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

这一年暑期，萨特在意大利度假，得知李奇微继艾森豪威尔当上欧洲盟军总司令。在巴黎反对李奇微的游行示威中，共产党人雅克•；杜克洛被捕。游行示威几小时后，他坐小汽车准备通过。他的车座上有两只鸽子，于是他被逮捕。警察的理由是那鸽子是信鸽，是用来同苏联进行密谋联系的，而实际上这两只鸽子是菜鸽，不过是杜克洛准备用作星期天的一道菜而已；加给杜克洛的，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个“鸽子事件”促使萨特写一篇文章为共产党人辩护。
而在此之前，一本关于拿破仑三世的书十二月二日政变记给了萨特很大的触动，使他决心采取行动来支持共产党。这是亨利•；吉耶曼写的，其中对当时的报纸私人日记和拥护拿破仑三世上台的作家的书作了大量的摘录。萨特由这书产生类比和联想，他把杜洛克被捕看成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
还有一个事件也对萨特造成很大刺激：6月4日发生的罢工由于右派的抵制而失败，右派欢呼雀跃。萨特十分气闷。后来他回忆这一时刻说：“回到巴黎时，我必须立即拿起笔来，否则就会被活活闷死。我夜以继日地写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第一部分。”
他写作时充满激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他有5天彻夜未眠，其余的夜晚，只睡四五个小时。这时他想，他不能不采取某些会使他成为“他人”的步骤，他不能不在总体上接受苏联的观点，同时又坚持自己的观点。萨特在这篇文章中谈到杜洛克被捕是一个可耻的事件，回答了右派与非共产党左派对共产党的种种指责。他试图说明，共产党在何种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必然代表，在何种程度上又是后者的确切代表。
11月，现代又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对6月4日罢工失败作了分析。萨特指出，这次失败是由于工人的泄气造成的。他对群众和工人阶级作了基本的区分：群众是由孤独而软弱的个人组成的结合体，而工人阶级则是由革命实践联合起来的。共产党就是这种实践的必然中介。在文中，萨特说明自己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共产党人保持一致。
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三部分完成于一年半以后。萨特在这篇文章中进一步分析了造成6月4日罢工失败的工人泄气的根源。他还引证了19世纪的历史，分析了造成1848年6月和1871年大屠杀的社会气氛。萨特认为，无产阶级的泄气是工业生产不足的产物，这在主观上反映了经济结构加于实践之上的客观限制。随着自动化生产，技术工人与熟练工人之间产生分裂，而熟练工人所受压迫最深，对社会具有唯一真实的观点，也就是生活条件最差者的观点。一种“需要的人道主义”就是以熟练工人也就是广大群众为基础的。而群众只有通过唯一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共产党才能改变社会从而超越他们的群众地位。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同路人”2
开始写共产党人与和平时，萨特同共产党还没有任何交往，而且总的来说是厌恶它的。到后来，这文章逐渐变成对共产党的半颂扬性质的文章，而到最后，它反对法国流行观点，实际上成了颂扬共产党的文章。对于萨特现在的政治态度，现代编辑部多数人都是赞同的，也有一些人因此逐渐离开了现代，其中包括梅洛─庞蒂。
而共产党这一方，很自然地，向萨特表示友好。此前萨特曾应共产党人的约请参加抗议逮捕亨利•；马丁的集会。马丁是法国共产党员，因拒绝参加印度支那战争而被捕。萨特还同其他人联名写信给法国总统要求特赦马丁。
为了提供论据，萨特提议：写一本要求释放马丁的书，一本由他提供评论由各种有关文章组成的书。这或许是受到吉耶曼的十二月二日政变记的启发。萨特干了起来，书名是亨利•；马丁事件。由于技术性的困难，这书出版得较迟──1953年10月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而马丁已于8月获释，但这本书的出版是有意义的。而萨特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也由于他们的这种合作日益密切起来。
1952年底，萨特参加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明将在大会上支持这样一些提案：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东西方和平共处，统一德国但不改变双方的经济制度，实现印度支那的和平，接纳中国参加联合国。萨特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如果能够证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共存的，也就是说，如果生活于其中任何一方的人民必得以摧毁另一方才能工作和填饱肚子，只有这时双方的战争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并没有任何人可以这么说。”
这时萨特的政治立场以及它的影响不仅在法国，而且存在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之中。1954年初，波伏瓦和一个朋友驾车去阿尔及尔旅行。在阿尔及尔和突尼斯，他们感受到当地人对法国人的敌意。修车铺旅馆饭馆都在营业，但就是不愿意为他们服务，哪怕是端一杯水也不愿意；到处都是敌视的目光。后来他们打算乘飞机回去，把汽车放到一条船上托运。一个突尼斯工人看到车上有萨特的名字，就向其他的人喊道：“喂，这是让─保尔•；萨特的车，咱们先把他的车弄上去”他又向波伏瓦说：“请代我们向他问好”波伏瓦十分感动：她真羡慕萨特：这些人一见法国人就露出敌意，而仅凭萨特的名字就能让他们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友好笑容。
1954年5月，应苏联作家的邀请，萨特访问了苏联。在莫斯科，他住在民族大饭店，从那里可以看见红场。他观看了红场上百万人的庆祝游行，参观了大学和工厂，还到苏联作家家中作客。以后在苏联各地的旅行使他疲于奔命。每到一地，都是不断地会见谈话观光旅行赴宴几乎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更没有个人独处的时间。当他提出希望有一天能独自呆着时，陪同的官员们感到疑惑不解，认为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不过最后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最要命的是吃饭。一路之上总像在过节，总有宴会，总是狂饮。在离开塔什干的那天晚上，一个壮得像牛的工程师提出要同萨特比赛喝伏特加。他们喝完酒，这位挑战者送他去飞机场，一到机场这人就瘫倒在柏油路上。萨特赢了，他支撑着自己走到座位上，但马上就酣睡起来。一觉醒来，他觉得自己不行了，就对译员说，希望到莫斯科后休息一天。但一下飞机，作家西蒙诺夫接他去吃午饭，而他的陪同人员没有提出推迟一天的建议。于是又是一顿丰盛的饭菜，又是哗哗如流水的葡萄酒。饭后，萨特在莫斯科河畔散步，觉得心脏不停地撞击肋骨，到晚上，心跳得更厉害了。第二天，他住进了医院。他的高血压病发作，医生为他作了诊治。萨特本想在6月21日那天赶回巴黎过49岁生日，这一下不行了。
萨特对他在苏联看到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他特别注意苏联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作家与读者工人与工厂之间的新型关系。在那里，工作闲暇读书旅行友谊──这一切都包含着与其它地方不同的意义。在萨特看来，苏联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折磨人们的孤独。
1955年6月，萨特和波伏瓦飞往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萨特在大会发言中谈到要求和平与要求自由的关系。他说：“和平要求每个民族都获得独立，要求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我们的和平只有一个意义，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自由。在我看来，我们事业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要通过自由来建设和平，又通过和平使各族人民都获得自由。”
这一年的9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到中国访问。对他们来说，中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他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而在中国，除了两三个法国文学专家之外，人们对萨特也几乎一无所知。因为报纸介绍说，萨特刚刚写过一本涅克拉索夫，所以与他们交谈的人就经常客气地表示对这部作品感兴趣。除此之外，他们的共同话题就只有烹调了。这种双方的互不了解严重妨碍了他们的交流。
金秋之夜，他们散步在灰色的胡同里，有时似乎忘掉了自我而融入北京古老的文化之中。但在更多的数情况下，他们感到，这是一个他们很想去了解而又找不到入门钥匙的世界。不过中国的京剧使喜欢音乐的萨特欣赏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程式化的做功悲剧性的急迫打击乐细致悠长的嗓音，都对他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
他们在中国呆了大约两个月，这个国家给他们最深的印象是贫困。后来波伏瓦在回忆录中谈到他们当时的感受说，看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后，他们对地球的看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他们总是把欧美的繁荣作为看问题的标准，而世界其它地方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十分模糊的存在。从这时起，他们才真正看到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人长期处于饥饿贫困状况；与之相比，西方的富庶和安乐只是一种有限的特权罢了。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中国人为了克服这种贫困所作的努力。11月2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感受，后来他在法国观察家上也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谈到他对中国的感受，赞扬了新中国的建设。
1956年暑期，萨特和波伏瓦在罗马度假，他们喜欢罗马的景色和文化氛围，既有历史也有现在，历史和现在联系在一起。战后意大利左派之间的团结从未被破坏过。他们看到，在法国希望实现的目标在意大利成了现实。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支持共产党，而共产党也一直信守他们的人道主义立场。在意大利，人们常常就政治问题进行气氛热烈开诚布公的讨论。
在意大利期间，萨特得知匈牙利发生流血事件，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十分痛心。回巴黎后，正逢苏联第二次入侵匈牙利，萨特立即对快报记者发表谈话。他说：“我完全彻底地谴责苏联入侵，但我并不认为这一事件应由苏联人民负责。我将彻底地同那些没有揭露或者不能揭露匈牙利屠杀行径的苏联作家朋友断绝关系，尽管对此我非常遗憾。我不能与苏联官僚领导集团保持任何友谊。”萨特在谈话中还谴责了对苏联军队的血腥干涉表示支持的法共领导，指出他们的反应是根本不负责任的。萨特还同一些作家在一份反对苏联干涉的抗议书上签了名。这份抗议书在观察家周刊上发表。
1957年1月，现代杂志出了一期匈牙利问题专号，内容包括从苏共20大到匈牙利10月事变期间发生的一切。萨特写了斯大林的幽灵一文，进一步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他批判了苏联同卫星国的关系，反对苏联的干涉。同时，他又认为，尽管苏联领导人犯了种种错误，但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是血肉筑成的社会主义。
许多年以后，在1974年，萨特回忆这一段经历，他认为自己这话是弄错了。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苏维埃夺取政权后消失不见了。当时它本来有一个发展的机会，但由于斯大林，甚至也包括最后一些年的列宁，它逐渐改变了。他不再认为共产党是革命的，但他认为共产党人是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因为当时他看到同这个党联系着的充满错误的罢工工会政策。
萨特在4年多的同路人经历中对共产党人深有认识。他觉得他们的一大特征就是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微笑着，回答他的问题，实际上作答不是他们。他们“消失”不见了，变成了知道他们的原则并根据人道报在这些原则的名义下给予的东西来进行回答的人，他们好似一种有程序的计算机。萨特和他们之间，除了一起解决某个特定问题时的暂时一致外，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团结一致。
萨特发现，实际上这些共产党人有一种个人生活，那是在他们多少去掉假面，在他们自己人中间时。他们在同外来者的关系中是没有兄弟之情的。后来萨特总结这一时期说，战前和战后他本来是可以同那些不是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但他没有注意到他们。而这些人对正统的共产主义提出挑战，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
萨特并不认为自己同共产党人打交道没有意义或浪费时间。正因为他有这段同路人的经历，后来在1968年，他才可能继续介入政治并站在毛主义者一边。否则他会一直不关心政治而置身事外。
萨特晚年说明他为什么只是作为共产党的同路人而没有参加共产党。他说：“为了参加这个党，我不得不去否定存在与虚无，否则他们将不允许我入党。或者如果我不正式拒绝这一点，至少我必须写一些多少是按照党的要求特制的文章。无论是这种或那种方式，我都不得不去否定它。而事实是，我没有打算否定任何东西，首先是没有打算放弃我自由探索的基本权利。无论在什么时候，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我总是想为自己发现事物。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始终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我的基本哲学格言。”萨特自述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爱的考验1
1945年1月；萨特作为法国记者团的成员第一次来到美国。接待他们的是一位身材娇小的法国女士。她叫多洛丽丝•；瓦内蒂，战前是巴黎一家小剧院的演员，战争开始后去了美国，在美国战争情报处做宣传方面的工作。她同一个有钱的美国医生结了婚。据说在巴黎时她曾经见过萨特写作，不过两人并不认识。萨特当时在文学界还只是小有名气，而多洛丽丝作为一个演员大概也不太出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萨特就提出希望同她约会。
看来萨特是一见钟情。而这里似乎还有其它的因素。同萨特一起的记者都是男性，萨特同他们不可能有深入交往。在美国，由于萨特的英语十分蹩脚，他也无法同只懂英语的美国女人交往。没有语言的沟通，萨特就毫无用武之地。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法国女郎，萨特真有他乡遇故人之感。萨特和多洛丽丝很快就陷入热恋之中。对于多洛丽丝来说，陷入情网，显然是由于萨特那些非同寻常的情话。萨特在纽约时，将他的语言诱惑的特长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这也许是因为在美国，除了多洛丽丝以外，再难找到其他可以说话的人；不象在巴黎，可以让他发挥特长的女性是较多的。
萨特在美国呆了大约4个月，大大超过了他预定的时间，同多洛丽丝的恋爱是他滞留的主要原因。由于多洛丽丝十分熟悉美国，同萨特希望了解的美国文化界也有交往，她成了萨特在美国的导游和与纽约社会名流交往的中介。她还为他翻译那些必需的英文资料。总之，萨特是通过多洛丽丝来了解这个让他一直深感兴趣而又陌生的国度。晚年他回忆这一时期说，是多洛丽丝给了他整个美国。
刚开始他俩谁也没有考虑这一恋爱事件可能带来的后果，认为不过是一段普通情缘而已。正如对其他任何女性那样，一开始萨特就向多洛丽丝谈到波伏瓦，说明他和波伏瓦是怎样一种关系。而在多洛丽丝这一边，虽然同丈夫的关系不好，处于半分居的状态，也没有确定地要与他分手。所以他俩都以为，随着萨特回法国，这种关系就会自然终结。
回到法国后，萨特将这一切都告诉了波伏瓦，没有什么保留。虽然这是自战争时期以来，萨特重新开始的第一桩风流韵事，波伏瓦并没有当很大回事。她想，这可能只是类似在柏林时同那个“月亮”女人的爱情事件，萨特浪漫狂热一阵子也就过去了。
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这个女性对于萨特的吸引力远非“月亮女人”可比。萨特回到巴黎后继续同她联系，多洛丽丝也情不自禁地给了回应，两人书信往来频繁。于是萨特谋求机会再度去美国看她。正好美国有几所大学邀请萨特讲学，他欣然答应。1945年12月，他登上去纽约的轮船。这次他在美国又呆了4个月。
如果说上一次去还有公务在身，那么这次纯粹是为了多洛丽丝。几个月的时间，除了有数的大学演讲外，他几乎没有干任何事情，全部空余时间都用来陪多洛丽丝，完全是以她为中心生活。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叙述了每天的时间安排。大约早上9点起床，然后是洗澡，刮胡子，吃早饭。11点去赴某个预订的约会。午饭是同多洛丽丝或其他想见他的人一起吃。午饭后他一个人围绕纽约散步大概是多洛丽丝必须上班，不能陪他。他说，现在他对纽约熟悉得如同巴黎一样。6点在某个地方再同多洛丽丝见面，他俩在她的住处或某个安静的酒吧一直呆到凌晨两点。他向波伏瓦承认，他喝得很多，但以没什么问题为限。星期五的晚上萨特到多洛丽丝的住处，在那里一直待到星期天下午4点。萨特说，这是为了避免引起公寓门卫的注意。多洛丽丝虽然已经同丈夫分居，还没有离婚，所以他俩的交往仍然要慎重行事，以免引起麻烦。因此多洛丽丝开玩笑地将萨特称为“我的囚徒”。而有的星期五他们也到外面去度周末。
像这样长期脱离自己的常规写作活动，是萨特自结识女性以来未曾有过的。此前他总是按照学校的习惯，将一年划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工作时期，一个是休假时期，严格按照这一规律写作和休假。这一生活和工作规律，在同卡米耶波伏瓦和万达恋爱时都没有打乱，而这次为多洛丽丝破了例，他来美国的时间并非休假期。
萨特最后在信中说：“除了多洛丽丝有些让我惊吓的爱，再没有别的什么可谈的了。此外她绝对是迷人的，而我们彼此从不疯狂。但这整个事情的未来是非常严峻的。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你写这些才不至于对她是不诚实的因为写出来的词语总是冰冷的，而你应该知道这事具有怎样的意义。以后我将详尽地对你谈到它。”
一个月后，萨特在给波伏瓦的另一封信中进一步谈到多洛丽丝：“我也给你谈谈多洛丽丝，她是一个楚楚可人的尤物，真正是在你之后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个。现在我们被卷入离别的痛苦之中，而我每天都不快活。由于担心门卫，我们移居到德•；海尔的工作室，在商业区。她对于邻居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你简直无法想象她那种特殊的气质：恐惧和坚定深刻的悲观主义和表面的乐观态度激情和谨慎羞怯和毅力的奇妙结合。她的激情实在是惊吓了我，特别是因为那不是我的强烈要求，而她独自承担了它并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这表明她的诚意以及象一个快乐小孩般的天真无邪。”　联系萨特在美国的表现再看他的信，我们大致可以琢磨出这样几层意思来。首先，他完全被多洛丽丝迷住了，在纽约尽管经济方面相当拮据，他的精神状态仍然是“乐不思蜀”。萨特对多洛丽丝的评价高到不可能再高的程度：“绝对迷人”“尤物”“波伏瓦之后最好的”，万达显然被排到多洛丽丝的后面。
实际上相当长一个时期，萨特都将自己与异性的生活界定为：与波伏瓦，是首位，这是“永恒的爱情”；与万达，是第二位，这是“偶然爱情”的极品。与其他女性的关系凡是有碍于这两位的，均将遭排除。而现在多洛丽丝被排在万达之前，那么萨特与她的关系到底是“永恒爱情”还是“偶然爱情”，这就是一个问题。
其次，萨特在入迷兴奋幸福之余又感到多洛丽丝的爱她的激情让他受到“惊吓”，对于他俩关系的前景感到“非常严峻”，这看起来殊不可解。对方爱得越深，他应该坦然享受，越发感到幸福才对。这种惊吓和对未来的恐惧恐怕不是针对他俩关系本身，而是针对不在场的另一个人，就是波伏瓦。对方爱得越深，奉献越大，越是“让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我的理解是，可能这时多洛丽丝已经提出，为了他俩的爱，她可以放弃在美国的一切，随他回巴黎，那么她对萨特在情感方面的要求就会越高。如果这种要求涉及到他同波伏瓦的关系，那就是给他出了一道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他对她激烈的感情有所疑惧：害怕导致不希望的后果。这表明萨特同多洛丽丝的关系一开始就有矛盾和微妙的地方。
也许萨特当时的感受还不是这样明晰，也许已经有了明晰的意识但不好怎样对波伏瓦说，总之，萨特在给波伏瓦的信中是欲言又止；说“不知道该怎么说”；表示以后再详细谈。这在以前是少有的。对波伏瓦，萨特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好说的，但在谈多洛丽丝时却开始有了保留。
回到巴黎后，萨特向波伏瓦详细谈到他和多洛丽丝的关系。萨特最后说，他俩有着心灵的完全沟通。他们一同出门，他想停下时，她也正想停下来；他想再走时，她也正打算动身。他们有一种甚至包括生命节律的深层次的和谐。
萨特的叙述使波伏瓦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震撼甚至恐慌。尽管萨特在一年多时间里去了美国两次，上次回来和这次在信中也说了他和多洛丽丝的种种情况，波伏瓦并没有怎么在意这种关系，她想那不过是萨特的又一次冒险和浪漫，就像以前的那些追求一样。而以前的任何一种情况，如月亮女人奥尔加波登万达等，对她和萨特的关系都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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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听了萨特的叙述后，波伏瓦不仅自问，在萨特心目中，多洛丽丝是不是比自己更重要她和萨特持续15年之久的关系，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仍然属于深深的爱恋，有多少只是习惯使然──就像许多已婚夫妇那样
终于有一天，在他们去一个朋友家吃饭的路上，波伏瓦问萨特：“坦白地说，我和多洛丽丝谁对你更重要”
萨特沉吟了一会，然后回答：“多洛丽丝对我非常非常重要，但我要跟你相伴在一起。”
猛然一听，这话是说得不好的。在波伏瓦看来，这个回答只是说：“我尊重我们过去的约定，但多洛丽丝”突然一下子，她觉得自己的全部精神都被抽空了，觉得自己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在以后整个聚会过程中，她完全象一个机器人那样握手微笑吃饭，但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觉得这顿饭的时间好象长得永远不会结束。
下午，聚会结束后他们单独在一起，萨特察觉到她内心的苦恼，于是进一步解释了自己的话：“我们一向总是注重行动而不在于言辞。所以我没有向你多说什么。我只是说了最简单也是最真实的事实。尽管她对我十分重要，但我们之间是不可分离的。”这次波伏瓦似乎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心里才安定了下来。
但萨特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恐怕他自己一下子也说不清楚。实际上他的话有一种暧昧的成分，难怪波伏瓦听后疑虑顿生。问题在于，波伏瓦和多洛丽丝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这两种女性萨特都需要，如果一定要作出非此即彼的取舍，他还真拿不定主意呢
波伏瓦这一类型的女性在萨特生活中的意义可用两个字概括：理解。有了波伏瓦，萨特不再需要其他的对话者；这种对话不仅有日常生活的，还有纯粹思想上的甚至哲学上的。雷蒙•；阿隆回忆说，自从萨特结识了波伏瓦，就开始跟他疏远；他怀疑是波伏瓦在其中起了作用，意即她在他们之间挑拨离间。这种怀疑当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波伏瓦取代了其他可能与萨特进行高层次对话的男性，这倒是一个事实。
萨特在奇怪战争日记中写道，他宁肯同女士们聊天，也不愿意同阿隆讨论哲学。可见这是萨特的天性；即使没有波伏瓦，萨特也不会同阿隆有十分近乎的关系。但如果这个女性不仅会聊天，谈起哲学来并不比阿隆差，萨特岂不更加满意这样阿隆之类的男哲学家在萨特心目中就更加没有地位了。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女性，她们在萨特生活中的意义也可用两个字概括：感受。萨特有一个基本思想：男性由于社会生活的铸造，越来越失去感受性而只具有较多的抽象性，因此其意识是片面的，他需要多加一些感受性。而女性由于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受到的教育较少，抽象性方面或一般智力不如男性，却保留了丰富的感受性。萨特认识到这一点，他很需要从女性们那里获得他所欠缺的东西，这也是他“宁可同女性聊天，也不愿同阿隆谈哲学”的根本原因。
这一类型女性的代表是万达。萨特在给波伏瓦的信中多次描述万达是“迷人的”，接着的一个形容词是“可触摸的”。她也许没有什么知识，根本无法理解萨特的哲学，也许为人做事总是像个小孩子一样，但萨特需要她。这种类型的女性也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而现在这种类型的代表成了多洛丽丝。萨特向波伏瓦描述他和多洛丽丝之间的默契就是彼此的感受。当然，作为一个女性，波伏瓦也给了萨特许多感受性方面的东西，但与理解相比，则较为次要。不然的话，萨特也不会那样迫切和坚执地需要另外一个女性万达了。
从多洛丽丝的情况看，不仅在感受性方面比万达更能给萨特许多东西，在理解性方面也要强出万达一头。萨特同多洛丽丝在一起时，没有什么喋喋不休的争吵，更多的是一致与和谐。多洛丽丝的阅历知识面，显然也比万达丰富得多。因此，她与萨特的关系对波伏瓦的挑战极大，以至于波伏瓦在晚年还回忆说，在所有与萨特有爱情关系的女性中，多洛丽丝是唯一让她感到害怕的。
不过波伏瓦用不着害怕，她应该有一个稳操胜券的地方：多洛丽丝再优异再杰出再“尤物”，在女性中不乏与她类似的更佼佼者；而像波伏瓦这样的女性，萨特却难以再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感受性相对来说，不太稳定，易变；而理解性一旦建立，可以长期地稳固地存在。像波伏瓦这样真正是学出来了的女性哲学家，大概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恰恰是她具有不可取代性的根本原因。
1947年1月，波伏瓦去了美国，也是应邀讲学。在纽约她见到了萨特赞美不已的多洛丽丝。这个女人的确是富有魅力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她同波伏瓦有相似之处，她们都很聪明，很活跃，当然，也很漂亮。
波伏瓦在给萨特的信描述了她和多洛丽丝见面的情况：“我在荷兰雪利酒吧约会了多洛丽丝，我想，她会向你讲的。我对她的感觉正像我猜测的那样，我很喜欢她，我很愉快，我理解你赢得她之后的感情，我为你有这种感情而骄傲，而我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
波伏瓦的这种表示是否完全出自内心也许是也许不是。我们很难确定这些话有多少是属于“外交辞令”。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理解萨特的，她的这种表态是对对方的尊重，因而是得体的。
按照波伏瓦在信中的描述，多洛丽丝倒显得不太自然。波伏瓦说她一杯接一杯地喝威士忌，表现得神经紧张，不停地说话，表情有些呆板。这种描述应该是当时的实情。按照多洛丽丝以后的作为看，很可能当时她已经将波伏瓦视为应该认真对付的情敌。
波伏瓦还进一步谈了她对多洛丽丝的印象，她知道，萨特喜欢听这个，而且会非常重视。她说：“我觉得她确实很惹人喜爱，给人感觉很好，不过正如博斯特所说，也许女人味太强了一点，反正从我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但如果我是一个男人，而且还充满一种明朗强劲的激情，那就不可能遇到更合适的了。”
这话可以印证我们前面对于她和多洛丽丝的特点的分析。这里“女人味”就是感受性的另外一种说法。萨特喜欢女人的感受性，因此这里透出她对他的深切理解。同时一个“太”字，也委婉地表达了她接触多洛丽丝以后的一种感受：她原先的担心其实并无必要多洛丽丝在气质上同她差异颇大，不可能取她而代之。“女人味”很强固然是多洛丽丝的优势，也造成她在另一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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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瓦到美国后，多洛丽丝去了巴黎，在那里一直呆到波伏瓦回国。5月初，波伏瓦正准备按照原来的时间安排回巴黎，突然接到萨特来信，要她推迟归期，因为多洛丽丝要在巴黎再呆上10天。这一变故对波伏瓦有很大刺激。即使她是非常理智的，通常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此时仍然不免产生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她在回忆录中说，当时的感觉是很累，很疲乏，很软弱，很想靠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好好地休息一下。
此前她曾在芝加哥结识了一个美国作家，叫纳尔逊•；阿格林。波伏瓦的英语相当好，不似萨特，她的口语水准已经达到可以表达情感的程度。她同阿格林在交往中彼此深有好感，隐约含情，只是由于波伏瓦离开芝加哥时间仓促，他俩的关系才没有进一步发展。于是波伏瓦给阿格林通了电话，约好她去芝加哥会面。他们成了情人，在一起度过了半个月的热恋生活。
这一爱情事件的起因是萨特要求延期从而使波伏瓦产生了一种失落感，而实际相处后阿格林对波伏瓦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吸引力，这主要是性的力量。波伏瓦后来承认，她跟阿格林经历了她的“第一次完美的性高潮”，同时她也了解到，“男女之间的爱情会有多么的炽热。”阿格林与波伏瓦的性爱，正像多洛丽丝与萨特的“生命节律的一致”；因此，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可以说是双方扯平了。
就纯粹的性关系而言，恐怕萨特并不总是能够给波伏瓦以充分的满足。这跟萨特自身的性特征有关，他常常在与他人的肉体关系上卡了壳。我还猜测，波伏瓦与其他女性有同性恋关系和行为，也可能与这种不满足有关。如果说她同纳塔丽的关系还是在萨特应征入伍以后发生的，纳塔丽算是趁虚而入，那么，她与奥尔加的亲密感情关系她与另一个女学生比安卡的实际性爱关系，发生时萨特就在她身边。
问题在于，即使有这种情况，波伏瓦并不认为这个很重要。放在第一位的，不是谁更能给她以肉体的满足，而是对于她作为一个总体的人的理解。在这一点上，除了萨特无人能够做到。
待波伏瓦回到巴黎时，多洛丽丝还没有离开法国。她想一直留在法国，而萨特没有同意。因为多洛丽丝一旦定居巴黎，她就得完全舍弃自己以前的一切：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朋友，自己所习惯的生活。那么，由此她希望从萨特那儿得到一切，也就是独占萨特，以作为补偿。而这是萨特不可能做到的。尽管在他们结识之初，萨特就向她说明了他与波伏瓦的关系，同时说明他和多洛丽丝之间不可能相互独占，但作为一个女人，多洛丽丝认为，只要他真正爱她，一切障碍都会被冲破，情况会发生变化。当她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时，就恼怒异常。多洛丽丝终于离开法国，萨特陪她去了勒阿弗尔。分手时她还在抱怨他给她带来的痛苦。后来她来信说，她以后要么不来，要么来了就永远不走了。
这种新的“三重奏”不仅让萨特感到烦恼，也让波伏瓦痛苦。多洛丽丝走后，他们去哥本哈根旅行。在头一天，俩人混杂在人群中，彼此什么话都不想说，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他们之间是否已经形同路人几天之后，那种正常的亲密和理解的气氛才逐渐得到恢复。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仍在经受着时间和他人的考验。
第二年4月中旬，波伏瓦准备前往美国同阿格林会面。她将在美国呆4个月，因为多洛丽丝已经答应萨特，在波伏瓦去美国时，她来巴黎住4个月。不料就在波伏瓦临出发前几天，多洛丽丝给萨特来了一封信，说在现有条件下她决意不来看他了。这让波伏瓦进退两难。正因为多洛丽丝要来，她才考虑在美国呆那么长时间，并且已经告诉了阿格林。现在多洛丽丝变了卦，不来了。波伏瓦不愿意白白丧失同萨特在一起的时间，否则她会对自己不满意，也可能转化成对阿格林的怨恨。于是她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她在美国只呆两个月，而不是原来的4个月。
她在美国同阿格林一起度过的时光是很愉快的。不过在最后，当她告诉他，她在7月14日就得回巴黎时，他们之间起了很大的冲突。阿格林之于波伏瓦，正像多洛丽丝之于萨特，也是要求一种独占权。而波伏瓦明确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由于萨特的存在，他们的关系受到巨大影响。
波伏瓦回到巴黎，萨特和她打算在7月底出国旅行，一个美好的暑假就要开始。正当他们准备出发之时，风波又起：原先声明拒绝来法国的多洛丽丝突然从纽约打来电话，说她再也不堪忍受与萨特的分离，想立即来同他呆1个月。她在电话里哭了。萨特只得同意她的要求。他同她在法国南部住了1个月，同时因为她的任性而狠狠地责备了她一顿。
而真正苦的还是波伏瓦。她白白地早回了两个月，还得罪了阿格林。她给阿格林拍了电报，说她可以再来芝加哥一趟。而阿格林的回电是：“别来，太忙。”──他还生着她的气呢尽管波伏瓦十分痛苦，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正如萨特明确向多洛丽丝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波伏瓦也毫无隐瞒地表示了她与萨特之间关系的不可动摇性。
后来阿格林的情绪有所缓和，还表示第二年的6月份要来巴黎。他来巴黎时，波伏瓦带他同所有的朋友见了面，包括萨特。由于语言不通，萨特和阿格林交谈有些困难，而波伏瓦又不太耐烦为他们作翻译。不过他们相处还很融洽，在一起谈了一会儿铁托，又对毛泽东议论了很长时间。萨特在男女关系上给了自己最大的自由，同时也给予对方以同样的自由，而且他的情人的情人，几乎个个都是他的好朋友，至少彼此不怀敌意。这也是萨特在处理男女关系时的一个特点。
这一年暑期，波伏瓦同阿格林在意大利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旅行，而萨特和多洛丽丝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度假，还去了古巴巴拿马海地和库拉索岛。但这时萨特和多洛丽丝的关系已经不那么和谐了，因为多洛丽丝老是没完没了地说要来巴黎定居，而萨特又总是不肯答应。萨特和多洛丽丝的关系又维持了一年。多洛丽丝不顾萨特的反对，硬要来巴黎定居。他们大吵了一通，最后关系彻底破裂。萨特认为多洛丽丝太过分了，于是断然决定分手。他说：“好了，这没法维持下去，这是在不断地逐步升级。”爱之愈切，怨之愈深。男女之情就是这样的。萨特的本意是希望大家“和平相处”，彼此相安无事；如果一定要逼他作出非此即彼的决定，他只能舍弃第三者而保全他与波伏瓦的关系，这也是莫可如何的事情。
与此同时，波伏瓦在美国同阿格林在一起。他俩的关系也十分恶化。恶化的原因是同样的：阿格林要她在萨特和自己之间作出选择。波伏瓦在信中告诉萨特，她和阿格林甚至不在一起睡了。他俩的性关系也发生危机：在一两次做爱的尝试中，阿格林显得性无能，而波伏瓦感到性冷淡。但她并不怎么沮丧，反而说：“这有助于结束这种性欲占据主要地位的关系。”一年后，波伏瓦和阿格林的关系也彻底结束。
萨特和波伏瓦的“永恒爱情”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各自通过努力，通过选择，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严重的感情危机阶段，重新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而在这一时期同他们相处的第三者，结局却是不幸的。此后，无论是萨特还是波伏瓦遇到的“偶然爱情”，都不再足以危及他们的关系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国家公敌”1
这一时期有一个重大事件成为萨特关注的中心，在许多年里影响着他的生活，这就是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法国殖民者对阿尔及利亚人进行残酷迫害和严厉镇压。电刑绞刑火刑强奸拔指甲断骨各种酷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当年纳粹用来对付犹太人的那一套，现在全都被法国殖民者采用了。尤为可怕的是，现在法国公众已经没有是非之分，陷入一种极端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狂潮之中。他们支持统治者的政策，不认为是暴行，反倒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在法国，只有很少的人反抗这股潮流，反对当局的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他们被看作反法分子国家公敌，处于极度孤立的状况。萨特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他尽自己的可能来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1957年12月，萨特到法庭为本•；萨多克作证。萨多克是阿尔及利亚人，几个月前他打死了阿尔及利亚前议会副议长穆斯林投降派阿里•；谢卡尔。萨多克的律师请了萨特等几名左翼知识分子作为证人为他辩护。萨特同意了。在去法庭的路上，萨特显得十分紧张和激动，因为今天的发言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只要不判死刑，萨多克就有救了；过了几年遇到大赦，他又能重获自由。
在出庭作证时，萨特竭力控制自己，没有暴露出紧张感，只是在称呼死者时把姓名错念成“阿里•；雅卡尔”。他为萨多克辩护说：“年轻人不可能表现出跟我们年长者一样的耐心，萨多克从小在法国看到的，是一副副杀人的面孔。萨多克的行为是政治性谋杀，而不是恐怖主义行动。”为了不触怒法庭，萨特煞费苦心采用了一些委婉的说法。第二天晚上，萨特得知判决结果，萨多克被判终身监禁。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加缪的态度：这时加缪刚刚获得诺贝尔奖，萨多克的律师曾请他作证，而且只要他把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有关谴责死刑内容的部分拿到法庭上读一下。但加缪拒绝了，连写一个书面发言也不肯，虽然他也是一个阿尔及利亚人。
随着右派在大选中获胜，左派惨遭失败，那些想信守自己反殖民主义的诺言避免做殖民者帮凶的人们，不可能把自己的行动完全局限在合法的范围内。这时萨特的年轻同事和朋友尚松主办了秘密发行的出版物为了真理，组织了青年抵抗运动。这个组织号召法国士兵开小差，宣扬支持民族解放阵线，并直接同阿尔及利亚人联系。　萨特一度对自己是否采取这种非法的态度有所疑虑，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法国人，这样做就是公然与自己国家为敌。对于他这一年龄层次的人来说，在心理上很难承受这一点。最后萨特想通了，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能排除这种方式。他支持尚松的活动，为其主编的为了真理撰写文章。此外，在现代信使报等公开刊物上萨特也发表文章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反对仍在进行的拷打。
1959年底，古巴最大的报纸革命报的主编邀请萨特和波伏瓦访问古巴。开始他们没有什么兴致：萨特的身体不太好，波伏瓦担心旅行会让他过于疲劳；阿尔及利亚战争也使他们意气消沉，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最后，萨特对波伏瓦说：“如果我们老是像这样沉浸在痛苦之中，那就等于是抛弃生活”于是他们决定振作起来，去古巴一趟。1960年2月下旬，他们来到古巴。
在古巴，萨特受到热情接待。在大约一个月的访问中，萨特亲眼看到革命给人民带来的好处，看到六百万古巴人同压迫饥饿流浪失业和文盲作斗争的情景。他随意参观同当地人讨论，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而且这里的景色也是那么迷人，富有特色。同他的辩证理性批判相印证，萨特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由暴力带给人民的幸福。看着这些获得解放笑逐颜开的人们，萨特心中的荫霾不觉一扫而空。
卡斯特罗陪同萨特一起作了3天旅行。刚开始两人之间有些拘束，很快这种拘束就融化在亲密无间的气氛之中，他们成了朋友。一路之上都是热情欢迎的人群，每天的报纸都有萨特同卡斯特罗格瓦拉等在一起的照片。萨特还在电视上讲了一次话。从这以后，古巴的每一个人都认识萨特。无论他走到那里，都有男男女女把他拦住，向他表示敬意。而在他作电视讲话之前，他们谁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
萨特感叹地说：“这是革命的蜜月。”没有荫谋，没有官僚，有的只是领袖和人民的直接接触，以及对未来的希望。也许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看到这个情景仍让他感到无比欣慰。萨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古巴革命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教育性，二是它没有先入为主的思想意识，它不是教条主义的。他认为诞生于古巴革命的政权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度。回到巴黎后，萨特写了一系列关于古巴的报道文章，以糖的风暴为题发表在法兰西晚报上。
从后来萨特的回顾看，萨特对于古巴革命的支持态度并不是毫无保留的。在记录片萨特自述中，对话者说：“在古巴，辩证唯物主义反而导致一种革命的不可避免的官僚主义化，其组织不是扎根于人民之中。”萨特表示：“这是一个正确的论断。”
对话者问：“面对那种限制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换句话说，一种开始变味的革命──怎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一个人应该对这种境况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萨特的回答是：“我觉得，你应该尽可能支持它直到它完全变了质，哪怕要冒它后来背叛你的危险，而共产党人正是这样背叛了革命。然后你得看看事情会怎样发展：如果官僚政治真正开始掌权，你就应该像对待任何一种官僚政治那样来对待它，也就是反对它。这里没有另一条路可走。但在古巴，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至少在一开始。”
1960年，萨特在“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不服从命令的宣言”上签名。签名者共有121人，所以被称为“121人宣言”，它的主要内容是，法国士兵有权不服从命令，拒绝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它先是以传单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后来刊登在现代杂志8月号上，但这一期现代立即被查禁。在紧接着这一期之后的现代杂志留有两页被查禁的白纸，上面只印着这个宣言的名称。在空白纸后是这个宣言最初几批签名者的名单。萨特不是这一宣言的发起人，而是最早在上面签名的人之一。
在“121人宣言”发表之前，萨特有一个对采访者的谈话，首次表达了成为这个宣言思想基础的观点：“法国左派应该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联合起来，两者的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民族解放阵线的胜利就是左派的胜利。”萨特因为这个谈话被当局指控为“煽动士兵不服从命令而有害于国家安全”。结果刊登这个谈话的杂志被查封，杂志主要负责人也遭监视。
8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去巴西访问。在里约热内卢大学，萨特举行记者招待会，直接对戴高乐和马尔罗作了抨击，各家报纸作了报道。以后，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每家报刊在每一期上都刊登有萨特活动的照片和详细报道，许多人赶来听他的演讲。他在大学教育中心作了演讲，是关于殖民体系问题，会场上人挤得满满的，不少人挤在阳台上花园里听他演讲。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国家公敌”2
有朋友建议把萨特关于古巴的系列报道糖的风暴出版成书，他同意了。书印出后，为了表示对古巴的支持，他公开在新书上签名。他和波伏瓦并肩坐在一个大厅，背后摆满了刚刚印成的书。萨特签名，波伏瓦也签了一些名。萨特在演讲文章电台和电视上不断阐述自己对于阿尔及利亚和戴高乐的看法，还会见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巴西的代表。这一切都激起了当地法国侨民的敌视，而他们毫不掩饰这一点。
接着萨特和波伏瓦去了圣保罗。那里工业化程度比里约热内卢高，知识界更活跃。在机场，一群人举着“支持古巴，反对美国佬的标语牌，喊着萨特和卡斯特罗的名字，这是萨特社的成员，由一些学生和几位年轻教授组成。参加记者招待会在电视上露面出席集会与年轻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座谈在书上签名与作家们吃午饭与画家一起参观博物馆萨特和波伏瓦整天忙个不停。
萨特分别就文学和殖民主义问题作了两次演讲。萨特演讲时人拥挤得满满，许多不能进来的人急得团团转。当萨特的演讲已经开始时，他们在外面失望地叫喊。突然他们突破警察的警戒线，冲了进来。在一片喝彩声中，他们在过道和墙边拥挤着，听萨特的演讲。
离圣保罗有一个小时车的阿拉卡是一个小城市，但有一所大学，邀请萨特为哲学家作一个关于辩证法的讲座和为学生讲讲殖民主义问题。在一个阶梯教室，挂着标语：“古巴万岁萨特万岁你讲过古巴了，现在谈谈贫民窟吧”萨特很受学生欢迎，他们同他讨论巴西有无可能发生类似古巴的革命。这时正巧有一名法国政府代表在里约热内卢，人们为他举办了鸡尾酒会。一位巴西朋友乘着酒意，把这位贵宾拉到一旁，对他说：“你可不能代表法国，代表法国的只能是让─保尔•；萨特”那位官员笑了笑，圆滑地说：“我们代表法国不同的方面。”里约热内卢授予萨特和波伏瓦荣誉市民的称号，市政府为此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颁发了证书。
这时在巴黎，当局加剧了对那些反对战争的知识分子的迫害。9月7日，对尚松的审判将要开始。尚松的律师希望萨特出庭作证。但萨特还有一些事情要干，不能马上赶回。他原想写封信寄去自己的证词，但时间来不及了。于是他在电话中向现代同事和朋友郎兹曼佩吉口述了他的证词。电话的声音很糟糕，几乎听不清楚，萨特只能说几个要点，其余的只有靠他们去加工。9月22日，它在法庭上被宣读。萨特回巴黎后读到这个证词，觉得他们写得十分恰当，完全符合自己的意思。
在证词中，萨特明确表示，他同尚松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是一致的，他支持民族解放阵线，支持尚松的地下活动。萨特的证词被认为是向当局的挑战，许多人对他恨之入骨。对萨特的中伤和威胁铺天盖地而来，他被称为叛徒和法国之敌。巴黎新闻登出头条消息：“让─保尔•；萨特等100多人可能被判刑5年”。法国大使馆的人在里约热内卢散布消息说，萨特一回到巴黎就会被逮捕。
这期间郎兹曼来信告诉他们巴黎的情况：对尚松的审判已经结束；对“121人宣言”的控告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宣言上签名的人不允许在电视和广播上露面，连他们的名字也不许在任何节目里提及；包括现代在内的多家杂志被搜查，还有人被捕，现代10月号被没收；被右派鼓动的五千名退伍老兵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高呼“杀死萨特”；当局宣布，以后对煽动不服从命令的人判处1到3年徒刑。郎兹曼代表所有的朋友要求他们不要回来；要回的话，先到巴塞罗那，他们会到那里向萨特和波伏瓦通报情况。
在巴塞罗那，博斯特和普隆向他们介绍了这两个月来法国事态的发展。郎兹曼这时已被拘留，他带口信要他们不坐飞机，而坐小汽车回巴黎。如果坐飞机，人们会在机场自发举行壮观的欢迎仪式，争斗不可避免，萨特不得不回答记者的问题，警方也就可以当场拘捕他。
萨特和波伏瓦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过境时，博斯特拿出4张护照交给警察。他们估计会受到警察的粗暴对待，没想到对方还挺客气。过了一会儿，警官来了，他带着歉意说，他受命在他们过境时报告巴黎。他让部下为他们买来报纸，还送给他们几盒香烟。临走时，这位警官还请萨特在客人留言簿上签名。他劝萨特一到巴黎就与警方联系。
巴黎警方也相当客气，他们主动来到波伏瓦的公寓，对萨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