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

我们是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西式民主制度对于治理腐败毫无意义呢不尽然。在关于“民主和腐败”关系的学术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的结论都是：在民主化和腐败之间，存在一个“倒　u　形”的关系，就是说，民主化初期腐败一般会不降反升，但是随着一个民主制度稳定下来，腐败程度一般会稳步下降。民主化初期之所以腐败程度会攀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化一般会带来权力的分散化，而权力的分散化也意味着“腐败切入点”的分散化原先可能只有一家人及其亲友有腐败机会，现在“机会”却走向了“千家万户”；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年来，民主化一般都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扩大的市场机会也给权力和金钱的结合提供了温床；第三个原因则在于民主化也带来新的腐败类型，如果说专制制度下的腐败往往与某种垄断利益相关的话，民主制度下的很多腐败则与选举捐款有关。陈水扁洗钱案即是一例。
但是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随着民主的稳定化而得到缓解。民主制度从一种投票形式渗透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往往有一个学习过程。比如美国的竞选资金改革，从　19　世纪到现在，一百多年来一直在改革，才大致规范了金钱对选举的影响。比如现在的台湾，出了陈水扁这桩洗钱案之后，对“公职人员财产不明罪”的立法讨论也随之提上日程。事实上，民主制度的好处并不在于它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腐败问题，而在于它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制度基础。卢泰愚藤森埃斯特拉达等人的腐败丑闻虽然令人疑虑民主制度的反腐效力，但是他们的锒铛入狱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权力制衡并非一纸空言。金泳三的儿子和金大中的儿子都是在其父总统任内入狱的，一个最高领导人无法利用自己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子女，这本身也说明了民主理念越稳固，腐败的可乘之机就越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腐败丑闻虽然败坏一个国家的声誉，但是丑闻之所以成为丑闻，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闻自由在起作用。
相比之下，比丑闻更可怕的是潜规则已经变成规则，人们对丑恶已经充耳不闻。
市场体制之下病了谁管美国左派标兵迈克摩尔最近又推出了一部新纪录片sicko，批判美国的市场化医疗服务体制，赞美欧式全民公费医疗体系。据说该片在全美各地上映时，赢得了许多观众起立鼓掌。
美国人有理由喜欢这部电影。据统计，美国目前有　4600　万人约　15人口没有医疗保险。
很多有医疗保险的人，也总是在与保险公司“斗智斗勇”，因为保险公司总在寻找借口不付病人的医疗费用。sicko正是通过当事人声泪俱下的倾诉，来表现病人在保险公司政治家医院编织的利益网络里的悲惨遭遇。
为表现全民免费医疗的优越性，摩尔跑到了欧洲和加拿大。被采访的欧洲加拿大群众非常配合，纷纷表示：我们看病不交钱，吃药不交钱哦耶在英国，穷人去医院路费都可以报销；而法国女人刚生孩子，政府甚至派人去她家洗衣做饭
更让美国人沮丧的是，美国尽管没有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它的医疗花费占政府开支比例却比多数发达国家要大美国　18。5，加拿大　16。7，法国　14。2，人均寿命也比其它发达国家要短美国　77，英国　79，加拿大　80。总之在医疗服务方面，美国花了更多的钱，却办成了更少的事。
问题出在哪儿呢
其实，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并不完全是市场化的。政府是医疗服务最大的买单者，资助穷人和老人的医疗保险及医疗补助项目覆盖了　27的人口，占据美国总医疗支出的　44左右保险公司付　36左右，个人付　15左右。但是，从人口比例而言，美国大部分人口的医疗保险是市场化的。一般来说，是个人及其雇主一般雇主付大头从保险公司买医保，生病了由保险公司交医疗费。就是说，在欧洲，夹在病人和医院之间的是政府，而在美国，夹在病人和医院之间的，是保险公司。就是这个不同成了问题所在：一方面，保险公司为了利润追求抬高医疗成本；另一方面，虽然保险公司大多对其付费覆盖面斤斤计较，但在铁定的医疗覆盖范围内，又容易导致人们“过度就医”，进一步抬高医疗费用。
既然私人保险公司似乎是“万恶之源”，那么为什么不干脆一废了之呢左派“愤青”摩尔的解释很简单：美国政客都给保险医药公司给收买了呀。
事情未必这么简单。
无独有偶，与摩尔的sicko相对应的，是一部反映加拿大公费医疗体系问题的纪录短片dead　meat。同样通过当事人的控诉，它所传达的信息却恰好相反：公费医疗体系低效而不人道。由于公共医疗资源有限，加拿大出现了治病“排长队”现象，有时候小病就等成了大病，大病就等到了死亡。据统计，2005　年加拿大人看专科的平均等待时间是　17。7　周，只有一半病人可以得到及时救治。有加拿大人抱怨说：在这个国家，一条狗要做一个手术往往只需等一个星期，而一个人想要做一个手术，却可能等上一两年。
欧洲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英国，有近　100　万的英国人正在排队等待医疗服务；官方也承认有　18　的人口需要等待一年以上才能做上手术。至于摩尔热爱的法国，医疗部门已背上了27　亿美元的债务。事实上，就在摩尔为全民公费医疗大唱赞歌的时候，欧洲加拿大都已经开启了医疗改革的进程。
可见，事情并非像摩尔描述的那样非黑即白：在市场化的医疗保险和全民公费医疗之间，高效和公平很难兼得。而且，在一个政治廉洁的国家，让政府管理医疗资源还可能保证大家公平“排队”，而在一个腐败的国家，有权有势者“插队”的现象几乎不可避免，这种情况下，全民免费医疗很可能就既低效又不公平了。
而且严格地说，所谓免费医疗并不真的免费，它的成本是高税收。随着人口老龄化，诊疗技术和药物研发的成本越来越高，免费医疗体系的成本会不会有一天高到扭曲税制的地步呢
天知道。据估算，现在医疗费用占美国　gdp　的　16，但是到　2030　年时，将占到　30，到本世纪后期，甚至可能占到一半。难怪有学者说，21　世纪资本主义的最大考验来自于医疗服务领域。
那么，混合两种元素的“第三条道路”呢其实英国加拿大等都在试验这种体制，试图在全民公费医疗之外扩大私人行医，但是政治阻力不小，因为任何市场“口子”的打开，都可能导致优秀医生从公立体制流失到私立体制中去，从而影响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
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些州开始探索另一种“第三条道路”：在市场化医疗体制基础上推行全民医疗。1994　年克林顿的全民免费医疗改革失败之后，近年来，美国州级政府开始扛起了改革的大旗。不过，与欧式体制不同，这些州政府试图找到与市场兼容的全民医疗，比如，强制　10　人以上公司的雇主给雇员买保险，规定有条件的公民必须购买医保，否则扣押州税返还等。总之，通过给医院保险公司雇主公民各方均衡施压来实现全民医保。2006年　4　月，麻省成为第一个通过“全州普及医保”的州，加利福尼亚佛蒙特夏威夷等也在探路之中。
不管是不是同意摩尔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都不能不同意他的关怀。将医疗服务视为基本人权是一种美好的追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医疗资源短缺的现实。无论被保险公司给拖死还是在漫漫长队中等死，滋味肯定都不好受。现在我们只能指望，人类的制度创新能力，能使越来越多的人绕开这道不幸的选择题。
谁有特权上大学来，给你出一道题。假设你来自于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臧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嘛。但问题是，你被扔到这三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各三分之一。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
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　1971　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　windows　2000　卖　5000　美元一套，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其实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好了，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你不知道自己会是北京人，还是河南人，还是西臧人，你得想想什么的高考分数线制度最合理。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不如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
affirmative　action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是　60　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　1965　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平权行动”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平权行动”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这种拔苗助长的善良愿望，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　90　年代中期，一个曾经几乎是“纯白”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　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　70　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1978　年的“巴克案”bakke　case打响了反对“平权行动”的第一枪。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　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不干了――我不就是白点吗我白招谁惹谁了他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吆喝。最着名的吆喝，来自　90　年代中期加州州长　peter　wilson。他吆喝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行动”的运动。95　年　6　月，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分校废除了录取学生中“平权行动”。96　年　11　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97　年　4　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动”。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杆见影的，98　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从　97　年的　562　个黑人下降到　98　年的　191　个；拉美裔的学生也从　1045　个下降到　434　个。各大学校方很有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　年“平权行动”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因为今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巴克案”――密歇根大学的　gratzgrutter　对　bollinger　案。2003　年　6　月　23　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裁决：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　20　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但同时，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的“多样性”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这与其　1978年对“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种“平权行动”。
如果说最高法院　1978　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2003　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那个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　6　比　3　作出的，而法学院“平权行动”原则合法的裁定，是　5　比　4　惊险胜出的。peter　wilson　们吆喝了这么些年，终于把“平权行动”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同一条起跑线，兔子也好，乌gui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历史”和“经济”“文化”的无视。一个经历了　245　奴隶制100　年法定歧视和仅仅　30　年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二十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莫非我们还要在每次高考前进行一次阶级成分调查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历史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对如何具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捷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架――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gui。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咱们开头提的那个问题了――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疆的可能性各三分之一，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三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因为咦
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第三种，姑且称之为“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
怎样悼念死者4　月　16　号，河南平顶山发生矿难，33　个工人死亡。
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悼念规模：天安门降半旗5天，胡锦涛总书记第二天前去慰问，中国所有的媒体连续跟踪报导，河南省长宣布第四天为全省悼念日，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调查煤矿责任，矿主举行声势浩大的烛光集会，并为全矿人员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死者生前投保的保险公司立刻启动赔偿机制可惜，这　33　个工人没有得到这么隆重的悼念，得到如此悼念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理工学院里同一天死去的　32　位师生。
平顶山矿工的死，还没来得及在各大媒体中露上一脸，就很快沉没在“辽宁铁岭钢厂钢水包脱落　32　人死亡”“河北邯郸煤矿爆炸死亡　11　人”这样层出不穷的新闻里。事实上，如果中国每发生一次大规模矿难就用上述那种规模来纪念，那么一年　365　天中国的国旗根本没机会升起来，胡锦涛除了慰问矿工啥事也别想干，而媒体上也不可能有空间报道其它新闻。过多的死亡让每一次死亡的意义贬值，无论听上去多么残忍，这就是事实。
那么难道我们就不悼念死者了，就当　33　个工人仅仅是一个数字任其淹没其他那些数字里了
当然不能。如果我们不大可能用降国旗用最高领导人慰问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导来悼念死者，至少我们可以用制度改进来悼念他们，而且很可能，这也是最让他们死而瞑目的一种纪念。
美国曾经也是矿难频繁的国家，但是每一次大的矿难，都转化成了相关制度改进的机会，致使矿难发生频率不断下降，从　20　世纪初年均　2000　多个人死亡到　50　年代年均　500　多人死亡，再到　90　年代年均　93　人。到现在，煤炭开采行业已经成为“本质安全行业”，劳动安全性甚至好于农业建筑业和零售业。百万吨死亡率只有中国的百分之一。
我们来看看在美国“事故”如何推动制度改进。
1907　年，美国发生了其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矿难，西弗吉尼亚的一次爆炸夺走了　362　个人的生命。当然，这只是当时频繁矿难中的一次。1910　年美国矿务局的成立，很大程度上就是迫于当时的“民愤”，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发展科研技术来提高采矿的安全系数。美国20　世纪上半期矿难频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矿务局资助的科研成果。
1951　年，宜利诺伊州一个煤矿发生了　23　年来全美最严重的爆炸，119　人死亡，直接导致了　1952　年“联邦煤矿安全法案”的出台。该法案确立了煤矿年检制度，规定了煤矿的安全标准，同时联邦巡视员被赋予了下令违规煤矿停产的权力。
1968　年的西弗吉尼亚矿难又是　1951　年以来最大，78　个矿工死亡。这又导致了　1969　年的一个重大立法：“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这个法案不断完善，1977　定型。其主要规定包括：每个煤矿一年必须有四次巡视员检查；除了常规检查，任何矿工都可以随时主动申请联邦巡视员下来检查，并且不能因此受到雇主威胁；安全标准进一步严格化，违规煤矿必须接受罚款甚至刑事诉讼；所有煤矿都必须成立救援队；每个新矿工都必须接受　40　个小时的安全教育，每年还必须有　8　个小时“复习”教育内容。这个法案的执行明显降低了矿难数量，到　05　年已经成功地使美国的矿工死亡率下降了　23。
06　年　1　月的沙沟矿难，则是近年美国最大的矿难，12　人丧生。作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美国当年就通过了“2006　矿工法”，更新　1977　年的“安全法”。该法案要求煤矿三年之内必须建立电子监控和无线双向沟通系统；对违规的煤矿罚款额度提高了　4倍；要求矿主必须在　15　分钟内报告已知的矿难事故等等。
从以上“事故”和“立法”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煤矿安全问题上，美国的政治体系有一个通畅的信息吸收和反馈机制：面对问题，做出反应，制度改进，问题减少。什么是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不是很多人所不屑的那样是“知识分子的口号”，民主就是　1910　年矿务局的成立，就是　1952　年的“联邦煤矿安全法案”，就是　1969　年“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就是　2006　年的“矿工法”。
当然，所有美好的法律都必须有充足资源才可能执行。目前，美国矿务安全和健康局基本保证了每4个煤矿就配有一个巡视员，可见其投入之大。更重要的是，法律只有在权力制衡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保证。我们能设想美国的矿工甲一个电话就可以要求联邦巡视员下来，如果巡视员不来，他可以要求工会干预，或者把矿主矿务局告上法院。就算中国有这样的法律，我们能想象这一点吗矿主工会法院矿务局，很多人可能会嘀咕，是一家吧。
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个政治体系去消化问题改进制度，而制度的纠错能力又决不仅仅来自于某个部门或者领导的“良知”，而来自于“分权”的智慧：不同权力部门的“分家”，从而使弱势群体多几个安全阀。
目前，中国生产全世界　35的煤，却占据了矿难死亡人数的　80，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甚至是印度的十倍。一年四五千的亡灵里，平顶山的那　33　个工人只是小小一朵“浪花”。对他们真正的悼念是什么也许不是降半旗，不是烛光集会，而是让他们活着的兄弟在立法机构在政府在法院面前，都有权利说话，从而通过制度的改进挽救无辜的生命。
有病的政治与治病的政治我以前单知道人类社会中会产生明星，却不知道在病类中，也会有明星。然而，“非典”这半年来以其神秘凶猛而名声大躁，雄辩地证明了就是病，也能病出明星风范来。
碌碌无为的平庸之病，诸如胃病，关节炎等等，虽然是病中老将，多年来戎马倥偬，为争取病毒的生存空间而浴血奋战，却也只能对非典的崛起而自叹不如。然而最不服气的，恐怕还是“艾滋病”。艾滋病比非典出道更早，身手更狠，却始终默默无闻，不能不说是病途失意。
据联合国数据，中国现在至少有　1百万爱滋病人，但迄今为止，爱滋病还很少象非典那样大摇大摆地走上新闻头条，爱滋病人也不像非典病人那样，可以长驱直入医院，接受高效的免费治疗，也难怪爱滋病对非典感到妒火中烧。
其实非典的成功之道，无非是“眼光”二字。它下车伊始，就直捣政治经济重镇北京广东等地，确立了威胁社会“强势群体”和国际资本的路线，不像爱滋病那样胸无大志，和经济的或者道德的弱势群体勾勾搭搭。因为疾病是“明星式”的，所以治病是“运动式”的。各级领导，各界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集中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将病魔扼杀在摇篮之中。
然而，等到“明星”病的热闹平息铅华散尽，在这个　8亿农民缺乏医疗保障体系而城镇居民的医疗权益也岌岌可危的国家，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一般的人，在一般的地方，生了一般的病，该怎么办
运动的脂粉拭去之后，还是要回归制度。这个制度可能是个什么样也许西方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一个美国人生了病怎么办
一般情形下，如果一个美国人有工作，他的工作单位会从私人的保险公司为他买保险，生病时，他拿着保险卡去看医生，看完了病，医生会把帐单寄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再把钱寄给医生。其间虽然病人也要付一些手续费或分担一些费用，但总的来说，病人不至于被医疗帐单压死。
也就是说，一个四角关系支撑了美国最通常的医疗保障体系：单位，保险公司，医院及私人诊所，个人。可以看出，这是个“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障体制，私人保险公司是这个制度的灵魂。那么政府就在一边闲着，悠哉游哉地看保险公司被各类疾病死缠烂打当然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对于老人或者残疾人这些医院的发烧友，保险公司避之不及，就把他们推给了政府。所以美国政府就资助一些公共医疗保险项目其中最大的两个：medicare　和medicaid，为　65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极度贫穷的人提供医疗保险。
实际上　2000年美国只有　55左右的医疗支出来自于私人保险公司，其它的医疗支出则来自于政府。二者加起来，美国社会的医疗支出占　gnp的　13左右。
这样看来，在美国生病不是什么让人心惊肉跳的事：年轻时，有保险公司撑着；年老时，有政府撑着。市场和政府这么左扶右搀着，群众就可以放开手脚生病了。
当然，我描述的这幅图案这么美好，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了。这幅美好图案当中还有还多裂缝漏洞和污点，正是因此，医疗保险制度在美国也是一个激烈地政治斗争场所。
正如在中国，美国也有很多个下岗工人，或者做点小本买卖，这些人可能买不起保险，又不够格政府的资助，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市场和政府都无法覆盖的空白区，这一空白不要紧，一空就空出了　4千多万人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美国公众会对布什先生破口大骂――这小子，肯花　750亿美元打一场几乎没有必要的战争，却不肯用这钱的九牛一毛来扩大公共医疗保障的覆盖率。
所以说，由私人保险公司一统天下的医疗保险制度是有问题的。它的问题就是：不平等和不确定。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除了把一大群穷人扔下不管以外，就是好不容易挤进保险体系的人，获得的服务也是参差不齐。有钱人比如超级名模　udia　shiffer，可以把把她那张脸蛋保个　5百万美元，没钱的人比如我，因为学校买的保险不包括牙医，只好亲自与牙疼做殊死搏斗。简单地说，就是“只许大款抽风，不许百姓牙疼”。
“不确定”也是一个问题。保险公司高兴的时候，嗤着满嘴金牙冲你微笑，不高兴的时候，一个白眼就可以把你翻下悬崖。比如有一回，我举着一张帐单兴冲冲跑到保险公司那里去报销，结果它只一个“不”字，就将我手中的帐单扣杀回来，将我本来就弱不禁风的钱包打成重伤。
但是，将“市场主导”型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成“政府主导”型的，就皆大欢喜了吗这也很难说。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政府资助公共医疗的钱从哪来无论通过高税收还是通过财政赤字，上帝都不会给你报销这其中牵涉到经济乃至政治风险。
由于美国有严格的医疗责任体制，一个医生如果误诊，很可能被告到破产。所以美国的医生向来有“小病当大病治”的传统，这个传统对病人当然是好事，但是保险公司就不干了――一个小小感冒，你愣是当肺炎治，这不是把保险公司往火坑里推吗而且这种“小病当大病”
治的传统，对于病人，长远来看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医院用病人的帐单来压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用市场价格来压社会公众――最后医院也挣钱，保险公司也发财，就只见公众跟在狂飙突进的保险价格后面跑得人仰马翻。4千万人买不起保险，和这也不是没有关系。
如果说在“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险制度下，医生和保险公司之间的掐架还能形成一种制衡，那么在“政府主导”的体制下，医生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呵护”病人了。这时候跑得人仰马翻的就不是公众，而是政府的财政预算了。
由此可见，医疗保险制度，无论是由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都有好处和不足。这完全是由于个人市场政府三方面的勾心斗角造成的：个人要治病；医药研发公司医生保险公司要发财；政府要控制赤字――哪一位大爷都得罪不起――让群众在疾病面前坐以待毙，政治家们的选票就没了着落；让医药公司赔本，就没有人研制新药好药；政府财政失控，那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总而言之，“以选票为本”“以资本为本”和“以人为本”相互较量，打造出美国社会中生病的政治经济学。
当然了，至于哪种医疗保险制度更好，如何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又有哪些东西值得中国借鉴，按照一种政治上稳妥的说法，应当视国情而定。至于国情是什么，我没有能力鸟瞰，不过我琢磨，无论国情是什么，它都不能是动物世界吧――动物们在荒郊野岭里默默无助地死去，进化了这么几百万年，我们的父老乡亲应当比那更有尊严一点点。
当然了，把一切都推给政府或者市场，觉悟就太低了。正如非典事件在中国揭示的：病毒兴亡，匹夫有责。美国饶舌的公民社会在生病治病这事上自然也有话要说。一天上午，我在睡梦中被窗外敲锣打鼓的声音吵醒。醒来后往窗外张望，看见人山人海在游行。仔细一看，原来是美国一年一度的“爱滋行走”筹款活动。这项活动各大城市都有参与，仅纽约市去年的“爱滋行走”，就有　4万多人参加，为艾滋病人筹款近　5百万美元。
看着那些唧唧喳喳的中学生们摇晃着大旗小旗，为那些社会边缘人的边缘病而在阳光下行走，体会着其中的宽容同情，还有阳光与人道汇集起来的美，我当即就做了一个梦，我的梦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他们脚下的街道是在中国。
有钱人该交多少税07　年　6　月　26　号，当今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股神巴菲特，在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次竞选筹款会中抨击美国的税收制度，他说，他去年的个人收入是4　千　6　百万美元，但是他的联邦税率是　17。7，而他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的联邦税率竟然高达　30。可见，美国的税率“劫贫济富”，是不公平的。
作为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巴菲特先生竟然嫌政府收自己的税收得太少了，可见其个人觉悟之高。但是就在巴菲特超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为中产阶级的利益呼吁时，中产阶级哈佛经济系教授曼昆却似乎不怎么领情。在　7　月　15　号的纽约时报上，曼昆教授指出，巴菲特所传达的信息是有误导性的。事实上，美国的联邦税率的确是累进制的，最穷的　20人口平均年收入　1　万　5　千　4　百美元收入税率为　4。5，中间三级的税率分别为　10，14，17，最富的　20人口平均年收入　20　万　7　千　2　百美元联邦税率为　25。1，最富的1人口平均年收入　126　万美元联邦税率为　31。1。巴菲特先生之所以税率只有　17，是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股票之类的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的税率为　15。而且，在巴菲特交个人所得税之前，他持股的公司已经交了公司所得税。在这个意义上，他实际上是被征了两轮税。
显然，这场争论涉及的是一个永恒的敏感的政治问题：富人该交多少税
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累进制的税制：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问题是，多少算“少”多少算“多”呢如果说　19　世纪西方国家的“左右”之争争的的是要不要革命，那么今天他们的左右之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累进税率问题上。富人交的税越高，社会的福利色彩越重，财富越趋向于平等；富人交的税越低，越可能刺激社会的创业精神，但是财富也越趋向于集中。这事之所以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因为人类热爱平等，但是同时又担心，失去了创业精神，平等往往沦为“平等的贫穷”。正是因此，哈佛两个重量级的政治哲学家，偏左的罗尔斯和偏右的诺齐克，一个说福利制度合乎正义，一个说福利本质上是抢劫，吵了一辈子也没有吵出胜负。
客观地说，巴菲特和曼昆的分歧所涉及的并不是美国穷人与富人的税率累进问题，而是富人与超级富人之间的税率累进问题。巴菲特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收入税率高达　30，说明他的收入很可能在　20　万美元左右加入州税因素，这在美国已经基本属于最富的　20人口了，因此很难说为他说话是为“穷人”撑腰。从上面提及的4。51014172531这六个数据来说，从最穷的　20到最富的　1，美国的联邦收入税都是严格累进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巴菲特的话没有道理，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由于近年来科技经济的发展对冲基金的兴起以及大公司　ceo　的薪金屡创新高，美国涌现了一批超级富翁。这些超级富翁之富，已经把一般的中产阶级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据统计，美国最富的0。1人口收入占国民税后收入比例已经从1980　年的　3。7跳跃到了　2002　年的　7。4。1990　年到　2002　年，美国底部　90的人口收入每增长　1　美元，顶部　0。01的人口大约　1　万　4　千户家庭就增长　1　万　8　千美元。
由于这些顶级富翁大量收入来自于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税率只有　15，因此才出现超级富翁比一般中产阶级税率低的奇怪现象。也就是说，美国的税率在前　99的人口中都是累进和相对公正的，但是到最后　1“晚节不保”，骤然就平了甚至滑了下去。巴菲特作为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超级富翁，正是对这种断裂不满。
可以看出，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的联邦税制发展没有适应“新经济发展带来大量超级富豪”
这个变化。这个问题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斗争的战场之一。布什政府　2001　年刚上台的时候推出一个减税方案，尽管这个减税方案对每一个阶层都减了税，但是这个减税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最富的1人口。有统计表明，被减去的税中，53流向最富的10人口，其中15流向最富的　0。1人口。2001　到　2006　年美国收入最低的　20人口通过减税收入只提高了　0。3，中间　20的人口同比为　2。5，但是最富的　1人口同比为　5。4。客观地说，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税制或者税改“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但是税制显然没有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民主党“趁虚而入”，大加指责布什政府如何沦为超级富豪的代言人。尤其是在民主党去年中期选举赢得两院多数席位之后，对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抨击尤其加剧。07　年　6　月民主党议员列文干脆提出议案，要求将资本收益中的一个核心部分税率从　15增加到　35。04　年大选的时候这个话题已经成为两党辩论议题，08　年选举这又是一个热门话题：各个民主党候选人都已经纷纷表态，主张让布什的减税方案到　2010　年过期作废。共和党则奋起反驳，指出资本收益和工资收入的不同在于，资本收益本质上历经两次收税，在个人层面上收　15所得税之前，已经在公司层面上被收了一次　35的公司所得税。再给资本收益加税，很可能挫伤资本市场投资的积极性。作为给读者的一个参考信息，在中国，资本收益作为个人所得是不收税的。即使在加拿大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也只有　50的资本收益要按一般所得税税率交税，另一半不收税。
到底要不要给富人增税，本质上是在效率和平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给富人增税的原因不应当仅仅是我们看不惯他们富有，而是增税长远来看有利于经济或者社会福利。税率太高虽然为社会再分配提供了基础从而有利于穷人，但是如果挫伤投资积极性导致“蛋糕变小”，长远来看对穷人也不是好事。毕竟，当年里根的减税政策促进了美国　80　年代经济的复苏，布什政府　01　年的减税方案也为美国经济从　911　的荫影做出了贡献。而且不管民主党如何抨击布什的减税方案，一个不容模糊的基本事实是：虽然　2004　年全美最富的　1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的　16，同年他们交了　36。7的联邦个人收入税以及　25。3的全部联邦税，而40的底层人口，由于低税收和税收信用返还项目，本质上没有交联邦个人收入税。布什的减税方案之所以不能给穷人带来收入大幅度增长，很大意义上是因为穷人的税已经几乎减无可减了。
但是另一方面，穷人少交税和富人多交税的政策也没有阻止美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那种一小部分人穷奢极欲而更大部分人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画面，有悖于我们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基本伦理准则。所以这么看来，在今天的美国，诺齐克和罗尔斯虽然已经分别于　2002　年去世，他们的幽灵还得还得接着打下去。
美国的“四项基本原则”
如果有人问， pc这两个字母是什么的缩写，想必大部分人都会飞快地答：个人电脑。其实，　pc还是另一个名词的缩写： politically　correct　――政治正确。
众所周知，在我们中国，党和政府总是在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政治观，而正确的政治观，简而言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但是，美国不是号称是个“自由”的国家吗它怎么也有“正确的政治观”这一说呢
这事可以从美国一个电视节目最近引起的纠纷说起。
这个节目叫“幸存者” survivor，据说是现在席卷电视屏幕的各种“真人秀”的鼻祖。
在这个节目里， 20来个参赛者分成几个部落，被带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各个部落为了生存资源而竞争，优胜劣汰。最后的优胜者，能够获得一百万美元的奖金。
“幸存者”今年已经演到了第　13个季度。然而，就在第 13个季度开演前， 8月 23号，制作“幸存者”的 cbs电视公司突然宣布，今年他们的节目将有所创新：这次，他们将把 20个参赛者按照种族划分，把他们分成白人黑人亚裔西班牙裔四组。无形中，“部落”
竞争也就成了“种族竞争”。
这个声明一出，立刻在美国掀起了一场风波。纽约市立法委员会的少数族裔核心小组立刻呼吁 cbs取缔“幸存者”的第 13季度节目，并且在 cbs门口组织了一场抗议示威。一个西班牙裔团体称这个节目为“种族主义节目”。一个亚裔政治活动家抗议道：“我们决不能容忍一个电视台用挑动种族矛盾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收视率”。一个黑人教授嘲讽道：“ cbs的下一个动作会是什么组织德国部落和犹太部落或者穆斯林部落与基督教部落互相竞争”
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伤疤，美国政治最大的伤疤之一，是它的种族主义问题。确切的说，不是一个伤疤，而是一个还在发炎的伤口。任何一个涉及到种族问题的公共表述，无论是以电影电视书籍演讲的形式出现，都是在一条钢丝上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摔下万丈深渊。
这一点，美国议员 trent　lott应该说有最深的体会。　2002　年 12月 5号，在另一个曾经竞选美国总统的议员 strom　thurmond的百岁生日上， trent　lott说：“如果当年我们选了你当总统，今天美国就天下太平了”要知道， 1948年 thurmond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公开支持种族隔离。 lott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社会各界纷纷谴责他的种族主义倾向，连总统都站出来公开批评他。尽管 lott再三为他所说的话道歉，舆论对他还是不依不饶，最后他不得不以请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举动来谢罪。
这就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对少数族裔的感受必须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在公共领域内发言，绝不能随随便便地丑化少数族裔的形象。虽然美国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这一点，但是这已经是整个社会不成文的法律，每个人都在这个不成文法律的凝视下，对言行进行自我审查。
事实上，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仅仅是政治正确的一条。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文化，完全可以被概括成以下“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见持有者。
关于第一条，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如果大家留心看好莱坞的电影，会发现导演一般不敢轻易把黑人塑造成反面形象。事实上，无论是“费城故事”里的黑人律师，“肖申克的救赎”
里面的黑人狱友，或者“谈判者”中的黑人警察，黑人总是代表着一个勇敢正义智慧的形象――从这个小细节，也可以看出，好莱坞导演们在塑造黑人形象时的谨小慎微――谁也不愿象 lott一样跳进黄河洗不清。 911之前，好莱坞电影中还有很多中东恐怖分子的形象， 911之后，由于穆斯林问题的日益敏感，中东恐怖分子的形象也基本从好莱坞电影中消失了――不能丑化穆斯林的形象，也成了“政治正确”的一个部分。
“不能冒犯女性”这一条，最记忆犹新的例子，就是哈佛前校长 summers栽的跟头了。在今年一月的某次会议上， summers宣称，女性在科学方面的成就比较少，可能是因为男女在“内在智能”上的不同。此言一出，群情激愤。哈佛大学女教师委员会写信给他说：“你的行为让哈佛大学蒙羞”。一些校友则宣称，如果 summers不公开道歉，他们将停止给哈佛的捐款。事后虽然　summers一再道歉，最后也不得不因为这根导火线而辞职。
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者政见持有者这一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过去这 50年对“麦卡锡主义”不断的检讨和反思。虽然麦卡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程度与规模，和“斯大林主义”政权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历史相比，只能说是小小巫见大大巫，美国社会对真假马克思主义者当年所受的迫害，那个耿耿于怀，简直到了祥林嫂的地步。去年奥斯卡热片之一，晚安，好运，是这种耿耿于怀的又一次发作。相比之下，某些社会对残酷惨烈得多的政治迫害的遗忘速度，不可谓不惊心动魄。
美国版的这四项基本原则，概而言之，无非就是一条，对弱者的同情和保护。它可以说是美国 60年代以来民权运动的结晶。今天的我，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一个女性，一个无神论者――就差同性恋这一条了，能在美国这块土地上，自由安全有尊严地生存，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这种“政治正确”的文化。换在　100年前，我有可能面临种族宗教性别的三重歧视。当然，这些歧视目前仍然存在，但是“政治正确”的文化基本确保了在公共场合，我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别种族信仰而受到公然的羞辱。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这四项基本原则，美国人，尤其是公众人物，活在无形的言论审查机制之中。人们私下里关起门来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一到正式场合，就只能使用一种四平八稳的“正确语言”，以至于形成了一套政治正确的语汇。比如，聋子不能叫聋子，得叫“听力受损的人”，比如凡是用到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不能仅仅用“他”，得说“他或者她”。所以后来有人对政治正确进行恶搞，说要不“家庭主妇”也不用叫家庭主妇了，叫“居家工程师”，“胖子”也不叫胖子了，叫“水平方向受到挑战的人”，“穷人”改叫“经济上还没有准备好的人”，“骗子”改叫“创造性运用事实的人”云云云云。有很多人，尤其是保守团体以及极端自由主义团体，谴责“政治正确”的文化侵蚀了美国的言论自由。甚至有极端保守派认为，政治正确的文化，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在经济社会的变革方面走到山穷水尽之后，试图从文化上腐蚀一个自由社会。
还有很多人抱怨，“政治正确”的文化不是解决了问题，只是回避了问题。黑人犯罪率居高不下，不会因为你电影里把黑人全部塑造为好人而改变。大部分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分子所为，也不会因为穆斯林们烧了丹麦使馆而改变。 summers　的辞职，不能改变女性科学成就偏少的事实。弱者可能的确是历史的牺牲品，但是让弱者沉溺于迼　br 种“牺牲品”的角色里不能自拔，甚至以这种角色为理由去逃避自己的个人责任，去否认这个弱者群体内部的问题，这也的确是“政治正确”可能导致的陷阱。
围绕着“政治正确”展开的这种辩论，本质上，是自由社会里，求真与求善之间的冲突。维护“政治正确”的人，试图在一个充满不平等的世界里，为弱者讨回公道。而反对“政治正确”
的人，试图打开一个没有思想禁区的世界，人们可以在其中尽情地追求真理畅所欲言。说到底，真实的东西不一定美好，而善良的愿望并不等于事实。
我倒是相信，只要政府不强制推行四项基本原则，用国家机器来镇压“政治不正确”的思想和言论，“政治正确”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几千年“政治不正确”的历史，导致了“政治正确”的拨乱反正。“政治正确”的矫枉过正，又导致了“政治无所谓正确不正确”的回潮。商品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事实上，观念的市场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观念的平衡。就前面几个案例来说，美国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强行要求“幸存者”停放。可以说，美国版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自发创造的原则，也将被社会自身消化。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谁胜胜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在这种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活力。思想这个东西，就象石头缝里的草，只要没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将它连根拔起，总能悄悄找到自己的出路。
法治自由篇不告白不告07　年　7　月　4　号，一个叫龙圳的小男孩在深圳死了。据说是在四家医院以各种理由拒绝接收他之后死去的，据说如果抢救及时，小男孩是本来可以不死的。
这事让人悲愤，但是对于一个负责的社会来说，仅仅悲愤是不够的。通过法律程序问责相关医院或者医生，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类似悲剧。如果法律没有相关条款，那么也许就应该改革这个法律系统。
美国最近有一条似乎无关的新闻。
07　年　6　月底，一条关于“天价裤子案”的新闻四处传播。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皮尔森先生发现洗衣店洗丢了他一条裤子，于是将洗衣店告上了法院，并且狮子大张口，咬定让对方赔偿　5400　万美元。其诉讼理由是干洗店门口的牌子“保证满意”和“当日送取”是对顾客的刻意欺骗。结果法官宣判皮尔森败诉，而且要求他担负双方的所有诉讼费。
这事与其说是一条法律新闻，不如说是一条娱乐新闻，全美国都拿来当笑话读。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离婚失业穷困的皮尔森不过是在借机敲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事果真仅仅是个笑话吗我倒不以为然。皮尔森之所以如此异想天开，其实不是因为他疯了，而是因为在他涉足的这条“打官司发财”的荒谬道路上，在美国实在有不少成功的“前辈”。
最经典的，莫过于　1992　年的史戴拉里贝克　v。麦当劳案。当时里贝克女士因为自己不小心打翻麦当劳的咖啡，烫伤了大腿，以“咖啡不合理地烫”为由将麦当劳告上法庭，获得了　64万美元的赔偿。自此，“史戴拉奖金”就成了专有名词，特指那些从“轻浮诉讼”中获得的赔偿，有人干脆称之为“司法彩票”。与此同时，人们在“打官司生财”方面越来越有想象力，越告越离奇。比如有人一边不停地掏钱买麦当劳吃，一边告麦当劳导致他发胖；有人在赌场输了钱之后状告赌场；有人告飞机上座位空间太小导致他脚抽筋；甚至有银行抢劫犯因为被银行的反抢劫装置伤害而状告该银行。
虽然上述案例过于极端，但美国人对诉讼的热爱可见一斑。不过，这并不是民族特性，而只是制度使然。美国民事诉讼系统中的各种规定是助长诉讼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法院倾向于判决大额“精神损失费”和“惩罚性赔款”在人身伤害案中“不赢官司不交律师费”的惯例从保险公司和被告处获双重赔偿的惯例等等。总之这个系统中有很多因素都在怂恿你：告吧，告吧，不告白不告。打开地方电视台，总有律师行做广告：您出了车祸吗您觉得医生误诊过您吗您受伤没有得到合理赔偿吗请拨打电话　xxxx，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不赢官司不收钱“轻浮诉讼”的泛滥一方面造成大量公共资源的浪费，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流失到一些无聊的纠纷当中，另一方面其实也构成对普通消费者的伤害，因为那些受到诉讼的医生医药公司烟草公司连锁餐馆日用品制造商最终会把他们打官司的费用加到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当中，从而使普通消费者成为“史戴拉奖金”的实际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