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下的独白

第 8 部分

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委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急进的、爽快的、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种认识之下,我觉得上了年纪而又没有朝气的人,实在应该有鼓励青年的雅量。我说这话,并不是建议他们纷纷走上日本传说中的“姥弃山”,自杀以谢国人。我只是觉得他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神经兮兮,中国绵羊性格的青年人再狂妄,也可以使这一代的老不争气的人颐养天年的!老不争气的人实在应该痛感于他们的落伍与失败,死心塌地的缴出棒子或收起老调,至少不要再想拦路,大模大样的教训人。何况在目前的现状下,由于人浮于事粥少僧多,青年人施展抱负的机会实在受了很大的限制,十年代、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稍后的青年人,摆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与境界比较宽广,一个学成还乡有志教育的人,弄到个中学校长干干并不是难事(我父亲就是一例)。即使做中学教员,生活的优裕也远非今天所能比,钱穆做中学教员时代的薪水,已不是今天的中学教员所能想像。在整天想尽办法为衣食奔走的清苦主活里,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今天的中学教员不能进修、程度低落。何况一个青年人,大学毕业出来,找个中学教员也非易事(我个人就是碰壁的一个),运气或关系好的找到了,哪里还敢不在“教学进度表”下诚惶诚恐的帮忙执行制式教育?哪里还谈到什么学术研究?偶尔有力争上游的人;能出境的要为一日三餐出卖廉价劳力,仰洋人鼻息、度苦闷岁月;不能出境的挤进高等学术机构,每月静候救济金式的补助,恭恭敬敬小小心心的在老前辈集体领导下做小学者,甚至参与“学界分赃”,逃避现实,等待升迁,可是他们能等到什么时候?在老不倦勤的“照顾”之下,他们一点也没有施展的法子!
以上举的例,只不过是青年人中在知识上智慧上比较优异的,而他们的前程就已如此胶着、如此晦暗,其他更广大的一群的彷徨与苦闷,自然更别提了!
从我十四岁到台湾开始,我亲身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里长大,并且亲眼看到这一代的儿童、少年与青年如何在长大,在恶补化的小学教育里、在模子化的中学教育里、在毫无性灵的大学教育里、在一窝蜂的留学考试里,我依稀看到这是一个悲剧的,一个恶果的下种。这个悲剧和恶果也许必须在这一代“当家”的时候,才能明显的看出来。我们的上一代承受了老祖宗们留给他们的悲剧的恶果,现在我们又要承受上一代,眼睁睁地静候他们的导演和耕耘。十三年来,我对上一代的所作所为已经肤尝身受,我要但白说,我失望透顶!
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我爆发了我的忍耐,对上一代,我提出了三点疑虑:
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支出这一棒?
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支出这一棒?
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支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这些疑虑对我说来,不但完全应验,并且更有“亲切感”——在我继续写文章的时候,各种号码的棒子就纷纷朝我头上打来!
第一号棒子打过来的是某国立大学文学院院长所声言的:“李敖骂我们不交棒子!其实李敖有什么东西?我们要交,也不交给李敖!”这话由朋友转述给我,我听了,忍不住好笑,我说:“交棒子的意思是上一辈退位,这一代抬头,岂是狭义的给我李敖一杯羹?我李敖也许如他所说一无所有,如果有,那我唯一的东西就是证明他们的东西不是东西!也许我可以用莎士比亚othello里那句inothingnot critical来骂我自己吧!”
三个月后,我的一段话最能道出我这点微意。
我从来不敢说我的文章是“学术性”的,我也从来不敢说我讲的是“中外君子标准的词令”。我写文章的目的之一是想告诉人们:那些有赫赫之名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和他们那些一洋洋就数万言的大文章,似乎也非学术性和君子级。他们只是使一些浅人们以为他们那样的“文字”才是“学术”、他们那样的“词令”才是“君子”。从而尸居大专教席,把持君子标准,装模做样的教训年轻人,这种伪善我看得大多了,也实在看不惯了。因此我要写些文章去撕破他们的丑脸,告诉他们李敖因非似“学者”、“君子”,阁下亦不类“君子”、“学者”,还是请下台来,给学术宝座、君子神龛留块净土吧!
这段话看来虽然不太斯文,但却真是实情。我最讨厌装模做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可是,在咱们这个伪善的社会,做“真小人”也良非易事。在“伪君子”的眼中,“真小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觉得,这个“真小人”的人并不小,他后面一定有后台大老板。于是,他们开始猜。
最先猜是胡适,后来觉得不像是胡适,乃是胡适的第二代,是胡适的学生姚从吾;后来又不是姚从吾,是姚从吾的学生殷海光,而殷海光就是《自由中国》杂志上的反调分子!后来又觉得殷海光也不对;于是又拉出一个吴相湘,最后,吴相湘为流弹打着,躺在地上变成了“社会贤达”,他们好像有点抱歉了;于是,“祸首”转移,又变成了陶希圣!
陶希圣是“现任”幕后主使人,看着吧!不久他还要被他们解职洗冤,另外替我换一个老板!
我有这么多的老板,我真“抖”了!
这就是我所亲自领教的上一代的君子们对我的可耻手段。这种手段,不管是“传统派”
的、“超越派”的,乃至“托洛斯基派”的,都是异曲同工的大合唱!
真是合唱!想当年胡秋原和徐复观互骂,现在他们又眉来眼去了!郑学稼和任卓宣斗嘴,现在他们又眉目传情了!他们这些同床异梦的人儿如今按捺住性子举行“联合战线”,目的说破了,不过在打击李敖和他们选定的背后靠山而已!我看他们带了一批唆暖一窝蜂地写文章、一窝蜂地下馆子、一窝蜂地涌进司法大厦,我真忍不住窃笑!恍然大悟我活了二十六年,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做“疑神疑鬼”!他们这样子乱棒围剿、恶言栽诬,我只觉得他们可怜。我在答吴心柳先生的信里,曾这样的批评他们说:就是这些人,他们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扮演了一副角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还在跑他们的龙套。这是何等可怜!又何等可悲!
他们代表上一辈中最好勇斗狠言伪而辩的一群,也是既不择手段又神经过敏的一群。以他们那种悲惨的身世与遭遇,他们已经无法了解什么是独立的人格,更无法想像真正的男子汉是一副什么模样?他们总以为一个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一写文章,就一定有后台老板的撑腰,他们自己靠大树靠惯了,看到别人独来独往,他们就觉得别扭了!
从某些角度看,这些爱舞文弄墨的上一世代的人儿还算是高明的,因为他们比起另外一批老顽固来还算不顽固。另外一批老顽固是义和团式的国粹派,这批人的迂腐与酸气,简直使人吃不消;与这些老顽固相映成趣的是一批新顽固,在新顽固的编织下,台湾变成了十足的“文化沙漠”,报纸上的陈腐舆论、文坛上的八股文艺、杂志中的烂套掌故、学校里的肤浅师表……到处被他们搅得乌烟瘴气!
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可怜的!他们缺乏营养、缺乏气魄。可是这不能怪他们,该怪的是环境与教育。充满了失败经验的上一代人们没有理由责备这一代,像郑学稼先生所高调的:
今日台湾的同年龄的青年,不能想像〔有“浪子”气质的〕那世代人所干的事。一个国家的青年,骑单车,以太保太妹的姿态驰骋于西门町和衡阳街,总不是这国家的需要!
(《文星》三十八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不错,就算这一世代中的“太保大妹”“不能想像那世代人所干的事”,但是我们却知道“国家的需要”似乎也不是“那世代人”的盲动与乱来,那一世代的英雄们曾为国家乱播了一阵种子,如今他们虽然表面上以“浪子”回头的姿态出现,并警告这一世代说:“老子过去的事不准研究!研究就是帮助敌人,破坏团结!老子就要告你诽谤!”但是这一世代的青年人并不在乎。这些,他们知道,他们是清白的,他们没为国家做过孽!他们今日的缺乏营养与气魄,是战乱流离的必然结果,这个责任,要由上一代来负!
什么样的环境与教育便会造出什么样的人才:在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十年代蔡元培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蔡元培,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二十年代傅斯年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傅斯年,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六十年代的环境与教育中,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这一代青年竟表现得如此缺乏营养与气魄,“太保太妹”这么多!我们要追问:“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在上一代人的午夜梦回们心自问的时候,他们不能想像他们一手造成的“文化沙漠”
里,竟会长出仙人掌。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即使在这种风气底下,一些仙人掌居然能挣扎出来,朝他们讥讽、向他们抗议。他们的感情上处心积虑的想把这些奇花异草压抑、铲除,甚至“捉将官里去”!但是在理智上,他们不得不纳闷,纳闷地寻思:“这真是奇迹!”
同样感到是奇迹的,是这一代青年人自己。他们没想到在浑噩的环境中他们竟聪明;在催眠的教育中他们竟苏醒,他们从浓妆艳抹的上一代的手中拿到了脂粉,但他们却不跟着老妖怪们学习美容,他们知道如何打扮自己、如何淡扫蛾眉!
当然他们很警觉,他们知遣现在是一个帽子乱飞的时代!他们知道三十年代的文人陷害异己是不择手段的——这种人最喜欢把自己戴过的帽子朝对方头上戴。这一代的青年们对跟那些时代的泡沫们穷缠并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志不在此!他们有他们真正的远景和抱负,有他们现代化中国的蓝图。他们只愿意跳过这些时代的泡沫,希望这些大老爷们别来绊脚,如果大老爷们硬不识相,有时也必须在他们脑袋顶上拍一拍,好教他们清醒点,把路让开!
在宽广浩瀚的前程中,老不成器和老着脸皮的上一代们,都不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敌人”,因为他们早该是旧时代枝头的落花飞絮,早该凋谢、早该销声敛迹、早该躺在床上,背一句臭诗一一“看s猛虎终残年!”
迷失一代的青年人必将回归到愤怒的一代,他们之中,浑噩的终将聪明;沉睡的终将苏醒;缺乏营养与气魄的终将茁壮。这些转变的酵素不待外来,他们必须靠自己!
做为一个现时代知识分子的小角色,我自知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小人物,一颗满天星斗的小星。能力与际遇的安排也许只能使我做一个吵吵闹闹打打前锋的小战士,在愤怒的青年人中,我深信会有大批的主将到来。如果我有点自知之明,我会知道我不是一个“勇士”。有多少次,在深更半夜,我笑着对自己说:“我不是‘勇士’!从某些观点来看,也许我是‘懦夫’。如果我不是‘懦夫’,我不该向那些时代渣滓们消耗我的精力!在‘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力!又多么短暂!我只能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让他们皱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压,大概这是我最大的能耐了!我还能怎样呢?”
这低调,实在是我的基本态度。这种基本态度的形成对我来说是很当然的事。我在忧患里长大,精神上,我经历过“太保太妹”们不太能经历的苦痛。个人的理智训练与宗教狂热在我所经历的环境底下,已被我浓缩或转换成大多的消极与愤激,多少还夹杂着一点玩世和不恭。另一方面,生活的压迫使我接二连三历经着苦恼的副业——从写蜡板到送报、从进当铺到案牍劳形……这些生活未节在无形中增力,我精神上与精力上的负担,虽然起码的坚韧使我不会倒下去,但是我也不太容易站起来,这大概也是我低调的一个来源。大概以我的能力与际遇,我一辈子也不会喊“后来居上”、“超越前进”的高调,这是非常不可救药的!
但我的低调也有好处,这就是可以满足一个小人物的自我清高。一个低调的人经常的表现是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杯葛主义、麝一般的自毁主义、宁为玉碎主义、不妥协主义、陶渊明主义。在乱世里,这种低调而坚强的态度也未尝不是既苟存性命又勉强做人的一法,有时候在我看来,这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可叹的是,今日洁身自爱的知识分子中,连陶渊明那种可以,‘养廉“的”将芜“之”田园“,都不可得了!
虽然是穷光蛋,可是也要穷得硬朗,老一世代的人们也该想到新一世代的青年人中,也会有“贫贱不移”、“风骨嶙峋”的硬汉,不要光是拿细人之心度人!只要老一世代的人不老眼昏花而死,他们总会看到这一代卓越知识分子的人格与风范。这些并不是他们身教的结果,这是他们的造化!
十三年来,我从儿童变成少年,从少年变成青年,困扰与苦难并没有使我忽视这十三年来的众生相,也没有使我这低调人生观高调一点点。我的消极是:自己不做乡愿,中国少一乡愿;我的“积极”是:打倒几个“伪君子”,宣布几个“伪君子”是乡愿。如此而已。我深信的人生哲学很简单: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与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r,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由十三年来的沉思默察转到十三月来的文坛争战,我已经饱受攻击和低毁,不管流弹和棒子怎么多,我还是要走上前去。两句改译的印度古伽拉德青年诗人的话经常在我的耳边响起,那是你已经吞了不少苦药。
请再勇敢的喝了这杯毒酒吧!像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我走到这社会里来,十字街头是那样晦暗,我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了不少苦药。观众们说:“恐怕药太苦了!”我说:“怕什么呢?我吃给你看。我还有一杯毒酒!”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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