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

第34章 儒家的独尊和道家的复兴(1)

汉朝不仅在年代上继承秦朝,而且在许多方面也是继承秦朝。它巩固了秦朝首次实现的统一。
统一思想
为达到巩固统一的目的,秦采取了许多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统一思想的政策。秦统一六国之后,丞相李斯上书始皇帝,说:“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史记·李斯列传》)
然后李斯提出极端严厉的建议:一切史记,除了秦记;一切“百家”思想的著作和其他文献,除了由博士官保管的,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都应当送交政府烧掉。至于任何个人若想求学,他们都应当“以吏为师”。(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帝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于公元前213年付诸实施。这虽然是彻底扫荡,实际上却不过是长期存在的法家思想合乎逻辑的应用而已。韩非早已说过:“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李斯建议的目的很明白。他肯定是希望只有一个天下,一个政府,一个历史,一个思想。所以医药之类实用方技之书免于焚烧,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因为它们是技术书籍,与“意识形态”无关。
可是,正是秦朝的残暴促使它迅速垮台,汉朝继之而兴,大量的古代文献和“百家”著作又重见天日。汉朝统治者们虽然不赞成其前朝的极端措施,可是他们也感到,如果要维持政治上的统一,还是一定要统一帝国内的思想。这是统一思想的第二次尝试,是沿着与秦朝不同的路线进行的。
汉武帝(公元前140年至前87年在位)进行了这一番新的尝试,他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
公元前136年左右,董仲舒在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他在对策的结论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
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正式宣布儒学为国家官方学说,《六经》在其中占统治地位,当然,儒家要巩固这个新获得的地位,需要用相当时间从其他对立的各家中择取许多思想,从而使儒学变得与先秦儒学很不相同。前一章我们已经讲到,这个折中混合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而且自从武帝以后,政府总是使儒家比别家有更好的机会来阐发他们的学说。
董仲舒所说的大一统原则,也在《春秋公羊传》中讨论过。《春秋》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的解释中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据董仲舒和公羊学派说,这个大一统,就是孔子作《春秋》时为他的理想中的新朝代制定的纲领之一。
武帝根据董仲舒建议而实施的措施,比起李斯向始皇帝建议的措施,要积极得多,也温和得多,虽然两者的目的同样地在于统一整个帝国的思想。汉朝的措施,不是像秦朝的措施那样不加区别地禁绝一切学派的思想,造成思想领域的真空,而是从“百家”之中选出一家,即儒家,给予独尊的地位,作为国家的教义。还有一点不同,汉朝的措施没有颁布对于私自教授其他各家思想的刑罚。它仅只规定,凡是希望做官的人都必须学习《六经》和儒学。以儒学为国家教育的基础,也就打下了中国的著名的考试制度的基础,这种制度是用于扩充政府新官员的。这样一来,汉朝的措施实际上是秦朝的措施与以前的私学相调和的产物。这种私学,自孔子以后越来越普遍了。有趣的是,中国第一个私学教师,现在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国学教师。
孔子在汉代思想中的地位
这样做的结果,孔子的地位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就变得很高了。大约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文献,名叫“纬书”。纬,是与经相对的,譬如织布,有经有纬。汉朝许多人相信,孔子作了《六经》,还有些意思没有写完,他们以为,孔子后来又作了《六纬》,与《六经》相配,以为补充。所以,只有《六经》与《六纬》的结合,才构成孔子的全部教义。当然,这些纬书实际上都是汉朝人伪造的。
在纬书中,孔子的地位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例如,有一篇春秋纬,名叫“汉含孳”,它写道:“孔子曰:丘览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另一篇春秋纬,名叫“演孔图”,说孔子是黑帝的儿子,还列举了孔子生平的许多奇迹。这都是荒诞的虚构。这些纬书把孔子说成超人,说成神,能预知未来。这些说法若真正统治了中国,孔子的地位就类似耶稣的地位,儒家就成了地道的宗教了。
可是不久以后,儒家中具有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头脑的人,针对这些关于孔子和儒学的“非常可怪之论”,提出了抗议。他们认为,孔子既不是神,也不是王,只是一个圣人。孔子既没有预知有汉,更没有为任何朝代制法。他不过继承了过去伟大传统的文化遗产,使之具有新的精神,传之万世罢了。
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之争
儒家中的这些人形成了一派,名为古文学派。这个学派的得名,是由于它声称拥有“秦火”焚书之前密藏的经书,都是用古文字体书写的。相对立的一派,有董仲舒等人,称为今文学派,其得名是由于所用的经书是用汉朝通行的字体书写的。
这两个学派的争论,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大的争论之一,这里不必详说。这里必须说的只有一点,就是古文学派的兴起,是对今文学派的反动,也是革命。西汉末年,古文学派得到刘歆(约公元前46—公元23)的支持。刘歆是当时最大的学者之一。由于他全力支持古文学派,到了后来,今文学派的人就攻击他一手伪造了全部古文经,这是很冤枉的。
近年来,我看出这两派的来源很可能上溯到先秦儒家的两派,今文学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继续,古文学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现实派的继续。换句话说,今文学派出于孟子学派,古文学派出于荀子学派。
《荀子》有一篇《非十二子》,其中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这一段话,现代学者长期困惑莫解。《中庸》据说是子思作的,可是在《中庸》里,在《孟子》里,都没有提到五行。但是在《中庸》里,还是有这样的话:“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第二十四章)《孟子》里也这样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下》)这些话似乎可以表明,孟子和《中庸》的作者(如果不是子思本人,也一定是子思门人)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相信天人感应和历史循环。我们会想起,这些学说在阴阳五行家中都是很显著的。
若把董仲舒看成与孟子一派有一定的联系,那么,上述的荀子对子思、孟子的非议就更加有意义了。因为董仲舒观点的原型如果真的出于孟子一派,则董仲舒是孟子一派的新发展,根据董仲舒来判断孟子,则孟子也的确可以说是“僻违”而“幽隐”了。
这个假说,还有事实可以增加它的力量。这就是,孟子和董仲舒都以为《春秋》是孔子所作,都特别重视《春秋》。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滕文公下》)孟子的说法是,孔子作《春秋》,是做天子所做的事。从这个说法,很容易得出董仲舒的说法,说是孔子果真受天命为天子。
还有一个事实,就是董仲舒阐明他的人性学说时,总是毫不隐讳地拿它与孟子的人性学说做比较。在前一章已经指出,二人的人性学说的不同,实际上只是用语的不同。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假说,认为今文学派是儒家理想派即孟子一派的继续,那么就只有假定古文学派是儒家现实派即荀子一派的继续,才合乎道理。正因为如此,所以公元1世纪的古文学派思想家,都具有与荀子和道家相似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在这方面,荀子本人是受道家影响,前面已经讲过了)。
扬雄和王充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是古文学派成员,就是持有自然主义宇宙观的实例。他著的《太玄》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反者道之动”的思想,这正是《老子》和《易经》的基本思想。
扬雄还写了一部《法言》,在其中攻击阴阳家。当然,他在《法言》中也称赞了孟子。不过这也无碍于我的假说,因为孟子虽有某些阴阳家的倾向,可是从未走到像汉代今文学派那样的极端。
古文学派最大的思想家无疑是王充(公元27—约1),他以惊人的科学的怀疑精神,反对偶像崇拜。他的主要著作是《论衡》。他谈到这部著作特有的精神时写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论衡·佚文篇》)又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论衡·薄葬篇》)
王充用这种精神有力地攻击了阴阳家的学说,特别是天人感应的学说,无论是目的论的,还是机械论的。关于天人感应论的目的论方面,他写道:“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论衡·谴告篇》)
关于此论的机械论方面,他说:“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顺逆横从,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蚤虱蝼蚁不能,而独谓人能,不达物气之理也。”(《论衡·变动篇》)
小说推荐
返回首页返回目录