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十日谈

谈话由政治转向婴儿裤，紧张气氛缓和了。话题从橡皮裤、橡皮乃头、婴儿浴y的短缺又转到怎样用消毒植物油制造婴儿浴y，以及塔林如何有许多高质量的橡皮乃头，如何花上一天工夫用不了多少路费就能买到。于是，气氛大为改善，瓦伦蒂娜趁机讲了别的故事。
故事之四
瓦伦蒂娜讲述。说的是一位姑娘如何只身担负母亲的重任。
我们一家有四姐妹。大的叫卡蒂娅，住克里夫依·罗格附近的工人新村，我迁居列宁格勒，老三读卫校，正在马加丹实习，最小的柳芭是个大学生。卡蒂娅大姐有个好丈夫，但他突然因脉管炎病倒了，不得已锯掉了一只腿，从此开始酗酒。他们有好几个孩子，这在本省是不多见的。四姐妹中就卡蒂娅大姐生活每况愈下，他们很穷，孩子又多，丈夫有病，还酗酒。其他几个姐妹日子过得都挺好。
我们姐妹中柳芭最有天赋。她精通女红，常为自己及我们姐妹设计时装。她经常别出心裁，富有创新精神。她的梦想是做个服装设计师，她已开始在纺织学院学习有关课程。她本可以全力以赴，可她结了婚，丈夫住波斯霍夫。他在那儿有房子，是父母给的。他和柳芭想卖掉它，然后在列宁格勒换个小点房子。但他们暂时还住在波斯霍夫。柳芭在一家服装厂上班，同时到学院上课，而她丈夫格里沙是个司机。他们本会一切顺利，不曾想灾难降临于卡蒂娅，因而完全改变了柳芭的命运。
我们姐妹突然接到电报，说卡蒂娅的丈夫死了。我们寄去了安葬费和慰问信，但路程太远没法亲身前往，况且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和孩子。一个月以后我们又收到另一封电报，是卡蒂娅的邻居打来的：“你姐姐卡蒂娅突然离世。速来安葬并照看孩子。”
我、柳芭、医生尼娅，三姐妹不顾一切地赶到姐姐家中，为卡蒂娅料理了丧事。邻人说她是绝望而死——她只身一人，没丈夫的帮助，无法抚养七个孩子。孩子们还都小，长子1　0岁，往下依次间隔一岁，最小的丫头才两岁，埋葬了卡蒂娅后，我们姐儿几个商量孩子们怎么办。她们在另一间屋里抱作一团，似乎知道我们在决定他们的命运。
最小的几个好办，我和尼娅决定，由我领养小丫头，她领养三岁的男孩儿。我们再没别的办法。大点儿的孩子只好让他们去儿童养育院，很可怜，他们必须分开：女孩去一家，男孩去另一家。一所寄宿学校同意接收最大的男孩。我和尼娅在和各自的丈夫讨论这一安排，而我们稚气未脱的小妹妹坐在那儿垂泪。她做不了主，因为她丈夫没跟她一起来。我们能理解她的眼泪。突然她站起来走到孩子们呆的那间屋门口，盯了他们好一会儿，然后回来说：“尼诺契卡，丽柳莎。
我们不能把他们分开。那对他们来说太可怕了，他们刚失去父母。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我们通常把柳芭看作我们家的孩子。尼娅甚至不耐烦地说：“我们正在决定重要的问题，你却来说些傻念头。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怎么能不分开呢？谁能领养这么多孩子？反正我不能，我已有两个孩子，还有丈夫和工作。瓦伦蒂娜也不能，她有重要的工作。你能全部领养他们还是怎么着？你还没孩子，不懂怎么抚养孩子。老实呆着吧，等长大了再谈论重要的事情。”
而柳芭却突然说：“你说对了，尼诺契卡。我要领养这七个孩子，因为我自己没有孩子，或者说用不着为自己的孩子c心。”
“你疯了。你结婚才一年。就是带一个孩子回去，你的格里沙也不会让你进门。”
“我要马上给他拍电报让他决定是要我们还是不要。”这个傻丫头去拍了如下电文：“已决定抚养卡蒂娅的孩子。如仍想与我一起生活，来接我们。”
看到这封电报，格里沙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急忙跑到邮局给她挂了长途。在电话中她坚定地表示她想收养七个孩子。格里沙考虑了几天，第四天来到克里夫依·罗格，来接他的突然扩大的家庭。
自然，我和尼娅都解囊相助，但我们认为柳芭不会维持长久，起初她可能有些兴趣，但时间一长就会明白抚养七个孩子并非易事，那时她就会放弃她的打算。我们对她十分恼怒，因为我们本可以一次就决定他们的命运，免得他们多遭一次罪。结果证明我们的看法错了。
两年过去了，柳芭愈加倾心于这些孩子。这些可怜的小家伙恢复了生气。前几年他们的生活很惨，父亲有病，还天天喝酒，而母亲则整日悲愁。
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年轻的新妈妈，乐观又仁慈。他们爱“柳芭妈妈”，形影不离地跟着她。年龄大点儿的孩子帮着干家务活儿和照看弟弟妹妹。当然对柳芭来说生活并不容易。她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和服装厂的工作，她在离家不远的一个机关当了清洁工。这至少可以为家里多挣点儿钱，还能有时间料理家务。格里沙也习惯了这些孩子，但他得加班加点工作，还不断另外找点儿活儿干。他们得不到国家的救济，因为并没允许他们收养这些孩子，只是他们自作主张。他们被定为养父母，并被告知：“要是有能力抚养这些孩子，那就抚养，要是没有能力，就送儿童养育院。”
孩子们生身父母的抚恤金还不够给他们七人每人买块面包。
有时看到柳芭我就想：“我们姐妹中最有天赋的一个落得如此结局，真太可惜了。尼娅是个医生，我有重要的工作，而柳芭却是个清洁工。这不公平。”但有时我的想法又完全相反，或许柳芭最伟大的才能就是把家庭的幸福给予那七个小孩。
我确实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柳芭没有完成学业，或者说终生没有自己的职业。清洁工算什么？那毕竟不是职业，只不过是一份儿差事。孩子们会长大成人，然后离开这个小窝，柳芭将会只身留下来，唯有孩子们用过的破旧的衣物和餐具与她作伴。要是孩子们长大后有良心，肯帮助他们的“柳芭妈妈”，那还算不错。但她再也不会有称心的工作，也没有丰厚的收入或养老金。我和尼娅将会得到两倍或三倍于柳芭的养老金，而这些养老金将主要来源于柳芭的孩子们，因为柳芭的七个孩子将来为养老基金所做的贡献要比我们俩人的两个孩子多两三倍。如果从政府的高度看，这是不公平的。这就等于说社会盘剥了多养孩子的母亲。
女人们十分钦佩柳芭的高尚行为，同时也对其深表同情。
“瓦伦蒂娜，你想过要在你们党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吗？”
“我试过，但没人听。他们说：‘每个女人都要决定她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有趣的工作和丰厚的养老金，还是孩子’。这就是我得到的答复。”
“你怎么想，佳丽娜？”
“我怎么想？我认为，为那样的母亲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政府不会破产。不是让她们把晚上的时间花在扫楼道上，而是让她们可以坐在家里读书，这样，孩子们大点儿后，她们就可以一星期工作两三天，当然我说的工作是职业而不是随便干什么活。当今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大家庭嘛。”
“对，我认为，”奥尔佳说，“一位母亲的工作应该得到普通工人的养老金，我就这样认为。瓦伦蒂娜说得对，我们的养老金将来要由这些母亲的孩子们承担，她们考虑的是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自己。这不公平。”
我们一致同意奥尔佳的看法，并又转向瓦伦蒂娜：“瓦伦蒂娜。为何不给你的同名人宇航员瓦伦蒂娜·泰勒什柯娃写封信？她能在最高水平上提问题。”
“是埃不过，她也会从最高处摔到地上。你们听见过她为妇女说一句好话吗？当然没有，由此说明她为什么能当苏维埃妇女委员会主任。”
吉娜突然高兴她说：“泰勒什柯娃视察过我们劳改营，知道吗？”
“真的？”
“绝对是真的。他登上营俱乐部的舞台宣布：‘瞧我——看一个女人在我们国家能升多高。再瞧你们自己——看你们堕落得多低。’我们犯人们听了个个目瞪口呆。这样的话我们从看守和哨兵那里听多了，但没想到她也这样说话。一个犯人小声对朋友们说：‘不知那两只宇航狗贝尔卡和斯特莱尔卡返回地面时会不会瞧不起别的狗？’这话一传开，在场的女人们哄堂大笑。泰勒什柯娃坐在那儿，脸涨得通红，感到非常气愤，没想到这些堕落得如此低下的女人竟敢嘲笑她这个太空人。我不知道是否跟这事有关系，反正泰勒什柯娃在劳改营转了一圈后，对这些女人的管制就严格多了。他们开始把监房的窗户用铁格子严严封住，只留一点小缝儿透光。至今人们还在管泰勒什柯娃叫铁格子。你们说，她能为母亲们说好话吗？”
发泄了一通怨恨，朋友们开始转向阿尔宾娜，要她也给大家讲个高尚行为的故事，当然是关于女人的，没人指望她会说男人的好话。
故事之五
空姐儿阿尔宾娜把两个高尚的女人描绘成女英雄，而一个倒霉的男人却被夹在中间。
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艺术家，专门为咖啡馆作画，一个在俄国文学研究院普希金研究所工作。一个迷恋作画，另一个献身于普希金。两人都没完没了地攻读专业书籍。我的‘洛莉塔’就是从她们那儿借来的。她俩一个叫丽尔娅，一个叫亚尔娅，是多年的老朋友，大概从孩提时就是朋友。唉，丽尔娅和亚尔娅两人爱上了同一个家伙，而把他介绍给她俩的罪魁祸首就是我。他是个普通航班驾驶员，一个很不起眼的人。他追过我，但那时我有朋友，所以我就当着朋友们的面损他：“谁稀罕他？”
糟糕的是她们两个看上了他。起初他瞄上了丽尔娅，就是热恋普希金的那位。这位还真有点儿小高雅，满脑子都是诗，老的新的都有，而且自己也写诗。我倒是喜欢她自己写的诗。这可把阿图尔给震了：活灵活现的女诗人他只在电视上见过一回。于是，一场小浪漫开始了。由于丽尔娅与亚尔娅俩人好得分不开，所以常常是他们三人坐在一起，要不就一块去看展览，所有的展览都看，有时还在家里朗诵诗。实际上作为女人来讲，亚尔娅比丽尔娅更有魅力：她是大个子格鲁吉亚人，有一双热情眼睛和结实的p股。因此阿图尔也开始注意她。喜欢聊聊时他挨着丽尔娅坐，突然想跳舞时就找亚尔娅。朋友们议论纷纷，最后得出结论：他自己也不知更喜欢谁。亚尔娅感到有不少男人在追她，周围就不止两个，而没人会看上丽尔娅，除非对她有点了解。因此她对阿图尔说：“我不想破坏你与丽尔娅的关系，所以我们别再见面了。”
她想办法说服了他。这家伙看上去还挺得意，因为这少了他许多麻烦。他把心思转移到了丽尔娅身上。但丽尔娅也决定当英雄：“我知道你和亚尔娅是更合适的一对儿。”
她把亚尔娅请回来，准备了些酒，边喝边说：“显然，你们已经相爱了。你们没地方住，就住在我这儿吧，因为我要到普希金山去一个月。”
说破嘴皮也没法儿让她改变主意。她把钥匙放在桌子上，当天晚上就走了，还自觉高尚、浪漫。
亚尔娅和阿图尔住进了丽尔亚的房子。等丽尔娅快要回来时，亚尔娅便开始充当高尚的牺牲者：“你呆在这儿等丽尔娅。她回来时发现你在她家里她会高兴的。”
她走了。丽尔娅回来了，她真高兴了一星期，然而一想到亚尔娅的苦楚便又黯然神伤了。
阿图尔有一次在机场碰到我说：“阿尔卡，我怎么办呢？
她俩的高尚快折磨死我了。“
我看着他，这可怜的家伙还真让这件事弄得精疲力荆“快别胡闹了。与其玩儿这种游戏还不如你们三人住在一起算了。要不就逃，阿图契克，快逃吧。”
这家伙思虑再三，终于抛弃了那两位高尚的小姐。后来他告诉我：“我再也不找这样的女人了，我想找另一类女人，她敢把情敌的眼珠子抠出来，决不忍受高尚的痛苦。阿尔卡，我不懂这些优雅的感情，我大概是个粗人。”
“这也不错，是啥说啥。”
最后两个高尚的朋友也翻了脸，倒不是因为男人，而是因为丽尔娅对亚尔娅的一幅画的评论。亚尔娅回敬了她，管她叫普希金狂。两人结下了仇，从此分道扬镳了。
女人们嘲弄了一番丽尔娅和亚尔娅的痛苦，然后接着听佳丽娜讲。
“我要讲的是发生在我一位朋友身上的一个真正的奇迹。
也是劳改营的故事，但不像吉娜讲的那些那么可怕。“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断言，一个人会为另一个人创造出最难以置信的奇迹。
一位持不同政见的列宁格勒艺术家刚从劳改营获释。她带出来一些铅笔画，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画都是在零碎的各色纸片或硬纸板上画的。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去找她，她让我们看了这些画，都是现实主义的素描。其中一小片硬纸上画的是沼泽地中一枝盛开的茶花。题词是：“为了你一小时的自由，我宁愿献出生命。”这幅画我看了好一会儿，因为它与众不同。玛莎——就是那位艺术家——注意到了我，她问：“想听这幅画的故事吗？”于是，她给我讲了如下的故事。
玛莎待的是罪犯劳改营，一千五百名罪犯中就她一个政治犯。这个劳改营的看守十分残暴。他们把女人当牛马对待，欺侮她们，打她们，有时甚至qg她们。但有个年轻军官——女人们给他起了绰号叫纳赞斯基中尉（在俱乐部看过电影《古波林的决斗》后给他起的）——不吓人，也不遭人恨，相反，犯人们都尊敬他。或许这只是由于他同人谈话时总用“您”
这个礼貌的字眼。他原在附近的火箭基地服役，因犯有过错而被贬来劳改营工作。他得在劳改营呆两三年，而他又特别讨厌这里，所以就拼命地喝酒。
玛莎在劳改营一出现他立即就注意上了她，并试图与她交谈。但玛莎恪守格里耶多夫的信条：“上帝让我们避免最悲惨的灾难——主人的恨或主人的爱。”所以她避免与官方人士的任何私人接触。
大约一年过去了。玛莎与其他犯人正在地里干活，纳赞斯基中尉突然告诉她：“昨天我从‘美国之音’上听到了有关你的节目。这个节目的标题叫：‘为了一小时的自由我愿献出生命’，你能解释一下这个标题吗？”
这次玛莎决定回答他，因为他信任她：他竟然公然承认，他，一个警卫劳改营的军官，收听了敌台广播，这是为当局所禁止的。
“那是我们游行示威时常用的口号，引自一位十二月党人。”
“你们真把自由的价值看得这么宝贵吗？”
“是的，毫无疑问。”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犯事坐牢呢？我简直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现在你已完全失去了自由，不是吗？”
“不，不完全是。我还有内在的自由。”玛莎回答说。
“不。我不理解。我猜想，要是你从这里出去你还会犯事，他们还会把你抓进来？”
玛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次可能是在试探她。她只是微笑了一下，中尉领会了她的微笑。
“你愿意让我告你最近‘美国之音’还说了些什么吗？”
“告诉我吧，只要你愿意。”
纳赞斯基把从美国电台上听来的所有消息都告诉了她。
从此以后，他每星期都要来一两次，趁她干活的时候把那个大世界的消息告诉她。
又一个春天来了，玛莎还在劳改营。好长时间以来她都在想家，想得要死。她开始患严重的维生素缺乏症，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苦不堪言。中尉见玛莎日渐憔悴，便给她送来苹果和食物，但玛莎拒绝了。她唯一接受的东西是维生素，她的牙龈不那么疼了。
“五一”假日到了，这是犯人们的好时光：官方人士连续闹饮三天，犯人们也歇工了。
这期间，女人们可以休息一下，还可以收拾一下寒酸的衣物。玛莎还抽空作画。她蹲在监房后面的角落里，开始画开满茶花的小山丘。小山丘在监狱围墙的外面，她坐在那儿能看得很清楚。中尉在那儿碰到了她，便走过来说：“我已经理解了你们的自由口号。我想了很多，现在我打算要你做件事。别说话，想办法到警卫宿舍，不要让人看见，我在那儿等你。什么也不要跟别人讲。”
他很快就走了。
玛莎想了想，决定冒险从监狱门口出去。她不知道纳赞斯基搞什么名堂。她来到了警卫宿舍，值勤士兵悄悄为她开了门。离门不远停着一辆小嗄斯车，中尉正坐在方向盘前。他为她开了门，说：“快进来，出宿舍区以前别抬头。快。”
玛莎意识到已来不及问什么，她赶忙上了车。大约过了一刻钟，中尉对她说：“现在你可以抬起头了。”
玛莎抬起了头。他们在山丘中的林荫路上驱车前进，只见满山遍野都是盛开的鲜花。不一会儿，中尉在一座山丘附近停了车，下来为玛莎打开另一边的车门。
玛莎下了车，林中的空气令她头晕目眩，几乎站立不祝中尉把手腕上的表摘下来递给玛莎，说：“我本来很想在这里跟你谈谈，这里在铁丝网之外，但我想对你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呆一会儿。一小时后我来这儿接你。别走太远了，否则会迷路的。”
说完他便回到车上，把车开走了。
玛莎自忖道：“我真傻，这不过是在试探我。”
她知道，政治犯刑期将满时要经受各种各样的试探，以使他们在劳改营中受审并延长刑期。这总是发生在他们快要出狱时。玛莎的刑期还有三个月，她想，高尚的纳赞斯基中尉最大的可能是在帮克格勃干事，以便更快地赢得他们的宽耍她警惕地听着。没有，还没听到狗叫声。显然，猎手准备后发制人，只要她一往树林里跑，他们就会动手。玛莎开始苦苦思索对付他们的办法。突然，有主意了。她脱下破烂的外套，铺在路边，躺在上面开始日光裕她把那只表藏在了r罩里。猎手追捕时她将照旧躺在那儿，平静地晒太阳。要是她想逃跑，在离监狱这么近的地方开始日光浴岂不是傻瓜？
那只表要一直藏着，等侦查员审讯她时再拿出来。她要告诉中尉，表在路上丢了。这只表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真是圈套，她没什么好怕的。
玛莎躺在地上，想那个中尉有多么混蛋。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林中常客在碧绿的草上上欢呼雀跃，五彩缤纷的鸟儿在头上婉啭歌唱，茶花盛开，漫山遍野。娇枝嫩叶，沁人心脾。埃春天。玛莎看了看表，时间快到了，只剩下10分钟。她傻乎乎地躺在路边，等待着狗叫声。她跳起来，抓起衣服就往山上跑。一边跑，一边折了几枝开着鲜花的茶枝。累了，就在柔软的草上躺一会儿，然后起来再跑。终于到了山顶，看到了远在劳改营里她所赞美的那三棵大雪松。回首望去，劳改营远在脚下。她甚至能看到她住的那间监房的屋顶。
她依在一棵雪松上，用手抚摸着它的温馨娇嫩的新枝，她忘形地陶醉了。
她看了一下表，不禁大吃一惊：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她急忙向山下跑去。她想，她不能带茶枝回劳改营。于是，她迅速把脸埋在茶枝里，然后扔了它。她只留下了一小枝，决定藏在衣袖里偷偷带回去。
她刚一回到路边车就来了。见还是他一个人她才放下心来。中尉下车走了过来：“怎么样？你玩儿得好吗？”
“真是奇迹。”玛莎回答说。“岂止是奇迹，我都无法形容。”
“那就叫做为一小时自由有人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好，时间到了，我们上车吧。”
他们安全回到劳改营。当领玛莎通过警卫宿舍区时，中尉平静地说：“我要稍微修改一下你们的口号：‘为了你一小时的自由我愿意献出生命’。再见。”
“再见，谢谢你。”
只是后来玛莎才意识到，中尉冒的危险比她大得多：为了她“一小时的自由”他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为了纪念那一小时她画下了这根茶枝。
这就是一个人可以给予另一个人的奇迹。实际上，我不知道这个奇迹该从哪方面来看：可以说玛莎获得了一小时自由，也可以说中尉给了她一小时自由。
“中尉和玛莎后怎样了？玛莎出狱后他们见面了吗？”
“当然没有。玛莎想送给他件礼物，但我们劝阻了她，因为那是在拿他的自由冒险。一个军官在狱中帮助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这有多危险？要是玛莎再送他礼物，他们还会判他受贿罪。但玛莎说哪天她要根据记忆为他画一张肖像，以感谢他帮助她获得了一小时自由。”
接下来该奥尔佳讲故事了。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的是一个被抛弃的丈夫的高尚行为，结果是善有善报。
我要讲的是我们厂一个小伙子和他妻子的事情。我们厂两个青年工人结婚了，男的叫耶夫基尼亚，女的叫耶芙基尼娅。所以我们管他俩叫基尼亚丈夫和基尼娅妻子。他们刚结婚厂里就给了基尼亚丈夫一间房子，真够走运的。但不久基尼亚丈夫应招入伍了。那时他有白券，因为他小时得过肺结核。但现在当兵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只好什么人都要。我想，大概是因为人们生的孩子越来越少。所以基尼亚丈夫不得不离家两年。在这期间，基尼娅妻子邂逅一位海员并倾心爱上了他。可她给丈夫写信时从不提这事儿。
基尼亚丈夫复员回来发现自己家里多了两个陌生人：基尼娅妻子的新男人和他们的孩子。基尼亚丈夫徘徊在门口不知该怎么办：把这三人全部赶走还是自己走？他很生气，他出去保卫国家却遭人掠妻夺家。他站在那儿想了一会儿，然后对他们说：“好吧，看来是无法挽回了。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回头我们办离婚。”
基尼娅妻子不想让他走：“你去哪儿？这是你的房子，对吧？只须等一个月，我们会找到房子的。”
“那哪儿找房子？拖儿带女的谁肯留你们？”
“那好吧，至少把你的东西带走。剩下的东西大部分也是你的，我们不要。”
“东西我往哪儿放？放在街上？我还去集体宿舍。无论如何也得回厂上班。他们不会从宿舍把我赶出来的。”
“基尼契卡。至少我得给你点儿钱。你失去了一切，我于心不忍。”
那位新丈夫尴尬、羞愧，不知如何是好，他掏出钱包递给基尼亚丈夫说：“我们就这么多，你想要多少就拿吧。”
基尼亚丈夫看看打开的钱包：里边只有几毛零钱和一张彩票。他笑着把彩票拿出来说：“我把这个拿走，留个纪念。
如果你们真的希望我好，或许我会中个安慰奖，得个收录机呀收音机什么的。那样我就能欣赏音乐了。“他带上这张彩票转身走了。
第二天报纸登了中奖号码。基尼亚丈夫拿着那张彩票与公布的号码核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中了一辆自古力小轿车。开始他感到很不好意思，打算把彩票还给妻子。
尔后他又改变了主意。如果命运错待了他，那么或许它现在给他送礼物来了。他是个好人，但不是傻瓜。他没去领汽车，而是到自由市场找了个倒爷，以15000卢布的价格将彩票卖给了他。他用这些钱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和一些家具，剩下的钱还足够买辆摩托车。我们都为基尼亚丈夫感到高兴，特别是基尼娅妻子和她的新男人。
听到正义很快得到了伸张，大家都十分高兴。但吉娜评论说：“通常情况是，虽然好人期待着正义得到伸张，但坏人把他们折磨得太惨了，以至于哪天没在电车上被人推搡或在商场没挨售货员的骂就自觉得不错了。除非发生个戏剧性事件改变这些售货员，不然我准有一天会在商场得心脏病，当场死在那儿。我实在受不了他们的态度。”
“得了，你省点儿时间排队买东西吧。”爱玛劝导说。“你知道我怎样保护自己的神经吗？从不排队买什么东西，甚至菠萝。就是拿枪顶着我后背我也不去排队。看到一大堆人挤在牛奶商店，我就对自己说：‘今天我们没牛奶也过得去。’要是菜店人多，我就改买面包和香肠。这是保护神经的最好办法。况且你也要理解商店售货员的苦衷：整天见一帮愤怒的牲口在那儿排队，谁受得了。所以他们自己也变成了牲口，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说得对，”尼尔娅c话说，“商店售货员也不是生性野蛮，这都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把人们的。我要给你们讲个这样的售货员。我讲的故事并不新鲜，你们不介意吧。”
“你快讲吧。”
故事之八
教师尼尔娅说的是一个售货员救了一个小伙子的命。
这故事是我从亲戚那儿听来的。阿朗舅舅，就是带我们进下水道使我们全家免遭法西斯迫害的那位，他有个儿子叫拉菲克，那时是二十岁。拉菲克不愿跟别人进下水道。他想与一伙儿乌克兰和波兰朋友跑到森林去组织游击队。他们的冒险没有成功。回到利沃夫一看，家人全没了：死的死，逃的逃。他不敢呆在家里，只好在街上流浪，到处寻找避难所。
朋友们谁也不敢留他，即使是那些曾与他一起组织游击队的老朋友也不敢留他。当时正值冬天，倒并不是很冷，不象大包围中的列宁格勒那样冷，但却够拉菲克受的，因为他无家可归，没什么衣服穿，还饿肚子。有时人们让他留住一夜，但天一亮就打发他走。有一次他连续四夜没找到个温暖去处，东躲西藏以逃避巡逻哨兵。第五夜他躲在一所房子的顶楼上，依在烟筒上取暖。正打着盹，听到了枪声，他意识到是在搜捕。
纳粹往往到顶楼或地下室搜寻犹太人。他明白，必须立即离开顶楼。他下楼来到街上，设法往郊外跑。他来到过去曾住过的一个地方，发现这里也在进行搜捕，于是他收住了脚步。
他记得附近有个面包店，店门旁边总有一堆盛面包的木头箱子。他决定去那儿躲藏。他及时到了那儿，凭一片嘈杂声他断定他们已搜捕到他刚路过的那条街。他藏在箱子里，倒头便睡了，尽管很冷。因为他太累了。
他被什么人推醒了，睁眼一看，天快亮了。他认出了推醒他的人：面包店的一位妇女，此地一个最粗野的售货员。
“她想干什么？”拉菲克想，“她肯定要把我交出去。”他想跑，但脚已冻僵，根本迈不开步。
“好啊，瞧谁藏在这里。”这女人打量他一番后说。“你怎么还活着？你们在这儿的人一个也没剩。好吧，起来，跟我走。天马上就亮了，一会儿德国人来这里买面包，他们肯定能发现你，快起来。”
她拉起拉菲克，把他带回了家。人们管这女人叫杜丝娅。
她把拉菲克藏在家里，直到利沃夫解放。红军一到利沃夫拉菲克就不再躲藏了，谢过那位“粗野的商店售货员”杜丝娅，他就随军打仗去了。
战后回来他去看杜丝娅。她不在家。他决定去她工作的面包店找她。刚一开门就听见了她的声音：她在骂一位顾客。
拉菲克排到队里，等挨到柜台时他轻声说：“请您给我来只面包好吗？”
“什么？”她冲他大声哄叫了一声。当突然认出他是谁时，她目瞪口呆。二话不说，她立即把店里的顾客全都赶出门外，门口挂上个牌子，上写：“去厕所”，然后拉着拉菲克回家去了。
他看到了她的简陋住室，他就是藏在这里才免于一死。他注意到杜丝娅还是单身，日子过得不怎么好。于是他对她说：“杜丝娅，我本是来谢你的，但我没带任何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我一无所有，只有我自己，作为答谢，这是我唯一能给予你的。愿嫁给我吗，杜丝娅？”
粗野的商店售货员杜丝娅起初吓坏了。她比拉菲克大多了，而且看上去比实际年龄一点都不显年轻。但看到拉菲克对她如此感恩，又如此柔情，她想或许他们会幸福的。
他们幸福地结合了。杜丝娅辞掉了面包店的工作，因为拉菲克成了一名了不起的外科医师，他羞于让自己的妻子站在柜台里同顾客吵架。他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夫妻恩爱日笃。杜丝娅再也不发野了，她成了温柔贤慧的妻子和母亲。
尼尔娅讲完后爱玛接着讲。
故事之九
导演爱玛讲述。福音箴言道：“人之爱莫过于为朋友献身”。爱玛的故事是这一箴言的注解。
我要讲的还是放浪艺术家们的事情。这些人以非官方文化著称，因为他们不介入官方艺术。克格勃对这帮豪放不羁的人大为恼火，时常抓他们一两个以示警告。
一帮非官方作家和艺术家决定，仿照苏维埃风格的名字创办一个幽默杂志。既然有“红色十月”集体农主，“红色庄稼汉”集体农庄，甚至还有的啤酒厂叫“红色酒厂”，因此，这帮人把他们这个杂志戏称为“红色不同政见者”。当然，许多幽默都是针对克格勃的，每个幽默都让大家笑破肚皮。但克格勃没笑，而是采取了行动。不久整个编辑部都被捣毁了。
克格勃的调查人员探出了这伙人的幕后策划者：两个艺术家，尤利和奥尔戈，还有两位女诗人，朱丽和娜塔尔娅。他们被捕了，但两个女的很快被放了出来，连她们自己都感到奇怪。
直到两位艺术家被押上了法庭，大家才知道原来他俩主动承担了办杂志的一切责任。这并不稀奇。我们了解他俩，是很不错的小伙子，才华横溢，而且无所畏惧。但在法庭上他俩突然悔过，并声称办杂志纯粹出于流氓动机。娜塔尔娅和尤丽娅当时也出庭了，她们感到这两个朋友极为可耻，连连说：“这是什么话，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
我们大家都指望这两个小伙子会被免予刑事处分，释放回家——显然像那样的坦白交待本会令克格勃高兴的。但出乎意料之外，他们被判了重刑——在严厉的劳改营中服役六年和七年。他们一定是这样想的：那好吧，既然你们愿承认杂志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流氓行为，那就按流氓行为来处理吧。两人进的是刑事犯劳改营，在那儿为了生存他们不仅要同当局作斗争，而且还要同罪犯作斗争。
两人的辩护律师后来告诉了我们事情的真相以及两人在法庭上为什么会那样表现，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起初两人大大咧咧，满不在乎。他们被恐吓了一番，然后被告知，只要坦白交待便可获得自由，但他俩拒绝了。
后来一个老侦查员对同僚们说：“你们办这案子的路子不对头，应该懂得罪犯的心里，要使用另外的方法和手段。”
然后他拿出了他的新办法。那两个人又被带出来审问，并如此这般被告知：“像你们这样颇具骑士风度的艺术家怎么好连累女士呢？她们在看守所就已经得了感冒，试想，她们在劳改营中还能活得下去吗？”
换句话说，他们开始利用他俩的良心。一想到连累了两个女人，两个小伙子真感到于心不忍了。趁俩人束手无策之机，他们提出了交换条件：如果悔过并取消事件的政治色彩，他俩仍将得到同样的判决，不予宽大。事实上这样更糟：一旦承认事件的非政治性质，就得去刑事犯劳改营，而不是政治犯劳改营。而另一个方面，克格勃将释放两位女士。两位艺术家动摇了。他俩被准许会见了一次。经过协商，俩人决定为了搭救朋友宁愿牺牲自己的名誉。
要是为了自己能获得自由或轻判而悔过的话，他们才不会这样干呢——他们就是这样的小伙子。但现在他们屈服了。起初，克格勃好像真的要兑现他们的诺言。等两个艺术家正式写了交待，那两位女士便立即被释放了，还给他俩看了释放决定。继而，当两个人提供了更多于己不利的证据后，又看到了两位女士的结案决议。他们信以为真，所以完全履行了与克格勃达成的协议。
但他们忘记了是在跟谁打交道，判决之后两位女士中的一个还是被逮捕了，两位艺术家对此毫无所知。这次逮捕当然又有借口——他们在她家里搜出了反苏维埃诗歌。另一个恐怕也难逃罗网，只是目前她正在怀孕，把一个孕妇投进监狱想必是个丑闻，所以克格勃决定不冒这个险。
两个艺术家度日如年。没人给他们写信，没人肯帮助他们。大家都同声唾骂他们在法庭上的卑劣行轻，直到真相大白后人们才闭上嘴。
直到这时我才理解这句福音箴言的意义：“人之爱莫过于为朋友献身。”我过去总以为他说的为朋友而死的人，而我不理解的是，它真的那么重要吗？难道世界上没有比死更坏的事情吗？但奥利戈和尤利一案使我对这句箴言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名誉、灵魂，去做阶下囚，而且不是以骄傲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而是卑鄙的流氓。起初连朋友都不理解，而且当她们被释放时还不知道有人为她们付出了多大代价。
尼尔娅一直以惊异的神色听爱玛讲述，刚一讲完她就大声说：“这都是真的。关于这个案件的故事我也听到不少。当时我简直不能理解，既然他们在法庭上如此不要脸，人们为什么还那样高度评价他们。现在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现在怎样了？”
“他们都出来了。尤丽娅和娜塔尔娅已经嫁人，后来尤丽娅去了西方。他们四人至今还是好朋友。尤丽娅写了本关于她的朋友的书，以报答他们为她所做的牺牲。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听爱丽什卡的吧。”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了自己的英雄行为，那是在食品短缺的时候。
一天，我路过涅夫斯基大街，见耶利斯夫斯基商店门口聚了一大堆人，我问商店在卖什么，他们说是香蕉。
我立即排到队里开始做起了香焦梦。以前我只吃过两三次香蕉，而且我真喜欢这东西。
我常常梦想得到许多充满异国风味的水果。我从游记中读到过芒果、鳄梨，总试图想象它们吃起来会是什么滋味儿。我的香蕉梦有点儿不同，不只是想尝一只小香蕉，而是一次吃三四只，真吃饱。今天突然交了好运——正卖香蕉，每人能买一公斤。哎呀，我自己默默地说，祝贺你了，爱丽什卡，你的梦想要实现了。但愿我挨到时别卖完了。
站了两个半小时，幸福时刻终于到了。我从人群中挤出来，手里托着一袋一公斤的香蕉。我想在回家的路上就吃一个，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当着马路上这么多人，吃这么稀罕的东西，太不好意思了。这可不是冰淇淋。
在我们家那条路上碰到了老朋友丽莎。她看上去怒气冲冲，眼里冒着火。
“你好，丽莎芙塔。你好像在生气？”
“你好，爱丽什卡。我那两个双胞胎明天要出院，她们得的是猩红热。我想打点儿新鲜东西给他们换换口味儿。今天真倒霉透了，转了半天什么也没猎着。”
我的朋友丽莎是从西伯利亚的阿尔塔来到列宁格勒的，过去一直同父亲住在一起，她父亲是个有名的猎手，她后来为求学来到列宁格勒。毕业后留了下来，并找到了工作。她总念叨食品问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