，而是在这个体制面前，为了真正影响它改变它而做出积极的努力。也不仅仅是为了扫“自家的门前雪”，而且也是为了管“他人的瓦上霜”。
安吉里娜朱莉本来也可以象范冰冰们那样，演演电影，做做广告，丧心病狂地出写真集。
实在闲得无聊了，还可以开始写博客，把自己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给兜出来，满足广大影迷的窥视欲。但是，她竟然闯到政治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事实上，安吉里娜朱莉在公共领域的行动，不止于为同性恋呼吁。她从柬埔寨和埃塞俄比亚领养了两个孤儿，以此唤起人们对穷国孤儿的关注。作为联合国难民委员会的亲善大使，她已经出访过　15　个不同战地的难民营，并且有时在难民营一住就是数月。她已经捐了数百万美元给各种慈善事业，并且宣布要捐出自己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
作为一个公共领域的活动家，安吉里娜朱莉在演艺界并不另类。
近年来，好莱坞的“政治活动家”可以说是“长势喜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好莱坞就像大学一样，政治活动家以偏左为主流。如果让我列好莱坞民主党倾向的演员名单，我可以列得象长安街那么长蒂姆罗宾斯；乔治克鲁尼；巴巴拉史翠姗；朱莉亚罗伯茨；达斯丁霍夫曼；肖恩潘；理查德基尔；凯文史贝西；约翰库赛克；爱德哈里斯；罗伯特莱德福德；伍迪哈里尔森。而如果让我列好莱坞的共和党倾向的名单，我只能列得象长安街那么宽梅尔吉布森；施瓦辛格，还有谁。
最引人注目的的左派好莱坞政治活动家，非蒂姆罗宾斯及苏姗萨兰登这两口子莫属了。
基本上，近年来几乎所有大型反战示威的地方，都有他们婆婆妈妈的身影。最近，着名帅哥乔治克鲁尼，在政治积极性方面，很有点后来居上的意思，他去年参演了两部政治意味极强的电影：“辛瑞那”和“晚安好运”。前一部是批判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后一部反映麦卡锡时代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
伊战开始以后，好莱坞成了反战反布什的大本营之一。众明星们对他们的总统，很有点当年中国群众斗“走资派”的架势：彻底打倒，无情纠斗，再踏上一万只脚。这一点，可以从明星们“反布什言论”节选中看出：
杰西卡兰格：我鄙视他。
苏姗萨兰登：布什的政策杀人无数。
罗伯特阿尔曼：美国的现任政府让我恶心。
伍迪阿里而森：：这是一场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战争。
凯文史贝西：如果我们按照布什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的国家将一去不返。
朱莉亚罗伯茨：布什实在叫人难堪。他不是我的总统，永远都不是。
理查德基尔：布什的计划是一场恶梦。
强尼戴普：美国现在象个傻冒。
当然，也有很多明星，回避最敏感的政治话题，选择在更温和的环保慈善等公共领域行动。
慈善领域舵手级别的明星，是　u2　的主唱　bono。他积极参与了“让贫困成为历史”的运动，旨在促进发达国家政府援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2005　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欧普拉，美国着名的女主持人，去年给慈善事业捐助了　5000　多万美元。
汤姆汉克斯和迪卡普里奥，在环保方面大量捐款。
斯佳丽约翰逊，为美国国内的贫困问题呼吁。
罗宾威廉姆斯加入了“医生无国界”行动。
伊丽莎白泰勒，第一批站出来为爱滋病问题发出呼吁的明星之一。
“披头士”主唱保尔麦卡特尼，着名的动物权利的扞卫者。
当一个人做出善行的时候，我们管她叫“好人”。而当一大群人做出善行的时候，我们管它叫“文化”。
无论是政治还是慈善，一个公民关心公共事务，用我们中国的老话说，无非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惜，这么好的传统，竟然被美国鬼子给偷了去。这个传统在我们国家，反倒成了异类。假如范冰冰宣布，如果中国不取消户口，她就不结婚，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拍手叫好，又有很多人会跳出来说：有毛病吧多管闲事吧爱出风头吧我们已经习惯于沉溺于私人生活，遗忘公共领域。
我们习惯于说：我不关心政治。
但是政治哲学家柏克当年说，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据说，安吉里娜朱莉从埃塞俄比亚领养了女儿扎哈拉之后，埃塞俄比亚儿童被领养的数量，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两倍是什么概念，不太清楚。几百人几千人但是可以肯定，成百上千的人，本来上不了学的，现在可以受到教育。本来也许要夭折的，现在可以长大成人。本来只能趴在孤儿院的角落里寂寞地眺望窗外的，现在有爸爸妈妈可以等。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些“有毛病的”“多管闲事的”“爱出风头”的人。
民主与效率集权制度的拥护者比较常见的一个论点是：权力集中可以提高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那么多叽叽喳喳的辩论和不同团体之间的牵制。这个观点不无道理，最直观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大跃进期间的“大炼钢铁”，短短几个月，上亿人给动员起来轰轰烈烈地炼钢。那个“效率”，令人瞠目结舌。
然而，长远来看，集权制度真的促进效率吗“高效”的炼钢运动生产出无数废铜烂铁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高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是　20　年低效的农业生产。如果我们把非理性决策所带来的人力财力和资源浪费机会成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损失计算进来，集权制度还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是非理性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是理性的，但是，民主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不同团体间的观念碰撞，使理性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
最近厦门 px　化工项目引发抗议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将要停工这两个新闻，都再次说明了决策的“高效”未必是社会的福祉。不民主不理性的“高效”决策，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迟早都是要还的”。厦门政府未经与民众充分讨论就引进了环境风险较高的　px　项目，导致厦门人风起云涌的抗议，致使厦门政府不得不同意缓建该项目；而神华集团的煤变油项目，在投了　100　多亿之后，政府突然“顿悟”该项目耗水量太大，使许多人不禁感到奇怪，鄂尔多斯地区又不是今年才开始缺水，为什么在　100　多亿砸进去之后才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公民参与决策过程并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它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它往往会因为切合民意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而且它可以通过提高决策的合理性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一个聪明的政府，应当欢迎民意。
欢迎民意的方法之一，就是就公共事务举行公众听证会。不是花瓶式的听证会，而是要通过辩论去粗取精地提炼民意。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不妨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小县城――马里兰州的蒙特哥莫利县――的县议会为例子，从一个小县城的听证会程序来看美国地方政府如何“吸收”民意。
根据该县法律，县议会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必须有公众听证。这个程序是这样展开的：首先，县议会要通过地方报纸以及网络提前将听证会的广告发布出去，任何想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公民都可以打电话去预约发言。由于一次听证会能容纳的发言人有限，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发言时间，但是在具有重大争议性的问题上，必须保留所有发言申请人的名单。
听证会上，工作人员为了保证不同意见都能得到发表，事先会询问发言者的“立场”。然后根据其立场，把他们分成五到六人的小组，依次到前台发言。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每人讲话3分钟。发言者可以带自己的支持者来做听众，还可以要求他们在自己发言结束时站起来以显示他们的“声势”。当然，人数不应该是立法委员决策的唯一依据。
众人发言完毕，立法委员开始提问，确保他们理解了民意。会后，所有听证会资料要备案保留，并允许公众查询。
这些听证会都是什么议题呢我随手查询了一下该县本周的听证会记录，一共六项：两项关于土地规划，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租房的规范，一项关于供水和排水系统。下周一共五项：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一项关于交通安全，一项关于某项政府收费条款。
除了听证会，不愿口头发言的人也可以提交书面声明，立法委员对这些书面材料需要一视同仁地重视。为了检验议会是否“听进去了”民意，议会的决策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也必须公开。每一天的工作日程都需提前公示；电视转播会议现场；公民可以电话收听会议；如果错过现场，可以去网上查询录像资料。此外，政府有每周的工作报告供公众免费电邮订阅。总而言之，力图确保公民对决策全过程的知情权。
如果去查询美国大大小小各级议会的工作程序，会发现它们大同小异，大多遵循这种信息公开化程序透明化参与开放化的原则。我不知道这些保证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程序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决策效率，但是我相信这些程序会使“人群密集区附近建化工厂”“先砸　100亿再考虑项目划不划算”之类现象出现的概率大大降低。“叽叽喳喳的辩论和团体之间的牵制”
或许不是一幅优美的画面，但它也许是在用“短痛”去避免“长痛”。如果当初厦门人可以拿起电话说：“喂，我想参加下周二的　px　项目听证会――”，也许后来就不会出现市民与市政府之间的对立僵持。
中国由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非常设机构，主要政府决策落在行政部门，所以听证会主要也应由行政部门召开。目前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重视公众参与，许多政府部门开始在公共决策中加入听证程序。但是它还不够普及，而且许多听证会形式重于实质。某些地方听证会拒绝记者采访发言代表的产生方式不透明其联系方式也不能公开等等，甚至有些地方听证还要“彩排”。显然，这种神秘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与听证会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据说民主的实施需要民众具有“民主素质”，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公开透明理性的参与本身更能训练民众的“民主素质”，就象我不能想象除了跳到水里学习游泳，还有什么别的学会游泳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