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缺憾 弗洛伊德文集

这个可怜的女子已由施舍爱情而降为乞求他的爱，她由于做这样一个参谋所产生的痛苦，可能比第二位情妇受他虐待的痛苦更甚。他抱怨那个替罪羊时谈到的强制感，亦即促使他进行精神分析的压制感，当然也从昔日的情妇身上转移到了第二个情妇身上。他想摆脱而又摆脱不了的是第一个情妇。我不是笔迹学方面的权威，对从笔迹判断性格的技术也没什么好印象，更不相信用此法可以预知书写者的未来。
不过你们知道，不管人们对笔迹学的价值作何感想，这样一个事实是再清楚不过的：笔迹学专家断言他眼前的手迹的书写者会于近期内自杀时，不过是再现了询问者强烈的内心愿望。
至于后来的第二个推断，也不过是同类事情；但在这个推断中有关的不是无意识的愿望，而是由笔迹学专家明确表达的询问者初发的怀疑和担心。
顺便提一句，借助于精神分析，我的这位病人成功地逃出了他曾沉溺于其中的魔力圈，找到了他爱的对象。
至此，你们已知道了，对梦的解释与精神分析通常是如何帮助神秘主义的。我已用实例向你们说明：正是通过上述两种方法，那些否则便不为人知的神秘事情才公之于众的。
精神分析不能直接回答我们是否要相信这类事情的客观实在性的问题——这无疑是诸位最感兴趣的。然而，借助于精神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所有材料，看来则是有利于作出肯定的回答的。当然，你们的兴趣不会停留在这一点上，你们想知道精神分析没有涉及的更为丰富的那些材料证明了什么。但我不能满足你们了，因为它已超出了我探讨的范围。我进一步要做的唯一事情是汇报几种观察——这些观察与精神分析关系甚密，是在精神分析治疗期间进行的，甚至是由于这种治疗的影响才成为可能的。我要告诉你们一个这样的例子——这个例子后来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我将详细讲述，请你们注意其中的大量细节。尽管如此，你们仍不得不舍掉许多本可大大增强该观察说服力的细节。这是一个真相明了的事例，无须以精神分析来进一步揭示。
但是讨论这个例子时，又非有精神分析的帮助不可。
但我预先说明，在分析条件下，此例虽有明显的思维传递现象，可并不能不让人产生各种怀疑，更不足以证明神秘现象的客观实在性1。
事情是这样的：1919年秋的一天，大约上午十时四十五分，我正给一个病人看病时，刚从伦敦来的大卫。福西斯（didforsth）医生2递进一张他的名片，（我相信，如果我以这种方式泄露他在我的引导下，花了几个月时间研究精神分析技术这件事，这位伦敦大学受人尊敬的同事是不会把它视为不慎的）。我很忙，只能打个招呼，并约定以后再会。福西斯医生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他是我因战争而中断与外界来往后找我的第一个外国人，他带来了美好岁月的信息。片刻之后，在十一点钟，我的一个病人赫尔。毕先生来了。他是个聪明而和善的人，年龄在40至50之间。他最初找我看病，是因为在与女人性j上有困难。他的病毫无治疗成功的希望，我早就建议中止治疗，但他希望继续治下去，这显然是因为他把对父亲的温柔的爱转移给了我，并从中获得了安慰。
那时候医疗费对我来说已不重要了：这种治疗花钱很少。
给他诊疗对于我也是一种刺激和休息。因此，我们不遵从严格的医学规则，进行分析治疗的时间往往延长到一个预定的界限。
那天，毕又想和女人发生性关系，并再次提起一个漂亮、泼辣而身无分文的姑娘。他觉得如果他不是畏缩于她是处女
1该例本应作为“第三类实例”收入《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中，其省略的情况见弗洛伊德在那篇论文中的说明。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这个实例的原稿得到幸存。但它极其类似于这里所作的描述，以致人们怀疑前者是对后者的复制。还要补充说明一下，那个幸存的原稿再一次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英译注。
2大卫。福西斯医生（187—1941），伦敦查林十字医院的顾问医生，是1913年创建的伦敦精神分析学会的最早成员。——英译注
这一情况，也许是有可能与她性j成功的。
他过去常提到她，但那天他第一次告诉我：虽然她并不知道他发生性j障碍的真实原因，但她常称他“hervonvorsicht”〔mr。foresight（预知先生）〕。听到这件事我大吃一惊，forsth（福西斯）医生来访的名片尚在手边，我便拿给他看。这些都是此例的事实，我想你们会认为它们是微不足道的，不过请再听下去，后面还有别的事。
毕年轻时在英国度过了几年，从那时起，便对英国文学很感兴趣。他拥有一个丰富的英文藏书室，常从那里拿书给我看。
他使我有幸结识了本涅特1、高尔斯华绥2这样的作家，直到那时，我才读到他们的作品。一天，他借给我一本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名为《有产者》。故事发生在一个作者取姓为“福尔塞（forsth）”的家庭中。
显然，高尔斯华绥被自己的这一创造吸引，在后来的作品中，多次写到这个家庭的成员。
最后，他集中了所有有关这个家庭的故事，起名为《福尔赛世家》。
就在我刚才讲的那件事发生前不几天，他还带给我这套书中新出的一本书。
“福尔赛”这个姓以及作者力图在书中刻画的每一个典型事件，都成了我和毕谈话的资料，并成了两个相互了解很多的人间的那种很容易形成的暗语的一部分。
这些小说中的姓“forsyte（福尔赛）”与我的来访者“forsyth
1本涅特（aronldbe，1867—1931），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老妇谭》等。——中译注。
2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1867—193），英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岛国的法利塞人）及三部曲《福尔赛世家》。193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中译注。
（福西斯）“几乎没什么不同。如果按德国人的发音，这二者的区别几乎分辨不出；有一个具有意义的英文单词”foresight（预知）“，其发音方式也同上面两个词相同，译为德文即为“vorausicht”或“vorsicht”。因此，毕从他个人关心的事物中所挑出的这个姓，实际上恰是同一时期里我经常想到的姓，这是他并不知道的事。
你们将会同意，现在情况清楚些了。但我认为，如果分析阐明了毕在同一时期的另两个联想的话，我们会对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有更强烈的印象，甚至会d察它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个联想：在这次见面前一个星期的一天，十一点钟时，我等待赫尔。毕来访，但他未来。然后我去拜访安东。
冯。费洛英德（antonvonfreund）博士1。
我很惊奇地发现，赫尔。毕就住在同一公寓的另一层楼中。后来，关于这事我对毕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到他府上拜访过他；但我确切地知道，我并没有告诉他我去那个公寓拜访的那个人的姓。在谈到“hervonvorsicht”后不久，他问我，正在volksuniverasitat2讲授英文课程的佛洛英德。爱特里格freundotorego是我的女儿吗？在我们长期的交往中，这是他第一次将我的姓freud（弗洛伊德）误为freund——如同我已被工作人员、官员和排字员工习惯于误称的那样。
第二个联想：在同一时期结束时，他讲给我一个梦，他被该梦惊醒，认为这是一个十足的“alptraum（恶梦）”。他
1杰出的匈牙利精神分析者。——英译注。
2系“民众大学”，提供英国人所理解的“成人教育”。——英译注。
补充说：不久前他忘了英文中“恶梦”是什么词，当别人问及此词时，他竟误以为是“amare′snest”（即：牝马之窝），当然这是很荒谬的，“amare′snest”指某种不可思议的无稽之谈，而“alptraum”则应译为“nighmare”（恶梦），这一联想中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同为英文。我当时想起了约一个月前发生的一件小事。我与毕正坐在房间里时，我在伦敦的亲密朋友欧内斯特。琼斯博士不期而至，我和琼斯已很久没见面了。
我示意琼斯到隔壁房间去，等我给毕完成诊疗再谈。
但毕马上从挂在候诊室的照片上认出了琼斯，甚至表示希望我把他介绍给琼斯。琼斯是一本论恶梦（alptraum）的专著的作者。我不知道毕当时是否知道该书，他忌讳阅读精神分析的著作。
下面，我想开始研究从有关毕的联想背景和动机中可得到的分析结果。
“forsyte（福尔塞）”或“forsyth（福尔西斯）”这个姓对于毕和我具有相同的意义，我之熟悉这个名字完全归因于他，不同平常的事情是：由于新出现的一件事——伦敦那位医生的到来，这个姓在另一种含义上对我来说变得富有意义了，但在这之后极短的时间里，他就把它引入了我们所进行的精神分析。此外，这个姓在精神分析疗程中出现的方式，与这件事本身一样令人感兴趣。例如，他还说：“我正好想起了forsyte（福尔赛）这个您所熟悉的小说中的姓。“
他不曾提及这一出处，却能将这个姓引入他自己的经历中，并因此提出了它；这是一件早就有可能发生，但直到那时才发生的事。他当时说的确实是：“我也是一个forsyth（福西斯），这是那姑娘对我的称呼。“我们不会弄错，这句话所表达的忌妒的需要和自我贬低二者兼而有之的心情。但如果将这句话用下述方式补充完整，我们就不会误入歧途了：“您的心思竟然完全用在这个新来者身上，这伤害了我的感情。请返回来注意我吧，我毕竟也是个forsyth（福西斯）——尽管实际上如那姑娘所说的，我只是一个hervonvorsicht（预知先生）。“随即，他的思路沿着”英国人“这一联想的线索，又回到以前的两件事，这两件事能引起同样的忌妒心。
“几天前您访问了我的公寓——不是去看我，而是看安东。冯。弗洛英德（antonvonfreund）”，这种想法使他把“freund（弗洛伊德）”这个姓误为“freund”。
出自讲演提纲的fueundotorego（弗洛伊德。爱特里格）这个姓名必定会在此出现，因为她作为英文教师提供了明显的联想。尔后，回忆中又出现了几周前的另一位来访者。对这位来访者，他无疑也是心怀忌妒的，但却深感无法与之抗衡，因为琼斯博士能够写出论恶梦的专著，而他自己充其量不过能做这样的梦罢了。他之提到弄错“amare′snest”的意思是与此相关的，因为这只能意味着：“反正我不是真正的英国人，如同我不是真正的forsyth（福西斯）一样。”
我现在不能把他的忌妒之心说成是不合适或不明智的；我曾预先告诉过他：一旦外国学生或病人回到维也纳，我对他的分析和接触便可能结束。
事实上，这件事不久就发生了。
但至此我们已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分析研究：对同一时期中提出的三个孕育于相同动机的联想做出了解释。而这个解释与下述另一个问题有很大关系，即：没有思维传递能否形成这三个联想？这个问题在这三个联想的每一个中都出现了，因为分为三个不同的问题：毕能否知道福西斯医生刚刚对我进行了首次拜访？他能知道我在他的公寓里所访问的那个人的姓吗？他知道琼斯博士写了一本论述恶梦的专著吗？倘若都不能，那么，他联想中所显示的难道仅仅是我关于这些事的了解吗？我的观察是否能得出肯定思维传递的结论，就取决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
我们暂时把第一个问题放在一边，因为后两年问题更容易处理。我去他公寓拜访一事，乍看起来很能表明毕不知道我访问的是谁。我敢肯定，在我简单而开玩笑地提及到他府上的原因时，我没有提到任何姓。我认为，毕绝不会在公寓里打听我拜访的那个人的姓；我倒相信，那个人的存在他全然不知。而这件事提供证据的上述价值被一个偶然情况完全破坏了。我去公寓里看望的那个人不仅仅叫“freund（弗洛伊德）”，他还是我们大家的忠诚的朋友1。
他就是安东。冯。弗洛英德（freund）医生。他的捐款使我们有可能创建出版社。他的过早去世以及我们的同事k。阿伯拉罕的去世，是降临于精神分析发展中的最大灾难。因此，我有可能对赫尔。毕克说过：“我到你公寓里拜访了一位朋友（friend〔freund〕。”
就这种可能性而言，他的第二个联想的神秘性消失了。
第三个联想给予我们的神秘性印象也很快消失了。如果毕从未谈过任何精神分析著作，他能知道琼斯出版了一本关
1德文词“freund”的意义是“朋友”。此人去世后，弗洛伊德为他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讣告。——英译注。
于恶梦的专著吗？回答是肯定的，他能知道。他拥有我们出版社出的书，而且无论如何，他看见过印在书的封皮上的新书广告标题。这一点无法证明，但也无法反驳。因此，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得不出任何结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的这个观察和其他许多类似观察有着同样的弱点：记录下来的时间太晚，讨论时已不能再见到赫尔。毕，无法进一步向他询问了。
现在我们回到第一件事上。这件事本身就证实了思维传递的明显事实。毕能知道他来之前十五分钟，我与福西斯医生会晤过吗？他能知道福西斯医生的存在或他在维也纳？我们不应当断然否定这两个问题。我认为，有一种情况可以导致作出部分肯定的答案。我毕竟可能对赫尔。毕说过，我正在期待某个医生从英国来接受精神分析的指导，他是战争灾难之后到来的第一个和平使者。这话可能在1919年夏天说了，因为福西斯医生提前几个月就写信与我商量好了。我甚至可能提起过他的姓，尽管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极不可能的。
考虑到这个姓对我们两人具有的另一方面意义，我们必定应当讨论它，讨论的某些内容也将保存在我的记忆中，不过，虽然这种讨论可能发生过，但以后也可能被我完全遗忘了。所以以下情况是很可能的：在对毕作分析治疗时，我对他说出“hervonvorsicht”甚感惊讶。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一个怀疑主义者，那么有时也怀疑一下我们的怀疑主义是有好处的。
可能我自己就有一种关于神奇事物的隐秘的倾向，因而会制造一些神秘的事实。
尽管我们如上所述排除了一种神秘现象存在的可能性，但另一种此类可能性却在等待着我们，而且最难对付。假定赫尔。毕知道有福西斯医生，也知道我期望他秋天来维也纳，但如何解释他恰恰在福西斯到达的那一天，在福西斯初次拜访之后不久，便知道他来了呢？我们可能说这是偶然的，亦即不必加以解释。但是，我阐述毕的其他两个联想，以便表明毕确实对我的访问者心怀忌妒意识，其目的恰恰在于排除偶然性。所以，我们不应忽视一种最极端的可能性，即我们可以假定：毕观察到我显得特别激动（我自己对此固然毫无所知），并由此作出推论；或者，毕虽然是在英国人走后十五分钟到达的，但在他们两人都经过的一条街上碰见那个英国人，毕通过英国人特有的外表认出了他，并在一种强烈的忌妒状态中以为：“哦，那就是福西斯医生；他来了我的分析也就告终了！他说不定就是刚从教授那里回来的哩。“
我不可能再推进这些理性主义的假设了。
我们又落得个“没有证实”的结局。
但我应该承认，这个实例倾向于肯定思维传递现象。
此外，在分析的情形中，经历过上述“神秘”事件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赫伦。多伊特施（helenedeutsch）于1926年发表了类似的观察报告，并研究了这些神秘事件受患者与分析者之间的移情作用所决定的情况。
b我确信，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不完全相信但又准备相信的态度，使你们很不满意。你们可能会对自己说：“这又是一个这样一种人的例子：这种人作为科学家终身做着令人尊敬的工作，然而到了晚年却变得低能、轻信和虔信宗教。“我知道这类人中有一些伟人，但不应将我归于此类。至少我还没有变成宗教狂，我也希望自己还没有陷于轻信。如果一个人在他已走过的人生历程中，一直尊重事实，避免与其发生令人难堪的冲突，那么他在晚年时就仍应时刻准备尊重新的事实。
无疑，你们希望我能够坚持一种温和的有神论信念，并且毫不留情地否定一切神秘事物。但是我不能曲意逢迎，而且我还要劝你们对思维传递和心灵感应的客观可能性持更为宽容的态度。
你们不应当忘记，我在此论述这些问题，不过是在尽可能地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探讨它们。十多年前，当这些问题首次进入我的视野时，我也曾感到一种担心，以为它们使我们的科学宇宙观受到了威胁：如果某些神秘现象被证明是真实的，恐怕科学宇宙观就注定会被唯灵论或玄秘论所取代了1。但今天我不再这样认为了。我想，如果我们以为科学没有能力吸收和重新产生神秘主义断言中的某些可能证明是真实的东西，那表明我们的科学宇宙观还不十分信任科学的力量。尤其就我们所说的思维传递现象而言，它实际上看来有助于我们把科学的（或者如我们的反对者所说的，机械的）思维方式扩展到那些很难把握的心灵现象。心灵感应的过程应当是：一个人的心灵活动使另一个人产生了相同的心灵活动。
联结这两个心灵活动的东西，很可能是一种物理过程。在心
1弗洛伊德逝世后问世的《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1941d）的引言部分，对这些思想有详细的阐述。——英译注。
灵感应的这一端，一个心灵活动转化为该物理过程；而在心灵感应的另一端，该物理过程又还原为相同的心灵活动。这种转化无疑类似于别的转化过程，例如打电话时听和说之间的那种转化。试想一下，要是我们能够掌握这种精神活动的物理等价物，那该会怎样地了不起呵！在我看来，由精神分析把无意识c入了物理性事物和以前被称为“精神的”事物之间，从而可能已经为将上述转化过程假设为心灵感应铺平了道路。只要我们使自己习惯于心灵感应这种观念，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很多事情——当然，目前还只能在想象中进行。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还不了解在一个大的昆虫社会中，共同的意图是怎样产生的吧。
我们由此猜想：心灵感应是个体间的原始而古老的信息交流方式；在种系进化的过程中，它被更好的、借助于被感觉器官所接收的信号进行交流的方式取代了。但是，这种古老的方式仍可能存留在幕后，在特定的条件下（如在情绪激动的民众中），还会表现出来。
这一切猜测固然还不能肯定，并且充满着未解之谜，但我们也不必害怕它。
如果心灵感应这种事物是一种真实的过程，那么，尽管它很难证实，我们仍可以假设它是一种非常普通的现象。当我们能够表明它尤其存在于儿童的心灵生活中时，它是可能符合我们的预期目的的。在这里，我们想到了儿童经常感受到的焦虑：自己的所有思想不跟父母说他们也都知道——这与成年人对上帝无所不能的信服惊人的相似，而且也许就是后者的起源。不久前，一个可信赖的见证人多萝蒂。伯林翰（dorothyburlingham）在一篇关于儿童分析与母亲的文章中（1932），发表了一些观察报告。这些观察如果能被进一步证实，必定会消除对思维传递的真实性尚存的怀疑。她利用一个很方便的条件进行观察：同时对一个儿童和他的母亲作精神分析，结果发现了如下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一天，母亲在受分析时，谈起了一枚金币，它在她童年的一段时期内曾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久之后，当她回到家里时，她的大约十岁的男孩子来到她房间，给她一枚金币请求替他保存。她吃惊地问他是从哪里得到这枚金币的；原来这是孩子的生日礼物。但他的生日已过去几个月了，难以解释他为什么恰在此刻想起了这枚金币。母亲向孩子的分析医生讲述了此事，请她查明孩子这一举动的原因。
但是对孩子的分析一无成果；那个行为似乎与孩子的生活毫无联系。几星期后，当母亲遵照医嘱，正坐在书桌前记述这一经历的过程时，男孩进来向母亲索回了那枚金币，因为他想要在接受分析时给医生看。这次对孩子的分析也没有查明他这一行为的愿望。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精神分析——我们当初就是从这里开始讨论的。
第三十一讲　精神人格的剖析1
我知道，你们无论是与人还是与物打交道，都深知自己所持态度的出发点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精神分析来说情况亦然。精神分析起源于对这样一种东西的研究，这种东西关系到心灵的一切内容，但它与自我完全不同，它表现为症状（symptoms）　2。
这个出发点无论对精神分析的发展过程来说，还是就它所受到的待遇而言，都并非无关紧要。症状派生于被压抑物，它们宛如后者派往自我（ego）的代表；但被压抑物是与自我完全不同的领域——一种异质的内部领域，正好像现实是自我的异质的外部领域一样（但愿你们能原谅我采用这种奇特的表达方式）。
这是一条从症状通向无意识、通向本能的生活，通向性行为的途径；由于精神分析研究这些东西，它便遭到了堂而皇之的反对。人们说：人类不仅仅是性生物，他还有比性更高尚更高级的冲动。但我们也可以补充说，由于受到有关这些高级冲动的意识的熏陶，人们常常以为有权利思考废话和事实。
1本讲演中的大部分材料和某些详细阐述，均取自于《自我与本我》（1923b）的第一、二、三、五章。——英译注。
2症状指病人患病时所发生的主观上的异常感觉。——中译注。
你们很清楚，我们一开始就说过，人类的生病乃起因于本能生活的要求和人类本身所产生的反对本能生活的抵抗之间的冲突，我们一刻都未忽略这种抵制的、反抗的、压抑的因素；我们认为，它是由它的种种特殊的力量即自我本能装备起来的，它和一般心理学中的自我相符合。事实上，由于科学工作要取得进展十分艰苦，甚至精神分析也不可能同时研究每一领域，一下子对每个问题都表达它的观点。
但是，当我们有可能把注意力从被压抑物转移到压抑的力量上时，我们毕竟还是研究了自我。我们面临的这个自我，曾似乎是那样的不言自明，但我们却抱有可靠的期望，相信在它那里我们将再一次有所发现，尽管我们的准备工作可能还不充分。
然而，要找到研究的一个入口却很不容易；这就是今天我想要告诉你们的东西。
但是，我必须让你们知道，据我揣测，今天关于自我心理学（egopsychology）的论述和以前关于底层精神领域（psyachicalunderworld）的介绍，将会对你们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不敢肯定为什么是这样。我最初以为你们可能会发现：我们以前对你们所讲的基本上都是奇怪和特殊的事实，而现在将要听到的则主要是一些观点即推测。
但这样以为是不适当的。
进一步考虑之后，我则认为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在自我心理学中对事实材料所作的理性研究的程度，比起神经病心理学来并不更高。而且，关于我所揣测的上述影响，我也不得不放弃了其他各种解释：现在我们相信，问题在于我们研究的课题本身的性质，在于我们还不习惯于和它打交道。总而言之，如果你们在进行判断时比以前更为保守和谨慎，我是不会惊奇的。
如果在研究的开始，我们能够了解自己的情况，我们就可望找到探讨的方法。我们期望以自我，即我们自己的自我作为研究的材料，但这可能吗？自我就其本质而言毕竟是主体，它如何能成为客体呢？回答是肯定的。自我能够使自己成为客体，能够像对待其他客体一样对待自己，观察自己、批评自己，这是无可置疑的。在这种情况下，自我使它的一部分相对于其余部分。因此，自我是可以被分离的；在它进行某些活动时，它至少能够暂时分离为不同部分。各个部分以后又可以再次结合在一起。严格地说，这并不新奇，不过尽管人们一般都知道这一事实，却仍需我们予以特别的强调。
另一方面，我们很熟悉这样的观点，即病理现象通过夸张事物和使其简略化，可以使我们注意到正常的情况，否则我们就会忽略那些正常情况。破损的东西凡是显现出裂口和缝隙的地方，在完好的状态时就是一个接合处。如果我们往地板上扔一个水晶物体，它就摔碎了，但它的碎片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沿着解理1（cleage）的线条形成的。虽然这些线条我们看不见，但却是由水晶物体的结构事先决定的。心灵病人（mentalpatients）2就是这类性质的分裂物与破碎物。
我们甚至不能不对他们产生某种以往人们对疯子所怀有的敬畏感。他们已经避开了外部现实，但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知
1解理是矿物的物理性质之一，指矿物晶体受外力作用后，能沿一定方向裂开成光滑面。——中译注。
2在弗洛伊德的术语中，心灵病人是精神病人（psychotie）和神经病人（neurotic）的总称。——中译注。
道更多的有关内部的、精神现实的情况，并可能为我们揭示一些通过其他途径难以认识的事物。
这些病人中有一类可以说患有以为自己被监视的幻觉症。
这些病人向我们抱怨，说他们甚至在最秘密的行为中，也不断地受到某种不明机构——可能是人——的监视的干扰。
在幻觉中，他们听到这些人在报告他们的监视结果：“现在他要说这件事情了，现在他正穿衣服要出去”，诸如此类等等。
这类监视虽然不能说与虐待相同，但却相距不远；它意味着人们不能信任他们，想在他们进行被禁止的活动时抓住他们并予以处罚。但是，是否可以说这些心灵病人是对的，甚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中，都存在着一种这样的机构，它实行监视，威胁给予处罚，它明显地从自我中分离出来，并被错误地移置到外部现实中——可以这样说吗？
我不知道对此你们是否会和我产生同样的看法。自从上述临床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来，我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自我中的监视性机构与其他部分的分离，可能是自我构造的一个普通特征。我一直没有放弃这个观念，它推动我进一步研究这样分离出来的监视性机构有什么特征和关系。我很快作出了下一步推论。被监视的幻觉其内容已经表明，监视只是评判和处罚的准备，因此我们推测，这个机构的另一功能一定是我们称之为良心（conscience）的东西。
在我们身上，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像良心那样明确无疑地使我们常常与我们的自我相分离，并很自然地与后者相对立。
例如，我觉得做某种我想做的事情将使我愉快，但我没有做它，因为我的良心不允许。或者，一个有力的获取愉快的愿望征服了我，结果我做了某件违反良心的事情；之后，我的良心便通过令人痛苦的责备惩罚我，并使我对此行为感到悔恨。我也许可以简单地说，我开始从自我中区别出来的上述特殊机构就是良心。但更为慎审的做法则是：使上述机构成为一个独立的事物，并假定良心是它的功能之一，而作为良心的评判活动的基本准备工作的自我监视，则是该事物的另一功能。
既然我们承认该事物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我们就给它起一个自己的名字；从今以后，我们将把自我中的这个机构称之为“超自我”（superego）。
我现在准备听到你们轻蔑地问我：你们的自我心理学是否衰败成只能从实在的原始的意义上去使用那些日常的抽象观念，仅仅把它们从概念转变成事物，此外就没有什么新东西了？对此我的回答是：自我心理学要想避开众所周知的东西是很难的；问题不在于做出新的发现，而是要对事物采取新的观察方式和新的整理方式。因此你们现在可以继续保持对我的轻蔑的批评，而我将给你们进一步的解释。病理现象的各种事实为我们的努力提供了基础，而这个基础在一般心理学中是找不到的。我现在继续往下讲。
我们一旦熟悉了这种超自我的观念——这个超自我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它遵循自己的意图行事；在能量的供给方面，它是独立于自我的——就必然会注意到某种临床的情景，它显著地表明了超自我这个机构所具有的严厉性甚至残酷性，以及对自我的种种改造作用。
我正在考虑的是忧郁症1的状况，说得准确一点，是忧郁症发作的状况。你们一定经常听到这方面的情况，尽管你们不是精神病学家。对于这种病的起因和机制，我们知道得微乎其微。这种病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超自我（你们在心中可能把它称为“良心”）对待自我的方式。虽然在健康时，忧郁病人对自己的严厉程度像其他人一样；但是忧郁症发作期间，他的超自我却变得极度严厉，它折磨、羞耻、虐待可怜的自我，并以最可怕的处罚恐吓自我，为了自我在很久以前作过的一些轻率的行为而谴责自我，仿佛超自我在两次发作的间歇期间，一直在搜集罪名，等到现在力量增强时，就宣布这些罪名，并以此为根据对自我进行责备性的评论。超自我把最严格的道德水准应用于受它支配的软弱的自我；它通常代表着道德要求。我们忽然意识到，我们所具有的道德内疚感，就是自我和超自我之间紧张关系的表现。领会德性是一种极为非凡的体验，因为它被认为是由上帝赋予我们的，并深深地灌输于我们心中，作为一种周期性的现象（在这些病人身上）发生作用。几个月之后，因为道德上的全部争辩都结束了，超自我的批评也静息了，于是自我恢复了它的地位，并再次享有人所具有的一切权利，直至下次发作为止。在该病的某些状态中，这个间歇期内甚至会发生相反的情况：自我处于一种极度兴奋的快乐状态中，它庆祝胜利，好像超自我已丧失了全部力量或已融
1现在医学中表示该病症的术语可能是“depresion”（机能降低；抑郁症）。——英译注。
于自我之中了；这个自由的，疯狂的自我使自己的所有欲望都得到真正的、毫无禁止的满足。这些情况大多是一些未解之谜。
当我告诉你们，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关于超自我的形成即良心的起源的所有情况时，你们无疑会希望我多作一点说明。
康德曾在一个著名的论断中，把我们心中的良心与星空相提并论。一个敬神的人很可能仿效康德的论断，把良心和星空尊为上帝的两件杰作。
星空的确是宏伟的，但在良心方面，上帝却做了一件质量不均的和粗心的工作，因为大多数人与生俱来的良心都不多，甚至少得不值一提。我们决没有忽视在良心起源于神的主张中，包含着部分心理学的事实；但此论点需要加以解释。虽然良心是我们身上的某种东西，但在人的生命之初却并无良心。这一点正和性生活相反，后者事实上产生于生命之初，而不仅仅是后来才增加的。但是，众所周知，婴儿是无所谓道德的，他们并不具有对自己追求快乐的冲动的内心抑制。后来由超自我承担的这种职责，起初是由某种外部的力量即父母的权威来行使的。父母系用下述方式来发挥影响，管理儿童：他们一方面给予爱的表示，另一方面以惩罚相威胁。惩罚标志着儿童失去了父母的爱，而儿童为了自己的利益必定会惧怕这些惩罚。
这种现实的（realisatic）焦虑是以后的道德的（moral）焦虑的先兆1。只要父母的影响处于支配地位，就不会形成儿童的超自我和良心。只是到了后来，第二种情况即道德焦虑才逐渐形成（我们往往
1原文为“gewisnsangst”，字面意思是“良心的焦虑”。——英译注。
言过其实地将其看作标准状态），这时外部的限制内在化了，超自我取代了父母的力量，并采用和以前父母对待孩子完全同样的方法来监视、指导和恐吓自我。
这样，超自我就接受了父母这一机构的权力、功能甚至方法；然而它不仅仅是该机构的承继人，而且是它的合法的继承人。它直接产生于该机构而又继续发展下去，我们现在将认识它的发展过程。然而，我们必须首先评述二者之间的不同。超自我似乎只选择了父母职权的一个方面，仅继承了父母的冷酷与严厉，接管了他们的禁止与处罚的功能，而他们的爱的关心却似乎并没有予以接管和保持。如果父母真是以严厉来实行他们的权威，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儿童为什么会形成严厉的超自我。但是，与我们的预料相反，经验表明，即使父母对儿童的训练和教育是和善和仁慈的，并且尽可能地避免恐吓和处罚，超自我也能够获得同样无情的严厉性。以后，当论述超自我形成期间本能的转移时，我们再来谈这个矛盾。
关于父母权威转变为超自我这个问题，我不可能把我想说的全部告诉你们，部分原因是这个过程很复杂，对它的阐述不适合现在这个介绍性讲演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