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士人传播的内容涉及广泛，而士人传播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wwwwcom如张九龄年轻时曾用信鸽向亲朋好友传递书信参见《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这种手段在当时应属最先进的，而张九龄也就成为史籍所载的第一位与信鸽传信相关联的中国人。参见［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72页。再如晚唐逸士唐求：
放旷疏逸，出处悠然，人多不识。方外物表，是所游心也。酷耽吟调，气韵清新，每动奇趣，工而不僻，皆达者之词。所行览不出二百里间，无秋毫世虑之想。有所得，即将稿捻为丸，投大瓢中。或成联、片语，不拘短长，数日后足成之。后卧病，投瓢于绵江，望而祝曰：“兹瓢倘不沦没，得之者始知吾苦心耳。”瓢泛至新渠，有识者见曰：“此唐山人诗瓢也。”扁舟接之，得诗数十篇。（唐）求初未尝示人，至是方竞传，今行于世。《唐才子传》卷10。
这一几近打水漂的传播方式，不仅新颖别致，而且独一无二。幸亏唐求的诗瓢未被江水打翻，否则他的苦心就难为世人所知了。说到士人风雅的传播方式，不能不提到流传甚广的红叶题诗的故事。在唐世的三百余年间，共有三位宫女与三位士人之间发生过此类浪漫情事详见《全唐诗》卷797。,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顾况一例：
顾况在洛，乘间与三诗友游于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叶，题诗上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顾）况明日于上游，亦题叶上，放于波中，诗曰：“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后十余日，有人于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诗，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春风取次行。”《本事诗·情感》。
不过，以上这些传播轶闻只可供谈资而不足为通例。那么，唐代士人传播的通例是什么呢？或者说，唐代士人用于传播包括新闻传播的常规方式是什么呢？举其要者，不外乎通信、著述和题诗。
尺牍书疏，千里面目
士人，总是同舞文弄墨联系在一起的，而其中写文章一项又属基本功。作为士人，可以像创下生吞活剥典故的张怀庆那样不会作诗填词，也可以不必留下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不朽著作，但总不能不经常提笔写一些泛称为文章的文字。在这些文字中，通信是最普通、最常用、最便利的传播信息的体裁，这与最早的媒体——新闻信的情形如出一辙。其实，所谓新闻信，本身就是书信之一种，就是从书信中演变来的。只不过一般书信传播的信息包罗广泛，而新闻信则专以传播新闻信息即具有时效性的信息为主。
在交通问题严重制约着人们交往活动的时代，通信自然成为普通人尤其是士人间交流情况、通报时事的惯用手段。唐代的交通虽说极为发达，但比诸今天的汽车、火车、飞机来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另外，朝廷对不论何种形式的交往活动总是持有戒心，处处予以限制。举例来说，根据似乎是常识的印象，唐人出门远行应为一桩很随意、很自由、很潇洒的事情，好像“打起背包就出发”似的，无牵无挂，无遮无拦，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贞观政要》提到贞观之治时不是说“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贞观政要》卷1《政体》。么？杜佑在其《通典》中描绘开元之治时，不是也说东南西北各处无不“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么？其实，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不错，行旅一旦上路是很舒适方便，问题是从家居到上路这个过程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就好比如今许多想挤出国门托身异域的人，一旦拿到护照签证自然便径直投奔他乡了，然而要想拿到护照签证却往往颇费周折。如今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只针对进出国门的旅人，而在唐代这类手续却是针对任何想出远门的行人，除了由官方给驿发传的差人之外。当然，那时不叫护照签证，而叫过所。
什么是过所呢？过所就是一种旅行凭证。常人出行都必须先向相应机构申请过所，经过批准获得这一由官方签发的通行证明，然后才能启程。另外，持证人必须按过所上指定的线路行走，而且每到关津隘口还得交验过所。如果不按这套程序行事而私自上路，发现后就将按“偷渡”论处。据《唐六典》：“关令掌禁末游，伺奸慝，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转引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485页。又据《唐律·卫禁律》:“诸私度关者，徒一年，越度者，加一等。”同上书，485页。《唐律疏议》对此条的解释是：“水陆等关，两处各有门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驿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若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徒一年。越度者，谓关不由门，津不由济而度者，徒一年半。”同上。关于过所的详情，王仲荦先生在《隋唐五代史》中叙述得很清楚。他写道：
据《唐六典》的记载，唐代的过所在中央由尚书省发给，在地方由都督府或州发给。尚书省主管过所事务的是刑部的司门郎中和员外郎，由刑部司门司主判，都官司都官郎中或员外郎判依（审核同判）。在地方，由户曹参军主判，谘议参军等判依。唐人向中央或地方请给过所，大概是缮写二通，一份是正本，由官员加盖官印，发给请过所本人；一份是副本，形式和正本一样，也都要经过判官、通判官签名，由刑部司门司或都督府州户曹归档保存。
…………
请示发给过所，必须由申请人备具牒文，按照规定逐一说明各种有关事项，诸如外出原因，人数，身份，年龄，以至奴婢来源，牲畜的毛色口齿，必要时还得附交买婢券等有关证件。负责审查的官员对此也得一一核实，有关的审批人员都要一一签名。……这种严格的审批和检查制度，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者实施控制的一种手段；但是过所制度另一重要目的，是防止走漏国税、逃避赋役、拐卖人口，对于保障封建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作用。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485-489页。
9世纪日本天台宗高僧圆仁在西渡唐朝取经求法的十年中，写下了一本日记体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保存了大量有关唐代社会的第一手材料。里面记述他的南下北上西进东出的漫游行程时，就不时提到每到一地呈递文牍申请过关“签证”等手续的细节，并如实记载下一些此类通行凭证的官方原件，给人以不胜其烦的印象。有时为等候某地官署的批复，他不得不耐着性子滞留盘桓多日，不得不一次次地候着人家上班时去打听。那次第同当下催问护照签证所需忍受的煎熬实无二致。尽管作为外籍人士，圆仁的出行自然会比大唐本土人受到更严格的“盘查”与限制，但从他的记述中我们也可想见唐代一般人出门之不易。在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潇洒之行中，实际上还隐含着一系列并不轻松的内容。下面一则他的故事虽以喜剧结束，但也透露出常人在外难免受制的真情：
（李）白浮游四方，欲登华山，乘醉跨驴，经县治。(县）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无礼？”(李）白供状不书姓名，曰：“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容尚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宰惊愧，拜谢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长笑而去。《唐才子传》卷2。
既然出行如此不易，手续如此繁难，既然直接的亲身的交往阻碍重重（如交通、手续等），那么通信作为交往的替代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在日常的、一般的传播活动中，信件往往就是相距遥远天各一方的人们特别是士人传递信息的主要载体，与口头传播一同构成信息扩散的两大渠道。倘若我们能像参观微缩景观一样地俯视唐人其实也是所有古人的传播活动，那么我们不难看到当时的信息之流总是经由这两大相交的渠道而向四面八方渗透、扩散、蔓延。推而言之，唐代各衙门之间大量往还的文书从实质上讲也可说是书信的变种。说到底，书信无非是点与点或点对点的远距离传播。岑参的“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等于概括了书传与口传这两种古人常用的传播手段。
作为人际交往之重要工具的书信，传统上通称“尺牍”。中国社会科学院邓绍基先生指出，尺牍一词最早出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参见邓绍基、李玫：《尺牍文略论》，载《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牍，是古人书写用的木简，用一尺长的木简作书信，故称尺牍。与之同义的，尚有“尺书”，如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里的“雁门迢递尺书稀”；“尺素”，如张九龄《当涂界寄裴宣州》中的“委曲风波事，难为尺素传”等。其中以尺素代指书信源于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至于书信一语的出现及词义流转，则如邓绍基先生所述：
与“尺牍”一语相比，“书信”之称远在其后，大致是在南北朝时代。《艺文类聚》引《述异记》所记陆机事迹有云：“（陆）机羁旅京师，久无家问，因戏语犬曰：‘吾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驰取消息不？’犬喜，摇尾作声应之。试为书，盛以竹筒，系之犬颈。犬出驿路，走向吴。”这则有趣的故事，自唐以来，成为诗歌中的典事，即所谓“犬书”。陆机是西晋人。据宋人程大昌《演繁露》中所作考证，“晋人书问凡言信至或遣信者，皆指信为使臣也”。如果证之以《世说新语》，程说当可信。《世说新语·文学》记郑冲嘱咐阮籍写《劝进文》，先叙“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后记阮籍在醉中写毕，“乃写付使”。可见，“信”即“使”。因此，《述异记》载陆机所说“书信”，当是谓信使递书，不同于今人“书信”涵义。邓绍基、李玫：《尺牍文略论》，载《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
也就是说，信的本义原是指传信的人，如“信使”一词最初乃属同义反复。后来，信的含义才从传信的使者转为所传的信息，如“通风报信”。而“到了唐代，‘书信’一语就接近今人所说的‘书信’的涵义了”同上。如元稹《酬乐天叹穷愁》一诗写到：“老去心情随日减，远来书信隔年闻。”总括起来，就书信这一传播手段而言，尺牍是较为正规的称呼，书信在古代尚属较为罕见的叫法，而单称“书”则更为普遍，书的别称如“启”、“牍”、“简”、“札”也时常可见。
书信用于传播并非士人的专利，一般民众也每以书信遥通款曲，特别是旷夫怨女更视书信为相依为命的精神纽带。常言道“见信如见人”，《颜氏家训·杂艺》中引的江南俗谚也说：“尺牍书疏，千里面目。”这些都表明书信对于两地之人的独特意义。在“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全唐诗》卷802。之后，书信自然成为普通百姓通报音讯寄托亲情的媒介了。“征人去日殷勤属，归雁来时数寄书”——这是望信者的相通心情《全唐诗》卷27。；“北去衡阳二千里,无因雁足系书还”——这是寄信者的共有苦衷《全唐诗》卷53。；于是，结果常常是“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全唐诗》卷26。晚唐诗人王驾的妻子陈玉兰，就此曾写下一首感人至深的七绝：
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
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全唐诗》卷799。
不过，百姓的家书由于内容不出家长里短，故可为亲者道，不足为外人言，新闻传播上的意义并不大。客观地讲，它的真正价值在于社会史、民俗史而不在于传播史、新闻史。至于士人的书信，则有所不同。尽管作为私人间的一种交往手段，它仍不失其个性化的一面，用刘勰的话讲：“所以散悒陶，咏风采，固宜条畅以任气，优游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文心雕龙·书记》）但基于知识分子超越性的担承，士人的书信无论叙事谈心往往会带出普遍性的蕴含，使人可以借以知人论世。如唐代的一位虔州刺史李丹，在给妹妹的信中写到：“释迦生中国，设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设教如释迦。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唐国史补》卷上。
闻者以为知言。倘若他的信中没有这层内容而只是家常话，那么当时既不可能流传开来，后来也不可能被李肇记入其书。
从流传下来的唐代士人书信看，内容或论圣道、或谈学术、或叙游历、或辩诗文，像韩愈的《答李翱书》、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柳宗元的《与友人论为文书》、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等,都属传世名作。以白居易致元稹的《与元九书》为例，里面就谈到了士大夫的人生理想：
微之（元稹的字），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旧唐书》卷166。
大历年间的名士朱湾，曾干谒潮州刺史崔侃，受到冷遇，临别留下一封书信，抒发了一通文人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清高：
(朱）湾闻蓬莱之山，藏杳冥而可到；贵人之门，无媒而通不可到。骊龙之珠，潜滉而可识；贵人之颜，无因而前不可识。……信知庭之与堂，不啻千里。况寄食漂母，夜眠鱼舟，门如龙而难登，食如玉而难得。食如玉之粟，登如龙之门，实无机心，翻成机事，汉阴丈人闻之，岂不大笑？《唐才子传》卷3。
除此之外，他们在书信中自会不可避免地时常谈及政局演化、国运兴衰、人事更替、世道变迁等社会性内容。而这部分内容不仅更加真实、具体，而且更具史料价值，换言之在当时看来也就是更具新闻价值。如果说士人书信中的个性化内容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鲁迅全集》，第6卷，4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那么其社会性内容则可谓时事的注释了。像下面韩愈的这段有名的书信《与鄂州柳中丞书》文字，不是对唐代中叶牵动甚广的淮西之乱所做的绝妙概括与说明么：
比常念淮右（即淮西）以靡弊困顿三州之地，蚊蚋蚁虫之聚，感凶竖（指叛将吴元济）煦濡饮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为师；出死力以抗逆明诏，战天下之兵；乘机逐利，四出侵暴，屠烧县邑，贼杀无辜，环其地数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许、颖、淮、江（等州），为之骚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劳于图议，握兵之将，熊罴豹虎之士畏懦蹙缩，莫肯杖戈为士卒前行者。
关于唐人的书信传播，有一点格外引人注意，那就是以诗为书的现象十分普遍。如贾岛的《卧病走笔酬韩愈书问》：“一卧三四旬，数书惟独君。愿为出海月，不作归山云。身上衣频寄，瓯中物亦分。欲知强健否，病鹤未离群。”这无疑是由唐诗的普及所导致的连带效应。追源溯流，最早的“诗书”大概要推卓文君致司马相如的《白头吟》了。其“朱弦啮，明镜缺，朝露晞，芳菲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毋念妾！锦水汤汤，与君永决”的哀怨缠绵，俨然为后世以诗为书的传播定下了相思的主题和悲苦的情调。比如，唐人南楚材的发妻薛媛能诗善画，得知丈夫欲学当年司马相如移情别恋，便照着镜子画了一幅自画像，然后为诗寄之：“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寒。已惊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来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付展画图看。”于是，“（南）楚材大惭，遂归偕老”《全唐诗》卷799。再如，“欧阳詹游太原,悦一妓，约至都相迎。别后，妓思之，疾甚，乃刃髻作诗寄（欧阳）詹，绝笔而逝”，诗曰：“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来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全唐诗》卷802。下面这段紫燕传书的故事，就更富传奇色彩了：
长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名叫）绍兰，适巨商任宗。（任宗）为贾于湘中，数年不归，复音书不达。绍兰目睹堂中有双燕戏于梁间，兰长吁而语于燕曰：“我闻燕子自海东来，往复必经由于湘中。我婿离家不归数岁，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凭尔附书投于我婿。”言讫泪下。燕子飞鸣上下，似有所诺。(绍）兰复问曰：“尔若相允，当泊我怀中。”燕遂飞于膝上。兰遂吟诗一首云：“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殷勤凭燕翼，寄与薄情夫。”兰遂小书其字系于足上，燕遂飞鸣而去。任宗时在荆州，忽见一燕飞鸣于头上，（任）宗讶视之，燕遂泊于肩上，见有一小封书系在足上，宗解而示之，乃妻所寄之诗。宗感而泣下，燕复飞鸣而去。宗次年归，首出诗示兰。后文士张说传其事，而好事者写之。《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后来，大历时人文茂的妻子晃采也仿此例，以家养的白鹤给丈夫寄去了《雨中忆夫》的诗简：
(晁）采家畜一白鹤，名素素。一日雨中，忽忆其夫，谓鹤曰：“昔王母青鸾，绍兰紫燕，皆能寄书远达。汝独不能乎？”鹤延颈向（晁）采，若受命状。采即援笔直书二绝，系于鹤足，竟致其夫。《全唐诗》卷800晁采《雨中忆夫》注。
在士人作品占了绝大多数的唐诗中，这类寄远书怀、酬唱应答的诗简俯拾皆是。据实而言，它们更多的还是诗而不是书(信）。不过，也应指出其中确实不乏纯粹的书信之作。如白居易的《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明确表示就是以诗代书的。他的《江楼夕望招客》从立意到章法，都酷似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也是先尽情描绘一通此间景物如何美不胜收，末了再点出邀约朋友同来一游的心意：“能就江楼销暑否？比君茅舍较清凉。”《全唐诗》卷433。至若杜甫的《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一诗，就更是一封实实在在的邀请信了，因而诗里写道：“座对贤人酒，门听长者车。相邀愧泥泞，骑马到阶除。”《全唐诗》卷224。后世郭敏的《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实为这一传统的延续：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
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
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
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邓绍基、李玫：《尺牍文略论》，载《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
在士大夫的传播活动中，书信属于常备之要目，犹如居家过日子少不了柴米油盐。书信之为物，既是内容又是形式，既是讯息（message）又是媒介（media)。当它作为一种传播形式和传播媒介时，只是起着信息渠道(channel)的作用，至于渠道里流通的通信内容则另当别论。比如，那内容既可以是书牍，也可以是诗简，还可以是纯粹的诗文。唐诗中大量的“见寄”、“酬答”之作多需借助书信这一传播手段才可寄可答。唐代士子多有“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播吟玩”《唐才子传》卷2“高适”。的雅事，而这里的传播就包括经由书信渠道的传播。
史统散而小说兴
唐代文士之盛，旷古莫比。据推算，“唐代进士科考生当在五万人左右，明经科考生当在三千余人，加上制科（即不经主考部门而由皇帝亲诏临时举行的科举考试），总计考生不少于五万五千余人”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4页。诚如吴枫先生所言：“这是一个可观的文化知识层，既能著书立说，又能传播文化。”同上。且不论现存的五万首唐诗和近两万两千篇唐文，“仅两《唐书》著录的唐人文集就有六百三十余种，而流传至今的尚有二百四十余种”同上书，6页。在如此宏富的文字中，有一类规模可观的著述特别富有新闻传播的意味，而以往总被忽略。这就是与正史相对的杂史，亦即《唐国史补》的作者李肇所说的“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诫、采风俗、助笔谈”之类的随笔之作。参见《唐国史补》序。
历史与新闻的亲缘关系，我们在论刘知几的传播观时已经做过专门阐述。最近发现的一篇李大钊先生的重要佚文《报与史》，又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指出，史的要义有三：察其变、搜其实、会其通，而“此三义者，于史为要，于报亦何独不然”。他说：
报的性质，与纪录的历史，尤其接近，由或种意味言之，亦可以说，“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报纸上所纪的事，虽然是片片段段，一鳞一爪的东西，而究其性质，实与纪录的历史原无二致。故新闻记者的职分，亦与历史研究者极相近似。今日新闻记者所整理所记述的材料，即为他日历史研究者所当搜集的一种重要史料。李大钊：《报与史》，原载《顺天时报》第七千期纪念号第六版,1923年8月30日，现据《北京大学学报》，1997（3）。
这里谈到的新闻记者的职分，与唐代士人在撰写杂史时的角色可谓一脉相通；而记者笔下的片片段段、一鳞一爪，又与笔记小说之类的杂史著述何其相似。所不同的是，记者是一种专门化的职业，而士人是一种社会化的身份；记者的报道着眼于当下的播扬，而士人的著述着意于后世的流传。
中国文化向称史官文化，“中国古代史外无学”（梁启超），章学诚的一句“六经皆史”差不多等于给五千年的史官文化盖棺定论。从唐代开始，史学正式分为官修与私撰两途。官修的为正史，即《隋书·经籍志》说的“世有著述，皆拟班（固）、（司）马（迁），以为正史”之谓；私撰的属杂史，即《新唐书·艺文志》说的“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之谓。杂史著作通称为笔记小说，或简称为笔记。笔记，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讲，“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著述体裁。‘笔记’，就是随笔记录。……尽管不一定用笔记这个名称，内容则是一样的。一个读书人有所感，有所见，读书有点心得，皆随笔记下”季羡林：《漫议“糖史”》，载《环球》，1997（6）。这就是笔记。
一方面，笔记小说是中国文史不分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南朝时期文笔分家的结晶，即吴枫先生所概括的：
由于南北朝崇尚骈俪之文，一般人称注重词藻、讲求声韵对偶的文章为“文”，称信笔记录的散体文章为“笔”。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指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所以后人总称魏晋南北朝以来“残丛小语”式的故事集为“笔记小说”，而把其他一切用散文所写零星琐碎的随笔、杂录统名之“笔记”。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192页。
私撰杂史或曰笔记小说兴于唐代中叶。据《资治通鉴》卷250懿宗咸通元年（860）胡三省注云：“自至德（唐肃宗年号）以来，浙东盗起者再，袁晁、裘甫（相距百年的中晚唐义军领袖）是也。裘甫之祸不烈于袁晁。袁晁之难，张伯仪平之，《通鉴》所书，数语而已。今王式之平裘甫，《通鉴》书之，视张伯仪平袁晁为详。盖唐中世之后，家有私史。王式，儒家子也，成功之后，纪事者不无张大。《通鉴》因其文而序之，弗觉其烦耳。《容斋随笔》曰：‘《通鉴》书讨裘甫事用《平剡录》，盖亦有见于此。《考异》（《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辨订唐事者居大半也，亦以唐私史之多也。’”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也指出：“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指南北朝时代的北周），盛于唐，而浸淫于宋。……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其原因故与唐代立国史馆，禁止个人私撰正史《唐才子传》卷2“郑虔”：“（郑虔）尝以当世事，著书八十余篇。有告虔私撰国史者，虔苍惶焚之，坐谪十年。”，从而逼使文人对时事与历史的兴趣另寻出路这一境况有关；而根本上则恐怕还是同唐代中叶后社会发展的转型这一背景相涉。如果我们承认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开始从古典向近世过渡，那么唐宋笔记的勃然兴起就不是偶然现象了。在我们看来，它与唐代中后期开始萌芽的新闻事业乃属同一种历史浪潮的涌动。它既显示着人们对外界事态的关切与好奇，又表明社会信息的涌涨与横溢。唐初孙处玄所深憾的“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的状况，至此随笔之作的兴盛而大为改观。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曾写道：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颜师古引如淳注稗官之稗：“细米为稗。街说巷语，其细碎之言也。”《隋书·经籍志》径直说：“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四库全书总目·正史类》下的提要则立足于正史写道：“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其实，这些意含鄙薄的文字不过是显示了笔记小说的最大特点——杂。这个杂字，既指内容繁杂，又指真伪驳杂。关于内容之杂，明代胡应麟曾做过六类划分：志怪（如《酉阳杂俎》）、传奇(如《崔莺莺传》）、杂录（如《唐语林》）、丛谈（如《容斋随笔》）、辨订和箴规。参见《少室山房笔丛》卷29。后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将笔记小说分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三派。刘叶秋先生则从中区分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和考订辨证三类，并指出，笔记的特点，以内容论，主要在于“杂”，不拘类别，有闻即录；以形式论，主要在于“散”，长长短短、记叙随宜（《历代笔记概述》）。
至于笔记的真伪杂糅，则是其先天性痼疾。归纳起来，其因有三：一是个人的所见所闻毕竟有限，道听途说辗转流传的事情难免走样；二是即便亲见亲闻也不能确保真实无误，现代的大量实证研究早已证实“百闻不如一见”的经验之不可靠；三是作者的主观好恶会自觉不自觉地导致信息传播的失真。傅斯年与陈寅恪都曾谈到，正史难免失之讳饰，而私史又容易流于诬妄。分见《史料学方法导论》和《〈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周勋初先生据此而将笔记小说的性质定在文史之间：“说它是文吧，记的都是史实；说它是史吧，却又有文的特点，如夸张、渲染，甚至想象、虚构等”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前言第20页。换成新闻学的术语，也就是说它介于纯粹的新闻报道与纪实的文学作品之间吧。
尽管如此，笔记小说在新闻传播上的意义仍然不容忽略。且不说陈寅恪提出的、可与具象之真实相对的“通性之真实”，也不论钱锺书挑明的、存在于正史中的许多“貌似‘记言’，实出史家之心摹意匠。此处皆当与小说、院本中对白等类”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347页。之属，仅就笔记小说中记录的大量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世态民情、社会时尚、历史琐闻、人物事迹而言，仅就它多属时人记时事、耳目所接皆为一手资料而论，它的新闻传播意味已足可称道。当我们翻开唐代的笔记小说比如宋人集纳的《太平广记》时，不是比读起新旧《唐书》来更真切更实在地进入了当时的时空氛围么？我们不是明显感到，正史仅为历史著述而笔记却多是一篇篇生动的新闻作品么？无怪乎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要“遍阅旧史，旁采小说”《进资治通鉴表》。还说“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贴》。无怪乎洪迈在称道司马光修唐纪博采杂史的做法后特意说道：“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容斋随笔》卷11“册府元龟”。王鸣盛在比较欧阳修“喜采小说”的《新五代史》与薛居正“多本实录”的《旧五代史》后也说：“采小说者未必皆非，依实录者未必皆是。”《十七史商榷》卷93“欧史喜采小说薛史多本实录”。总之，杂史、传记、小说、故事乃至传奇等笔记之作，尽管未必全都客观、真实、公允，但整体上无疑是对当时历史的生动写照，是对当时社会的如实反映和对当时心态的本身流露，用《南部新书》序中的话来说：
其间所纪，则无远近耳目所不接熟者，事无纤巨善恶足为鉴诫者。忠鲠孝义，可以劝臣子；因果报应，可以警愚俗；典章仪式，可以识国体；风谊廉让，可以励节概；机辩敏悟，怪奇迥特，亦所以志难知而广多闻。
唐代的笔记小说承续魏晋遗韵而大畅其风，至中唐以后更是蔚为大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得好，“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人笔记小说的数量，“仅据书志目录和《太平广记》诸书著录记载，约有二百七十种左右（其中极少数属于隋、五代时期作品），保存至今者尚有一百六十五种左右，其中作为专集形式传至今日者约有四十余种，余者多属残本、辑佚本以及敦煌残卷。这些作品散见于《说郛》、《唐人说荟》、《唐代丛书》、《五朝小说》、《稗海》、《类说》、《古今说海》、《笔记小说大观》、《顾氏文房小说》以及《香艳丛书》、《藕香零拾》、《琳琅密室》、《啸园丛书》、《学津讨原》等丛书”参见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194页。这些文人撰述，内容广博，丰富多彩，天上人间古往今来“无所不有，无所不异，使读者忽而颐解，忽而发冲，忽而目眩神骇，愕眙而不能禁”（明代李云鹄称《酉阳杂俎》语）转引自（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前言，1页。将它们展开来，简直就是一幅有声有色的唐代风情画，一部林林总总的新闻大世界。其传播的意图即广见闻、传播的内容即求新奇、传播的手段即仿文史等，都属新闻事业发轫阶段的典型征候。
前面在论述唐代的官方新闻传播时，我们曾依据中唐以后日见其多的新闻信——进奏院状报，而将中国新闻事业的萌发期大致定在中晚唐。如果说这一论断当时还主要是基于一种历史哲学的直感，那么现在通过解剖唐代文人笔记我们的认识便获得更坚实的物证。以往，说起笔记来人们更多的是着眼于其内容，而对笔记的缘起与脉络也只是从文体的演化方面考察。这一由来已久的共识自有其合理的一面。问题是，作为一种传播形式，笔记为什么不早不晚恰好在中唐前后或者说与《开元杂报》几乎平行的时期勃然兴起呢？笔记之兴起于唐宋仅属随机的发展与无谓的巧合么？显然不是。当人们说起唐宋笔记以及明清笔记时觉得就像说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一般的自然正常，而若说魏晋笔记就会觉得有点反常，尽管北朝有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南朝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倘说两汉笔记已感莫名其妙，虽说应邵的《风俗通义》已具笔记性质，至于先秦笔记更是闻所未闻了。如果沿着新闻传播活动演进的轨迹踏勘，我们会明显看出唐代中叶之于中国传播史实为一道判别两域的分水岭：之前如干旱少雨的荒漠，之后若雨水充沛的草原；之前的新闻传播处在无序自发状态，之后则渐入有序自觉情境；之前可称新闻活动，之后始有新闻事业。而唐人笔记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应运而生的。
观察历史的进程，自来有两大思路，一是从纷杂的史实中概括盛衰兴替的规律，一是从先验的理路上分析一盘散沙的史实。前者是归纳的思路，后者是演绎的思路。对史家而言，归纳总是正统，而演绎常似异端。其实，二者各有适用的范围，都不可偏废。因为，究竟是形形色色的历史行为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形成了如此这般的历史规律，还是神秘莫测似大道之行的历史规律先已在整体运行上判定了具体的历史程序，这恐怕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谁也无法断言。就探究我国新闻事业的起源而论，我们既倚重无证不信的史实，也信赖斯宾格勒一类历史哲学家的慧眼。我们觉得，新闻事业的诞生诚然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因素直接相关，但也未尝不是受某种预定的、非此不可的历史规律或所谓天行大道的制约。即以近代新闻事业为例，表面上看它显然属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活跃、社会开放等名目的综合产物，但用历史哲学的眼光审视，它无非是近代文明大潮涌动的自然结果。唐代新闻事业的发生也是如此：归根结底源于文明形态由古典向近世的嬗变。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机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催生了新闻事业的幼芽，而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恐怕还在于世态人心的换位，即由英雄主义向世俗趣味、由贵族情结向平民意识的趋近。这是一次非比寻常而又看似寻常的转变：中国历史由此开始走出古典氛围，并向明清的近世形态蜕变，正如先秦时代那一“文明的突破”使华夏民族走出原始的巫术氛围而跃入文明的境界。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发生于唐宋之际的这一文明“转型”中，向来代表世风的士人自然得风气之先，从而表现得尤为活跃和突出。从这个角度看，唐宋笔记的大兴就不仅仅只是文体的问题，其时新闻事业伴随近世化潮流而隐隐生成的背景，对这一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应该更具决定意义。如此众多的士人，以如此旺盛的热情，写下如此丰富多彩信息充盈的笔记，若没有整个社会所提供的传播交流的需要与可能，没有集体意识所呈现的普遍好奇与关注便是不可思议的。当我们把士人系统的笔记小说与宫廷系统的进奏院状报（实即早期的新闻信）以及民间系统的讲唱文本这些几乎同时兴起的传播方式联系起来一同观照，则唐世传播图景的深层意义就更为清晰明显了。
不管各国新闻事业的早期拓荒者是不是都能明确意识到他们个人行为的意义，他们的传播活动所含的开拓进取内容都必然意味着与正统的疏离。这在西方可能表现为争取出版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的种种言行，而在中国古代就显示为不与朝廷抗命却又溢出宫禁的各行其是，如以前谈过的进奏院状报和这里谈到的笔记小说。在中国传统的话语谱系中，笔记小说属私家撰述的稗史，或者是意含贬损的野史，与宫廷编修的国朝或前朝正史判为两途。正史稗史代为不绝，唯至唐代，正史正式归入史馆，稗史则演为大行于世的笔记小说，从此二者并列平行各不相涉。这一间隔与疏离最初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客观上却为新闻事业的萌发创造了历史契机，这恐怕是谁都始料未及的。陈寅恪先生曾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针对官私史料的弊端写道：
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
这是站在史家的立场上说的。如果把视角换成新闻传播，那么陈寅恪先生的不刊之论等于概括了宫廷新闻与私家传闻的优劣利弊，同时也无异于彰显出正史与稗史、正统与偏流、中心与边缘的分道扬镳。关于私家报道的具体情形，我们将在下节探讨，这里作为对比不妨先来看一则《旧唐书》的实例：
（许）敬宗自（从）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初，虞世基与敬宗父（许）善心同为宇文化及（在扬州杀隋炀帝时）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虞）世基被诛，（其弟虞）世南匍匐而请代；（许）善心之死，（许）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为口实，敬宗深衔之，及为（封）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钱九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开国元勋）同卷。
此例或许比较特殊，但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唐人笔记
下面让我们从新闻传播的视角上，重点翻阅几本流传较为广泛的唐人笔记，以便具体察看一下这一士人传播的方式。
《隋唐嘉话》作者刘，是刘知几的次子，与乃父一样都是知名于时的史官。他的《隋唐嘉话》仿《世说新语》体裁，大致按时序记述从隋代到唐代天宝年间一些闻人的言行故事，而有关唐太宗一人的条目就占全书的二分之一。由于作者身为史官，又常受父亲的耳提面命，因而《隋唐嘉话》无论记人还是叙事，都堪称实录，一向被视为“研究唐前期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199页。比如下面两条记述，对了解唐代驿传都颇有价值。
郑公（魏征）之薨，太宗自制其碑文并自书。后为人所（离）间，诏令仆之。及征高丽不如意，悔为是行，乃叹曰：“若魏征在，不使我有此举也。”即渡辽水，令驰驿祀以少牢，复立碑。
征辽之役，梁公（房玄龄）留守西京，敕以便宜从事不请。或诣留后称有密者，梁公问密谋所在，对曰“公则是也。”乃驿递赴行在，及车驾于相州。太宗闻留守有表送告人，大怒，使人持长刀于前，而后见之，问反者为谁，曰：“房玄龄。”帝曰：“果然。”叱令腰斩（告者）。《隋唐嘉话》卷上。
《大唐新语》又名《大唐世说新语》,作者刘肃,身世不详，约为宪宗元和时人。书成于元和二年（807），资料来源多属传闻，“全采风谣”（序言），内容起自高祖武德之初，止于代宗大历之末。全书按类别分为三十篇，计有匡赞、规谏、极谏、刚正、公直、清廉、持法、政能、忠烈、节义、孝行、友悌、举贤、识量、容恕、知微、聪敏、文章、著述、从善、谀佞、厘革、隐逸、褒赐、惩诫、劝励、酷忍、谐谑、记异、郊禅。每篇或记人物故事，或叙掌故传说，少则五、七条，多则二、三十条，凡三百五十三条。“书中内容广泛，‘事关政权’，可以补充订正史籍，具有较高文献资料价值。”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198页。如下面这条就被《资治通鉴》所采用：
（御史大夫杨再思）见（张）易之弟（张）昌宗以貌美被（武后）宠，因谀之曰：“人言六郎似莲花。再思以为不然，只是莲花似六郎耳。”……天下名士视再思为粪土也。
《大唐新语》卷9。
《朝野佥载》作者张，武后时代人，以词章知名。时人谓其文“如青铜钱，万拣万中，未闻退时”，故有“青铜学士”之称，“暹罗、日本使入朝，咸使人就写文章而去”（《大唐新语》卷8）。其《游仙窟》一文，为唐传奇的名作。《朝野佥载》以记述武后时代的事迹为主，全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尚与人物面貌，多为作者耳闻目睹的一手资料，向为史家所重。本书比较突出地表现了笔记小说追求趣味、有闻必录的倾向，如下面两条所示：
则天时，调猫儿与鹦鹉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觉监，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传看未遍，猫儿饥，遂咬杀鹦鹉以餐之，则天甚愧。《朝野佥载》卷5。
（武后面首）张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壮丽，计用数百万，红粉泥壁，文柏贴柱，琉璃沉香为饰。夜有鬼书其壁曰：“能得几时（乐）？”令削去，明日复书之。前后六、七（次），易之乃题其下曰：“一月（或作一日）即足。”自是不复更书。《朝野佥载》卷6。
这两条都被司马光采入《资治通鉴》。前条中的“则天甚愧”一语，经司马光改为“后大惭”，愈见其味；后条中的鬼书其壁，被改成人书其壁，则合乎情理。
《唐国史补》又名《国史补》，作者李肇，为中唐时人，曾任翰林学士。本书序称：“昔刘集小说（指《隋唐嘉话》），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安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或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全书共三百零八条，“为后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唐代社会风俗、政界传闻、人物事迹、文学掌故的史料”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197页。如贵妃好荔枝、京师尚牡丹、李白命高力士脱靴等都广播人口。德宗览李晟收复京城的露布而感泣失声一事，即出自《国史补》，后采入《资治通鉴》。下面两条一同驿舍有关，一同信鸽有关：
王某云，往年任同州，见御史出按回，止州驿，经宿不发。忽索杂案，又取印历，锁驿甚急。一州大扰。有老吏窃哂，乃因（借助）庖人以通宪胥，许百缣为赠。明日未明，已启驿门，尽还案牍。御史乘马而去。
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舶最大。……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唐国史补》卷下。
下面一条寥寥几笔，便勾画出一条新闻花絮：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痛哭，华阴（县）令百计取之乃下。《唐国史补》卷中。
《封氏闻见记》封氏指作者封演，闻见记表明是亲闻亲见的琐记。该书约成于德宗贞元年间（785—804），记事约百条，“对研究唐史具有极其重要价值”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196页。下举两条都涉及传播：
选人王翰颇攻篇什，而迹浮伪，乃窃定海内文人百有余人，分作九等，高自标置，与张说、李邕并居第一，自余皆被排斥。陵晨于吏部东街张之，甚于长名。观者万计，莫不切齿。《封氏闻见记》卷3。
进士河东薛胜为《拔河赋》，其辞甚美，时人竞传之。《封氏闻见记》卷6。
《开元天宝遗事》大唐盛世至开元天宝而臻于辉煌的顶峰，同时也就从这顶峰上陡然崩溃。这一“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强烈对比与刺激，给唐人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心理创痛，他们的愤懑、疑惑、不甘与痛惜之情经由各种渠道表露出来，其中笔记小说便为一途。巧的是，这一颇堪检省的历史时期偏同一位风流倜傥、既有才干又有个性的皇帝连在一起，而他偏巧又同一位“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女子产生了一段此恨绵绵的爱情，还由此导致了一幕惊天动地的悲剧，从而为这段痛史平添了一段浪漫的情调和传奇的韵味。于是，元稹那首《行宫》里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便凝为后人谈论此节变故的永恒意象。从中唐以后，陆续出现了一批有关开元天宝时事的笔记小说，举其要者有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郑处诲的《明皇杂录》、郭湜的《高力士外传》、五代时人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和宋人乐史的《杨太真外传》等。“这些作品，多采自前朝旧闻，或搜之里巷琐谈，凡朝廷大事、宫闱秘闻、社会风尚、百戏杂技、名人趣闻，无不涉及。……其间虽然真伪杂糅，时涉神怪，但由于多属时人所记或后人得自前人目击者的亲述，所以仍具有一定社会史料价值，有的可补正史之阙。”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207页。其中较典型者当属《开元天宝遗事》。本书据社会传闻撰述，内容多有不实，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摘出了它的四处硬伤，称其“盖尾巷相传，语多失实”，“（王）仁裕采摭于遗民之口，不能证以国史”《容斋随笔》卷1。但书中的有些记述还是相当真确可靠的，因此常被作为信史材料使用，像下面两条就是如此：
新进士每及第，以泥金书贴子附于家书中，至乡曲亲戚，例以声乐相庆，谓之喜信也。《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杨国忠权倾天下，四方之士，争诣其门。进士张彖者，陕州人也。力学有大名，志气高大，未尝低折于人。人有劝彖令修谒国忠，可图显荣，彖曰：“尔辈以为杨公之势，倚靠如太山，以吾所见，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际，则此山当误人尔。”后果如其言，时人美张生见机。《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酉阳杂俎》作者段成式，为宪宗朝宰相段文昌之子，先祖段志玄乃太宗麾下一员名将，可谓簪缨世家。段成式在晚唐文坛与温庭筠、李商隐齐名，三人都排行十六，故“时号三十六”（《旧唐书·李商隐传》）。他的《酉阳杂俎》内容广博，资料丰富，堪称唐人笔记的代表作，“自唐以来，推为小说家之翘楚，莫或废也”（《四库全书总目》）。仅以《太平广记》为例，征引就达七百零七处参见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200页。居《太平广记》所引唐代各种笔记之首。我们以前曾多次采用过本书中的材料，加之本书如鲁迅先生所言“所涉既广，遂多珍异”（《中国小说史略》），真是举不胜举，因而这里仅从中列出一条轶事，即称岳父为泰山一典的由来：
明皇封禅泰山。（张）说为封禅使。（张）说女婿郑镒，本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迁转一级，惟郑镒因（岳父张）说骤迁五品（五品以上就属于高级干部），兼赐绯服。因大脯次，玄宗见（郑）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黄幡绰（玄宗身边得宠的俳优伶人）曰：“此乃泰山之力也。”《酉阳杂俎》前集卷12。
《尚书故实》作者李绰，身世不详，唐末曾任过朝官。据此书序称，李绰曾与一位张尚书一同避难乡间，“寓居佛庙，叨遂迎尘，每容侍话。凡聆征引，必异寻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遂纂集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作《尚书故实》。”也就是说，他是根据张尚书的闲聊话题撰述此书的，看重的是趣味性强的奇闻异事，如这一条：
又说洛中顷年有僧得数粒所谓舍利子，贮于琉璃器中，昼夜香灯，檀施之利，日无虚焉。有士子迫于寒馁，因请僧愿得舍利，掌而观瞻，僧遂出瓶授与，遽即吞之，僧惶骇如狂，复虑闻之于外。士子曰：“与吾几钱，当服药出之。”僧闻喜，遂赠二百缗，仍取万病丸与吃，俄顷泻痢，以盆盎盛贮，濯而收之。
比《尚书故实》稍晚的《刘宾客嘉话录》，也是作者韦绚在从学于刘禹锡、坐而语论之际，聆听默记的一些国朝琐事。据四库馆臣考订，此书近一半的内容即三十九条记述，“皆全与李绰《尚书故实》相同，间改窜一二句”。撇开是非不论，此事表明《尚书故实》成书后立刻就传播开了，其时效性值得注意。倘非如此，便不可能出现韦绚的抄袭之举。不过，下面一条却是韦绚采写的独家新闻：
刘仆射晏五鼓入朝，中路见卖蒸胡之处，势气腾辉，使人买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啖之，且谓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东观奏记》作者裴廷裕,出自宰相世家，唐末屡历清要，时称“文笔敏捷，号为下水船”（《唐摭言》）。据此书序称，9世纪末杜让能为宰相，监修国史，裴廷裕等专修宣宗（847至858年在位）实录，后来此事久拖不决，他便“谨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三卷（《东观奏记》）。非编年之史（正史），未敢闻于县官（皇帝），且奏记于监国史晋国公（杜让能）藏之于阁，以备讨论”。东观，是汉代宫廷的藏书之处，后成史馆别称，刘知几曾说自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史通·自叙》）。《东观奏记》一书，与李浚的《松窗杂录》、苏鹗的《杜阳杂编》、张固的《幽闲鼓吹》、范摅的《云溪友议》、高彦休的《唐阙史》、无名氏的《桂苑丛谈》和《玉泉子闻见真录》等，均属晚唐时人的笔记，且多记晚唐时事。如虽题冯翊著而真情不明参见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215页。的《桂苑丛谈》里“崔张自称侠”一条，就记述了诗人张祜被所谓侠客骗走钱财的滑稽事：
进士崔涯、张祜下第后，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谑时辈，或乘饮兴，即自称豪侠。……崔因醉作《侠士》诗云：“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由是往往播在人口：崔、张真侠士也……
一夕，有非常人装饰甚武，腰剑手囊，贮一物流血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也。”曰“然。”张（祜）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十年莫得，今夜获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问张曰：“有酒否？”张命酒饮之。客曰：“此去三数里有一义士，余欲报之，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气义，可假余十万缗，立欲酬之，是余愿矣。此后赴汤蹈火，为狗为鸡，无所惮。”张深喜其说，且不吝啬，即倾囊烛下筹其纤素，中品之物，量而与焉。客曰：“快哉！无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既去，及期不至，五鼓绝声，杳无踪迹。又虑囊首彰露，以为己累，客且不来，计无所出，乃遣家人开囊视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侠之气顿衰矣。
此事就是《儒林外史》第十二回“侠客虚设人头会”的故事之所本。从中也可见到盛唐使侠任气之风，至晚唐已随世风流转而沦为荒唐可笑之举的蛛丝马迹。另外，值得提及的皇甫枚的《三水小牍》，其“不少内容为亲见、亲闻、亲历之事，对研究晚唐社会问题颇多参考作用”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223页。仅举一条为例：
乾符丁酉岁（877）秋七月，诏以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刘公自京将一橐驼至郡，自风而逸于庐山下。南土无此畜，人睹而大惊，因聚徒击射至毙。乃列状于太守曰：“获庐水精。”刘公讶其事，既至，愀然曰：“此吾橐驼也。”乃命瘗（掩埋）于江堧。
《北梦琐言》作者孙光宪，为五代时人，其书内容多采自社会传言，但写作态度甚为谨严，“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后濡毫”（《北梦琐言》序）。书中多记晚唐五代皇室、宰辅、酷吏、藩镇、科举、社会习俗及文人僧道之事，历来被视为晚唐五代时期的社会写真，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多所采用。像下面一条，就常为士林播传：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跻大位。先是刘禹锡太和中为宾客，时李太尉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没于尘坌。既启之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绝，何必揽焉。但恐回吾之心。”其见抑也如此。《北梦琐言》卷1。
笔记之作至五代而更趋繁盛，除了这一士人传播方式内在的演进趋势外，此一发展应该说也得益于礼崩乐坏生民涂炭的现实境况。正像南唐刘崇远（号金华子），在其晚年笔记之作《金华子杂编》中所言：
爰及乱离，于故基迹，或叹或泣，凄咽仆柰。……并成人宦游之后，其间耳目谙详，公私变易，知闻传载，可系铅椠者（指刻本）。渐恐年代寝远，知者已疏，更虑积薪沉故，遗绝堪惜，宜编序者，即随而释之云尔。
晚唐笔记小说中特别引起我们关注的一项发展，是出现了明确以“新闻”为题的撰述。尽管当时新闻一词的意谓与今天的不尽相同，但毕竟流露了一缕前所未有的历史新声，同时也更明确地体现了笔记写作与新闻传播的内在关联。从文献资料上看，迄今所存的此种笔记只有两部，一是《锦里新闻》，一是《南楚新闻》。《锦里新闻》的作者可能是段成式姚福申先生据《宋史·艺文志》“小说类”的著录，断言《锦里新闻》三卷为段成式所撰。推测其内容当与锦江所在的蜀中有关，宋人句延庆的《锦里耆旧传》即述前蜀与后蜀之事。《南楚新闻》的作者尉迟枢是五代南唐人氏，中主保大时曾书《中兴佛窟寺碑》刻石（946），立于金陵。《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南楚新闻》三卷，收入小说家类。原本今已不存，逸文三十余则散见于《太平广记》、《说郛》、《绀珠集》、《实宾录》等书，内容以唐代朝野逸闻奇事为主，有关晚唐者尤多。参见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7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尉迟枢”条。以下两条所记捉梢郭使君与看马李仆射的故事，常被后世戏剧小说取作创作题材：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乾符初年……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钱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治广西横县），遂决还乡。时渚宫新罹王仙芝寇盗，里闾人物，与昔日殊。生归旧居……方知弟妹遇兵乱已亡，独母与一二奴婢处于数间茅屋之下，囊橐荡空，旦夕以纫针为业。生之行李间有二三千缗，缘兹复得苏息。乃佣舟与母赴秩（赴任）。过长江，入湘江，次永州北……夜半忽大风雨，波翻岸崩，树卧枕舟，舟不胜而沉，生与一梢公拽母登岸，仅以获免……母氏以惊得病，数日而殒……既丁忧，遂寓居永郡，孤且贫，又无亲识，日夕厄于冻馁。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颇熟风水间事，遂与往来舟船执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为捉梢郭使君。《太平广记》卷499 “郭使君”、“李德权”。另外，同书卷157的“段成式”，卷138的“李玭”，卷257的“张浚伶人”，卷483的“獠妇”和“芋羹”诸条，也都出自《南楚新闻》。
京华有李光者……以谀佞事田令孜（唐末权倾一时的宦官），令孜嬖焉，为左军使，一旦奏授朔方节度使。敕下翌日无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权，年二十余，令孜遂署剧职。会僖皇幸蜀，乃从令孜扈驾，止成都。……数年之间，（李德权）聚贿千万，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后（陈）敬瑄（田令孜之兄）败，（李德权）为官所捕，乃脱身遁于复州（治湖北沔阳），衣衫百结，丐食道涂。……寻获为牧守圉，人有识者，皆目之为看马李仆射。同上。
从以上所述的唐人笔记中，我们不难看到笔记之作与新闻报道的相通之处。由此可以推想，唐代士子撰述笔记时的心态应与当今记者采写报道时的心态相去不远，他们都极力从纷综的人事中采撷新奇独到的东西，并力图使之传播开去，为尽可能多的人所知晓。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论及南宋时人的日常生活时曾写道：
收集奇闻轶事的爱好早在唐代就十分风行，而到了宋代就更加明显。印刷术使得这类著作流传甚广，它们是由一系列的简短故事组成，这些故事均极尽荒唐怪诞之能事，却个个都有其亲眼目击的证人。人名、地名、日期等，均被准确地提供。［法］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17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就此而论，唐人笔记或许可以说是当时最富新闻传播意识的一种传播方式了。一部小册子似的笔记小说，不就像一份若干版的报纸么？其中的内容不都是琳琅满目可讶可叹么？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信息容量和传播时效的差异（表面的不同略而不计），然而从中世纪至当代，各国的历史都表明传播的容量与时效乃是一个动态的递增过程。今人不能强求古人在报道上分秒必争，更无法奢望动辄几十版乃至几百版的报纸，倒是不妨借鉴一下唐人笔记在传播新闻上的技巧与手法，看看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当代记者称为“易碎品”的新闻，在唐代的士人笔下居然获得了一种永恒的魅力。
我们觉得，其间因素是否可粗略地归结成三条。第一条是以记人为主。唐人笔记虽然涉及广泛，但每一条记述几乎无不以人带出，无不以人为记述的焦点，即使纯记物事，也总从人处落笔。如《唐国史补》中的这一条：
长安（武后朝年号，701—704）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毙，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是时裴均之子，将图不朽，积缣帛万匹，请于韦相贯之，举手曰：“宁饿死，不苟为此也。”《唐国史补》卷中。
人，是一切社会历史中最生动活跃的基元，所有人类文明归根结底都无非是人的活动、人的投影、人的创造。因而，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永恒的命题。
第二条是以人的本真面目为主。唐人笔记中形形色色的人无论是好是坏，都是真实的、本色的、与人的共性相通的，他们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即使放在千年之后的当代，即使置于文化背景迥异的异域也不难理解。如《南部新书》中的这一则：
中书省有磐石，薛道衡为内史侍郎，常踞其石草诏。后（来其）孙（薛）远超每见此石，未尝不泫然。《南部新书》甲。
第三条使唐人笔记获得恒久魅力的因素，就是只记事实不加评判的客观叙述笔法。当然，这并不是说作者本人没有主观倾向，毋宁说他把价值判断寓于不动声色的直白之中。
上述三条即记人、记活人、记活人之所为，或许就是唐人笔记为今日记者提供的有益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