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本章延续上一章的话题，继续探讨官方系统中的常规及非常规的新闻传播方式。wwwwcom所谓传播方式，实即传播手段。不论传播手段如何千变万化，花样繁多，总不出经由中介的间接一路和通过交往的直接一途这么两大类型。现在常说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无非是对自古及今这两大传播脉络的承继与拓展。至于当下的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则又似将二者交融为一体了。从传播的视角看，信息不管是经由中介系统还是通过人际网络，都在于使原本孤立的各方发生联系，产生互动。不言而喻，天然的人际交流总不免受时空的制约，为了突破这一限制，使信息得以尽快尽广地流传开来，人类便在文明的进化历程中，不断地发明和完善各种中介手段。从远古的结绳记事到西周的置邮传命，从文字的书写到书籍的印刷，从古代的邸报到现代的报刊，从广播到电视，进而到如今被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互联网等，都是这一努力的结晶，这一跋涉的足印。而我们这里所探讨的一系列传播方式——烽燧、榜文及其他，也都不妨被视为这一文明长河中波涌浪翻的一个个浪头，一股股潮流。
白日登山望烽火
如同露布一样，烽燧也是通报军情的常用方式。一般来说，烽燧常同边关、征戍、大漠、沙场等形象联系在一起，就像唐诗里反复吟咏的：
涂山烽候惊，弭节度龙城。
魏征《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杨炯《从军行》
烽火然不息，征战无已时。
李白《战城南》
鼓鼙悲绝漠，烽戍隔长河。
郎士元《送李将军赴邓州》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李颀《古从军行》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王昌龄《从军行》
沙场烽火侵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
祖咏《望蓟门》
烽燧报警究竟源于何时，现在无法确知，至少西周时这种传播手段已见使用，最著名的莫过于幽王烽火戏诸侯之事。据《史记·周本纪》记载：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悦）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最初，“烽”与“燧”各有所指，是两个独立平行的名物，后来二者逐渐固定成一个专用词语，用来指一般所说的烽火。关于烽与燧的能指与所指，前人早做过详备的考辨李敬一先生在其近著《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中，对此进行了较系统的综述。详见该书第5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公认的看法是：“夜里点的火叫烽，白天烧的烟叫燧。”《古汉语常用字字典》，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细则正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李贤的一条注里所言：
边方备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臬（一种可以上下牵引的机具），桔臬头有兜零（笼），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燔（焚烧）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
简言之，烽指火，燧指烟；白天燃烟，夜晚点火。因此之故，烽燧又称烽烟、烽火。如姚合《送李廓侍御赴西川行营》诗：“从今巂州路，无复有烽烟。”另外，边地荒凉，柴薪难觅，所谓“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高适），“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等名句，都是这一荒寒景象的生动写照。于是，白昼燔燧燃烟，便不得不常以狼粪代薪，就像边地牧民至今仍有以牛粪为燃料者一样。之所以使用狼粪，一是此物当时在边关可能遍地皆是，收集起来容易；二是狼粪烧出的烟又高又直，容易看到。唐人段成式，在其“所涉既广，遂多珍异”（鲁迅）的名作《酉阳杂俎》中曾写道：“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160页。如此一来，烽燧便又有了另一常见的别称——狼烟，而狼烟四起便同烽火连天一样，都成为乱世的写照。
从传播的时效上讲，烽燧在古代诸多传播形式中无疑属佼佼者。蔡谟《与弟书》里就讲道：“军中耳目，当用烽鼓，烽可遥见，鼓可遥闻，形声相传，须臾百里。”如此迅捷，在电信技术用于传播前实可谓“神速”。所以，烽燧自然始终与十万火急的军情通报联为一体，而“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赵嘏《水调歌》第一）便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常见画面。作为最迅捷的传播手段，烽燧报警降至唐代已形成一整套完备的制度、设施与运作规则。当时，每三十里左右设烽候一座，制同三十里设驿站。候又作堠，指瞭望敌情的土堡、哨所。烽候连用即指燃放烽烟的烽火台，如陈子昂《感遇诗》云：“亭堠何摧兀”，徐悱《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琊城》云：“甘泉警烽候，上谷拒楼兰”等。临近边塞的烽候为加强防卫能力，还筑有驿站似的城池，并置烽帅一人、烽副一人掌管。即《旧唐书·职官》所言：
凡烽堠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边境者，筑城置之。每烽置帅一人，副一人。《旧唐书》，18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对此，成书于唐玄宗时代的《唐六典》记述得更详尽：
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冈隔绝，须逐便安置，得相望见，不必要阻三十里。其逼边境者，筑城以置之。每烽置帅一人、副一人。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随贼多少而为差焉。［日］广池千九郎等校注：《大唐六典》，126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烽帅手下负责守卫烽火台并监视动静燃烟放火的士卒，称为“烽子”。戎昱《塞上曲》中有一句：“山头烽子声声叫，知是将军夜猎还。”据杜牧的祖父，不仅出将入相还留下一部史学巨著《通典》的杜佑说：“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资治通鉴》，77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几与杜牧同时出生，且同为“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的段成式，则在《酉阳杂俎》中以怪诞的笔墨记述了这么一则故事。
永泰初，丰州（今内蒙古五原）烽子暮出，为党项缚入西蕃养马。蕃将令穴肩骨，贯以皮索，以马数百蹄配之。经半岁，马息一倍，蕃将赏以羊革数百，因转近牙帐。赞普（吐蕃君主）子爱其了事，遂令执纛左右，有剩肉、余酪与之。又居半年，因与酪肉，悲泣不食。赞普问之，云有老母频夜梦见。赞普颇仁，闻之怅然，夜召帐中语云：“蕃法严，无放还例。我与尔马有力者两匹，于其道纵尔归，无言我也。”烽子得马极骋，俱乏死，遂昼潜夜走,数日后为刺伤足，倒碛（沙漠）中。忽风吹物窸窣过其前，因揽之裹足。有顷，不复痛，试起步走如故。经宿（两夜），方及丰州界。归家，其母尚存，悲喜曰：“自尔失，我唯念《金刚经》，寝食不废，以祈见尔，令果其誓。”（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272页。
这个被卖到吐蕃当奴隶的烽子，凭着自己的聪明能干一步一步由下人升至近侍，最后竟然死里逃生回到家里，确实让人称奇。怨不得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小说之翘楚”的《酉阳杂俎》，专门将此事记载下来，后又被《太平广记》著录其中（见105卷）。从这则故事里我们知道，烽子同驿卒一样属社会底层，且由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充任。
唐代的烽燧系统统归中央尚书省的兵部。兵部分为四司，即兵部、职方、驾部和库部。从具体的隶属关系讲，馆驿系统的顶头上司是驾部郎中，而烽燧系统的行政主管就是职方郎中。据《通典·职官五》，职方郎中“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另据《新唐书·百官志一》：“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烽候、防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虽说烽候串联起来差不多等于一条边防线，但事实上在后方、在内地也都设有成套的烽燧警报系统。尤其在唐朝防御的核心地带，如陕西、山西、河北等地，更是像前线一样处在烽燧雷达的警戒之下。据《唐六典》记载：
旧关内（陕西北部）、京畿（西安）、河东（山西）、河北皆置烽。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敕以边隅无事，寰宇又安。内地置烽诚为非要。量停近甸（临近首都）烽（堠）二百六十所，计烽帅等一千三百八十八人。［日］广池千九郎等校注：《大唐六典》，126页。
依照此处量停的烽候与人员，我们不难算出每烽的平均人数为五人，这与前引杜佑的说法相近。不过，开元二十五年的这纸罢停内地烽候的敕书恐怕仅仅是停留在书面上，并未付诸实施。晁公武在评论“六典”时尽管强调“诸司遵行，殆将过半”，但还是承认这部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的《唐六典》未能“悉行于世”语见《郡斋读书志》，转引自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9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法国学者戴何都在《唐六典正确地描述了唐朝的制度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10）。一文中说得更明确：“《唐六典》中所描述的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甚至在玄宗临朝年间也是如此，到了后来几代君主间则越来越松懈了。”证明停罢内地烽候之敕令未能贯彻的根据，还在于当渔阳鼙鼓动地来之际，这些烽火台依然照样发挥作用。如唐人姚汝能在其保留了安史之乱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安禄山事迹》中就提到，潼关失守之夕，“平安火不至，玄宗惧焉”（唐）姚汝能著，曾贻芬校点：《安禄山事迹》，卷下。当此时，不知玄宗是否忆及十八年前在歌舞升平中下的那道“内地置烽诚为非要”的诏书，但他翘首急盼烽燧送来平安消息的心情却是可想而知的。
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崛起，形成与朝廷武力抗衡的局面，从此中央王朝强求统一与地方军阀力图分裂的冲突便持续不断。在这种背景下，各大藩镇也都设置了自己的烽燧报警系统。如李愬冒雪奔袭蔡州之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资治通鉴》卷24l。切断了吴元济的“电话线”，结果“（李）愬至（蔡州）城下，无一人知者”《资治通鉴》卷240。再如，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部将刘悟倒戈归唐，擒杀李师道，传首京师。此前，刘悟曾驻军阳谷（今山东阳谷），当他准备回师直捣李师道老巢时，潜使人以其谋告田弘正（围剿李师道的官军统帅之一）：“事成，当举烽相白；万一城中有备不能入，愿公引兵为助。……”且使（田）弘正进据己营。弘正见烽，知得城，遣使往贺。（刘）悟函（李）师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营，弘正大喜，露布以闻。淄青等十二州皆平。《资治通鉴》卷24l。
正是这个李师道在官军讨伐吴元济的815年，派刺客潜匿于上都进奏院，刺杀了力主削藩的宰相武元衡，又派兵埋伏在东都进奏院谋乱，以牵制唐军，从而制造了两起震惊天下的特大新闻。
除了上述这些常设的烽候之外，还有一种大军出征时随处临时布置的烽火报警网络。这种网络就像现代战争中前线指挥部架起的电话线，战斗结束了或指挥部转移了，它也就随之撤除。对此临时烽火的功用与操作，文武双全的杜佑曾做过详尽的叙述：
诸军马拟停三五日，即须去军一二百里以来，安置爟烽（即烽火），如有动静，举烽相报。其烽并于贼路左侧逐要置，每二十里置一烽应接，令遣到军。……如觉十骑以上、五十骑以下（之敌），即放一炬火，前烽应讫即灭火；若一百骑以上、二百骑以下，即放两炬火，准前应灭；贼若五百骑以上、五千骑以下同，即放三炬火，准前应灭。前烽应讫，（点燃上一程烽火的士卒）即赴军（大本营），若虑走不到军，即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军。如以次烽候视不觉，其举火之烽即须差人，急走告知。贼路就置爟烽，军内即须应接，又置一都烽，应接四山诸烽。其都烽如见烟火，急报大总管（元帅），云“某道烟火起”。大总管当须严备，收拾畜生，遣人远探，每烽令别奏一人押（掌管），一道（诸）烽令折冲、果毅一人都押。《通典》卷157。
这样周密细致，可谓万无一失。由此也可知唐代烽燧制度之完善了。需要说明的是，以来敌数量决定烽火之数，在隋代已成定制。如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突厥内讧，已为皇家女婿的突利可汗大败，其部落散亡，而他本人则与出使突厥的隋朝大将长孙晟，“以五骑南走，比旦，行百余里，收得数百骑”。其时，突利不免又生犹豫，觉得“兵败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岂礼我乎”，不若回去与对手和好。欲使突利入朝的长孙晟得知此情后，“密遣使者入伏远镇，令速举烽”。突利见城中连举四烽，便问长孙晟，长孙晟回答说：“城高地迥，必遥见贼来。我国家法，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烽。彼见贼多而又近耳。”突利一听大惧，忙入伏远镇以避兵锋，而入城后便由不得自己了，“（长孙）晟留其达官执室领其众，自将突利驰驿入朝”《资治通鉴》卷178。再如，《太宗实录》中也记载了一段不无相似的故事：
初，罗士信（即旧小说中罗成的原型）取千金堡（洛阳北），太宗（李世民）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来攻堡，（屈突）通惧，举烽请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缓救以骄（王）世充。通举三烽以告急，太宗方出援之。《资治通鉴》卷188武德四年春胡三省注。
校尉羽书飞瀚海
如同露布与檄书形同一体，烽燧与羽檄也可谓形影相随。说起露布不能不提檄书，同样，讲到烽燧也不能不谈羽檄。
羽檄，又称羽书，严格说是征调军队、通报军情的火急文书，通俗说就是现代的鸡毛信之属。《汉书·高帝纪下》有一句：“吾以羽檄征天下兵。”对此颜师古注曰：“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就是说，称羽檄者是因为插有鸟的羽毛。而插上鸟羽则表示像鸟一般飞速传递。这种刻不容缓、急如流火的情形，在唐代诗人的笔下常可见到：
青槐夹两道，白马如流星。闻道羽书急，单于寇井陉。
王昌龄《少年行》
羽书如流星，飞入甘泉宫。
刘湾《出塞曲》
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
王维《老将行》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高适《燕歌行》
一旦敌寇压境，兵临城下，边关守军须做的第一件事无疑是举烽火，第二件事自然就是发羽书。如把烽火比作一篇战地消息的导语，那么羽书便是消息的主体了。故而，人们常将二者相提并论，如“烽火遍照于川原，羽书交驰于道路” （《高力士外传》）。前面提到安史之乱中潼关失守当晚，玄宗遥望平安火的事情。唐制，“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胡三省注。当时，玄宗先见平安火不至，已知大事不妙。第二天又看到驿骑飞送的羽书，才得知事态的详情。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辛卯之夕，平安火不至，玄宗惧焉。十五日壬辰，闻于朝廷。”决计离京奔蜀前夕，玄宗最后一次登上往日与兄弟们欢歌畅饮的花萼相辉楼，演出了一幕心酸的历史悲歌：
禄山犯顺，乘遽以闻，议欲迁幸，置酒楼上，（四顾凄怆）命作乐，有进《永调歌》者曰：“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上（闻之潸然泪下）问谁为此词，日：“李峤。”上曰：“真才子也。”遂不终饮而去。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见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另见同书所收李德裕：《次柳氏旧闻》，7页。
我们感到，这首悲词不仅是大唐盛世的挽歌，同时仿佛也为烽燧传播留下一缕苍远浩茫的历史心音，以致后世之人每登临古烽火台，总会生出同样的感喟，体味同样的酸辛：“城郭为墟人代改，但见西园明月在。……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张说《邺都引》）
榜文与告示
当话题由上节的烽燧过渡到本节的榜文时，我们的感觉就像从狼烟滚滚的疆场步入其乐融融的田园，从高江急峡雷霆斗的喧腾转向唯见长江天际流的从容。
传播方式的演变同生物世界的进化非常相似。在进化过程中，有的生物完全灭绝了，如恐龙，有的被更高级的物种取代了，如从猿到人。相对于烽燧的恐龙式命运，榜文则沿用至今，与各种现代化的媒介一同发挥着信息传播的功能。
榜文，古代径直称榜，并多写作“牓”。它其实就是现在仍很常见的告示。我们认为，在唐代诸多的新闻传播形式中，榜文应该说是真正具有大众传播特质的。首先，它是面向公众的，它的目的就在于广而告之，不像状报、羽书等有特定的传播对象。其次，它是经常发布的，不像露布、烽燧等只在特定时刻使用。最后，它的内容包罗广泛，从军国要闻到日常须知都在其传布范围，具有十足的新闻性。总之，我们想象不出当时有比榜文更近于新闻媒介的传播方式。或许，正由于榜文在唐代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普适性、广泛性和常规性，使得人们像对待无处不在的空气一样对其习以为常不以为意，因而反倒没有留下多少可供一阅的“文字说明”。
傅璇琮先生在论及唐代的进士放榜时说过，“唐代的进士榜，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张榜，用大字书写贴于礼部固定的地点，一种是所谓榜贴，也称‘金花贴子’，可以传通到各处”傅璇琮：《唐代的进士放榜与宴集》，载《文史》，第二十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其实，不独进士榜，任何榜文都可分为张榜与传榜（榜贴）两种。前者如“天门日射黄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杜甫《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后者如“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白居易《杜陵叟》）。杜诗中说的“黄金榜”，即常言金榜题名之金榜，唐人多称之。如李旭《及第后呈朝中知己》：“金榜高悬当玉阙，锦衣即著到家林。”再如广宣《贺王侍郎典贡放榜》：“再辟文场无枉路，两开金榜绝冤人。”登科榜之所以称金榜，“可能当时榜书系用黄纸，黄纸金色，故称金榜；同时金榜也有吉祥喜庆的意思”（傅璇琮）。
用传播学的眼光看，榜文实为联系传者——发榜部门与受众——读榜公众的一个中介。传者经此中介将有关信息公之于众，而受众通过榜文获知各种信息。换言之，榜文无异于在官方与民间之间建立起一条沟通渠道，使二者得以发生联系。从榜文的规格上看，唐代几乎每一级官方机构都有发榜的权力，都有以此晓谕公众的需要。下面试举若干事例说明。
天宝五载（746），玄宗命郡县长官从他所撰的《广济方》中，“选其切要者，录于大板上，就村坊要路榜示”据《唐会要》，转引自［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乾符六年（879），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到任后，为了整治当地盗贼成群的治安秩序，拿出官库里的一千五百缗铜钱，分别放在成都的三个闹市区，然后发榜说：“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盗不能独为，必有侣，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榜文一出，便产生这样的效果：
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与汝同死耳。”（崔）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别人）所先，死复何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杀盗于市，并灭其家。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无一人之盗。《资治通鉴》卷253。
看来这位节度大员很懂得人的心理，善于抓住关键，分化瓦解。而同样是想令行禁止。另外一位地方长官可就行事笨拙，丢人现眼了。咸通八年（867），“怀州（河南焦作一带）民诉旱，刺史刘仁规揭榜禁之，民怒，相与作乱，逐（刘）仁规，仁规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赀，登楼击鼓，久之乃定”《资治通鉴》卷250。
中和二年（882），西川节度使陈敬瑄镇压了阡能领导的起义军，事后在阡能起事的邛州（四川邛崃）张榜，“凡阡能等亲党皆不问”。可是，未几，邛州刺史申捕获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系狱，请准法（处决）。（陈）敬瑄以问孔目官唐溪，对曰：“公已有榜，令（阡能亲党）勿问，而刺史复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杀之，岂惟使明公失大信，窃恐阡能之党纷纷复起矣！”敬瑄从之，遣押牙牛晕往，集众于（邛）州门，（将系狱的三十五人）破械而释之，因询（问）其所以然，果（然是因为）行全有良田，（邛州）刺史欲买之，不与，故恨之。《资治通鉴》卷255。
陈敬瑄的这一纸榜文不仅关系着一个地区的局势稳定，还决定着三十五人的身家性命，作用非同一般。
光启三年（887），张全义任河南尹，当时他的辖区经过频繁的战乱，城邑残破，田地荒芜，居民不满百户，一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这时，张全义便从麾下所余百号人中，“选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给一旗一榜，谓之屯将，使诣（洛阳城外）十八县故墟落中，植旗张榜，招怀流散，劝之树艺”。这样数年下来，“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资治通鉴》卷257。
以上所述都属张榜，至于传榜无非是将同样内容的榜文传往各地，然后或张贴或宣读而已。比如檄书，也可说是传榜之一种：论及内容称檄文，论及传播称榜文。在下面一例中，很难说传檄不是传榜：
（郑）畋传檄天下藩镇，合兵讨贼（黄巢）。时天子在蜀，诏令不通，天下谓朝廷不能复振，及得（郑）畋檄，争发兵应之。《资治通鉴》卷254。
另外，天佑三年（906），王建立行台于蜀，“以榜贴告谕所部藩镇州县”《资治通鉴》卷265。显然，他既在治所张榜，又在全境传榜。
在唐代各类官方告示中，一年一度的进士榜无疑最牵扯上下人心，最耸动天下视听。所谓“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通典》卷15“选举”三引沈既济语。即不出十二天便举国皆知（古代以干支纪日，称从子至亥循环一周十二日为“浃辰”）。“尤其是中唐以来，宰相和朝廷内外要职，主要由进士出身者担任，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这样，进士放榜也成为举国瞩目的大事，因为这不仅决定应试举子个人的升沉得失，也影响以后的政局将由哪些人来掌握。穆宗长庆时，王起知贡举，放榜后，诗人张籍有句云“‘车马争来满禁城’，‘千里万里尽传名’，可以概见其盛况。”傅璇琮：《唐代的进士放榜与宴集》，载《文史》，第二十三辑。此种情形类似于今天的大选揭晓，而报告这一头条新闻的进士榜，自然也就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那种巴望、焦虑、兴致勃勃、又兴奋又紧张甚至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以今推昔当不难想象。对此，正史记载既详，野史传闻也多。以下便是几个颇有戏剧性的故事：
贞观初，放榜日，太宗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进士榜头，竖黏黄纸四张，以毡笔淡墨衮转书曰：“礼部贡院”四字。或曰文皇（李世民）顷以飞帛书之，或象阴注阳受之状。进士旧例，于都省考试，（礼部）南院放榜。张榜墙，乃南院东墙也。别筑起一堵高丈余（的张榜墙），（墙）外有堧垣。（清晨天尚）未辨色，即自北院将榜就南院张挂之。元和六年，为监生郭东里决破（墙下的）棘篱，圻裂文榜，因之后来多以虚榜自（尚书省的）省门而出，正榜张亦稍晚。《唐摭言》卷15“杂记”。
赵琮妻父为钟陵大将。（赵）琮以久随计不第，穷悴甚,妻族益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军中高会，州郡谓之春设者。大将家相率列棚以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弊，众以帷隔绝之。（春）设方酣，廉使忽驰吏呼将，将惊且惧。既至，廉使临轩，手持一书笑曰：“赵琮得非君子（之）婿乎?”曰：“然。”（廉使）乃告之：“适报至，（赵琮）已及第矣。”即授所持书，乃榜也。将遽以榜奔归，呼曰：“赵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障，（与之）相与同席，竞以簪服而庆遗焉。《太平广记》卷182。
大中岁，韦颛举进士，词学优赡而贫寒滋甚。岁暮饥寒，无以自给，有韦光者待以宗党，辍所居外舍馆之。放榜之夕，风雪凝沍，报（韦）光（及第）成事者络绎而至，（韦）颛略无登第之耗。（韦）光延之于堂际小阁，备设肴馔慰安之。……（韦）颛夜分归所止，拥炉愁叹而坐。……俄而禁鼓忽鸣，榜放，颛已登第，（韦）光服用车马悉将遗焉。《太平广记》卷462。
如同前述露布、烽燧等，榜文既为统治者所看重，也为叛逆者所采用。当年安禄山起兵叛乱，“既出范阳，遂为长榜以毁国家，兼妄云累奏不听”《安禄山事迹》卷中。；此外，“诡言奉密诏讨杨国忠，腾（传）榜郡县。”《新唐书·安禄山传》。建中四年（783），泾原节度使的五千兵马奉命东征，路过长安时因食劣无赏而哗变，回师京城，德宗仓皇出奔，叛兵便拥戴软禁在京的原地方军阀朱泚为主。朱泚夜半入宫，平明出榜，声称：“泾原将士久处边陲，不闲朝礼，辄入宫阙，致惊（皇帝）乘舆，西出巡幸。太尉（朱泚时加太尉、中书令）已权临六军，应神策军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禄食者，悉诣行在（德宗出奔的奉天）；不能往者，即诣本司。若出三日，检勘彼此无名者，皆斩!”《资治通鉴》卷228。这类榜文听起来冠冕堂皇，义正辞严，而实际上无非是叛军发布的政变新闻或文告。
前面谈露布时，我们曾引了一条出自民间的讽刺性露布《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巧的是，这里又有一则同样出于民间、同样意在讽刺，而且同样以两句与“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句式相仿的妙语播于人口载入史籍的榜文：
（崔湜的）妻美，与二女并进储闱（即东宫太子李隆基），（因此而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即宰相）。或有榜之曰：“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朝野佥载》卷5。
这个崔湜早负才名，弱冠及第，不到三十岁便官至兵部侍郎。有一次，他暮出端门，马上自吟：“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当时任工部侍郎的张说，望之杳然而叹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太平广记》卷494。然而，这位所谓容止端雅文词清丽的才子，却是个德行阙如、见风使舵的奸佞之徒。他先是依附于武三思，后又托庇于安乐公主，接着又成为太平公主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并做了太平公主的情夫之一。即使在与太平公主策划毒死李隆基或发动政变干掉皇帝的情况下，他也照玩脚踩两只船的惯技，将自己的妻子女儿供奉给政敌、后来的玄宗皇帝当时的东宫太子。所以，这份民间无名氏的榜文讽刺他“托庸才于（太平公）主第，进艳妇于（东宫太子）春宫”。有道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当唐玄宗粉碎太平公主的阴谋后，崔湜也就难逃一死了。而这一民间榜文则以辛辣的文词，记录下一条宫廷新闻。
在唐代的各色民间榜文中，有一则因同复仇传奇相关而在历史的缤纷图景中留下一角身影，这就是李公佐在《谢小娥传》中讲到的奇闻。李公佐是唐代著名传奇《南柯太守传》的作者，成语南柯一梦即源出此处。《谢小娥传》是他的又一传世之作，讲述了一位弱女子几经曲折终于为父为夫杀贼报仇的故事。这事本身可以说就是当时的一条社会新闻。《新唐书》据此而将谢小娥列入《列女传》。这也为甘惜分先生的下述观点提供了又一佐证：“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新闻，新闻是正在发展着的历史。”见其《再论新闻学与历史学》一文，见《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一九九三年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论文汇编》，35页，台北，三民书局，1995。加之其中又涉及一则民间榜文，所以不妨将它摘录如下：
小娥，姓谢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嫁历阳侠士段居贞。居贞负气重义，交游豪俊。小娥父畜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时小娥年十四，始及笈。父与夫俱为盗所杀，尽掠金帛。段之弟兄，谢之生侄，与僮仆辈数十，悉沉于江。小娥亦伤胸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经夕而活。因流转乞食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净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梦父谓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又数日，复梦其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书此语，广求智者辨之，历年不能得。
至元和八年春，余罢江西从事，扁舟东下，淹泊建业，登瓦官寺阁。有僧齐物者，重贤好学，与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妇名小娥者，每来寺中，示我十二字谜语，某不能辨。”余遂请齐公书于纸，乃凭槛书空，凝思默虑。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询访其由。小娥呜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为贼所杀。迩后尝梦父告曰……又梦夫告曰……岁久无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审详矣。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画，是申字；又申属猴，故曰车中猴。草下有门，门中有东，乃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过，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有日，是春字也。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恸哭再拜，书申兰申春四字于衣中，誓将访杀二贼，以复其冤。……
尔后小娥便为男子服，佣保于江湖间。岁余，至浔阳郡，见竹户上有纸榜子，云“召佣者”。小娥乃应召诣门，问其主，乃申兰也。兰引归，娥心愤貌顺，在兰左右，甚见亲爱。金帛出入之数，无不委娥。已二岁余，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谢氏之金宝锦绣、衣物器具，悉掠在兰家，小娥每执旧物，未尝不暗泣移时。兰与春，宗昆弟也。时春一家住大江北独树浦，与兰往来密洽。……或一日，春携文鲤兼酒诣兰，娥私叹曰：“李君精悟云鉴，皆符梦言。此乃天启其心，志将就矣。”是夕，兰与春会群贼，毕至酣饮。暨诸凶既去，春沉醉，卧于内室，兰亦露寝于庭。小娥潜锁春于内，抽佩刀先断兰首，呼号邻人并至，春擒于内，兰死于外，获赃收货，数至千万。初，兰春有党数十，暗记其号，悉擒就戮。时浔阳太守张公，善娥节行，为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时元和十二年夏岁也（817)。……（余）作（谢小娥）传以旌美之。《太平广记》卷491。
谢小娥的复仇成功，除了她个人的坚忍果敢之外，还借助于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一个是解谜的作者，一个是招佣的纸榜。因着前者，小娥得以知道仇人；因着后者，她又得以遇上他们。两个环节前后相扣，才能将冤死与复仇两事贯通起来。这里，一纸平常看来或许无关紧要的榜文，竟成为破案的一个关键。对杀人凶手申兰申春来说，他们万万想不到自己张贴的榜文，最后居然差不多成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最后，我们要来谈一种似乎无关而实则切要的新闻传播形式——起居注。起居注，是皇帝言行举止的记录，体裁上大都归入编年史范畴。王仲荦先生在其《隋唐五代史》中写道：“唐朝当代的历史记录，有起居注，有时政记或日历。起居注、日历，是实录的长编，实录又是后来官修正史的长编。”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下册，9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一历史记录实际上也可算作新闻传播。首先，新闻与历史尤其是当代史实为一体之两面，用甘惜分先生的话来说,“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新闻，新闻是正在发展着的历史”甘惜分：《再论新闻学与历史学》，见《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一九九三年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论文汇编》，35页。用蔡元培先生的话来说：“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北京，棠棣出版社，1950。转引自注1。其次，以皇帝为中心的起居注，实际上广泛记录了当时的军国大事，内容十分丰富，举凡政治举措、军事行动、经济政策乃至自然灾害、行政区划、官吏任免、社会动态等，均有详实记载，既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又具有鲜明的新闻特征。最后，起居注的记事之制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旧唐书》卷43。即以年、月、日为序载言录事，加之内容林林总总涉及甚广，与当今定期刊行的政府公报几无二致。我们甚至推测，“开元杂报”的内容就出自起居注，是起居注的摘要报道。总之，起居注是唐代官方新闻传播中不容忽略的一种手段。借用《旧唐书》中的话：
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既终藏之于府。《旧唐书》卷43。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第一，这种新闻传播难免流于“以朝廷为中心的记录”（崔瑞德）［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40页。即梁启超所说的帝王将相之家谱；第二，起居注是内敛的，而非开放的，即所谓“既终藏之于府”；第三，它着意时间上的流传（不朽），而不追求空间上的扩散（易碎）。这是有别于新闻传播之特性的。
以记载皇帝行止为主的“注记”制度源远流长。《春秋》有“君举必书”之义，《周官》、《礼记》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其间区别诚如刘知几所言：“大史掌囯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通》卷11。汉代以后，开始出现专记皇帝言行的著述，世称起居注。据载，汉武帝时即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马后撰有《明帝起居注》，“然皆零落，不可复知”。魏晋时期，多以修史的著作郎掌起居注。《史通》卷11：“当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职隶中书，其官即周之左史也。……又按《晋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至北魏又设专职的“起居令史”，侍从皇帝，“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纪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史通》卷11。降及隋唐，随着官方修史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起居注更发展为包括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等在内的一整套机制，不仅专人执掌，而且蔚为大观。如《开元起居注》就多达3682卷。参见《新唐书》卷58。据唐代史学巨子刘知几所言：
（起居注）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书、正字闲于述注者修之，纳言兼领其事。炀帝以为古有内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员，职隶中书省。……皇家（指唐）因之，又（于门下省）加置起居郎二员，职与（起居）舍人同。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起居）郎居其左，（起居）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龙朔中，改名左史（起居郎）、右史（起居舍人）。今上（中宗）即位（705）,仍从国初之号焉。……夫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称之以成功。《史通》卷11。
唐代的起居注，除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外，其余均已散佚，而它又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起居注。温大雅曾随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署大将军府记室参军，掌军中文翰，后又参与制定唐朝的开国典仪，迁黄门侍郎（门下省次官），其弟温彦博为中书侍郎（中书省次官），另外一弟温大有后来也任中书侍郎，故为时人所称羡。唐高祖曾开玩笑说：“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上册，22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我起兵造反，原来是为了你一家啊。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凡三卷，“上卷记李渊起兵太原至出兵太原四十八日之事，中卷记自太原至长安一百二十六日之事，下卷记李渊摄（隋）政至受隋禅一百八十三日之事，首尾完具，无所佚阙”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下册，944页。这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在一个改朝换代的大变动时期，演出了多少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换言之发生了多少搅天动地激荡人心的新闻。而所有这一切都被温大雅一一载入《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后人自然视之为历史，但在温大雅的笔下它们却都是活生生的军国要闻。如：
隋主（炀帝）遣司直姓名驰驿系帝（李渊）而斩（马邑太守王）仁恭。帝自以姓名著于图箓，太原王气所在，恐被猜忌，因而祸及，颇有所悔。时皇太子（李建成）在河东，独有秦王（李世民）侍侧，耳语谓王曰：“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孟津之师，不可从吾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笑。”王泣而启帝曰：“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帝曰：“今遇时来，逢兹锢系，虽睹机变，何能为也！然天命有在，吾应会昌，未必不以此相启，今吾激励，谨当敬天之诫以卜兴亡，自天佑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乃后数日，果有诏使驰驿而至。释（李）渊而免（王）仁恭，各依旧检校所部。《资治通鉴》卷183胡三省注引。
再如，李渊南下进兵长安途中，一度陷入阴雨连绵、军粮不继的困境，后方又传来突厥与刘武周将乘虚袭取太原的消息，一时间军心浮动，物议汹汹，是进是退李渊不免犹豫起来，此时温大雅记述道：
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李建成）、二郎（李世民）等而谓之曰：“以天赞我而言，应无此势，以人事见机而发，无有不为。借遣吾当突厥、（刘）武周之地，何有不来之理。诸公谓云何？”议者以“（宋）老生、屈突通（皆隋将）相去不远；李密谲诳，奸谋难测；突厥见利而行；（刘）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会，义兵家属在焉。愚夫所虑，伏听教旨”。唐公顾谓大郎、二郎曰：“尔辈何如?”对曰：“（刘）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突厥必欲求利太原，宁肯近忘马邑！武周悉其此势，未必同谋同志。（宋）老生、突厥奔竞来拒，进阙图南，退穷自北，还无所入，往无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今禾菽被野，人马无忧，坐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粟，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诸人保家爱命，言不可听。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唐公喜曰：“尔谋得之，吾其决矣。三占从二，何藉舆言。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资治通鉴》卷184胡三省注引。
温大雅的起居注并非都是秉笔直书的实录，其中也羼杂了一些虚妄之事与溢美之词，报道了一些“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刘知几）的伪新闻。比如，在攻取河东郡的一次战斗中，明明是“骁勇千余人已登其南城，高祖在东原，不之见，会暴雨，髙祖鸣角收众”同上。结果将得手的胜利又拱手相让。但在温大雅笔下却演化为如下故事：
唐公亲率诸军围河东郡，（守将）屈突通不敢出，闭门自守。城甚高峻，不易可攻，唐公观义士等志，试遣登之，南面千余人应时而上。时值雨甚，公命旋师。军人时速上城，不时速下。公曰：“屈突（通）宿卫旧人，解安阵队，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我师常胜，入必轻之，骁锐先登，恐无还路。今且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时；杀人得城，知何所用！”乃命还。《资治通鉴》卷184胡三省注引。
这番悲怀慈语善则善矣，但想当然的成分恐占多数。
起居注的内容虽然都是事关重大的要闻，但其旨归却在于藏之秘府传之其人，而非传播中外咸使知闻，甚至就连起居注的主角皇帝本人都不得披览。如文宗开成四年（839）：
上（文宗）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记注观之，（魏）謩不可，曰：“记注兼书善恶，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为善，不必观史！”上曰：“曩（过去）尝观之。”对曰：“此曩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观史，则史官必有所避讳，何以取信于后。”上乃止。《资治通鉴》卷246。
在朕即国家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起居注这一封闭式的传播样式有时对人君倒也能产生一定的儆戒作用。一个为所欲为的君王可以不在乎当世舆论的千夫所指，但他不能不常常顾忌到后世舆论的众口铄金。从这个意义上讲，封闭的旨在传之后世的起居注反倒对当世之人构成舆论监督之势。就像孙伏伽在上高祖的建言书中所写到的：“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既为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旧唐书》卷75。在下面这段涉及起居注的君臣对话中，就包括了更丰富而明确的意味：
(贞观十五年），迁（褚遂良）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尝问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褚）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太宗以为然。《旧唐书》卷80。
与起居注关系密切的时政记，为唐代的“专利品”。“这是由知印宰相每日撰写的一种纪事，但要由其他宰相副署。”［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669页。它最早是由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姚璹，于693年奏请实施的制度，据《旧唐书·姚璹传》记载：
自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姚）璹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姚）璹始也。《旧唐书》卷89。
《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姚璹的《修时政记》40卷。作为“宰相记天子之事以授史馆之实录”（《旧唐书·李吉甫传》），时政记可以说是对起居注的一种补充性记载；但从新闻传播上看，它又未始不是一种出于最高当局的新闻把关或舆论导向。由于掌管起居注的是普通官员，品秩不高，仅为从六品，不参与高层决策，难从整体与全局的高度把握事态，因而他们通常只是就事论事的记下一笔新闻事件的流水账，而无法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在宏观层面上驾驭众多的事实。李德裕任宰相时，干脆要求将起居注交宰相审査，以免“军国大政，传闻疑误”［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669页。或许正是针对起居注这一见木不见林的问题，朝廷觉得有必要在此之上增加一种综述性的时政记，以便对官方的“宣传报道”进行指导或引导。其作用恰似当今报刊上的综述与社论，将孤立的事件提炼为综合的事态。关于起居注与时政记的由来、兴废及功用，胡三省曾做过如下一段总括式解说：
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议记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东内大明宫的内朝正殿）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高宗临朝不决事，有所奏，惟辞见而已。许敬宗、李义府为相，奏请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对仗承旨，仗下与百官皆出，不敢闻机务矣。长寿中（693），宰相姚璹建议：仗下后，宰相一人录军国政要，为《时政记》，月送史馆。然率推美让善，事非其实，未及亦罢。而起居郎因制敕稍稍笔削，以广国史之阙。起居舍人本记言之职，惟编诏书，不及他事。开元初，复诏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随仗而入，位于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专权，又废。太和九年（835）诏起居郎、舍人，凡入阁日，具纸笔，立螭头下，复贞观故事。《资治通鉴》卷246文宗开成四年十月。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起居注、时政记、实录的目的虽在修史，但也给当时的新闻传播提供了材料。新闻理论家甘惜分先生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它们是历史，也是新闻，是实实在在的新闻，是当代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新闻。那些史官也正是当时的新闻记者，尽管那时没有新闻记者这个名称，它们却是真正的新闻记者，它们那时所记载的新闻也就成了不可改变的历史记录。”《甘惜分自选集》，4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另外，由于起居郎等职如同国务秘书或机要秘书，他们想来当会自觉不自觉地起到信息传布的作用，时常难免会有意无意地将朝廷信息透露出来，流传开去。
以上我们用三章篇幅分别探讨了唐代官方新闻传播的常规形式，即报状、露布、檄书、烽燧、榜文、注记等。除了这些常规形式外，在唐代多姿多彩的新闻传播活动中，还有不少随机应变花样翻新的“反常”形式。它们犹如夏夜星空中可遇不可期的流星，虽然往往是一次性的，但却以其亮丽夺目的光彩在群星闪烁的历史长河中留下灿烂的一瞬。这里我们不妨简要谈谈三种此类形式，以窥那个充满活力的时代在新闻传播领域内的创新于一斑。
（隋文帝开皇十年即590年）总管史万岁帅众二千，自婺州（浙江金华）别道逾岭越海，攻破溪洞，不可胜数。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寂无声问者十旬，远近（之人）皆以（史）万岁为没。万岁置书竹筒中，浮之于水，汲者得之，言于（史万岁的上司杨）素。（杨）素上其事，上嗟叹，赐万岁家钱十万。《资治通鉴》卷177。
这是一例颇具冒险色彩的竹筒传书。它令人不禁联想起凡尔纳科幻小说中的有关情节。
（隋）大业之末，盗贼蜂起，人多流亡，（隋将尧）君素所部独全。后从骁卫大将军屈突通拒（李渊）义兵于河东。俄而（屈突）通引兵南遁，以（尧）君素有胆略，署领河东通守。义师遣将吕绍宗、韦义节等攻之，不克。……时围甚急，行李断绝，（尧）君素乃为木鹅，置表于（木鹅之）颈，具论事势，浮之黄河，沿流而下。河阳守者得之，达于东都（洛阳）。（隋东都留守）越王（杨）侗见而叹息，于是承制拜（尧）君素为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散官），密遣行人劳苦之。《隋书》卷71。
这是一例不无喜剧色彩的木鹅传表。
（玄宗朝宰相）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这一例信鸽传信尤其值得重视。因为它不仅是古代的一种高效而稳妥的传播形式，更因为在世界各文明国度中都或迟或早地采用过这种形式，为此使用信鸽的早晚仿佛也就成为文明发达的一个标志。另外，路透社的创始人路透早年经营电讯业务时，也曾使用过信鸽，在路透社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关于张九龄与信鸽之事，美国学者谢弗在其享誉学界的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吴玉贵的中译本名为《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这么写道：
中村久四郎列举的证据说明，宰相张九龄曾经用一只叫做“飞奴”的信鸽为他送信。张九龄很可能是从广州的波斯商人或者僧伽罗商人那里学到信鸽传书的知识的。……据此，我们可以将使用信鸽的知识传入中国的时间定在公元七世纪后期。［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72页。
说张九龄的信鸽传书知识来自广州的波斯商人乃属谢弗的推断，其依据无非是两条。
第一，张九龄生于曲江（今广东韶关），距广州不远；第二，段成式在《酉阳杂俎·羽篇》“鸽”条中写过：“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154页。在未有直接根据证明张九龄的确受教于外人之前，只能说中国见诸史册的信鸽传信始于张九龄的少年时代，即七世纪末。
探究官方新闻传播诸方式的初衷，自然在于揭示新闻是如何传布的，是经由何种渠道扩散的。然而，当我们追踪新闻传播的一般路径时，不期然而然地也发现另外一种轨迹，即在官方的新闻传播网络中，信息有时往往不是由上而下、由点及面的扩张，而是相反——从下而上、由面及点的聚敛。包括状报、露布、烽燧、羽书、注记等在内的几乎所有官方新闻传播手段，或偶然或必然地都会不时呈现此一共性。这与金字塔的权力体系、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以及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一些理念表面看似乎具有一定同构关系，但内在的逻辑线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