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的浪漫

第 10 部分

多年的修炼才能达到的一种功夫;还有一种是各种各样形式的,所有日常的人都可以走入舞台,扮演各种角色。但现在中国只有一种舞台;一种给有功夫的演员提供的舞台。
汪:现在你再也不怕舞台了?吴:热爱舞台了,热爱。(笑着站起)
第四章 实验戏剧与影视(3)
张元与宁岱的故事
张元,男,满族,1963年生,江苏连云港人。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1989年自筹资金拍摄黑白故事片《妈妈》,1991年11月该片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审委员会大奖和公众大奖;1992年1月获瑞士国际电影节导演特别奖;1992年9月获英国爱丁堡电影节欧洲影评人菲普雷希奖;1993年2月获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影评人奖。
1991年10月,拍摄崔健的第一个mtv《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1991年,获美国有线电视网的mtv大奖。
1992年,拍摄崔健《最后一枪》、《一块红布》。其中《一块红布》获1993年美国旧金山电影节金门特别奖。
1992年5 月,拍摄艾敬mtv《我的1997》。1993年自筹资金完成彩色故事片《北京杂种》,1993年;该片获第22届鹿特丹电影节最有希望的导演奖;1993年8 月,获瑞士卢卡诺电影节评审委员会奖;1994年,获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博物馆以〃北京杂种〃命名。
1994年,拍摄黑白纪录片《广场》,片长100分钟。导演张元、段锦川。该片获1995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意大利波波立国际纪录片电影人最佳纪录片奖。
1994年3月,拍摄崔健mtv《飞了》。
1995年元月,拍摄罗琦mtv《随心所欲》。
1995年,拍摄彩色故事片《儿子》,片长90分钟。
张元是个很认真的人。为了尽快采访,我不断打电话、呼他,但他坚持要先看片子,再接受采访。
在他夫人宁岱的安排下,我看完了他的所有片子,包括新近完成的《儿子》。《儿子》讲的是一家4口的家庭生活:爸爸疯了,妈妈要离婚,两个儿子都有各自的烦恼。该片演员(非职业演员)演实际生活中的自己。张元称《儿子》是一部纪实电影。
张元也是个忙人。联系采访中,他曾两次出国(95年11月6日去夏威夷电影节;11月23日去澳大利亚参加世界纪录电影研讨会),采访日期因此不断后延。11月30日接受完采访后,他又为12月2日去巴黎签约在做准备。
张元还是一个细心的人。见我为录音机音量小而发愁,他主动拿出自己的微型话筒接在了我的录音机上。
汪:你曾说过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是虚假,你是什么时侯开始注意到中国电影的虚假现象的?
张:上学时有个最好的条件,是有机会看到国外最好的纪录片。中国电影缺少纪录片的历史,从49年以后,纪录片实际上成为一种政治宣传片的代名词。一般纪录片就是国外元首来访问,新闻简报式的,不把纪录片作为一种电影正经东西出现,这样,电影的记载功能就渐渐给忘却了。
国外的影片,虽然在语言、故事上与中国电影有差距,但你会发现,那种生活的质感、当时的情境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那么敏感那么真实,它来自于什么地方?来自于生活,来自于生活中潜在的质感。中国影片里的虚假不仅是文革造成的。文革前和文革中那种假大空的东西,简直使人忘却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什么地方,我们是谁?我们的本质是什么?第五代电影,在陈凯歌、张艺谋的片子里,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形态,赋予电影更多的诗意,让电影承载了很多对历史的描绘和追忆,那种东西是神话式或寓言式的,比虚假还要可怕,因为它令国人不能面对现实。
我在学校有机会为国外电视台做短的纪录片,拍片时我发现生活本身真实的东西在影片里非常有趣,这种不加修饰的不放进自己意念的自然流露的东西,对我来说更有感染力。所以毕业后拍《妈妈》时由于资金各个方面的限制,选用了一些和剧中人物非常接近的非职业演员表演,甚至用了很多真实母亲的采访。采访这些母亲时,每个母亲都流了泪,这不是演员能扮演的,不是剧情能完成的。
感觉到生活质感、原汁原味的东西对我的诱惑,一开始是不自觉的,直到最近这段时间我慢慢发现这完全是我自己的追求。看看这个社会,有多少虚假的东西?我们面临着那么大的一个谎言!所以我还要拍纪录片。
汪:能谈谈鹿特丹事件吗?
张:实际上这些事情我都不清楚。当时就是很多人去参加电影节,然后回来就听到了这些消息。我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正式的通知。
汪:听说当时还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张:是吗?是谁参加的?
汪:说你们都参加了……
张:参加干嘛?
汪:有200名记者到场……
张:是吗?(笑)忘了,我经常接受这样的访问……真忘了。我觉得这些东西和电影没有太大的关系。电影所应承担的责任应该是电影本身能够决定能够做到的。我觉得目前我们国家赋予电影的力量、责任、作用太重,对于电影参加电影节,对于电影的审查,对于电影宣传的东西看得过重,因为电影导演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拍电影,所能够完成的就是电影。我觉得电影永远不是一个宣言。
汪:你可以不关心电影以外的东西,但〃处罚〃名单里有你的名字……
张:即使这样,我也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所能承受的就是这些,不管给我们多少不明不白的东西,不管给我们什么状态。我们象僧人一样,一辈子只能念这一个经,只能去做电影,不能干别的,干别的不会。你不能用其他方法去反抗,不能用其他方法去解决问题,而且要想拍自己的电影,只有这样做下去。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去逃避?你去承担更多的责任?那就超出了自己的范围。所以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坚持拍自己的电影,至于一些冤屈一些不舒服的东西你就自己去承担吧。
汪:现在去洗印时是否遇到麻烦?
张:应该说是各个地方都有麻烦,可我觉得都问题不大。
汪:是不是帮忙的朋友很多?
张:也不是说朋友多,现在中国比较好的就是一个商业形态出现了。电影洗印厂、电影厂电影设备的各个方面,他们都知道电影毕竟是电影,再也没有人去认为电影是一个政治宣言的释放地。你看看我的电影就可以体会到,里面包含的仅仅是作为导演的一种个人表达,它绝对不是一个政治宣言,永远不是一个政治家所能承担的东西。艺术家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太薄弱了,特别是一些边缘艺术家(包括我的电影里所表现的人物),他们只不过是这个社会多元声音中的一元,很小的一个方面。
汪:你想没想过要退出目前这种状态?
张:哪种状态?
汪:个人的、独立的或者说是地下的?
张: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不是个〃地上〃〃地下〃的问题,实际上边缘艺术在任何国家都是这种状态,而且经常也有边缘向中心转移的情况,象美国最近很有名的导演塔伦·蒂诺,一开始也是独立制片,拍那种强力、暴力的影片,表达方式也是边缘状态的,但他今天已经变成了中心。我觉得一切都应顺其自然,就看你这个导演或艺术家是不是始终想把自己放在一个边缘状态,象日本前年获诺贝尔奖的那位作家,他始终希望自己坚持在边缘状态,天皇授予他的奖励,他拒绝去领,因为他希望自己保持在边缘状态。
汪:那么你呢?
张:我对我自己不表态。我觉得边缘艺术家有边缘艺术家的作用,当然我不反对那些主流艺术家他们所承担的责任。说到头来,我还是希望这个社会是多元的,导演也应该是多元的。
汪:你曾说,你最希望的是拍出客观,不喜欢主观,你眼中只有客观,客观会给你力量……
张: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我长时间在电影中讨论和实践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关系是我经常想的,因为我想追求电影的真实性。但是真实的生活在影片里有多少可存在?这种东西中的思辨过程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在拍摄时你必须去选择,因为电影永远是导演眼睛中和心灵里的东西,不管他是在拍摄或是在选择什么,永远是他自己的主观精神,但对我自己来讲我又那么急切地迫切地需要客观力量。这之间的确是一个矛盾。
汪:你在《广场》里拍了很多游人的镜头,那些游人知不知道你在偷拍?
张:我觉得不能完全用〃偷拍〃这个词,因为即使有人看到我们在拍,他也不管。广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舞台,很多人都希望在这里尽情地表演,你看广场派出所所长讲的那段话,他说想自杀想游行想自焚想上访想告状都要到广场上来。你看1919、1966、1976、1989年,这些最重大的政治事件的大型表演都要在广场上展现,你说这需要偷拍?你到那个地方,就是把摄影机放在他脸前,他也不管你的事,而且我的摄影机是很大的。
汪:中央电视台编导、记者采访的情形都被拍进了《广场》,这是不是你们事先联系好了的?
张:他们拍他们的,我拍我的。我觉得他们是演员,挺好的,因为他们在拍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在表演,恐怕有人拍我们的话我们也在表演。
汪:你有没有拍片的长远计划?
张:没有。
汪:你的片子在国际上频频得奖,对你有些什么帮助?
张:没有什么大帮助……只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妈妈》得到了法国政府10万美元的奖励,然后我用这笔奖金拍了《北京杂种》。
汪:你不认为得奖是对你艺术上的认可吗?
张:(笑)我觉得恐怕不需要别人的认可。我总觉得我的电影更应该在中国放映,中国人对我的电影肯定更有感觉。我敢相信这一点。象《北京杂种》这部片子,如果刚拍出来时就在国内放映,那里面的感觉绝对是外国人体会不到的。
汪:现在北京有一批象你这样的〃个人电影〃制版权所有,请谈谈他们的情况……
张:我认为这批人的主要成就还是在纪录片上,象吴文光、蒋樾、温普林、段锦川他们,还有《我毕业了》,在纪录片领域里开发了一些新的东西,完成了一些过去中国纪录片里没有完成的东西,这是应该引起相当的重视的。电影也拍了一些,小帅的《冬春的日子》、何建军的《悬恋》、邬迪的《黄金鱼》等。这批人里,小帅已经从边缘向中心转移了,他去了田壮壮的吉光公司,现正在拍《越南姑娘》。
汪:你会去类似〃吉光〃这样的地方吗?
张:我现在没有这方面的题材,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体会没有这种愿望。
汪:下一部准备拍什么?
张:正在做一个计划,准备拍一个爱情题材的电影故事。宁岱,女,1958年生 ,生于天津,长在北京。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剧作班。故事片《找乐》的编剧。
1993年,拍摄纪录片《关于一部被禁影片的讨论》(《停机》),片长60分钟。此片去过20几个电影节。
宁岱曾c过队。从北京长途电信学校毕业后,做过5年机房工作人员。她喜欢学医(因为喜爱白颜色),但没有如愿。85年她辞职报考了电影学院文学系剧作班。毕业时,学校要她去广播电视大学报到,她去了,但人家说我们没向电影学院要毕业生。于是她就一直等分配,这期间她去过意大利,学习西方电影史。回国后,做过电影学院西方电影史的代课老师,但最后也未能成为该院的正式员工。〃可能因为是女的吧。〃宁岱这么说。
至于张元没单位的问题,宁岱的说法是:〃当时北影厂先要的他,八一厂也要他。他想去北影厂,但学校不同意。那会儿他正在拍《妈妈》,感情上也不想去八一厂。我也不同意他去,你想想当时那种气氛。等他拍完《妈妈》去八一厂报到时,人家告诉他报到期已过。〃
虽说宁岱、张元是两个没有单位的人,但他们搭帮过日子的家却井井有条。桌上的剪接机、码放整齐的胶片盒、启动着的电脑与传真机,无不告诉来者,这里除了是家,更是一个工厂、一个办公室。宁岱说他们没有星期天,〃以前没有双休日还不觉得,现在别人休两天,就觉得自己太辛苦了。我和张元经常讨论什么时侯得出去玩一玩儿,休息休息,可这个休息日总得往后推。好不容易有一天,两人都觉得这一天无事可做。就兴冲冲出门,准备轻松一天。但半路上张元说我们去保定吧,下一个片子想在保定拍,为什么不利用这一天去看看外景呢?于是我们就去了保定。张元说他在北京期间从来没专门玩儿过,象长城这样的地方,都是利用拍片之余顺便看一眼就算玩儿过了。他是工作狂,经常是一段时间里做好几件事情,有时只做一件事情时,就算是很闲的了。拍片时劲头十足,等片子一拍完,人就病了。〃在毕业后6年的时间里,张元拍了4部电影与10几个mtv,宁岱拍了片子编了剧本写了小说写了书。
《关于一部被禁影片的讨论》是宁岱拍的第一部、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部片子。宁岱说,这部片子现在叫《停机》,纪录的是关于张元导演《一地j毛》被迫下马的事。当时,正赶上鹿特丹电影节来问片名,因为片子还未完成,就说了说大意,于是电影节就给译成这么一个片名。
宁岱说,策划《一地j毛》那段时间她正好无事,就被策划者叫去负责该片的宣传。于是她拍摄了《一地j毛》的筹备及开机的镜头,准备将来播广告时用。事发后,他们都感到意外,〃由于已拍摄了一些内容,我想何不继续拍一下这件事的结果呢?〃就这样,宁岱成了纪录片《停机》的导演。
《停机》的整个内容是以字幕(黑底白字,象从前的无声片)串下来的,有如下一些──
1993年10月21日,《一地j毛》开机。
10月28日清晨,剧组接到电话,上级主管部门通知高山,因为《北京杂种》参加东京电影节,所有影视机构不得与张元合作,同时电影制片厂撕毁出租灯光及摄影机的合同。
摄制组工作停顿下来。
11月1日,剧组退还器材,人员回家。
影片共拍摄6天半,三处场景加秋天空镜,共21本,76分钟。
1993年11月28日,录音、美工、女主角、摄影、制片、副导演先后撤出,《一地j毛》剧组解散。《停机》里,剧组成员个个心事重重──
男主角陈道明说:〃感觉不舒展,很不愉快。〃投资人高山(天津文化发展实业公司总经理)觉得应该考虑换导演继续拍摄的可行性。《一地j毛》小说版权所有刘震云表示,如果停拍,大家感情一场还是值得。导演张元说:〃我最难受,几个月来完全沉浸在这个故事里……因为这个原因停下来,真的很难受。应该换导演,坚持拍下去。〃
围绕张元〃下马〃这件事,一些自由文化人(包括做〃个人电影〃的导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也是《停机》最精彩的片断──
崔健(摇滚歌手):艺术家必须是自由的。没有艺术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艺术。享有创作自由,这是一个人的权利。
唐大年(自由撰稿人、《北京杂种》编剧之一):无论如何不能剥夺一个人的创作权利。
牟森(独立戏剧导演):有没有这样的法律?根据什么做出这种决定?谁决定的?
何建军(独立电影导演):解决的办法是明确一种法规。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作为独立制作电影,随时都会遇到这种困难或现实问题。
吴文光(独立纪录片导演):我不知道张元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他怎么去做。如果我想继续拍这个片子,我一定不放弃。很简单,如果拍一个电影,这是我想做的事情,就象作家写一本书、画家画一幅画,这是个人的权利、需要,就象吃饭睡觉拉屎一样。你可以不让我的片子放映、参加电影节,但是我想拍电影你为什么不让我拍?如果我不理解,我特别想拍,一定要去做。这是我特别想说的,但各人有各人的方法,怎么去做,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我没把这件事看得象出了大事不得了什么的。对于我们来说,随时准备了一把伞。就象有一天要下雨了似的,下雨了,就把伞打起来。但是,路必须走,除非你不出门,坐在沙发上睡在床上做梦、看天花板。如果你要出门,就必须该知道外面下雨你怎么办。张元说这样可以多睡一个小时觉了,我想他睡不着,他生下来就想拍电影,做梦都想超过他认为牛b的那些导演。
《停机》中,张元就〃下马〃一事,说过两次话──
一次是在剧组里,他对大家说:〃毕业以后我没去任何一个单位。从准备做《一地j毛》起,开始了解整个单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状况,我突然感觉到虽然我没有在一个单位,但弄这个片子时,每一天头脑(都)沉溺于每一个人之间的结构当中去。剧本本身实际上给了我一个紧箍咒,我没有在一个单位,但它还是在框着我。事实上呢,也是这个样子,我自己做电影,然而广电部却下了一个文,不许我导演。我感觉我虽然是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一个个人制版权所有,但还是在一个大的体制中被框住了,我觉得真是一个悲剧。〃
另一次是在位于西单的他的平房屋里:〃为什么会下马?形式上最直接的原因是上面不让拍了,实际上是对我过去两部电影制作方法的否认。我现在不能想是哪一个直接的事情,是不是我常去广电部电影局交流就可以拍下去呢?如果我好好去协调会不会出现《北京杂种》这样的影片呢?肯定就没有了,《妈妈》这样的影片也不会有,而且今天我也不可能去拍《一地j毛》。很多东西我完全想不出自己应该怎么去做,如果完全去那样做,是不是我想做的电影呢?所以说现在不管做什么样的假设或结论,只能自己坚持待下去或活下去。有机会再说,当然是自己去寻找机会。没有人会送给你机会。〃
宁岱拍完此片后,又将《一地j毛》停拍的详细经过写成了书,共20万字,书名也叫《停机》,但至今未找到出版商。〃我觉得这件事根本不是什么官方与非官方的矛盾、冲突,就象文革中的许多悲剧一样,纯粹是知识分子之间你争我夺造成的。这件事反映了电影界内部长期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的导演见别人得奖就不舒服,在国外到电影节上去捅,回到国内到电影局去告……很多外界不知道的事情我都写进了书中。〃
宁岱说她是个有话就想说的人,如果一段时间写不出东西就感到痛苦。
《停机》完成于1994年元月,正好参加2月的鹿特丹电影节。
第四章 实验戏剧与影视(4)
自己的电影何建军
【简历】何建军(又名何一),男,1960年生,北京人。9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
1993年,拍摄黑白故事片《悬恋》(又名《红豆》、《世纪末的对话》)。1991年,拍摄彩色纪录片《自画像》,片长23分钟。两片均于1994年2月应邀去荷兰参加第23届鹿特丹电影节。其中,《悬恋》获国际影评人奖,去过10几个电影节展映。
1986年,拍摄纪录片《一个朋友》,片长20分钟。
1994年元月至95年2月拍摄《邮差》。该片去过20多个电影节参展,在24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上获金虎奖(青年导演奖),在95年5月新加坡电影节上获gold奖。
何建军是82年开始接触电影的。高中毕业后,他一直在家待业,临时性的在报社干过、做过建筑工人。后经人介绍,去黄建中的《如意》剧组干杂活,从此,再也未与电影分离;并与一连串第五代导演结缘,在 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等导演的影片中,何建军先后做过《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蓝风筝》等多部影片的副导演。
与第五代导演合作的10年里,他边干边琢磨,〃渐渐形成一种连自己都不能抗拒的心理,即用电影说话,用电影关注今天现实生活里的人。〃86年,他用积攒的钱租来摄像机,和几位朋友合作拍了第一个短片《一个朋友》,拍摄时间是两天,拍摄经费为2000元。这个片长20分钟的纪录片,录下了星星美展画家米丘在国内的最后一次画展。〃看到自己对电影的想象和曾经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情及人物,变成有声音有画面的东西,心底真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和刺激。〃
〃为了去验证那些曾经思考过积累过的有关电影的东西〃,88年,何建军去了电影学院的导演进修班。
91年,他拍了纪录片《自画像》,片长23分钟。这是他的第二个短片。片中纪录了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裘沙对身世的诉说及他的一次画展。裘沙先生除了是位画鲁迅题材的画家外,还是一位历次政治运动都受冲击的知识分子。
93年元月1日,何建军的第一部故事片《悬恋》开拍。他是用拍广告片和妻子筹来的钱买的胶片。那时一本黑白胶片(国产乐凯牌)是300元,他买了30本,而一般需要40本。当他买完胶片,兜里只剩下了五千元。但他还是开机了。
《悬恋》的动机来自何建军中学时代的一个事件。用何建军的老师韩小磊的话来说,《悬恋》是何建军对童年的一次记忆的终极萦绕,他一直想表达现代人的一种生活状态,脆弱、敏感、自身免疫力的缺乏。
《悬恋》的故事是:某所精神病院年轻的男护理员,因看过年轻漂亮的女病人的病历,然后两人之间发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纠缠……
片子的场景设在国棉三厂职工医院。女主角由史可义务出演。〃这样一部电影,如果没有这些志趣相投的朋友热情相助,我想是拍不成的,在资金极其短缺的情况下,他们不仅没有拿到一分钱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是身兼数职拚命工作,有人甚至掏出自己的钱来援助拍摄。我深深觉得这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合作,这是年轻人在用电影表达着对生存的体味。〃何建军说,此片得以完成,与中国东方文化发展中心总经理萧鸣(萧军的长子)的大力支持分不开。萧鸣在看了样片后,说他至少有10年没看过黑白片了,听说了片子的处境,马上拿出9万元钱,作为完成后期制作的费用。
94年元月17日,何建军的第二部故事片《邮差》开拍。同年3月,前期就结束了。〃但做后期时很费劲,当时剪接是在北影厂,广电部的文件一发,北影厂就把我轰了出来。洗印中心也赶我。后来只好出去做的后期。直到95年2月,这部98分钟的片子才最后完成──是在飘流不定中完成的。《邮差》共用70万元人民币,其中鹿特丹电影节和香港的朋友赞助了60万元。〃我采访何建军那天是95年的11月3日,他说此刻《邮差》正在夏威夷参展。
谈到〃个人电影〃,何建军认为:〃中国应该允许这种实验性的、不走市场的电影存在。允许个人拍片,才能出现活跃的电影文化;太统一了,就显得单调,去电影院看了一部,就不想看其它片子了。广电部对鹿特丹电影节事情的处理是欠考虑的。别人有没有解除封杀我不知道,反正我至今还未解除封杀。我拍电影是要表达对电影、对生活的积累。我拍片没想过要走向市场,10万块钱的片子怎么去跟人家的大投资竞争?而不走市场,我干嘛要花30万去买厂标?〃
他也承认,个人拍片有很多困难,由于与现行管理体制发生冲突,自然会引来一系列麻烦。但他表示还得坚持这种做法,因为毕竟可以不受限制地做电影。我问他,如果有电影厂接纳你,让你成为厂里的一名正式职工,你干不干?他回答:那我还得想想我去那儿能干嘛,如果天天让我坐在那儿,那我还不如呆在家,把名额让给别人。
问在国内导演中他服谁,他说谁也不服。〃swyc〃(青年电影实验小组)
【简历】这是一个由几位年青人组成的摄制组。〃swyc〃是这几位年青人各自姓氏拼音打头字母,也是英文〃结构〃(structure)、〃浪潮〃(we)、〃青年〃(young)、〃电影〃( cinema)的打头字母。该小组成立于1991年6月。
代表作《我毕业了》,拍摄于1992年7月5日至11日,参展1994年鹿特丹电影节。
我在一家电视台的审片机房里,独自一个人静静地观赏了这部不可能在我们的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以下是我边看边做的笔记──
字幕 swyc
结构浪潮青年电影实验小组
上黑下红的底色,推出片名:
毕业
he graduated(可译为〃我毕业了〃)
黑底上出现:
你找不到我
你就是找不到我
你怎么也找不到我
海子(加黑框)
飞驰的列车。
吉它伴奏的歌声和独白:亲爱的人,再见再见……
学校大楼前堆放的行李。
广播里播音员:人才市场……
一个小饭馆。
字幕:这是北大校园唯一不经检查可进去的入口
镜头从饭馆后门进入校园。
昏暗的楼道,宿舍。
镜头对准了一位男生,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我刚拿到了西洋文学学士证书,拿到这个证书我很激动,为什么呢?因为是混过来的,所以才激动……
人物定格。画面右下方出字幕:l。d,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生,将分配到……
又一位男生说:北大是管得最松的学校……
邮电学院一位男生:现在社会上还是以左为主。
清华大学一位男生:虚度了光y。
他说他最喜欢海子的诗《祖国》,他深情地朗诵了这首诗。因为他坐在上铺,镜头拍不到他的表情(以后他多次出现,一直是这么拍)。
他将分配到天津某机械厂。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h。j。g,自杀未成后,退学去了西藏。〃按说89年就该毕业或者退学,经历了学潮后,就感到应该与这种制度这种人生做一种了断……〃
校园里拿手机的警察。
广播里的声音:对刑事犯罪……
字幕:北大校卫队办公室
工作人员与被发现的私自进校拍摄者的不太激烈的对话。
工作人员往校办打电话请示。
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晚会。
舞台上,校园歌手唱着自己写的歌:……我的心需要你狠狠地敲开……
笑声,掌声。
露天广场,江湖艺人在耍猴。
看客津津有味的脸。
清华大学那位坐在上铺的男生:现在就是自个儿拿自个儿开涮,自尊心是非常昂贵的东西,但我们却不配拥有……
一位男生:有时有一种做梦的感觉……打不起精神来,没精神结交新的朋友,我不知道是什么挫伤了我的感觉。
校园里,一群用自行车背着行李的大学生齐唱《大约在冬季》: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知在何时……
戴耳环的女生(中央美术学院)回答有关爱情的提问:……为爱可以付出,但害怕婚姻,可以同居或试婚……
北大的男生谈爱情……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男生:在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我想我的爱人同志……
清华大学女生:我能理解别人的生活方式,同居什么的,现在谁要是拿这种事当新闻来议论,层次就太低了……
清华大学男生(在上铺者):在清华男多女少,对清华的女生(笑)……人们有这样的话,如果长得漂亮读书干嘛?你可以想象清华的女生……
中国人民大学一男生说到yj的尺寸与性高c的关系。
北大男生说他们当中90%是处男,因为北大女生叶公好龙,吻吻摸摸可以,再进一步就不行。
小饭馆里一群大学生在聚餐,他们在吉它弹奏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音调中齐念一首打油诗:唧唧复唧唧,大伙儿念外语,念着abc……(打油诗很长,说的是学着外语想出国却无法出国的心态)
行李堆中,身子趴在行李箱上填写行李单的大学生。
油印机,红色t恤被印上黑字〃我毕业了〃。
北大男生: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神秘的东西,我不愿出国,我最喜欢的语言是汉语,而不是我学的法语,我热爱祖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
清华女生:想出国,但没有亲戚在国外,我觉得这种规定是没有道理的……
北大男生:干嘛出去刷盘子,被资本家剥削?(记者的画外音:难道你不想学有所成然后回来报效祖国?)祖国?祖国,你妈的是很狭隘的地理概念……
天安门广场。士兵整齐的脚步声,脚步声中不时夹杂一个嘶哑的、有节奏的女声:祖──国──!
升降旗仪式。围观的群众。血红的夕阳。士兵脚步声。嘶哑的有节奏的女声:祖──国──!
清华大学女声:〃六。四〃,亲眼目睹……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男生:〃六。四〃促使我们冷静地思考问题。
一群毕业生倒数着数迈出校门。
空空的楼道,宿舍。
墙上的字、画。一扇门上写有毛笔大字:哥儿们一路平安
月台,送别场面。几个毕业生在台阶上边弹边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让我再看你一眼……
男、女恋人愁脸相对。男生欲吻女生,被女生轻轻避开。
一位女生独自在哭。
一群男生在唱自编的歌。
开车铃声猛然响起。大学生情绪激动地唱:送战友,踏征程……
列车开走。
空空的铁轨旁站着一位男生。
片头的歌声起:亲爱的人,再见再见……
在歌声中念诵歌词:……如今我无法无天成了无业游民……
歌声与念诵一段交替一段。
长安街昏暗的夜景。
歌声渐隐,马达轰鸣声响起。一群奔跑着的大学生的画面定格。
黑底字幕:1992年9月田壮壮
【简历】田壮壮,男,1952年生,北京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同年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代表作《盗马贼》、《猎场札撒》、《蓝风筝》、《摇滚青年》、《鼓书艺人》, 1993年成为自由职业者。 1995年初重新回厂;成为北影下属的北京吉光文化传播中心总经理。
田壮壮声明:〃我没有做过个人电影,我拍的所有片子都是有厂标的,《蓝风筝》也有。〃
对于23届鹿特丹电影节的所谓〃七君子事件〃,他说道:〃别人怎么去的我不清楚,我是从法国去的(当时携《蓝风筝》在法国参展)。电影节期间,还为我们组织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目的是想为我们争取在中国拍片的权利之类。对此我心里非常反感,这不是生把我们往死路上吗?当时还去了200多个记者,报纸上也热闹得很,你想这么大的事领事馆的人还能不往国内汇报?果然,回国后,就听到广电部处罚我们的消息。〃
问《蓝风筝》为何没通过审查,他只简单回答了一句:〃说是拍得与剧本不符。〃
《蓝风筝》于1992年拍完,片中的故事从1953年一直讲到1966年。
田壮壮的又一个声明是:〃我不是很提倡个人电影。因为我们国家一直是把电影当成意识形态来控制,你拍片没有厂标,你说你只是拍片,搞的是艺术,官方也知道你是这么回事儿,但还是不能接受,他们不想让事情复杂化。另外,拍电影不便宜,要花很多的钱,一部片子怎么说至少也要六、七十万,你弄个十万块钱就拍了出来,那质量能不糙吗?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与张元的《北京杂种》都有这个问题,我跟他们也交流过这个看法。没有厂标的片子也无法进入市场发行渠道,资金回收不了……总之,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认为个人电影是一条死路。〃田壮壮说,很多导演一辈子也拍不上几部电影,连郑d天也是。年轻人刚进厂,拍不了是正常的。
我说报纸上讲你正积极扶持第六代呢,他笑着说:〃什么扶持,那是瞎掰,能帮多少忙帮多少忙吧。〃王小帅
【简历】王小帅,男,1963年生,山东人。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分配至福建电影制片厂。1994年成为自由职业者。
1992年7月至1993年5月,拍摄黑白故事片《冬春的日子》。1994年11月20日,在希腊的塞索斯尼克国际电影节上获金亚历山大奖。已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所收藏,1995年英国bbc评出电影史上100部代表作;该片入选。
1994年9至10月;筹资拍摄完成彩色故事片《大游戏》前期工作。
王小帅是最后一个被采访者。因为去武汉拍《越南姑娘》,王小帅直到96年元月7日才露面。
王小帅租住在北京车公庄北里一栋旧楼房里,一居室,月租金500元。屋里很冷,点了一个电取暖炉。灰暗的墙上贴满了各电影节与《冬春的日子》的宣传画报。
由于拍《冬春的日子》借了不少钱,王小帅说他〃到现在还在还钱,赚了就还,赚了就还,永远是他妈的赤条条〃。挣钱的途径主要靠打工干活,电影节的奖金只有一点点。当初拍《冬春的日子》时,他为了省钱,给影片定下黑白的基调。为买到便宜的胶片,他奔波于北京与保定胶片厂之间。那时他住亚运村,先从那儿骑自行车到丰台站放下自行车,混进列车,再想方设法逃过列车员的查票。在保定住时,也没花一分钱。〃不敢花钱,心里想的是如何节省每一分钱。〃
也是由于《冬春的日子》,94年2月,他得到了第23届鹿特丹电影节的邀请。这是他第一次携片出境。〃我不象张元,那时我很纯,咱也没什么前科。第一次出去嘛,也感觉不到这些,只觉得一切很新鲜,注意力全在见识见识上。后来就听说中国这边不让放片子。但作为电影节,这牵扯到很多经济上的事情,而且它的日程早已排好,与个人不搭界,我也无权做什么决定,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是一样的。于是,片子还是全放了。属于y差阳错吧。这个事情直到我们离开电影节,也没得到解决。那次,去的导演还有田壮壮、张元、宁岱。有新闻发布会,还有一些记者的个别采访。鹿特丹电影节,现在在世界电影的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这种交流很有意思。后来我还去过一些电影节,看到了很多独立制作的影片。这种做片子的方法,与世界上做电影的方法,很容易接轨。以个人独立制片形式为基础为单位为元素的片子,参加电影节的机会很多,作为导演就有机会出去看看。〃
一个月后,94年3月12日;广电部下了文(《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就一批导演私自参加鹿特丹电影节举办的中国电影专题展一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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