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

第 5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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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并不想这样,但封建皇权的交接,是以父死子继的形式出现的,父皇不咽最后一口气,皇子永远是储君。只有极少数情况下,老皇帝乐意地或不乐意地交权当太上皇。因此,皇子的心理状态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希望老子早死,他好早日登基;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老子一死,他面对着老子留下来的这一摊时,这世界上唯一能够是他信得过的,可以提供帮助或保护他的人,也就失去了。所以,这时候的幼帝,如同j雏刚刚走出蛋壳,是最软弱不过的了。历史上有那么多早殇的小皇帝,就是这立足未稳时被人搞掉的。他的儿子孙亮之被迫离位,就是这样的。
吴大帝的晚年(3)
孙权自己也是非常明白的,他说过:“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但他统治的这个吴政权,到了他的晚年,还是走上了袁绍这个家族内乱,自取灭亡的道路。一个知道悲剧发生的原因,却不能避免这悲剧发生的人,恐怕倒是真正的悲剧了。
桓大将军发脾气(1)
东汉时期的蔡邕,迫于压力,依附军阀董卓。卓败,表示了一点同情,被王允收下廷尉。这位王司徒,巧施连环计,将十八路诸侯联军也无可奈何的董卓,置于死地时,筹谋计划,是个很有头脑,很懂策略,同时很能忍让的政治家。不知为什么功成名立以后,变得特别的狭隘暴躁,毫无器度。估计他实际上是很爱貂蝉的,将情人作为钓饵奉献出去以后,精神损伤太大,心理变态,便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肯加以原谅。
后汉的蔡邕,是继马融、郑玄以后的大学者,知道站错了队,也知道深自悔痛,希望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大家认为他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他也确是做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王允当时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把脸一板:“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
他这句免受谤议的话,是千百年来握有权柄的人,封杀史家的嘴和笔的原因所在。虽然我们从读书那天起,就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名言。很给舞文弄墨者提气长精神。其实看看历史,完全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之谈。乱臣贼子会惧你一个耍笔杆的吗?笑话!他要是有一丝惧心的话,也就不会猖狂地为非作歹了。
但也奇怪,不光中国,全世界的恶贯满盈者,都不承认自己是乱臣贼子,他们的孝子贤孙,也讳莫如深地不愿触及这些人所做下的恶行,丑行;所犯下的罪行,兽行。无不拼命地往作恶多端的脸上涂脂抹粉,无不努力地使大家忘却他们丧心病狂的史实,这种坏事做尽,却不愿留下坏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东方民族尤为热衷。
东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马桓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阳秋》,直书时事。”用今天的眼光看,秘书监是朝廷的写作班子,记史是一项工作任务,孙盛不过是如实地报导了一些y暗面罢了。但他触怒的是军方首脑桓温,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这位权力正处于顶峰的大军阀,已经到了可以皇帝禅让的地步,整个东晋王朝,他一人说了算,予取予夺,气焰嚣张。后来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当时名位不低,还应该算是他的朋友,路上见了他的车队行进,也来不及地扑地叩拜。桓温觉得不好意思,赶紧着人扶起,说老兄何必如此?谢安说,连皇帝见了你,都作揖打躬,我焉敢不诚惶诚恐。
凡统治者,失败后能认输者少,而变本加厉继续其错误政策者多,地位愈高,理性愈低,也就愈不肯认错,非弄到海枯河干,实在混不下去为止。孙盛是位史家,他坚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直书桓温独断专行,造成倾全国之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的事实,更批评他为挽回面子,不顾国力民心,又搞这种劳民伤财的建筑工程,制造假繁荣的虚浮现象。
由于孔夫子作了《春秋》的榜样力量,使得历代有良知的史家,像孙盛先生都以此期勉,哪怕以身殉史,也以撰写真实的历史为己任。但手里握有刀枪g棒,拥有生杀大权的乱臣贼子,一点也不傻,知道他们尚能耀武扬威的时候,可以给所有不满者的嘴巴贴上封条,但他们一旦失势,一旦没落,或最终被上帝清算,进了太平间,那就无法制止后人评说。所以,正因为有桓温这样的人物,想要封住后代人的嘴,中国数千年来史书之被篡改,史家之被问罪,才会层出不穷的。
桓温见到了孙盛的《晋阳秋》,可以想像他是如何的火冒三丈。把孙盛的儿子找来兵戟林立的大司马府,当面威胁说:“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然后拂袖而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警告,不过,没有立刻付诸行动。我觉得这位曾经口吐狂言:“倘不能流芳百世,也无妨遗臭万年”的桓温,到底要比王允失恋的心胸,多少开宽些,只是阻吓一番:你们要是不怕遭到灭门之祸的话,你就让你那糟老头子去出版他的《晋阳秋》吧!而没有马上派去刀斧手,来一个满门抄斩,表现出一种不愧为世家子弟、贵族出身的度量。尽管如此,孙家大少爷当时已吓得三魂出窍,七魄悠悠,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门,一头栽在孙盛面前:老爷子,您就高抬贵手,救救我们全家百十口子的身家性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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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大将军发脾气(2)
“时盛年老家居,性方严,有轨度,子孙虽斑白,待之愈峻。”但消息传来,全家上下,没有一个不胆破心惊的。那时的株连,可比现代人搞运动,打击面要宽泛得多,常常是成百上千的亲属,跟着掉脑袋。于是,孙男弟女,姻亲妇眷,面前黑鸦鸦地跪了一片,“号泣稽嗓”,要求他修改《晋阳秋》,如不能为桓大司马歌功颂德,至少也要将这一页掩饰过去,只当历史上没发生过这回事。
老爷子呀!他们开导这位历史学家:诸如此类的瞪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捧臭脚,将坏蛋美化为天使,把罪犯鼓吹成圣徒的文化流氓,难道还少吗;至于那些动不动就宣布某部作品成为经典,永传后世,来不来就把某位作家捧为大师,从此不朽的文学骗子,不也比比皆是吗!您老人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盛大怒,不许。”断然拒绝,这就透出史家的铮铮风骨了。
他的几个儿子,一看老爷子如此顽固倔强,毫无商量余地,又不能等着桓大司马的刀落在头上,便私下里将《晋阳秋》大大地涂抹更改,梳理润饰。中国文字的弹性,也着实是刀笔吏足以表现才华的所在。假如放在二十世纪,他儿子们准会这样改动:明明是桓温大军,仓皇败北,会说成是“战略撤退”而心安理得;明明是将舟船辎重,统统抛弃,会说成是“缴了学费”而自我安慰;失败以后,不思悔过,更加浪费民力国帑,去建造广陵城,会说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而更加英明;这和如今不论怎样的狗屎作品,都会有人天花乱坠地叫好一样,溢美之词,过誉之言,廉价的吹捧,不值钱的桂冠,已经和垃圾一样成灾了。
于是,总算将改定本送到大司马府,请桓温定夺,免去了一场天大的灾难。
但哪里知道孙老先生早有预见,一是料定桓温畏惧历史的谴责,必然要动用强力手段毁史;二是担心那些严重缺钙的人,骨头很软,迫于压力,必然要按统治者的口味改史。老先生未雨绸缪,据《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载:“盛先已写别本,传之外国。及孝武帝购求异书,得之于辽东人,与见本不同,遂两存之。”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是像孙盛这样,不以谁的脸色来写史。
鲁迅先生早在文章里写过,如果你对一位c皮r生涯的小姐说:“你是妓女!”很可能还你一顿臭骂;但你若说:“姑娘勒浪做生意!”她没准会报之以嫣然一笑,然而并不改变卖y的事实。依次类推,你对一位在731部队里的哪位皇军说:“你是杀人犯!”很可能赏你一颗枪子。但你若对他说:“先生在经营大东亚共荣圈的王道乐土!”他可能给你注s鼠疫细菌时剂量减少些,让你死得慢些。即使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绞尽脑汁,用“进入”代替“侵略”这种文字的改变,能抹煞731细菌部队,在杀害中国人的历史真实吗?
早些时候,在电视新闻里报导一条海外消息,也许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人注意,如今时隔多年,更是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但历史会记住这一真理战胜邪说的镜头。画面上,是一位83岁的日本历史学家,由他的子女搀扶着,向日本最高法院走去的情景。那是个很高很长的台阶,老人走得有些吃力,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专门研究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下滔天罪行的家永三郎先生,为了日本政府的文部省官员,删去他编的历史教科书里有关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的章节,而打了三十二年官司,终于得到最后宣判,法院判这位历史学家获得胜诉,那是1997年8月29日下午2时30分的事情。
这次日本文部省败诉,说明了一个真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即使被想掩盖真实历史的手,扭曲了过去,最终也会回复到真实的面貌,还历史以本相。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像孙盛这样,像家永三郎这样,坚持真理,不畏强势,不看着谁的脸色来写作。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史家风骨,也是我们为人和为文的最需要坚持的宝贵精神。
“宁馨儿”的下场(1)
“宁馨儿”,汉语的这个字眼,出自《世说新语》、《晋书》,原是山涛在王衍儿时所说的一句话“何物老媪生宁馨儿”,遂流传至今。
这个词汇,从一开始就被人误用,“宁馨”,是晋代人的口语,作“如此”、“这个”讲。宋人洪迈在《容斋笔记》里,专门谈到它,认为“今遂以宁馨儿为佳儿,殊不然也。”可见这个硬伤,也伤得有点年头了。
据最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931页),对“宁馨儿”的释义,则认可了已经用错了的说法。“(书)原意是‘这样的孩子’,后来用做赞美孩子的话。”
现在回过头去,重温“宁馨儿”的来历,就得拿西晋那位摇麈尾的王衍(256—311)说事,算起来,已是一千多年前的词汇,要不是有人用错了它,早埋葬在古籍里,连尸首怕也化成灰了。
《晋书》说到了这个典故:“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总角尝造山涛,涛嗟叹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山涛,竹林七贤之一,是大名士,更是“器重朝望”的政治家,以论人正确,敢于任事,著称于世。他所说的,用现代话翻译出来即是:“是哪个老太婆,生出这个小孩呀!可将来断送天下老百姓者,说不定就是他咧!”
还真是不幸而言中,王衍这个大玩家,不但清谈误国,连自己也没落一个好下场。“宁馨儿”一词,派生出漂亮标致的意思,倒是这个大玩家本人,太丰采出众,太不同凡俗,太具有魅力,太鹤立j群的缘故。一直到东晋的画家顾恺之(345—406),还认为:“夷甫天形环特,论者以为岩岩秀峙,壁立千仞”。
魏晋时期,很讲究阳刚之美,曹c就因为自己个子矮小,而自惭形秽。但男性美的形容,落实到字面上,确切的涵义,较难界定。如:“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如:“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如:“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文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世说新语》)
数年前,我在写作《嵇中散之死》时,曾请教过一位诲人不倦的明公,如何“萧萧”?如何“肃肃”?说了半天,我也不得要领。英语中用于女性的beautiful,译作“美丽”,而用于男性的handsome,怎么也想不出如“美丽”般只有两个音节的汉语。也许,古代文人,十之###皆多情种子,功夫全用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上去了,一到形容男人的时候,就显得口拙词穷,只有这些大而化之的空话,令人不着边际了。
这个“宁馨儿”王衍,是一位非常handsome的男人,毫无疑义,否则,不会让世人如此着迷的。
顾恺之在《夷甫画像赞》中所说的“论者”,即王衍的从兄王戎,一位步步高升的官场不倒翁,一位越混越得意的政治墙头草。原话为:“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还有一个王敦,王衍的从弟,就是那个口出狂言,大丈夫倘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大军阀,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当然,这些自家人的言谈,多少有恭维之嫌,是算不得数的。不过,下面这段裴楷的看法,便可知当时人们的公论,大约可信。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裴)语人曰:‘(王)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这位老先生,有“玉人”之称,显然也是曾经引导潮流的一时英俊,“见裴叔则如近玉山,映照人也”,但n中有糖,便有些过气之感。正如我们认识的那些老花花公子,总是不大肯退出舞台那样,跳个国标舞,搂个小媳妇,挎个照相机,打个高尔夫,还是很想抢个风头的。裴楷也不能例外,但站在眼前的年轻人,竟是如此标致风流,如此出类拔萃,看到自己一把老腰老腿老骨头,还有那一条不给劲的老命根子,难免“体中”(恐怕更是体下才对),要有一点“小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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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馨儿”的下场(2)
山涛的“宁馨儿”,从一开始就含有赞美之意,也是指其外在的体貌而言。“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则是对其未来的判断,王衍内在的人格、品行、心地、良知,还真是不怎么样。如果进一步使这个用错了的词,继续错下去,那么,“宁馨儿”,就应更分为一个人表象的“宁”和品格的“馨”才是,若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衍只能算是一半的“宁馨儿”,外貌极佳,人品极次。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部记录魏晋人物言行的书。王衍是大贵族,大官僚,大名士,同时还是一个大玩家,自然是在书中不断出现的主角。“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短短二十几个字,一下子抓住了这位名士祖师爷三个特点,整丽的外貌,玄谈的嘴巴,和他创造的清谈时的道具——麈尾。
这器物,后来失传了,那样子,究竟像拂尘,像羽扇,还是像j毛掸子,谁也说不上来。大概如现在影视界的男导演,都留很邋遢的胡子,做流行歌曲的男音乐人,都扎很肮脏的辫子一样,已成为一种图腾崇拜的象征物。麈尾也如此,由于王衍的提倡,渐渐成为风尚,自西晋至东晋至南朝三百年间,不管猫啊狗的,都拿一根j毛掸子,在手上摇着装名士。
现在,麈尾是没有了,但胡诌诗词,信笔涂鸦,乱写文章,附庸风雅的假名士,还是屡见不鲜的。细品这个王衍,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异现象。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像,什么玩意也拿不出来,然而,什么场合也少不了他,居然是个人物,还是个大人物,也真让人匪夷所思。安徒生死了快有一百二三十年了吧,怎么皇帝的新衣还没完没了呢?
而且,总有一支麦克风塞到这位人物的嘴下,而且,无论长篇短篇,散文随笔,宋元明清,亚非拉美,民风民俗,红白喜事,和尚尼姑,三教九流,他都能闭着眼睛,都敢张着大嘴,天南海北地瞎嘞嘞一通。而且,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成了文坛前辈,成了青年导师,成了著名的文化人,成了麻将牌里的百搭,少了他还真不开胡。有的甚至成了爷,没有爷的引见,发给小女子一张门票,文坛那道门槛,还真是迈不过来。
说白了,王衍是一个空手道,作为文人,无著述,作为名土,无名论,作为官吏,无建树,作为谈客,无高见,无足称道,狗p不是。毛泽东说的“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鲁迅说的“空头文学家”,北京人说的“瘪皮臭虫”上海人说的“空心汤团”,就是这班人的真实写照。但他善于炒作,善于拿捏,善于借风使舵,善于拉帮结派,再凭那一张嘴,手持麈尾,坐而论道,口吻生花,却能炒出极高的威望,极盛的声名。
您不得不服,这世界就属于能吹牛皮的人。
那时,洛阳城里,他的知名度,总列排行榜首位。《晋书》称王衍,“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声名藉甚,倾动当世,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晋诸公赞》曰:“夷甫好尚谈称,为时人物所宗”,《晋阳秋》曰:“夷甫有盛名,时人许以人伦鉴识”,《世说新语》举了一个例子:“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看看,他还挺忙,挺拿搪,挺端个架子。
名人崇拜,是中国人在封建社会里,磕头磕久了以后,落下的一种仰脸看人的毛病。空手道们就吃准了普通人对名流的仰慕心理,所以,出名,邀名,炒名,争名,不择手段,不管好歹,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只要能有名,削尖脑袋也干;名是无形资产,与有钱者,与有权者,同起同坐,不相上下。本是无足轻重的王衍,因为有了这份虚名,成了洛阳城里拥有话语霸权的那摩温。
当时的士流后进,文苑学子,一是相当的贱骨头,二是被他唬得够呛,很在意他的褒贬,很买账他的评论。就像时下的年轻作家,非要请名人写序,请名评论家鼓吹一样,哪怕掏大把的审读费也在所不惜。王衍半点不谦虚地认为自己有品评识鉴的特权,“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因此,成语中的“信口雌黄”,也作“口出雌黄”,也是因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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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馨儿”的下场(3)
说到底,他的背景实力也相当可观,一,出生于琅琊临沂王氏这个贵族门第;二,被人艳羡为“琳琅串玉”的王戎,王澄,王敦,王导,或掌握要害,或占据要津的实力,是他的从兄从弟,皆为羽翼;三,他老婆郭氏是皇后贾南风的娘家人,炙手可热;四,他小女儿惠风又嫁给皇太子司马遹,未来皇上的老丈人。就凭这些,也使得他的腰杆更硬,口气更冲,放p更响,话语霸权更甚。如果,他曾在美国爱荷华,或别的什么大学厮混过两天,曾在瑞典皇家科学院休息厅品尝过咖啡,那大家就得将他供起来了。
他还用得着当官吗?拥有这一份话语霸权,也就足够足够了。
君不见今天之文坛,那些小八腊子,甚至还不如王衍那样拿得出手呢,或追p族写几篇鸟评论者,或叮p族抓大头敲竹杠者,或闻p族直奔绿罗裙下者,即使有一丁点话语权,谈不上霸,不过是虎牌万金油罢了,也是要用够用足的。一个个,谁不是油头粉面,脑满肠肥,像猪八戒到高老庄招亲似的,得意忘形,神气活现。但是,王衍与上述诸君不同的,他是个大牌人物,他是个不甘寂寞,不易满足的大玩家,玩名士,玩麈尾,玩清谈,玩黄老的同时,他一刻也不闲地玩乌纱,玩权术,玩政治,玩官场。
所以,此公可是大错而特错了。
一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好做什么,最好不做什么,是要有最起码的自知之明。最好在磅秤上约约自己,毛重多少,净重多少,去皮以后,减去蚀耗,知道几斤几两的实数,在哪个量级,做多大事情,这才心里有数。
为文,就老老实实爬格子,为官,就兢兢业业等因奉此,为车夫,就规规矩矩遵守交通规则,为小萝卜头,就永远看着上司的眼色行事。王衍,奢谈黄老,天花乱坠,是他的强项,当官做吏,率兵打仗,是他的软肋。黄老这一套,练练嘴皮子是可以的,指着治国平天下,就非坏事不可。
后来,我也悟过来了,凡文人,一旦弄不出文,或弄不好文,就只有染指权力一途。因为当这个长,当那个长,是无师自通的行业,用不着什么正经学问。老实说,除了未庄的阿q先生,谁不会将圈画得很圆?但是,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权力对文人来说,永远是一杯鸩酒,是绝对饮不得的。
我们可以为他设想,若是摇麈尾,尚清谈,好黄老,崇虚无,作一位名士班头,贵族领袖,情场魁首,风流太岁,在洛阳城里,他应该是天字第一号快活之人。
“宁馨儿”就倒霉在不识数上面了。这个王衍,据《晋书》:“泰始八年(272),故尚书卢钦举(衍)为辽东太守,不就。”因为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那时还算是有点清醒。后来,就一直浮沉官场,虽然也有两次辞官之举,永康元年(300),“赵王伦篡位,衍阳狂斫婢以自兔。”次年,“齐王冏有匡复之功,而专权自恣,衍以病去官。”实际上,人去心留,并未完全跳出政治漩涡,知识分子待价而沽的心态,加之人捧自抬,相信自己果然是既宁且馨的超重量级人物,就更下不了狠心与权力场彻底决裂。
于是,八王之乱以后,死的死了,亡的亡了,他一步步从尚书仆s,领吏部,拜尚书令,到司空,司徒,成了“居宰辅之重”的政界一把手,又从都督征讨诸军事,持节,假黄钺,以太尉为太傅军司,成了“众共推为元帅”的军界一把手,这位空手道竟混到亦文亦武,亦政亦军的领袖地步,他自己也觉得有点犯晕,尤其司马越病死以后,他手里的白玉柄麈尾,也耍得不那么利落了。
现在,大玩家攀登到权力的顶峰,得到了一切,但是,他生命也到了终点。因为,他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在北疆边外崛起的游牧部落首领石勒,这位一直觊觎中原的匈奴后代,乘虚而入,紧追着抛开洛阳南逃的晋军主力不放,而王衍,恰巧是这支部队的总司令。当石勒还是十四岁的部落小卒时,大概在洛阳上东门,摆过地摊,贩过牛羊,那高亢的叫卖之声,曾经吸引了路过那儿的王衍,算是有过一面之交。现在,王衍统率的部队到达河南郫城,却落入石勒大股骑兵的包围之下,不经一战,全军溃败,从前的大老爷,现在的阶下囚,而过去的小盲流,却是能决定他生死的阎罗王。
“宁馨儿”的下场(4)
这一次见面,有点滑稽,如同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那位红军战士,进了冬宫,看见骑着高头大马的沙皇将军,来不及举手敬礼一样,石勒认出俘虏队里的王衍,想起当年上东门摆摊的经历,不觉自惭形秽,竟连忙趋前致意,“勒呼王公,与之相见。”“勒甚悦之,与语移日。”
王衍终究是徒有外表,而绝无人格力量的文人,为了苟且求生,一方面推卸自己的责任,说自己不过是个大玩家,不问政治;一方面无耻地向那个胡服左衽,说不定脑袋上留一撮毛的胡人首领献媚,要他称尊号,做皇帝,跟他做起政治交易。
石勒对这个handsome的男人,一是折服他的口齿,二是欣赏他的仪态,三是他内心深处对于中原文化的景慕,才有这次坐下来交谈的可能。想不到此公如此表里不一,整个一个j佞之徒,听到这里,不由得勃然大怒,“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以下均见《晋书》)
的确,有那么一刹那间,石勒犹豫过,对这位中朝衣冠的代表人物,怎么处置,动摇过,曾问过手下人:“当可活否?”然而,当他听到这位知识分子的话语,心灵之中,竟是如此漆黑一团,竟是如此卑鄙龌龊时,他觉得面前这个中原文人,尽管非常handsome,活在世界上也是十分多余的了。
于是,呼左右挟出,关在一间土屋里。不是将他杀死,而是半夜里派士兵将四堵墙推倒,将他压死在里面,给这位宁馨儿保留一具完整的尸体。
这条来自北方的狼,想不到倒是一个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者。
宁馨儿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名和实,表和里,外面看得见的东西,和内里看不见的东西,夸张虚浮哄抬起来的声名,和实实在在的学问才华,并不总是那么一致的。有这点清醒认识,无论看人,还是待己,能够一分为二,能够实事求是,也许不无裨益。
博士买驴(1)
“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这句话出自《颜氏家训》。如果这位南北朝时代的博士官,有兴趣写小说的话,一定会得到现代派和新锐的评价。买一头驴,立字契,洋洋洒洒,写了三大篇纸,硬是没有接触到这篇字契的主题——那头正在牲口市里尥蹶子嗷嗷叫的毛驴。这等功夫,恐怕不能不令时下的先锋作家望洋兴叹、自愧弗如的。
提起颜之推的这部《家训》和朱柏庐“黎明即起,打扫庭院”的《治家格言》,应该说是同一范畴的家庭教育读物。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认为这是一个应该维系紧密的集体。反之,则视为不正常。西方社会不这样看,儿女长大成人,劳燕分飞,各奔东西。你不养我,我也不养你,属于天经地义。所以,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美国的老头、老太太,孤独凄凉地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很长时间不会被人发现,直到尸臭从门缝传出来,邻居才会去报警。张爱玲最后就是这样结果的,如果她的晚年是在国内度过的,这种悲剧大概就不会发生了。
在儒家哲学体系里,家和国是等同物,不过大小之分罢了。无国则无家,这才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壮志;有家才有国,“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旧时的中国男人,从小读《四书》时,就要立下的抱负。若是父母死在阁楼上,楼下还在打麻将,这种人连个家都齐不了,焉谈治国?所以,古人视家庭为国家的细胞,国有国规,家有家训,因此,古籍中就有了“家训”这一类书。
这部《颜氏家训》与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稍有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文化品味超越了实用意义。本来作为维系家族传统精神,对家庭成员进行自我约束用的规劝文本,由于触及到南北朝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诸多状况,因而具有独特的价值。琅玡颜氏是大族,从晋代起,就是很负声望的高门,也是少数没有沾染魏晋玄风,还保持着传统经学的贵族门第。颜之推本人,初仕于南梁,再俘于北周,后逃于北齐,一直活到隋代。因此,这个家族辗转迁移的历史,其家训是研究南北朝时代人文情况、生存状态、社会背景、时代风貌的一部很有用的书籍。
由于这样的家风,颜之推自然是那种比较正经也比较传统的士大夫,即使不那么正襟危坐,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尚通脱、好黄老、喜玄谈、求自在的文化人相比,也正经太多了些。所以,他在这部很正统的著作中,对于古往今来的文人,其看法往往更着重在为文以外的人品方面,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于是,他点了一大串名,用来告诫他的子孙们,要汲取经验教训,好好作文的同时,更要好好地做人。幸好,他只是用心良多的家长,而不是手握权柄的官长,倘若他是管理文化人的人,作家恐怕就要有挨收拾的准备了。
他说:“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c;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马季常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许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煽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
按他的这个逻辑,一部上古文学史,几乎是洪d县里无好人了。
应该看到,颜之推这种比较偏激的评价,是对自魏晋以来那些放达自命、不修边幅、率意任性、狂悖荒谬,以致越出常理的文人们的否定。琅玡颜氏当然是沿袭东汉的马融、郑玄的经学传统,推崇儒术,埋头学问;但从曹魏时期的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起,就不愿意钻牛角尖,做老雕虫,而是走出传统,反对礼教,崇尚性灵,追求自我。越不为世所容的行径,越不为人所接受的奇谈怪论,越成为他们浪漫的目标。风气所及,一个个身体力行,甚至在家里连裤子都不穿,一醉三个月不醒,服用那种绝对是属于自虐的五石散,男性以涂脂抹粉为荣……诸如此类的表演,比之现在那些泡吧、玩妞、唱怪调、做鬼脸的文坛新秀,不知风流放荡多少倍?
博士买驴(2)
也难怪这位颜夫子看不惯,到了南北朝,尽管战乱频仍,好像也并不影响士人们的快活,甚至做皇帝的,也兴致勃勃地舞文弄墨,如梁文帝萧纲,就大力提倡写y艳的“宫体诗”,搞色情文学;如梁元帝萧绎,颜之推曾经侍候过的君主,最后失败时,归咎自己读书太多才丢了江山,一气之下,把历年收集的公私图籍付之一炬。这些人,只要战火不烧到屋檐下,利刃不架在脖子上,都是倜傥不群、傲视万物、佻达自由、洒脱不羁的风流种子。
宋刘时的谢灵运,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他自称,天下的才华总量只有一石,曹子建得八斗,他得一斗,余下的,众人分之,狂得实在够可以的了。他在浙东地区游山玩水,差不多要一个营的兵力,为他开山辟水,搭桥铺路。那一份兴师动众,使得深山老林里的老百姓,直以为来了打家劫舍的匪盗。若是他不这么求快活,而且官瘾也不这么强烈,他的一斗之才,说不定会有更辉煌的成就。
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总势,前不如汉,后不如唐。看来,作家们太潇洒了,神采俊逸是有的,但指望深沉凝重,就未必如此了。酒足饭饱、一劲儿打嗝,是无法体会饥饿是什么滋味的;帷幄重裘、熏笼香浓,哪里能知道数九寒天薄衣单衫的可怜。对作家来讲,太快活了,说不定倒是文学的厄运。
从《颜氏家训》一书,我们知道,造成这一时期的士风,也就是今之所谓知识分子一群人的颓唐习气、浮华文风,有其客观上所给予的物质条件:
南北朝169年间,双方时有夺城掠地、生灵涂炭的战争,也有相安无事、互派来使的和平。那个写过《哀江南赋》的庾信,就担任过南朝梁国驻北朝西魏国的大使。在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两边都照样地歌舞升平,吟诗唱和,游山逛水,欢宴不断,而江南,斯风犹盛。因为,“晋朝南渡,优惜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已上,典掌机要。”
但大多数“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加之这班人,由于“中兴渡江,卒为羁旅,至今###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悉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整个社会,从统治者,到豪门贵族,到士大夫,竞相侈靡、贪图安逸、y奢享乐、空谈误国。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所谓“老”,是指他逗留北方,不得回归的时期中,在怀念故国和感伤身世的情绪中,才形成他苍劲悲凉的独特风格的。像这样的文章高手,在未“老”之年,青衣短袖,面白唇红,出入梁国宫廷,在那样的脂粉香腻、玉体横陈的氛围中,也不过是一位在追星族的包围中,擅写绮丽诗文的“青春派歌手”而已。
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快活文人,颜之推是这样描写的:“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时明经求第,则顾人答,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
于是,联想起时下明星出书,全赖枪手c刀;作家炒作,忙于抛头露面;江郎才尽,犹在制造泡沫;美人迟暮,奔走声名更急的文坛众生相,这一切,与颜之推在书中所言,简直不谋而合。“当今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恰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校订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更有甚者,一些半瓶子醋,尤为可笑。“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撆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夫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博士买驴(3)
想到当代文坛的式式种种,原来都不过是古已有之的现象翻版,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但是,我始终在琢磨,沉醉于优裕的生活之中,对作家而言,也许会衍生出一种文学上的催眠作用。曹雪芹为什么在喝莲叶羹时不写《红楼梦》,偏要饿到只有稀粥咸菜可吃时才写?饿,不一定就产生文学,但饿与饱比,可能靠文学更近一点。南北朝文学,比之他朝,相对来讲,较少大家力作的主要原因,不知是否与那时太甜美、太甘醇、太轻松、太舒服的日子使作家多了些惰性有关?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乘舆,入则扶持,城郭之内,无乘马者。”弄得满城的人,都不识马为何物?最好笑者,建康令王复,也就是当时梁国的首都市长,不但没有乘过马,更未骑过马,有一天,牵来了一匹马,咻咻嘶吼,四蹄跃跳,把他胆子都吓破了,于是埋怨他的下属:“你们怎么搞的,这分明是老虎,怎么骗我是马呢?”
所以,到了侯景之乱,建康从被围到城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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