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华路之我不为刀俎

为官两年，陶侃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老百姓心知肚明，他们请求陶侃留下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和上级领导关系闹僵了，留下来只是徒增烦恼。
离开了武冈，再也不受荆州太守吕岳的打压了，陶侃的心情是异常复杂的，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放不下武冈的人民，尤其是城步寨的那些苗瑶人民，因为自己的中途离任，那些官吏随时可能会加派赋税的，逼急了少数民族，他们就会揭竿而起，反抗官府的。
可是放不下又能如何？但愿下一任县令，也能像自己一样，爱民如子。在资水的江面上，陶侃望着滔滔不绝的江水，久久不能释怀。
带着几多无奈，几多愤慨，陶侃回到了家。但是他是闲不住的，此后在好友的举荐下，又当过郡小中正。
如果不是江南的流民起事，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西晋末年，皇后贾南风干预朝政，祸乱后宫，杵杀愍怀太子，群臣激愤，宗室震怒。永康元年四月，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彤、齐王司马冏诈称皇诏，率兵冲入皇宫诛杀贾谧、废贾后。后宗王之间相互攻伐，天下大乱，史称“八王之乱”。中原烽烟四起，战乱不休，死伤枕藉，哀鸿遍野。
大量的中原人为避战乱，纷纷南逃。秦、雍一带的平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引发江南局势的动荡不安的。李流等人在蜀中起义，蜀中百姓又变成流民往荆州跑，新野王司马歆为政严刻，蛮夷并怨。
永宁元年（301），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那些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转而屯聚起事。**二年，（303）义阳蛮张昌也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
为了聚集人气，张昌找到一位名位丘沈的官员，更名为刘尼，诈称是汉室之后，以此奉为天子。张昌自称相国，又诈称看到了凤凰，发现了玉玺，以神凤为国号。
张昌散播谣言称江淮以南皆反，由此加强南阳周边的不安，以此来蛊惑人心，长江、汉水周边百姓多起兵响应。
张昌此人好论攻战，他派马武进取武昌，还是有点战略眼光的。武昌是孙权经营多年的军事重镇，直到东晋之时都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张昌以武昌为中心，北抵襄阳，西控荆南，东取江州。
建立政权以后，张昌没有什么长远战略，张昌任命的地方官员都是桀盗小人，江湖豪杰，做的还是强盗的事情。
张昌的部将石冰也是个人物，在短时间内击败扬州刺史陈徽，几乎攻陷扬州各郡，只有江北寿春、广陵等地还有一些晋军。
西晋把今江西、武汉一带分为江州，不久又被石冰所攻陷。临淮人封云，雄霸天下！举兵响应石冰，意图进取徐州。张昌另一员大将陈贞接连拿下武陵、零陵、豫章、长沙。张昌除去交州几乎拿下了孙权建国时的地盘，还多出豫州、徐州部分地区。
张昌亲率军队攻取襄阳，此地最初是新野王司马歆的根据地。几经交战，司马歆战死，襄阳守军依旧据城抵抗。
随后张昌转而攻下江夏郡，三月之间，军队增长到三万余人。张昌势力的发展壮大，引起朝廷的不安。
朝廷立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加封镇南大将军，率领军队前去镇压。这个刘弘来头也不小，他就是那个经营合肥、让孙权怎么都攻不下的刘馥的孙子。
刘弘一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能受到刘弘重用，陶侃当然十分高兴。况且动荡之时从军立军功，也不失为仕进升迁的一条捷径。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的军队却在宛为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
刘弘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
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灭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平定了张昌之乱，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而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
广陵相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遂起兵占据扬州，并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 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恢。
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是同一年被举荐做官吏的，二人交情尚可。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实际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
为了避免刘弘听信这种猜疑，陶侃将长子陶洪、兄子陶臻诣弘送往刘弘，作为人质。刘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督护，使与诸军并力抵抗陈恢的进攻。刘弘用人不疑，很好地解决陶侃的后顾之忧，他带着部队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
连续击败张昌、陈恢等反对势力，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成为了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多年前在武冈梦生八翅的梦幻就要变成现实。
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永嘉元年（307）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
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
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这个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期担任任江州刺史。虽然“八王之乱”刚刚结束，天下已经大乱，但华轶仍然重视传统的制度礼仪，又设置儒林祭酒宣扬儒术。华轶在江州甚有声威和恩泽，豪士都与他结交，深受人民爱戴，因乱而流亡当地的人都投靠他，实力大增。华轶与司马睿虽然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
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司马越拉上了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任命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陶臻也在华轶的军中担任参军。
随着华轶与司马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担忧继续留在那里，很难有所作为的，搞不好还会把自己性命搭进去，于是托疾而归，向陶侃告白：“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
陶侃十分生气，要求陶臻尽快回到华轶之处，继续任职：“资于事父以事君，背弃华轶，有违忠义，不可。”
“叔父，我遵从你的意愿便是。”陶臻点点头，表面上答应了。
这小子一转背，脚底抹了油，偷偷跑到建康去了，将华轶的军事布防情况合盘托出，还说奉叔父陶侃之命来投奔琅琊王司马睿的。
为此司马睿大悦，任命陶臻为参军，加封陶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陶侃迫于压力，乃与华轶断绝来往，陶侃阵前倒戈，让华轶元气大伤，夏口一失，江州门户大开。
当时洛阳经常受汉赵（匈奴人刘渊建立）的军马侵扰，民变四起，华轶仍有匡扶天下的志向，派人上贡到洛阳时，仍不失臣节。华轶更向使者说即使洛阳的道路断绝，也不该改上贡送给琅邪王司马睿，以表明他是忠于司马氏中央政权的。
华轶自以受洛阳朝廷所任命，而晋怀帝尚在洛阳，不肯接受司马睿的命令，属下大多都劝谏华轶退一步，与司马睿合作，华轶坚持己见，没有采纳部下的意见。
永嘉五年（311年），永嘉之乱发生，匈奴贵族刘渊带兵攻陷了洛阳，掳走了晋怀帝北归。司空荀藩推举司马睿为盟主，于是司马睿承制改易长吏，但华轶不服从。
司马睿找到了出兵的借口，派左将军王敦率领甘卓、周访、宋典、赵诱等人讨伐华轶。华轶派别驾陈雄驻屯彭泽抵抗，自己则领水军作为外援。
扬烈将军周访奉司马睿之命率兵驻屯彭泽，以防备华轶的扩张。周访欣赏华轶忧心天下的热诚，不愿挑起华轶与司马睿的嫌隙，改屯寻阳。
两军交战之后，武昌太守冯逸在湓口被周访击败。前江州刺史卫展没有受到华轶的重视，心中久有不满，决定与豫章太守周广作为司马睿内应，暗中派军袭击华轶。华轶兵败，逃到安城，周广追击并斩杀了华轶与他的五个儿子。
陶侃虽然没有出兵直接攻打华轶，但也算是立了大功，升为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关键时候背叛了华轶，并没有受到世人的职责，为了家族利益，与士族结盟以成为了一种风气，更何况陶侃这一次站队确实站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