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野心家

熊疑明白，这一切都不是急切间可以完成的，好在他还年轻，还有很多的机会和时间。
种种这一切，需要的就是一个“缓”字。而墨家所想要渗透的计划，也不能急躁，只能以十年甚至二十年为目标。
若无意外，适知道眼前这人还有十八九年可活，他死之后儿子也就刚刚成年，最后两个儿子走的是兄终弟及的权力交接。
历史上吴起来的太晚，晚到才变革了三五年就人亡政息，以至于最后贵族大举反扑，楚国甚至连蜀国都打不过，最后在夷陵修筑要塞、北边丢了鲁阳，彻底丧失了集权发展争雄天下的机会。
矛盾越多、问题越严重，墨家就可以更加游刃有余，在君权与贵族的矛盾中生存下去。
一旁的孟胜偷看楚王的表情，心中对于适的谋划更为赞赏。
今天这件事，似乎极为容易就已说动了楚王，实际上孟胜在来之前听适的分析后明白，这一切其实已经做了五年的准备。
墨家这五年时间做个太多天下震动的大事，商丘城下更是让楚王牢牢记住了墨家这支有组织有能力干涉各国内政的团体。
有了名声和事实作为依靠，所以才能够在今天说动楚王。
至于推荐县尹的人才，暂时也不必着急，这是一两年之后的事。
若论出身，适的出身终究还是低贱了些。
但是，墨家内部有不少出身稍微高一些的贵族，他们出面作为县尹，实际上权力依旧掌握在墨家这些封君“逼上而虐下”，楚国的数次叛乱，也都是因县公起、由县公平。
如鲁阳公，他在鲁阳有自己的封邑和采邑，作为俸禄。这些俸禄是不上交的，而且也不和本地的县兵有任何关系，他可以靠着俸禄养自己的私兵。
同时，在封邑采邑之外的广阔土地，他还有治权，以地方大员的身份治理，包括管辖县司马等，可以征召本地县兵。
只是本地县兵的赋，从鲁阳出，但又不从鲁阳公的封地出。作战的时候，楚王可以调动一部分县兵，但有时候也只能交由县公自己掌控。
除了在鲁阳的封地之外，第一任鲁阳公还兼任过一段时间的楚司马一职。
而司马的职务俸禄，并非源于鲁阳的封地，鲁阳的封地只是采邑与官职不一样。
在郢都附近的平原上，还有不少的“州”，比县低一级，而且就在都城附近，这些州也分封给在中央任职的县公们，作为俸禄收入。
南阳盆地附近的十七个封君，只是楚国诸多封君的一部分，到后期发展到封君最大的拥有“十四邑”，吴起变法人亡政息，最终封君尾大不掉——这也足够封建，以至于楚国灭国容易、复国也易，成为了秦末想要开历史倒车的主力。
可以说，楚王其实连郢都附近都没有绝对的掌控力，因为一些贵族在郢都附近还有“食州”，更何况远在颍水的鲁阳。
后来吴起变法的一个措施，就是三代手爵，或者将封君的土地向一些“边疆地区”分封，让他们向外扩展。
这本来是一招好棋，但是死的太早，那些不满的封君疯狂反扑，甚至于还出现了息县县公叛逃魏国这样的情况。
也就是吴起能打，其余封君不敢在他活着的时候动手，否则这变革连撑到熊疑死都撑不到。
南阳平原和江汉平原，本是楚国的精华之地，但在封君封地犬牙交错、拥有治权和军权的情况下，楚国的对外战争能力可想而知。
一直到战国末期，楚王才从一部分弱势封君的手中，拿回了司法权，但那也只是挑软柿子捏，真正强势的封君楚王依旧不敢动。
沿途而上，楚国的生产力水平也是低得可以，牛耕之内的技术并未传播至此，和已经展开了农业变革的沛县局面完全不同。
封君有经济特权，有诸多权力，食邑的收入或是养私兵，或是用来在受封的县非自己食邑的地方放贷，不断获取收入。
私田制度在楚国还未大规模展开，但是在南阳盆地这些发展较好较早的地方，也有了部分私田。
兵制上，还是采用原本的农兵制度，平日种植，农夫需要履行种种封建义务。包括当兵、出征、修建宫室等等。
尤其是封君食邑上的农夫，他们的地位基本等同于农奴，要为封君劳作的同时，封君也对于他们有足够的掌控力，并且剥削这些农夫的劳动。
一些比较大的城邑中，手工业者发展的还好，也逐渐出现了一部分有闲阶层，这部分人算是墨家此时宣传方向的主要受众。
虽然生产力低下，但好在楚地并无寒冬，此时人口也不多，饥荒之年总能靠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顶过去，只是这种情况再加上农兵征召制度，这也就必然导致楚国围城半年多就是极限——如果战争不能在一年之内解决，以楚国现在的情况，必然会导致某个县在之后大规模出现因为劳动力强制出征而出现的粮荒。
这也正是前任楚王对于墨家垂青青睐的原因，不只是集权的说辞，更有农业技术的变革带来的战争潜力。
楚国地幅广阔，看似纵横数千里，然而就连精华之地的南阳江汉平原都是封君遍地的情景，也当真不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八字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