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缺憾 弗洛伊德文集

你们会对我说：“可是，你的最后一个说法对某些人并不适用。他们并没有回避分析的经验，他们对患者作了分析，很可能也对自己作了分析；他们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变成了你的合作者。然而他们得出了别的观点和理论，因而与你分道扬镳，建立了独立的精神分析流派。这些脱离主义运动（secesionistmovements）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中已经变得非常频繁。你应该对我们阐明这些运动产生的原因及其意义。“
好吧，我将尽力按你们的要求去做；不过只能简略地谈谈，因为这些运动对理解精神分析帮助甚微，远非你们所可能期望的那样。我相信你们首先会想到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psychology）1。它（例如在美国）被认为是与我们的精神分析并驾齐驱的一种思想，而且具有同等价值，人们常常把它与精神分析相提并论。实际上个体心理学与精神分析没有多少关系，只不过作为一定历史事件的结果，它寄生于精神分析之中。
我们认为是属于这类反对派的上述决定性特点，仅仅在有限的程度上适用于个体心理学的创立者。
甚至“个体心理学”这个名称都是不恰当的，它似乎已经产生了使问题复杂化的结果。我们不允许这个作为“群体心理学”（groupsyachology）2对立面的术语的合理用法遭到破坏；况且，我们自己的活动大部分并主要是与人类个体的心理学相关的。我今天的目的不是要批评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因为在我的介绍
1阿德勒（alfredadler，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代表人物之一。　曾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后因见解分歧与弗洛伊德分裂，另创立了个人心理学派。“自卑感”和“优越感”是该学派的基本概念；个人心理学派反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强调社会因素。——中译注。
2心理学分支之一。　以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团体或群众的心理现象为研究对象。——中译注。
性讲演的计划中，并没有安排这个内容。
而且我已经作过一次这种尝试，并且尚未感到需要对当时所说的话作任何改动1，不过，我将告诉你们一件前分析时期的小事，以说明阿德勒的观点给予我的印象。
摩拉维亚的一个小镇2是我诞生的地方，三岁时我离开了那里。小镇附近有一所简朴的疗养院，它很漂亮地坐落在树林中。我当学生时假期里总要去那里好几次。
大约二十年后，因为一位亲戚生病，我得以再次访问那个地方。
疗养院里有一个医生护理我的亲戚。我在和这个医生聊天时问起他与当地农民——我想是斯洛伐克人——的关系。这些农民就是他在整个冬天里的全部护理对象。他告诉我他的医疗工作是这样进行的：在门诊时间里，病人们进入他的房间站成一排。他们依次走上前来，描述自己的病情：背疼或肚子疼，或者腿很累，等等。然后医生对病人进行检查，在满意地发现症结所在之后，就说出某种诊断；他对每个病人作出的诊断都是相同的。
他向我解释了他的诊断，其含义近乎于说“中了魔法”。
我吃惊地问他，这些农民对他这种千篇一律的诊断是否表示了异议。
“哦，没有！”
他回答说，“他们对此非常高兴；那正是他们所期望的东西。他们每个人回到队列中自己的位置上后，就用神色
1弗洛伊德对阿德勒观点的主要批评是在《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1914d）一书中提出的。令人吃惊的是，他几乎没有提到荣格的背叛，仅仅在后面第240页上有寥寥几句不明确的暗示；而且他显然希望读者把阿德勒的观点放在首位。这种情况符合他在《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中的某些评论，他说：“在这两种正在讨论的运动中，阿德勒的无疑更为重要。”——英译注。
2该镇原名弗赖堡，后更名为普莱波。——英译注。
和手势向其他人表示我是一个懂得各种事情的人。“
我当时几乎想到这种情况所具有的性质；阿德勒心理学的性质正与此相类似。
阿德勒学派的“个人心理学”宣称，无论一个人患的是同性恋还是尸体迷恋症（necrophilic），是焦虑性歇斯底里（hysatericsuferingfromanxiety）还是隔绝于社会的强迫观念性神经病或胡言乱语症（ringlunatic），其动机都是希望表现自己，补偿自己的缺陷，保持“领先”或从女性方式转向男性方式。
记得在年轻的学生时代，当人们在门诊部里向我们介绍歇斯底里的病例时，我曾经听到了非常相似的内容。
人们告诉我们，歇斯底里患者做出各种症状，为的是使他们自己显得有趣，从而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向他们。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陈旧的说法竟然沿续至今。但是，甚至在当时，这种不完善的心理学解释也未能解开歇斯底里之谜；有些问题尚未被阐明，例如，这种患者为什么不采用其他方式去达到目的呢？
当然，“个人心理学”的理论中一定包含着某种正确的东西，不过这种颗粒般的真理却被当成了该理论的整体。
例如，自我保存本能企图利用每一种情况；自我甚至试图把疾病也转变成对它有利的条件。
这种情况在精神分析中被称为“次要的来自疾病的益处”1。然而，性受虐狂、受折磨的无意识需要和神经病的自我伤害（neuroticselfinjury）等事实，却似乎证实了人类存在着各种与自我保存背道而驰的本能冲动这一假定。当我们考虑
1参见《引论》第二十四讲。——英译注。
到这些事实时，我们甚至对构成个体心理学理论结构基础的上述日常真理的有效性，不采用较难把握的新概念，并对无意识毫无所知；如果它一笔勾销了性欲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问题，仅限于去发现可以使人们生活变得轻松的技能，那么这个理论就一定会博得大多数人的青睐。因为大多数人都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他们不需要多于一个以上关于原因的解释；他们并不感谢科学所作的深入研究，他们只想要简单的解答，并希望知道问题都已解决。当我们考虑到个人心理学是多么出色地满足了上述愿望时，我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华伦斯泰（walen—stein）1的一段话：
如果这个观点不是聪明得如此令人讨厌，我就会认为它真是愚蠢之至。
专家们毫不留情地抨击精神分析，而对个人心理学的批评一般说来却是温和灵活的。
当然，美国也有一个备受尊敬的神经病学者。发表了一篇名为《够了》（enough）的文章以反对阿德勒，其中对个人心理学的“强制性重复”深表厌恶。但是，如果说别人对个人心理学更为友好的话，那显然是与他们同精神分析的对抗大有关系的。
至于其他从我们的精神分析中分化出去的流派，我就无
1华伦斯泰（1583—1634），三十年战争期间德皇军队的统帅。——中译注。
需详述了。这种分化的事实既无助于赞成亦无助于反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正确性。你们只需考虑到：有种种强烈的情感因素，他们使得精神分析难以为许多人所接受，以致这些人不能与别人相适应或服从于别人；只需考虑到：更大的困难正如同格言所正确主张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观点。
当观点的分歧超出某种关节点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分手，然后沿着我们不同的另一条道路继续走下去；而当理论上的分歧包含了某种实践过程中的变化时，情况尤其如此。例如，我们假定某个分析者1不重视患者个人过去经历的影响，而是仅仅从他当前的动机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去寻找神经病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将忽视对童年期的分析；他必将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并且势必凭借增强他的说教性影响和直接指出某种特殊的生活目标，来弥补缺少患者童年期种种经历这种遗漏。
对此我们则将指出：“这可能是一个聪明的学派，不过它已不再是精神分析了。”
或者，其他某人2可能主张诞生时的焦虑体验，播下了后来所有精神障碍的种子。
因此，在他看来，仅仅分析这种单一影响的重要性，并向病人断言三四个月的疗程就能获得成功是合理的。
你们可以看出，我选择的这两个实例产生于正好相反对立的两个前提。这些“脱离主义运动”的共有特点是：它们每一个都孤立地抓住精神分析研究的丰富课题
1这里暗指荣格（carlgusljung，1875—1961，瑞士精神分析者，原为弗洛伊德的学生和信徒，后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建立了“分析心理学”——中译注）。——英译注。
2此处指兰克。——英译注。
之一，以此为根据使自己独立出去。例如，它们有的选择支配本能（theinstinctformastery），有的选择道德冲突（ethicalconflict），有的选择母爱（就其重要性而言），有的选择生殖问题，等等。如果你们认为精神分析历史中的这种脱离现象，如今似乎变得比其他理论运动中的脱离更加严重，我不敢肯定我会同意你们。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其责任应当归之于精神分析中那些存在于理论观点和医疗方法之间的本质性关系。纯粹的观点分歧是能够长时期容忍的。可是人们却喜欢谴责我们精神分析者排斥异己。
这种邪恶特征的唯一表现形式，恰恰就是我们与那些见解不同者断绝了关系。
除此之处，我们没有做任何伤害脱离者的事。相反，他们却很有运气，而且境况有所改善。
这是因为他们自脱离了我们之后，通常也就摆脱了一种压在我们身上的重担——它可能是婴儿性欲的臭名声，也可能是象征主义的荒谬性——而且在周围人看来，他们还是值得尊重的。至于我们，则仍然被世人所鄙视，仍然背负着上述重担。除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实际上，正是他们自己把他们排除在精神分析之外的1。
你们以宽容的名义提出的进一步要求是什么呢？难道当某些人说出了一种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见解时，我们应该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反驳。这将使我们防止自满的危险，给我们机会向美国人表示，我们确实是像他们一直期望的那样‘宽宏大量’的，我们固然并不相信你们所讲的东西，但那
1这个例外可能是指斯特凯尔（stekel）。——英译注。
没有关系。
你们很可能正像我们一样也是正确的。
归根到底，谁能知道谁正确呢？
请允许我们在自己的出版物上，不仅与你们对抗，而且也阐述你们的观点。作为交换，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够为你们所否定的我们的观点。提供一个发表的地方吗？“
也许在将来，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完全滥用之后，上述说法将显然成为科学活动中的惯常做法。
但在目前，我们确实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按照传统的方式，仅限于提出我们的自己的信念，并甘冒犯错误的危险。
因为错误是不可能防止的。
我们拒绝与我们相矛盾的见解。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发现了某种更好的东西。
我们就会在精神分析中充分运用它，以改变我们的观点。
b精神分析的最早运用之一，就是指导我们去认识我们的同时代人因为我们把这一学说付诸实践而对我们提出的反对意见。
其他各种具有客观性质的运用，则可能会产生更为普遍的影响。我们的最初目的当然是为了理解人类心灵的各种紊乱现象。因为一次值得注意的经验已经表明，在这个领域中，认识与治疗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存在着一条从认识通向治疗的道路1。长期以来，这是我们的唯一目的。然而后来我们却发现，在病理学过程与人们认为是正常的过程之间，存在着各
1指勃洛伊尔（breuer）对他第一个病人的治疗。参见《引论》第十八讲。——英译注。
种密切的关系，甚至存在着内在的同一性。这样，精神分析就变成了深层心理学。
加之没有心理学的合作，人类所产生的东西或所做的事情就难以理解，所以，我们就主动地把精神分析运用于广阔的知识领域，特别是心灵科学领域，并走向这些领域的理论前沿，与其他学说进行交流。然而，这些任务不幸遇到了各种植根于同一环境中的障碍，它们甚至迄今亦未克服。
这种运用的先决条件是掌握有关领域的专门知识，而分析者却缺乏这种知识；另一方面，那些掌握了专门知识的人，即有关领域的专家，却又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而且可能也不想知道什么。结果精神分析者只好作为业余爱好者——他们只具备往往是仓促准备起来的不太充分的条件——游览了诸如神话学、文明发展史、人类文化学和宗教学等知识领域。该领域的专家所作的研究，一般说来并不比外来者更出色。
这些外来者运用的方法和所发现的东西，当引起人们注意时，最初总是被否定的。不过这方面的状况不断地趋于好转。每个领域都在产生着一些人，他们研究精神分析，以运用于他们所研究的专门学科，并作为外来者取代该领域的拓荒者。
我们在这里可以期望获得大量的新发现。
同时，精神分析的运用总是进一步巩固了它自身。还有一点，只要科学研究距离实践活动较远，那种势在必然的观点分歧所采取的形式，无疑就将较为和缓。
我强烈地希望使你们了解精神分析在心灵科学中的一切运用。
对于任何具有理智兴趣的人来说，这些运用都是值得知道的。况且，有一段时间不让你们听到关于变态和疾病的内容，也是一种很有必要的休息。
可是我必须放弃这个念头。
因为它曾经一再使我们超出了这些讲演的范围。我还必须老实承认，我不能胜任这项任务。是的，我本人在这个领域的几个方面是最早采取行动的，但我今天已不再能控制整个领域了。
我必须做大量的研究，以便真正掌握从我的工作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取得的成就。你们当中对于我的这一谢绝感到失望的人，可以从我们的刊物《意象》（imago）中去寻求弥补。这个刊物专门介绍精神分析的各种非医学性质的运用1。
b但是，有一个课题我却是不可能这么随便就略而不谈的。
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我对它非常熟悉，也不是由于我为它付出了很多心血。恰恰相反，我本人几乎完全没有关心过它2。我之所以必须提到它，乃是因为它极端重要，它充满着关于未来的希望，并很可能是所有分析活动中最重要的。
这个我正在考虑的东西，就是精神分析在教育方面、在培养下一代的活动中的运用。令人欣慰的是，我至少可以说，我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afreud）3已把这一研究作为她的毕生事业，并已
1见《引论》第十讲，载标准版。——英译注。
2虽然这很可能是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与教育关系的最长的一次论述，但实际上并不是唯一的一次。除了大量的附带论述以外，他在“小汉斯”病例的第三章第三节中也极为详细地考察了这个问题。在为普非斯特尔（pfister）和艾赫洪（aichorn）分别所著的两本书所写的序言中他再次谈到这种关系。　这个与性教育有关的特殊问题，是他的一篇早期论文《关于儿童的性启蒙》的主题，它在《分析的有限期与无限期》一文的第四节末段中又被提到，对该问题的最近一次阐述是在《幻想的未来》第九、十章中，起因是谈到了宗教教育问题。——英译注。
3安娜。弗洛伊德（1895—？）自我心理学（egopsychology）的主要代表之一。主要从事儿童精神分析工作，她强调自我在心理活动中的作用。——中译注。
在这一方面弥补了我的疏忽。
通向这种运用的途径不难找到。当我们治疗某个成年精神病人，追踪他的症状的决定因素时，我们常常被引回到他的童年时期。
无论对于认识病症还是制造疗效来说，我们关于病人童年以后时期的各种致病因素的知识，都是不够用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去了解童年时期的心理特质；我们认识到一些只有凭借精神分析才可能认识的事物，因而能够纠正许多通常被认为是有关童年的见解中的错误。我们确认童年时期的最初几年——大概一直到五岁——具有特珠的重要性，所依据的理由是：首先，那几年是性欲的早期全盛时代，它遗留下来对于成年人的性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各种诱使性因素；其次，这一时期的各种影响冲击了幼稚的、脆弱的自我，像创伤那样折磨着自我。
自我不能躲开这些情感的风暴，只有靠压抑的办法才能避开它们。
童年期的自我就在这种状况中，获得了所有导致以后各种疾病和功能失调的倾向。
我们发现，童年期的艰难在于儿童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几千年变化发展的结果，其中包括至少是对其本能的初步控制和对社会的初步适应。
儿童通过自身的发展只能实现这种变化的一部分，大部分则要借助于教育1强加给他，我们对于儿童常常不能理想地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感到诧异。
在这些童年时期，他们大多数都经历了可以说是与神经病相等的状态，而那些后来产生了明显疾病的儿童则尤其如此。某些儿童尚未进入成年就产生了
1德文为“erziehung”，在本部分均译为：“教育”。该词比英文的“教育”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培养”。——英译注。
神经性疾病，结果给他们的双亲和医生造成许多麻烦。
无论是把分析疗法应用于已显示出明确的神经病症状的儿童，还是应用于尚处在性格发展不顺利阶段的儿童，我们都没有什么顾虑。我们的反对者担心接受分析治疗的儿童会受到伤害，这实在是杞人忧天。我们的分析治疗表明，我们可以根据儿童患者的情况，进一步证实我们从成年患者那里所推测的东西（可以说是根据历史材料）。而儿童从这种治疗中则受益匪浅。事实上对于分析治疗来说，儿童是极为适宜的对象；他们的疗效既彻底又持久。当然，为成年人设制的医疗技术需加以很大改变，方可运用于儿童。
儿童心理与成人心理相去甚远。由于儿童尚无超自我，故自由联想（freasociation）的方法远不能为他们所接受；移情作用（transference）亦表现出不同于成人的特点（因为真正的双亲仍然处于负责的地位）。我们在成人身上所极力反对的那种内在的抵抗，在儿童的场合则很大程度上被外在的困难所取代了。如果儿童的父母使他们自己成为儿童抵抗分析治疗的工具，则分析的目的以至分析本身，就会经常受到威胁。
所以，把对儿童的分析，与对其双亲施加一定程度的精神分析影响结合起来，常常是很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下述情况减小了儿童分析与成人分析之间的必然差异，即我们的某些患者保持了众多的婴儿特征，以致分析者（他再次不得不适应于他的患者）必须对他们运用某种儿童分析的技术。儿童分析很自然地变成了女性分析者的领域，这种局面无疑将牢固地保持下去。
对大多数儿童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神经病阶段这一事实的确认，产生了一种正在萌芽的卫生学要求。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儿童没有显示出精神失调的迹象，作为一种保护其健康的措施，对他采用分析法是否有利，如同今天我们不等到发现儿童患白喉病，而是在他健康时就给他注s白喉预防针那样？
讨论这个问题目前仅只具有学术意义，我在这里是可以大胆考虑它的。
对于我们大多数现代人来说，这个建议本身似乎就是一种伤天害理的行为。考虑到大多数位于父母立场的人对分析法的态度，我们现在必须放弃任何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行的愿望。这种针对神经病的预防法——它很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也要以全然是另一种结构的社会为先决条件。
把精神分析应用于教育这种口号，今天只有到别的社会中去才能找到。我们需要弄明白什么是教育的首要任务。儿童应当学会控制他的本能。不加限制地允许儿童自由实现他的所有冲动是不可能的。
对于儿童心理学家来说，给予儿童上述自由的做法，或许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实验。
但对于儿童的父母来说，这样做则是办不到的，而且儿童本人也将深受其害，这种损害有的很快就会表现出来，有的则在以后的年月里呈现。因此，教育必须对儿童的冲动实行约束、禁止和压抑。
这种情况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充分看到。
然而，我们却从分析中发现。恰恰是这种对本能的压抑包含着导致神经病的危险。
你们应该记得，我们已经详细地考察过神经病产生的情况1。所以，教育就不得不在既干涉儿童的本能，又防止他遭受挫折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中找到它的道路。除非这个难题完全不能解决，否则我们就一定会发现某种最恰
1参见《引论》，特别是其中的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两讲。——英译注。
当的途径，它能够使教育取得最大的成功，产生最小的损害。
它确定对儿童本能实行禁止的数量、时间和方式。
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施以教育影响的对象具有非常不同的遗传的性格特征，以致同样的教育步骤不可能相等地有益于所有儿童。
某种重要的反省告诉我们，教育迄今为止在完成它的任务方面是十分糟糕的，并且对儿童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如果教育找到了最合适的途径，理想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它就大有希望消除一种致病因素，那就是童年期偶然蒙受的创伤所发生的影响。但教育无论如何不能消除另一种致病因素，即不顺从的本能气质的力量。
如果我们现在就考虑这些摆在教育者面前的难题——例如他应该怎样认识儿童的个性，怎样从微小的迹象去猜测儿童未成熟的头脑中所进行的活动，怎样既给予儿童适量的爱又保持有效程度的权威——我们就会明白，唯一适合于从事教育职业的准备工作，就是彻底的精神分析训练。最好的办法是教育者对自己作分析。因为即便其他方面做得很好，但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精神分析，还是不可能掌握这种方法的。对教师和教育者的分析比之对儿童本人的分析，似乎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预防性措施，而且更易于付诸实施。
我们以上提到的方法——虽然只是一种附带的考虑——对于培养儿童来说可能是间接的，但它确实有益于这种培养，并将日益产生重要影响。凡是使自己体验过分析法并从中受益颇多，而且d悉他们自己的培养方式的缺点的父母，都将会更好地懂得怎样对待他们的孩子，在很多他们本人不曾受过宽容的方面宽容他们的孩子。
在精神分析努力对教育施加影响的同时，它的其他各种研究则正在探讨过失和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方法。
在这里，我们不过是再一次向你们敞开精神分析的大门，让你们看看大门后面的那些屋子，而没有带领你们登堂入室1。我确信无疑，如果你们忠实地保持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你们就能学到许多有关上述题目的新颖而有益的知识。
不过，在结束教育这个题目之前，我还要谈谈它的一个特殊方面。
有人认为——这无疑是合法的——每一种教育都具有一个派别性目的，它致力于使儿童遵守已建立的社会制度，而无论其有多少价值和稳定性。
也有人争辩说，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现存社会秩序中存在着缺点，那么，教育与精神分析的结合为这些社会秩序服务就是不正确的：这种结合应当被赋予别的更高级的目的，应当摆脱流行的社会要求的束缚。然而，在我看来，这种争论在这里是不适宜的。
上述要求超出了分析的有效功能范围。
同理，一个医生被请去治疗肺炎病人，他无须关心病人是否正直，是否企图自杀者或罪犯，或者病人是否值得继续活着或我们是否应当希望他继续活着。上述的后一种人们希望赋予教育的目的，也将成为一种派别性目的。
在这两种派别间作抉择不是一个分析者的事情。
我全然没有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即如果精神分析容许各种与现存社会制度相冲突的目的，它对教育施加的任何影响都会遭到拒绝。
但是，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试图把它的学生培养成反抗者，那它就是在亲自承担一种多余的
1这方面请参见弗洛伊德为艾赫洪（aichorn）的《难以捉摸的青春》一书写的序言（弗洛伊德，1925f）。——英译注。
责任。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能够使它的学生尽可能健康而富有才干地离开学校，它就算尽到了本分。
这种教育本身所包含的革命因素，足以保证它所教育的每一个人在今后的生活中绝不会成为反动者和压迫者。
我甚至认为，无论从任何观点来看，革命的儿童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b我现在打算进一步谈谈作为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十五年前我论述过这个问题的理论方面1，今天我还将以同样的方式论述它。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这十五年里我们所取得的经验。
你们知道，精神分析是作为治疗方法诞生的。
虽然它的作用如今已发展得远远超出了治疗方法的范围，但它并没有放弃它的原始基础，它仍保持着与病人的接触，以便增加自己的深度，促进自己的进一步发展。
最终导致产生了我们的理论的种种逐渐积累起来的想法，是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获得的。
我们在治疗中遇到的失败，常常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而现实生活的要求，则是一种防止推测过分的有效因素，虽然我们的工作没有推测也不行。
很久以前，当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病人的方法，确实有益于病人时，我就已经论述过它2；而今天我要考察一下这种方法究竟取得了多少成就。
你们也许知道我从未热衷于治疗过；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1见《引论》第二十七、二十八讲。——英译注。
2参见《标准版》第十二卷最后的脚注和论分析技术的文章。——英译注。
我会滥用这次讲演，迷恋于对分析疗法的赞颂。
我宁愿说得过少而不愿说得过多。
在我是唯一的分析家的时期，一些对我的观点显然持友好态度的人曾经对我说：“你的观点确实很精密、很聪明。但是，让我们看一位你用分析法治愈的病人吧。”
人们在排斥他们所讨厌的新生事物时有许多先后接替使用的手法，上述说法便是其中的一种。如今，这种手法也像其他许多手法一样过时了；在我这个精神分析家的文件夹中，也装了一大堆被我治愈的病人写来的感谢信。我们继续进行这种比较。
精神分析这种疗法确实像其他疗法一样，有它的成功和失败，有它的困难、局限性和适用范围。过去曾有一种对分析法的批评，主张不必认真对待这种疗法，因为它不敢发表关于它的成就的任何统计资料。从那时以来，麦克斯。埃伊廷通（maxeintingon）医生创建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发表了关于精神分析在头十年里取得的成果的评论1。这些治疗上的成功既未使精神分析自豪，亦未使它自惭。不过一般说来，那些统计资料启发性不大；这些用以说服人的材料成份极为不纯，以致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反而可以证明任何疗法。
考察人们的个体经验要更为明智。
在此我想补充一句：我不认为我们的治疗能够与卢德（lourdes）2的治疗相媲美。有很多人，他们相信圣母玛利亚的奇迹，却不相信无意识的存在。
倘若我们想求教于我们的竞争者，我们就应该把分析疗法与他种精神治疗法进行比较。今天，治疗神经病的r体疗法已无需再提了。
1见弗洛伊德为该评论撰写的前言（1930b）。——英译注。
2卢德是位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小城镇，有一座供奉圣母玛利亚的神殿，为罗马天主教徒朝圣特别是去治病的重要场所。——中译注。
作为一种精神治疗步骤的分析法，与医学的这一特殊分支中使用的其他方法并不对立；它既不贬低它们的价值也不排除它们。
一个医生喜欢对病人自称是采用分析法的精神治疗家，同时又根据患者的特点和各种有利或不利的外部条件，采用了某种别的疗法，这两者在理论上并不矛盾。事实上，使医疗实践必然趋于专门化的因素正是治疗技术。
例如，外科术和矫形术就不得不从同一种疗法中分离了出来。精神分析活动是艰苦而严格的，这不可能像一付眼镜那样好用：阅读时戴上，散步时摘下。一个医生通常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完全拒绝这种疗法。
据我所知，那些在各种方法中有时运用了分析法的精神治疗家，并不具备牢固的分析学基础；他们没有接受分析法的整体，而是打了折扣的——也可能已经把分析法的“毒牙”拔掉了；这些人不可能被认为是分析家。我想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在医疗实践中，分析家与严格采用其他技术的精神治疗家之间的合作，将会有助于极有价值的目的。
较之其他精神治疗步骤，精神分析无疑是最有效力的。
这种方法费力最大，花时最多，它不应被运用于轻微患者。考虑到这种情况，说它效力最大也是公允合理的。对于合适的病人，使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消除精神失调，并引起分析法产生前的时期人们不敢指望的种种变化。不过它也有各种非常明显的局限性。
我的一些拥护者在治疗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希望克服这些障碍，使每一种神经紊乱都可以用分析法治愈。
他们努力缩短分析工作的时间，加强移情作用，期望它能克服任何抵抗；并把其他各种形式的影响和移情作用结合起来，使病人不得不接受治疗。
这些努力当然精神可嘉，但我认为他们太自负了。他们还带来一种危险，即迫使自己脱离分析法，陷入无止境的实验过程1。我觉得这种希望每一种神经病现象都能被治愈的愿望，可能是产生于外行的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神经病都是一些没有任何权利存在的、完全不必要的东西。
而事实上它们却是严重的、由气质所决定的疾病。
这种病在一个人身上不是只发作几次，而是通常要持续很长一个时期甚至终生。
我们的分析经验表明，这些疾病可能受到广泛的多种因素的影响，譬如各种历史积淀下来的原因和某些偶然的次要因素。
我们充分重视了这种情况，但却因此而忽视了病人气质上的因素。
对于这种因素我们是绝对无能为力的。
不过在理论上，我们不是应该始终把它记住。
从根本上说，分析疗法是很难接近精神病（psychoses）的，但精神病与神经病（neuroses）关系密切，所以我们的首要目标将是治疗神经病。
精神分析的疗效仍然被一系列重要的和难以攻破的因素所束缚。在儿童的场合，妨碍取得最大疗效的因素，是关系到儿童与其父母联系的外部困难，虽然这些困难归根到底还是儿童自身的问题。
在成人的场合，困难最初产生于两种因素：患者目前的心理僵化程度和疾病的类型。
当然，在类型问题中还包含着其他更深刻的决定因素。
第一种因素常常被错误地忽略了。无论心灵生活的可塑性和恢复过去状况的可能性有多大，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复原的。在某些场合，当一个过程自然结束时，某些变化看来已
1在写这些话时，弗洛伊德想到的可能是他的朋友费伦齐。几个月以后，在关于这位朋友讣告中，他又重申了这些看法。——英译注。
经定形，并相应于已形成的心灵创伤。在另一些场合，我们的印象是患者的心灵生活已陷入全面僵化；他的精神过程——我们完全可以为它指出别的途径——似乎没有能力摒弃原有的轨道。
但这很可能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同一种现象，只不过我们的着眼点不同罢了。
我们一再发现，这种治疗似乎缺少病人方面的某种必需的动力，而这正是阻止我们引起治疗变化的原因。
病人身上的某种异常的从属性的关系，某种特定的本能成分，比我们所能够动员起来的对抗力量要强大得多。
就精神病而言，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我们很熟悉这些疾病，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使用对抗的手段，但这些手段却很难动摇上述关系和成分。的确，在这一方面，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关于荷尔蒙1（你们都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的作用的知识，可能为我们提供战胜这些疾病的数量因素的武器。
不过现在距离那一天还很远。
我知道，这一切问题中难以控制的因素，就是使分析尤其是移情作用完善化这样一种永恒的刺激。
尤其是使用分析法的新手，他们在失败时无疑闹不清是应该责备病症的奇特呢，还是应该归咎于自己没有控制好治疗过程。但是，如同我已经说过的，我认为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成果辉煌。
限制分析法取得成功的第二种情况指神经病的类型。你们已经知道，分析法治疗的适用领域是各种移情神经病（transferenceneuroses）——如恐惧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